雷墨

在拜登政府的联盟遏华战略中，日本的倾向性是比较明显的。相比于美国其他盟友，日本的“选边”是比较扎眼的。

在学术术语中，这叫“战略清晰”。与之相对的是“战略模糊”，即在重大战略问题上，不公开或明确倾向于那一边，而是游走于中间地带。

如果对比安倍第二次执政期间，较为主动地缓和中日关系，可以明确地感受到，菅义伟政府越来越“配合”美国的对华战略竞争。如何理解日本的这种战略转向呢？

如果从日美同盟的角度来看，日本对华战略的清晰度一直都很高，不存在“战略模糊”问题。也就是说，日本想构建什么样的中日关系，整体上从来没有逃出日美同盟框架。对于日本来说，日美同盟在效力上甚至扮演着“准宪法”的角色。

但是，如果从现实的外交操作来看，日本战略的模糊空间是显而易见的，只是在二战结束之初有过短暂的“清晰”（但那段时期日本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外交）。这背后的动力，是日本“模糊”在日美同盟体系里追求“正常国家”的渴望。

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同年9月中日建交。正统的历史解释是，日本担心美国搞“越顶外交”，所以抢先与中国建交。但谁能否认，日本着急的背后，也有成为“正常国家”的动机呢？不与身边的大国建立外交关系，日本“正常”的拼图上就少一大块。

冷战结束之初，中国遭遇了一波西方的制裁、封锁，日本是率先对中国“解封”的发达国家。此后，日本逐渐形成了安全上依赖美国，经济上与中国日益紧密直至“依賴”的局面。

对于日本来说，目前战略环境的变化幅度，不亚于当年的“越顶外交”。所不同的是，当年美国选择与中国“联结”，现在想的是“脱钩”。日本似乎又到了抉择时刻。

中国不能指望日美同盟不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中扮演更大角色，同时也要防止日本彻底被美国“整合”。

如果历史可以为鉴，判断日本未来战略走向，更值得关注的是其战略模糊的空间和能力，而不是简单地认定日本选择了谁。

毫无疑问，拜登政府在压缩日本战略模糊的空间。这一点，在今年4月菅义伟访美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虽然包括布林肯在内高官，公开表态是不要求盟友在中美之间选边。而真实的情况，却如某位美国学者所说，“极限施压，压到对方受不了为止”。

但需要指出的是，日本战略模糊的空间和能力，已不再全然取决于美国单方面的赐予。在这个问题上，如何经营中日关系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

无论美国把对华战略竞争营造到何种程度，最终也不得不思考“如何共存”的问题。而相对于美国来说，紧邻中国的日本，这个问题更为紧迫。就如同当年因担心“越顶外交”而抢先与中国建交那样。

所以，目前这个阶段，严肃思考如何与崛起的中国共存的紧迫感越强烈，日本就越有动力主动地拓展自己战略模糊的空间和能力。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角色不能缺位。中国不能指望日美同盟不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中扮演更大角色，同时也要防止日本彻底被美国“整合”。

就目前的态势而言，这对中国的对日外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要让日本感受到选边美国的痛感；另一方面，也要让日本切实感受到战略模糊的获得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