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义

毫无疑问，中国企业正在迎来一个“强监管”时代。

事例包括但不限于：在蚂蚁金服上市被叫停之后，有关部门不断推进对大型互联网平台的反垄断审查；“双减”文件出台，教培行业遭受重创；中概股赴美上市，以后必须按照法律规定进行网络安全审查。

一个个带有强监管色彩的政策，被比喻为一个个锤子，对相关行业影响甚大，也几乎毫无例外地冲击到资本市场的表现。客观而言，这些强监管政策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和国内外形势带来的必然结果，是经济领域国家治理的必需，更是呼应社会关切和民心之所向。

比如说，教育成本和教育焦虑是影响高品质生活的重要原因，这点想必做家长的都深有体会。大型互联网平台的垄断和排斥竞争趋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监管机构要求网络平台保证骑手的行动摆脱算法的不合理要求，其实也是积极回应了一段时间以来的社会关切。至于“掌握超过100 万用户个人信息的运营者赴国外上市”，必须申报网络安全审查，其实相对于美国方面的各种审查来说，并不算严苛，并且中方的反应还远远谈不上“对等”。

看清政策背后的大势，我们的判断会冷静不少。企业必须适应强监管的要求，更要以价值创造和责任承担的实际行动来重新赢回社会的好感和信任。

当然，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强监管政策不断推出的背景下，也出现了一种现象，就是一些風闻、揣测或者并不严谨的网络舆论的流行，在左右着人们对监管走向的判断，甚至左右着对中国经济未来的预期。

这样的事情特别容易在中国发生，其根本原因是网络舆论的生态错综复杂，人们容易跟风。依法治理是最可靠、最稳定的治理，而我们一些地方和部门在一些具体政策措施的推进和执行方面，离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还有距离，政策措施的透明度和可预期性仍然有待提高。所以，每当我们出于国家发展大政方针的要求，对企业和行业开展监管行动时，不能不同时密切留意在落实推进和具体执行上对企业和行业的“误伤”，并随时“纠偏”。

这样的事情在过去也上演过，比如治理环境污染和“一刀切”对中小企业的伤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今天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之后，需要深刻调整的范围更广、力度更大，所以暴露的矛盾和问题会更加明显。

因此，稳预期仍然是中国宏观政策最重要的价值取向之一，特别是在如今的舆情环境之下，强监管不能被歪曲到对企业家的基本社会职能和社会评价的怀疑上去，不能被歪曲到对中国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批判上去。

正如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最近在全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峰论坛上说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不会改变，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不会改变。在一个以中小企业为主题的论坛上重申这两个“不会改变”，针对的显然不仅仅是中小企业，而是对所有的企业家喊话。正如刘鹤所说，政府一定会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一定会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两个毫不动摇”，就是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筹安全与发展，目的也是保护公平竞争，促进资本健康有序发展，保护消费者利益，更好服务于构建新发展格局。

具体到对企业家的影响，也还是在“承担社会责任”框架之内。对新的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和企业家可能一时会有不适应，但一定会在磨合之后进入一个稳定轨道，因为它并不涉及对基本契约关系的改变。

同时，高质量发展对监管政策的法治化水平和精细化水平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需要防止的是以某种社会情绪来绑架政策，因为目的的正确而忽略政策从制定到执行的水准。强监管的目的是促进市场主体持续健康发展，这一点不会因为主观目的正确而自动实现，实际上更取决于监管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预期性。

正如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在评价美方增加了赴美上市信息披露要求时说的，在统筹安全与发展的制度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中国证监会将与有关部门密切沟通，进一步统筹处理好投资者、企业、监管等各方关系，进一步提高政策措施的透明度和可预期性。中美两国监管部门应当加强沟通，找到妥善解决的办法，为市场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政策预期。

总之，宏观监管政策必须坚持稳市场、稳预期，进一步提高监管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预期性，避免让企业在变幻莫测、真假难辨的政策信号左右下从生产性活动中退出。通过稳预期，在非常时期减少对相关行业和相关人员的冲击，维护市场稳定，同时也通过强监管促进市场健康成长，真正将企业引导到高质量发展的轨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