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在田

长江流经荆州市沙市区的河段，这段长江又名荆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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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张居正故居里的一代名相塑像。　视觉中国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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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城古称江陵，位于长江凿穿巫山涌入平原汇而成泽的中游地带，这一段长江也因此而得名荆江，自古以来就是令人闻而色变的洪涝重灾区。

嘉靖年间，大明王朝亦如长江进入中游的荆江段，进退乏力，险象环生，到处有决堤风险。所幸，一位江陵才俊横空出世，他加固了荆江堤防，进而驾驶着风雨飘摇中的帝国巨舰度过了财政、国防、吏治等重重危机，实现了明朝历史上的最后一次中兴。

序章

太白诗云：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那是他在流放夜郎途中忽然接到赦令，绝处逢生，旋即买舟东返，从长江三峡西侧起点瞿塘峡口的白帝城出发，顺风顺水直下三峡，出夷陵而至江汉平原，一日之间抵达长江中游的第一大码头——江陵。

江陵这个名字如今不太响亮了，然而自春秋以降，直至上世纪初平汉铁路南北贯通造就大武汉崛起之前，江陵一直是长江中游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素有“七省通衢”之称。从地理上来说，它位于古云梦泽西首，古人由中原穿过南襄盆地进入江汉平原后，或东渡云梦前往吴越，或横渡长江南下湖湘，或溯江而上西进巴蜀，都要在江陵这座水陆枢纽登船离岸。从政治上来说，江陵于春秋战国为楚都纪郢；于两汉三国为南郡治所，很长时间内也是荆州的机关所在地；于南朝为西京，同南京并立；自唐代起为荆州府治所，明清两代皆沿袭唐制，故而江陵城又称为荆州城。也正由于这一历史渊源，江陵于1996年更名为荆州市，而将其东南一隅命名为江陵县，今之江陵与古之江陵，相去不可以道里计矣。

出江陵城东门不到二里地便是草市，这里过去是不太起眼的老城厢，如今旧城改造开发了不少楼盘，又是新加坡城又是万达保利。在明清两代这里可是极为热闹：它向西通往荆州府城，向东南通往长江边的沙市码头，向东北通往江汉运河，由此可直通汉水，上溯襄阳，交通十分便利，因此是明清两代荆州府税关和清末沙市海关的所在地，也是江陵城外的繁华集市。

明朝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的端午节，一个男婴诞生于草市东首的张家台。由于他的曾祖父在他出生前梦见自家水缸里浮出了一头白色大龟，便以此吉兆为曾孙起名——总不能叫“白龟”嘛，那就叫“白圭”吧。

张白圭长大后扬名天下，流芳千古。他曾在书信中说道：“苟利国家，生死以之”，后来被林则徐化用到了其著名诗句中：“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他曾打过一个比方：“爝火之方微也，一指之所能息也。及其燎原，虽江河之水，弗能救矣”，后来被称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这个江陵的孩子，更为世人所熟知的名字，叫做张居正。

江陵的神童

张居正因世居江陵，又被称为“张江陵”。如今江陵虽已改名荆州，却仍以他为骄傲，城里有张居正街，城外有首辅路（张居正曾任内阁首席大学士十年，明代又称首辅）、太岳路（张居正号太岳），俨然成为荆州的城市名片。

其实张居正祖上并非江陵本地人，而是源出于拥立明太祖朱元璋打下明朝江山的淮西集团。根据张居正回忆父亲兼及先祖的文章《先考观澜公行略》，张家七世祖张关保是濠州定远人——濠州便是今天的安徽凤阳，乃是朱元璋的出生地，后来亦由朱元璋御笔改名为凤阳；定远如今隶属安徽滁州，但在民国以前一直属于濠州和凤阳府，因此张关保和朱元璋是凤阳同乡。

在元末农民起义的风潮中，出身卑微的朱元璋不甘久居人下，打着红巾军的旗号跑到定远募兵，搭建起自己的基干部队：淮西集团，张关保就是其中的普通一兵。他在定远老乡徐达麾下攻略淮西，南下合肥，渡江攻取采石矶，又随军平定江南，足迹远至两浙、闽粤，凭着多年的功劳苦劳在明朝一统宇内后荣升归州长宁所千户，也就是驻扎在湖北秭归山区的一名基层部队指挥官，约略相当于今天的团级干部，这对于一名身经百战的老兵来说，也算是十分圆满的归宿了。况且根据明代军制，张关保入了军籍，其家庭就成为职业军人世家，世代当兵吃粮，在元末明初那个兵连祸结的年代这可是一份相当珍贵的铁杆庄稼。

然而，到了张居正的曾祖父张诚这一代（也就是梦见白乌龟的那位老人），由于他是张家次子，无法世袭千户，只能在长兄手下当兵。加上明朝进入中期，朱元璋建国时曾经引以为豪的“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的军户军屯制走向破产，军屯土地日渐萎缩，军户家庭日益破落，“军士妻子，衣食不给，皆剜蕨根度日”，养活不了逐代增殖的军户子孙。张诚只得离开祖辈服役的归州长宁卫所，搬到江陵城外的草市自谋生路，从此脱离了军籍——这便是“江陵张氏”的低调缘起。

张家先祖行伍出身，世世代代目不识丁，家族传承毫无文化底蕴可言。张诚落户江陵，给儿子张镇在辽王府谋了份护卫差事，继续当兵吃粮，依然没有文化。张镇就是张居正的祖父，他生子张文明——“文明”这个名字也是张诚老先生取的，希望孙子改弦易辙，用知识改变命运，以文化提振家声——结果仍是枉然：张文明虽然走门道补了个府学生，却始终考不上举人，够不上官僚的门槛。《儒林外史》中范进五十四岁才得到考官赏识考上秀才，但只参加了一次乡试便中了举人，衍生出“范进中举”的悲喜剧；而现实中的张文明先后考了七次乡试，前后至少考了21年，到了范进中举的年纪终于承认自己不是这块料，就此罢手。

然而，张居正出世后，世代白丁的张家文脉指数直线飙升。事实上，促使张文明放弃参加科举考试的直接原因，就在于他的儿子张居正这一年已经进了翰林院。如果打个不太贴切的比方，张文明参加七次高考（乡试）都没有过录取线，但他的儿子早已博士毕业（会试），完成了博士后阶段（庶吉士），这会儿都拿到终身教职（tenure-track）了。

张居正从小就是江陵的传奇人物，是当地家喻户晓的“别人家的孩子”。

比如，张居正两岁时，堂叔同他开玩笑，随手翻开《孟子》要他记住“王曰”二字；过了几天，发现张居正居然真能认出这两个字——虽然“王”“曰”字形简单，但对于两岁的孩子来说却并非易事。

又如，张居正五岁入学读书，十岁通六经，虚岁十二岁便参加童生考试，轻松通过，成了俗称的秀才。当时他还叫“张白圭”，荆州知府李士翱对他惊为天才，将其名字改为更有格局的“居正”二字，并将他介绍给湖广学政，希望为他今后的科考铺平道路。

再如，镇守江陵的朱姓藩王叫做辽王，早先是朱元璋的第十五个儿子朱植，封地在辽西，故称辽王，建文帝朱允炆时期怕他伙同皇叔燕王朱棣造反作乱，因此将辽王迁至荆州府，却没有改称荆王。辽王朱植的七世孙朱宪　与张关保的七世孙张居正同年，由于他幼年丧父，早早就袭封辽王，由其嫡母毛太妃主持家务。这位毛太妃望子成龙，便将王府护卫张镇的神童孙子召进王府陪儿子读书，还动不动拿这位新科秀才作为正面典型教育儿子：你们俩一般年纪，你是大明朝的金枝玉叶，人家是山沟沟里爬出来的丘八后代，世世代代伺候我们朱家，照理说是有天壤之别。可是你如果再不努力用功的话，将来迟早你要被人家牵着走！

你看，纵然贵为皇亲国戚，也免不了被虎妈敲打，可见此事自古皆然。

到了十三岁时，全省乃至全国最年轻的小张秀才从荆州府江陵县登船，沿长江顺流而下去武昌府江夏县，参加他的人生首场乡试，也就是省一级的科举考试。荆州段长江又称荆江，因江汉平原地势平坦，这段河道千回百转，曲折悠长，先向东南绕了个大弯到达岳阳，再调头转向东北，经周郎赤壁而至江夏。这也是少年张居正第一次离开家乡出远门，在古云梦泽的遗存、千湖毕集的武昌府见到了驻节于此的湖广巡抚顾璘。顾“省长”久闻张居正“盛名”，专门请这位小神童到楚王府见面，为他单设了一场面试，让他以王府花园中的修竹为题作诗。张居正的文集《张太岳集》中收录了这首他最早的诗歌作品《题竹》，其尾联写道：

凤毛丛劲节，直上尽头竿！

将竹叶比作凤毛，秉承竹之气节，竹之冲劲，直上百尺竿头，独览群芳。虽然诗句稚气未脱，却展现了小秀才的自信与豪气，无怪乎顾璘对他极为赏识，视为未来之国器。

根据张居正的回忆（《张太岳集·书牍十五·与南掌院赵麟阳》），顾璘有一次留他在公馆吃饭，席间把儿子顾峻叫出来，指着张居正介绍：“这就是荆州的张秀才，将来迟早要成为社稷重臣，到那时你去拜会他，他一定会记挂你是故人之子而提携你的！（此荆州张秀才也。他年当枢要，汝可往见之，必念其为故人子也）”这番话分明是把少年张居正视为同辈人，将儿子降了一辈，这也难怪，因为顾璘对张居正“一见即许以国士，呼为小友”。

张居正的这位忘年交对他的前途非常上心，私下去找中央派来监察本次乡试工作的御史，软磨硬泡，百般施压，要求他务必——不得录取小张秀才！

为什么呢？顾璘认为张居正这样才华横溢的神童，从小受人追捧，意得志满，在其《题竹》诗中表露无遗。如果让他十三岁就中了举人，成为全国学界的传奇人物，对他未来的人生不见得有好处，倒不如由自己来做一回恶人，让他摔个不大不小的跟头，经历一次挫折教育，促使他磨砺意志，今后更加奋发图强。

有明一代，科举制度已相当成熟。在这样的严密制度下，想要提拔学渣固然不易，但想要打压学霸也同样困难。张居正的试卷果然被荐卷至主考官处，那位负责公平考试的御史一定费了很大力气才说服考官将张居正落榜。

被省长当面捧到天上，又在背后推落尘埃的小张秀才是否就此看透世事阴暗、人情险恶呢？张居正在多年之后功成名就之时袒露心声：

仆自以童幼，岂敢妄意今日？然心感公之知，思以死报，中心藏之，未尝敢忘。（《张太岳集·书牍十五·与南掌院赵麟阳》）

也就是说，张居正自始至终衷心感激顾璘对自己的知遇之恩，丝毫不提乡试落榜事件，说明他完全理解并接受了顾璘这份奇特的人生礼物。张居正的早慧，由此可见一斑。

从江夏回到江陵，小张秀才闭门读书三年，再次参加乡试，果然中式，成为湖广最年轻的举人。这回他又去拜望顾璘，顾省长解下自己腰间佩戴的犀角腰带，送给小张举人，并且说道：君异日当腰玉，犀不足溷子（《明史·张居正传》），意思是你今后迟早是要当一品大员佩戴玉带的，这条二品犀带你权且先凑合着用吧。此后，张居正又在顾璘的建议下潜心修学七年，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参加会试，高中二甲第九名进士，授庶吉士——这是个过渡性质的职位，先在翰林院工作三年，如果称职的话就可以担任翰林院编修，也就是正式的“翰林”。由于明清两代“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明史·选举志》），因此庶吉士亦可视为内阁大学士的人才储备库，明代称为“储相”，或者说相当于国务院的管培生。

二十三岁的张居正由此背井离乡，在北京定居，开启了一段新的生活。

江陵“间隔年”

七年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三十而立的翰林院编修张居正请了长假，回到老家江陵，开始休他的“间隔年”。

据张翰林自己陈述：“不肖以病谢归，前后山居者六年，有终焉之志（《张太岳集·文集十·先考观澜公行略》）”，也就是说他请了病假回家，前前后后待了六年，当时就准备这么过下半辈子了。

事实上张居正从嘉靖三十三年到三十六年在江陵度过了大约三年悠闲时光，根据其长子张敬修编写的《文忠公行实》记载，他首先带着家人在小湖山中搭了个茅草棚，种了半亩竹园，也就是一丛竹子吧，养了一只鹤，过上了文人雅士心目中标准的清逸生活：“终日闭关不启，人无所得望见”，每天洒扫庭除，煮茶洗药，有时读书，有时打坐，效仿王阳明养吾浩然之气，然后“博极载籍，贯穿百氏”，也就是博览诸子百家之书，最后还用了一组后人读来颇有些矛盾的描述：究心当世之务，盖徒以为儒者当如是，其心固谓与泉石益宜，翛然无当世意矣。

既然说他在用心钻研“当世之务”，怎么又强调他的身心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无拘无束脱离了当世尘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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