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晨

摘要：忽必烈时期是元代整合治理和多元文化政策的巅峰时期。这一阶段，蒙古政权实现了全国的统一，结束了唐末以来的割据局面，从外部统治来看，其疆域之辽阔，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首屈一指，同时在世界范围内也极为罕见;内部整合来讲，多元的文化政策、包容的民族政策“因俗而治”和保护本民族利益的“四等人制”，都是这一时期的标签。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由内而外都散发着“包罗万象”的“大元气息”，值得探讨和研究。

关键词：忽必烈;整合;统治;奠基

一、开国建元——与阿里不哥的汗位之争

由于蒙哥的突然病逝，临终前也没有明确指定自己的继位者，忽必烈和阿里不哥都有继承汗位的可能，这也就直接造成了两者长达四年的汗位之爭。

中统元年（1260年）四月，忽必烈在诸王和百官的劝进下即大汗位，并在诏令中称：“太祖嫡孙之中，先皇母弟之列，以贤以长，止予一人”，体现了自己代表了蒙古帝国的最高权威。中统二年（1261年）十一月，“大兵与阿里不哥遇于昔木土脑儿之地，诸王合丹等斩其将合丹火儿赤及其兵三千人，塔察儿与合必赤等复分兵奋击，大破之，追北五十余里。帝亲率诸军以蹑其后，其部将阿脱等降，阿里不哥北遁。”这一战，基本消灭了阿里不哥的主力，使其再无力与忽必烈相抗争。中统五年（1264年），“阿里不哥自昔木土之败，不复能军，至是与诸王玉龙答失、阿速带、昔里给，其所谋臣不鲁花、忽察、秃满、阿里察、脱忽思等来归。诏诸王皆太祖之裔，并释不问，其谋臣不鲁花等皆伏诛。”忽必烈处死了阿里不哥的谋臣，并将其软禁，这也宣告了长达四年的汗位之争以忽必烈的胜利而告终，同时也预示着“汉化派”战胜“守旧派”，为之后的一系列汉化改革奠定了基础。

同年，忽必烈改元“至元”，中统五年即至元元年。至元八年（1271年），“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改元建国号等一系列举措，正是忽必烈长期以来深受中原文化熏陶的结果，也正式开启了他实现大一统的伟大进程。

二、南宋灭亡和“破坏文明”说

至元四年（1267年）到至元十六年（1279年），忽必烈为完成实现大一统，开始了长达十二年的灭宋战争。首先，忽必烈派阿术攻打襄阳，“阿术略地至襄阳，俘生口五万、马牛五千。宋人遣步骑来拒，阿术率骑兵败之。”次年，“辛丑，敕陕西五路四川行省造战舰五百艘付刘整。”可见忽必烈已经为南下灭宋做了充足准备。至元十年（1273年），“宋京西安抚使、知襄阳府吕文焕以城降。”这也宣告襄阳失守，蒙古大军取得了襄樊之战的胜利。此后，南宋的守军力量已经大幅度减弱，阿术上奏表示：“臣略地江淮，备见宋兵弱于往昔，今不取之，时不能再。”主张应该把握战机，一鼓作气南下灭宋。至元十二年（1275年），在丁家洲战役中，“伯颜命左右翼万户率骑兵，夹岸而进，继命举巨炮击之。宋兵阵动，夏贵先遁，似道错愕失措，鸣钲斥诸军散，宋兵遂大溃。”此役蒙古大军击败宋军水陆阻击，彻底瓦解了宋军主力。至元十三年（1276年），“宋主遣其保康军承宣使尹甫、和州防御使吉甫等，赍传国玉玺及降表诣军前”，宋恭宗向蒙古臣服，标志着南宋政权的基本灭亡。至元十六年（1279年），蒙古大军在崖山海战中消灭南宋最后的残余势力，“张弘范将兵追宋二王至崖山寨，张世杰来拒战，败之，世杰遁去，广王昺偕其官属俱赴海死，获其金宝以献。”南宋政权宣告彻底灭亡。

根据以往的感性认识，蒙古人以骁勇善战著称，加之文明程度不及中原地区，势必会对中原文明造成大规模的破坏。但是情况并非如此：不同于以往对于“屠城”等野蛮战后仪式的印象，蒙古军队在攻破杭州后，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烧杀抢掠，杉山正明先生认为，杭州城内的少量流血事件都是南宋下级士兵造成的，他们由于对前途比较迷茫，看不到以后的出路，从而将对于蒙古军队的敌意转到南宋政府和大量平民身上，引发了一系列的暴乱。杨志玖先生也将忽必烈灭亡南宋的至元十六年（1279年）作为一个分界线，前后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情形：之前中原和江淮地区由于常年战乱经历了一定的破坏，之后局势趋于平稳，破坏程度明显减轻。其实，在南下灭宋的战役中，忽必烈多次表示要严整军纪，不可滥杀百姓，至元十一年（1274年）的昭文中有提及“无辜之民，初无预焉，将士毋得妄加杀掠。”至元十二年（1275年）三月，“国信使廉希贤等至建康，传旨令诸将各守营垒，毋得妄有侵掠。”征服战争中对于历史文明的破坏是在所难免的，忽必烈深受汉化影响，不同于以往蒙古大汗诸如“屠城”等一系列有意破坏历史文明的行为，他尽可能的将战争对于文明的破坏下降到最低点，体现出一位君主的博大胸怀，在一定程度上是值得肯定的。

三、对汉人信任的转变

忽必烈与汉人的渊源颇深，当其还是藩王时，就“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这其中就包括了许多汉人，在他们的帮助下，漠南汉地的治理井然有序，为日后的大业奠定了物质基础。这一时期，忽必烈将汉人视为自己的左膀右臂，给予了充分的信任。

中统三年（1262年）的李璮叛乱使得忽必烈对于汉人的信任出现了巨大的转变。李璮是金末山东军阀李全之子，太祖十六年（1222年），“全叛宋，举山东州郡归附”，李璮也随父投降蒙古，在其父死后袭其位，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南合曾向忽必烈进言“李璮承国厚恩，坐制一方，然其人多诈，叛无日矣。”忽必烈也深以为患，无奈当时忙于和阿里不哥争夺汗位，无力顾及，故而拜其为“江淮大都督”，暂时稳住局势。不久之后，“己丑，李璮反，以涟、海三城献于宋，尽杀蒙古戍军，引麾下趋益都。”忽必烈“发诸蒙古、汉军讨李璮”，最终李璮战败，“入大明湖，投水中不即死，获之，并蒙古军囊家伏诛，体解以徇。”不仅如此，连颇受忽必烈器重的平章政事王文统，“尝遣子荛与鋋（璮）通音耗”，与李璮保持书信往来，为其叛乱出谋划策。这次叛乱使得忽必烈颇有感触，开始重新思考汉人的定位，忽必烈开始思考更多引用色目人作为统治的帮手，以便对汉人进行一定的牵制。

在之后的争夺汗位和灭宋统一进程中，忽必烈为了自身的政治需求，多次听取汉人意见，采用“汉法”，任用汉族官员，甚至对于死守襄阳的吕文焕，高官厚禄，继续任用，“授文焕昭勇大将军、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襄汉大都督，赐其将校有差”，再次体现了作为统治者博大的胸怀和非凡的气度。

综上，忽必烈对于汉人的信任程度可谓一波三折，由最初的极度仰仗信任，到李璮叛乱后的有所保留，再到争汗灭宋过程中的重新启用，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尽相同的态度。笔者认为，这样的态度转变直接体现在后来的“四等人制”中，蒙古人作为统治阶级，拥有着最高的地位和特权，这是毋庸置疑的;汉人作为被最后征服的群体，且曾经出现过一定规模的叛乱，注定了地位的卑微;而且色目人因为在文化上与蒙古人更加相近，并且在蒙古的征服战争中有过实质性的帮助，更像是盟友的身份，所以地位特权也远在汉人之上。

参考文献：

[1]才旦加. 浅析忽必烈时期治藏政策措施及其影响[J]. 卷宗， 2016， 000（007）：1021-1021，1022.

[2]舒傅之. 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汗位之争及其胜负原因[J].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8（01）：64-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