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亚平

[摘 要] 刘少奇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为新中国外交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他是新中国“一边倒”外交格局的推动者之一，中苏同盟关系的维护者之一，中越友好关系的奠基人之一，睦邻友好政策的倡导者和执行者之一，是“我党对外工作的重要奠基人和开拓者”。

[关键词] 刘少奇 新中国外交 奠基

刘少奇是“我党对外工作的重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一直主管党的外交工作”[1]，为新中国外交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一边倒”外交格局的推动者之一

1949年夏，中国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新中国即将诞生。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西方大国普遍采取敌对态度。同时，经过长期战乱，中国经济凋敝，百废待兴。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寻求支持，并决定派刘少奇率代表团赴苏与苏共接触。这个代表团的成员还包括高岗、王稼祥等人。

刘少奇之所以代表中共中央出使苏联，原因大致有二：一是他曾在青年时代留学苏联，1930年左右又在莫斯科的赤色职工国际担任过重要职务，因此对和苏联人打交道比较熟悉；二是他当时是党内二号人物，在毛泽东忙于筹建新中国，一时难以抽身的情况下，适合作为中共的代表人物赴苏进行谈判。

1949年6月26日，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抵达莫斯科。次日，代表团受到苏共领导人的热情接待，与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米高扬等联共（布）中央主要领导人进行第一次会谈，双方直接就贷款和专家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会后，在请示毛泽东并获得同意后，刘少奇于7月4日以中共中央代表团主任名义致信苏共中央、斯大林，通报中国国内情况。通报的内容包括：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及军事形势的详细情况，中共关于建立中央政府的方略，以及关于新中国国家形式、政权性质、外交政策等方面的设想。7月6日，刘少奇再次致信斯大林，提出了代表团拟在莫斯科学习苏联建设的若干问题，以及学习方式问题。7月11日，代表团列席了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7月15日至26日，代表团分别与苏联国家计委、财政部、商业部、国家银行等中央机关负责人进行了座谈，并到工厂企业、集体农庄进行实地参观和学习。此外，代表团单独会晤了斯大林，刘少奇与马林科夫分别代表双方签订了贷款协定。8月13日，劉少奇和苏联元帅华西里列夫斯基会谈，后者表示原则上同意中共组建空军的方案。

刘少奇率团秘密访苏，打破了中苏两党多年来的一些隔阂，并取得了重大成果。双方不仅就新中国建设大政方针、新中国外交政策达成高度一致意见，为实现结盟奠定了坚定的政治基础，而且也在经济、军事等方面达成多项协定。这些协定包括：（1）苏共决定向中共提供3亿美元贷款，并成立借款条约共同起草委员会；（2）苏联同意派200余名专家赴华工作，其中80余名随中共代表团回国；（3）落实苏联帮助中共筹建海军、空军、防空部队的协定；（4）关于中苏之间铁路与航空方面的经济协定。

刘少奇访苏，是中苏两党高级领导人之间一次非常重要的接触，对于中苏同盟的最终形成起到关键作用。访苏期间，刘少奇在致斯大林的报告中，专门就新中国外交问题表示：“在国际活动的政策上，我们一定要与苏联一致”，“一些党外人士批评我们的政策是向苏联一边倒，毛泽东答复他们说：我们的政策就是要向苏联一边倒，如果不与苏联一起站在反帝国主义的阵营，而企图走中间路线，那是错误的”[2]p81。从这个意义上说，刘少奇成为新中国初期“一边倒”外交格局的推动者之一。

二、中苏同盟关系的维护者之一

到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中苏关系进入“蜜月期”。正如刘少奇在当年2月15日的中苏签约庆祝宴会上所说：“中苏两大国之间的深厚友谊，是久已存在的……只有到了今天，由于中国人民的历史性的胜利，这种深厚的真诚的友谊，采用条约的形式把它确定与固定起来，因而就使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开始了一个完全新的时代。”[3]p244

作为中苏同盟的推动者之一，刘少奇为这一友好关系的巩固与发展作出了不懈努力。其一，以中苏友协推进两国友好关系。1949年10月中苏友好协会成立后，刘少奇当选为会长。在他的努力推动下，中苏友协开展了大量的经济文化交流与互助工作，不仅巩固了两国团结，也增进了两国人民友谊。其二，通过解释中苏条约的精神澄清误解。1950年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正式签订，大大巩固和加强了中苏关系。然而，由于条约中包含有关于新疆两个合股公司的协定，引起青年学生的误解。许多人认为协定损害了中国主权，甚至有人骂苏联侵略而政府卖国，还出现了团员退团及请愿事件。为此，刘少奇指出：“为了利用外资以促进中国的工业化，某些事业和外国合营及成立这种合股公司甚为必要，不独和苏联，和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甚至和某些资本主义国家还可能在适当条件下订立这种合营合同甚至租让合同。”[3]p246他的解释澄清了当时很多人关于中苏条约的误会。其三，以关心苏联来华专家推进两国友谊。新中国成立初，大批苏联专家来华工作。刘少奇十分关心苏联专家的生活。他多次探望专家，了解住宿条件和饮食状况。有的专家感动地说：“如果我们在这里不能尽心努力做好工作，完成任务，做出成绩，那我们将问心有愧，也对不起两国的劳动人民。”[4]p225

20世纪50年代后期，由于各种因素，原本十分密切的中苏关系出现阴云。赫鲁晓夫把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领域，推行大国主义、大党主义。对此，中共进行了抵制，并努力以独立自主原则加强各国共产党的团结。1959年4月，刘少奇在会见意共代表团时指出：各国党之间“交换意见只能供参考，不能强加于人，不能让人家一定按照自己的意见办……这是我党与各国党交往的一个原则。”他还说：“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各国的革命政党，包括犯各种错误的党，团结起来，对我们的斗争有利。”[3]p454-455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中苏关系继续走向恶化。赫鲁晓夫力图把观点强加于人，多次在国际场合指责和攻击中共，并在1960年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把双方的分歧公开化。同年7月，苏联撤走全部在华专家。

在中苏关系面临破裂的形势下，刘少奇和邓小平于1960年11月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苏联参加26国共产党与工人党代表会议。会议期间，赫鲁晓夫坚持要修改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在会议文件中完全肯定苏共二十大关于国际形势、国际共运的判断和分析，并指责中共搞分裂。刘少奇对此态度坚决地表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再让步，只能照抄《莫斯科宣言》，你们不能强迫各兄弟都接受你们一家的观点。”[5]p217为了维护团结，刘少奇还诚恳地表示：“兄弟党之间应该真诚相待。”[5]p219最后，经过中方努力，苏共作出妥协。会议通过的《莫斯科声明》在苏共二十大及和平过渡问题上，仍然照抄了1957年《莫斯科宣言》的说法，使国际共产主义阵营暂时维护了团结。

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由于苏联大党主义与大国主义泛滥，中苏关系更趋恶化。对此，中国方面态度明确：一是坚持独立自主，决不屈服；二是以大局为重，努力维护团结。1962年6月，刘少奇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时讲：国际共运的团结，“就只能在某些重要问题上一致，不能在所有问题上一致。求同存异，不同意的就不写在文件上”[3]p557。1963年2月，他在会见英共总书记高兰及英国《工人日报》主编马修斯时说：“中苏两党的团结，是中苏两国人民根本利益所在。”“我们对于中苏两党、两国避免分裂，恢复团结，是抱有希望的。”[3]p5701964年4月16日，刘少奇还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联名致电赫鲁晓夫，庆贺其生日，表达了双方重归于好的愿望。

中共及刘少奇的努力，虽然最终未能挽回中苏关系的破裂，但他们提出和奉行的处理党际关系的原则，在国际共运史上留下了深远影响。

三、中越友好关系的奠基人之一

越南是中国一衣带水的近邻，新中国成立后的一项重要决策就是全面支援越南抗法斗争。从1949年到1954年，在刘少奇直接领导下，中共对越南全面提供援助，帮助其取得抗法斗争的胜利。因此，建立中越友好关系也成为刘少奇外交思想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共对越全面援助始于1949年。这一年11月，在北京举行的亚洲澳洲工会代表会议期间，两名越南特使带着胡志明的亲笔信来华，请求两国建交，并希望中国向越南提供军事、经济援助，派遣军事干部，以及提供3个师装备和1000万美元的财政援助。收到胡志明的信后，刘少奇立即为中共起草了回电：“中共中央同意你们的提议即时建立中越两国的外交关系。”[3]p236

根据刘少奇的建议，胡志明于1950年1月14日声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是越南唯一合法的政府。次日，越南宣布承认新中国，并表示愿意建立外交关系。1月18日，周恩来复电同意建交。同时，刘少奇向越共中央正式通报：中国决定同越南民主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这样，新中国就成为第一个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并与之建交的国家，对越南是极大的支持与鼓舞。随后，苏联及东欧各国纷纷与越南建交，其国际地位得到极大改善。

1月30日，刘少奇会见了秘密来华的胡志明，充分交流了有关中国援越的各项计划与看法。之后，胡志明前往苏联。这时，毛泽东也正在苏联。在与毛泽东、胡志明的会谈中，斯大林明确表示：中国是越南的邻邦，熟悉越南情况，而二战使苏联和东欧各国受到严重创伤，苏联支援东欧各国的负担很重，援越任务应以中国为主。[6]p288这样，新中国就承担起全面援越的重任。

为了快速建立起对越援助机制，解决双方交通通讯问题，刘少奇于1月派罗贵波作为中共驻越联络人秘密出使越南，并向他指示说：“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解放的人民的正义斗争。援助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是我们义不容辭的国际义务。”[4]p234到达越南后，罗贵波与对方立即协商制订了1950年的北面军援计划。考虑到越共还比较困难，刘少奇指示罗贵波：“如越方没有或缺少物资交换，暂时亦可作为军援。待双方将来贸易有可能，越南能付出物资时，可要求他们偿付一部分物资。”[3]p251

中国援越工作虽然很快展开，但由于法军严密封锁中越边界，许多援越物资滞留在广西、云南。为此，越共请求中方协助其扫清高平、老街两个法军据点，以完全打开中越交通线。同时，又提出要求：（1）广西、云南提供两万人的食宿与训练场地，并解决装备；（2）中国军队干部担任越军顾问及战役指挥顾问。

在接到新的请求后，刘少奇多次指示军委有关部门及云南、广西两省尽量满足越方要求，并强调说：“所调武器、弹药必须是合用的，所配干部必须是条件好的，所调拨的一切军需物资都是无偿的。”[4]p240同年4月，刘少奇决定组成以陈赓、韦国清为首的援越军事顾问团，于8月赴越训练部队，并组织边界战役。在此前后，还组成援越政治顾问团。两个顾问团由陈赓统一领导，政治顾问团由罗贵波负责，军事顾问团由韦国清负责，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同年8月，刘少奇又同意向越南派遣援越中国专家团。

在刘少奇的直接领导下，中国对越援助全面展开。一是军事援助。经过越南军民的英勇作战和中国三大顾问团的精诚帮助，到1950年10月，中越边界战役告捷。从此，中越边界畅通无阻，中国援越物资大量运至，越南抗法形势日见好转。据统计，在刘少奇直接领导时期，新中国共向越南提供了各种枪支11.6万支、火炮420门，以及相应的弹药和通信、工程、后勤器械，和大批粮食、被服等大量物质[7]。二是干部训练援助。1950年初，应胡志明请求，刘少奇安排马列学院接受一批越南学生来华学习。4月，刘少奇又同意越方请求，在中国设立一所越南军校。不久，越南军校（对外称“云南军区特科学校”）在云南成立。三是文化教育援助。1950年10月，越共向中共请求送一批少年来华学习。刘少奇随即向黄文欢提出：“如果越方在广西办一所学校，校长和教员由越方担任，中国提供房屋、伙食及衣服等，这样可以用越文授课，同时也可以学中文。等他们中学课程学完后，再分散到各大学与专科学校学习。”[4]p240之后，越南育才学校在桂林开办。考虑到越南以后会急需后勤管理干部和财政、银行、贸易工作干部，刘少奇向越方提议应有至少一半学生来学习此类专业。四是财政经济援助。1950年底，越南、老挝粮食短缺，越币跌价，人民生活困难。刘少奇专门指示云南省委及中共西南局，要求云南国家贸易公司在老挝设立国营商店，以恢复边贸，并特别指出：在贸易中应“以活动边界贸易，解决越方经济困难为主要目标”[3]p266。为从根本上解决越南经济困难，他向越方建议：“必须大力组织财政经济工作来解决困难，而不能依靠发行货币来解决困难。”[3]p268还特别建议：“为了解决你们的战时财政问题，建立统筹统支及其他的财政制度与纪律是完全需要的。”[3]p276

1951年3月以后，援越工作开始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办理，但许多重大决策仍由刘少奇直接领导。到1953年，刘少奇批准在中联部增设第四处“研究越南问题”，最终完善了全面援助越南革命的基本组织渠道。直到1954年后，援越工作才改由国务院办理，不再由刘少奇直接过问。

刘少奇的辛勤工作与努力，使中国援越工作顺利开展，促进了中越两国友谊的发展与巩固。

四、睦邻友好政策的倡导者和执行者之一

新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实行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刘少奇为之作出的贡献都很大。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周边环境日趋不稳。一些国际反华势力造谣说，中国援越的目的是搞侵略扩张和大国主义。在这种背景下，周边安全成为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期间重点关注并致力解决的问题。为了阐述中国政府的睦邻友好方针与政策，他在外交场合多次作出重要表态。一是中国决不会侵略和压迫别的国家。1960年3月，他對尼泊尔首相明确表示：“我们是不会侵略任何人的，不但今天不侵略，今后也永远不会侵略。”“侵略是不正义的行为，我们决不会去干不正义的事。”[3]p4811961年9月，刘少奇在会见英国蒙哥马利元帅时说：中国不会压迫小国及邻国，“我们现在如此，将来也如此，并教育我们的后代永不侵略和压迫别的国家”[3]p539。二是中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准则。1962年9月，他对巴基斯坦驻华大使说：“我们的政策是同所有的国家友好相处，我们坚持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强弱，应该互不干涉内政、互不侵犯、互相尊重、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不管其他大国喜欢与否，我们将坚持这项原则。”[3]p559三是中国反对别国推行大国主义。1963年2月12日，刘少奇在会见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时，就中印边界冲突明确表示：“美国人、英国人、印度人和其他国家的大国沙文主义，我们正在反对，我们不买他们的账，在他们面前决不低头。”[3]p572

刘少奇的上述表态，体现了中国对周边邻国的郑重承诺，有助于解除他们的疑虑。从1956年到1963年，中国与大部分邻国都在相互尊重历史和传统的基础上顺利地签订了边界条约或协定。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中国与周边邻国的关系逐渐密切，睦邻友好政策开始收获成果。这一时期，中国和周边邻国频繁互访，刘少奇在其中承担了重要角色。

1963年4月至5月，刘少奇和陈毅先后访问了印尼、缅甸、柬埔寨、越南四国。这次出访有两大任务：一是对外说明中国处理和周边国家外交关系的基本原则和政策，二是对外说明关于国际政治中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问题。1963年5月12日，刘少奇在越南河内的群众大会上说：“不能把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片面地归结为和平共处。”“不能用和平共处来取消社会主义国家支援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革命斗争的义务，更不能用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来代替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革命路线。”[8]p22-23

1963年7月，苏联和蒙古签订双边防务协议，苏军开始入驻中蒙边界，对于中国北方造成新的威胁。为此，刘少奇于9月访问朝鲜。其间，他向朝方表示“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的立场和观点也是完全一致的”[9]p1584。通过这次访问，中国进一步密切了与朝鲜的联系。

1964年北部湾事件发生后，印度支那战争从越南南部扩大到越南北部。到1965年2月，美国派遣地面部队入越参战。同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又爆发了第二次军事冲突。在这种紧张形势下，刘少奇于1966年3、4月间访问了巴基斯坦（包括东巴基斯坦地区）、阿富汗和缅甸三国。他这次出访的三个国家分别处于中亚、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战略节点，战略意义重大。通过这次出访，中国重申了睦邻友好政策和基本外交原则，为维护周边安全发挥了一定影响。

参考文献：

[1]戴秉国.刘少奇的党际关系思想和实践[N].光明日报，1999-01-15.

[2]沈志华.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2卷）[N].北京：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4.

[3]刘少奇年谱（1898—1969）[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4]缅怀刘少奇[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5]李越然.中苏外交亲历记——首席俄语翻译的历史见证[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

[6]缅怀毛泽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7]卓爱平，韩永要.刘少奇决策中国援越抗法[J].党史天地，1998（11）.

[8]刘少奇主席和胡志明主席联合声明[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9]中国对朝鲜政策文件集[M].北京：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1994.

责任编辑/彭月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