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筱蓦 郑 洪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 杭州 310053

曲直濑道三（1507—1594），名正庆，字一溪，通称道三，活跃于日本室町（1336—1573）末期至安土桃山时代(1573—1603)，被矢数道明先生称为日本汉方医学的“中兴之祖”。道三晚年惜乎本国尚没有察证辨治之全书，于是对传日的中医书籍进行缜密考量，取理精法圣者缀成《启迪集》八卷。《启迪集》又名《察证辨治启迪集》，于天正二年（1574年）完成，为时下“医者必读之书”而竞相传抄，至今仍保留的古抄本有28部。首次刊行的时间为安庆二年（1649年），后于昭和六十年（1985年）被矢数道明先生收录进《近世汉方医学书集成》，我国亦已出版了点校本。本次研究所用的版本为安庆二年（1649年）上村次郎右卫门本，系首次刊刻印刷，应能保留《启迪集》最原始风貌。

1《启迪集》编写体例概况

《启迪集》书前有策彦周良的题辞，其次为道三自序，继之以“辨引”，然后卷一至卷八分列。每卷起首处设目录，记该卷所集各门及门下条目。卷一有中风、伤寒两门，卷二有中寒、中暑等14门，卷三为翻胃、头痛等20门，卷四为内伤、劳瘵等14门，卷五有心下痞满、呃逆等20门，卷六设疮疡、急救等5门，外加一“老人诸证大抵”。此前六卷以病分门，一般为单一病证，如呕吐、泄泻等，有的则附列相关病证，如头痛门附“头风”，心痛门附“胃脘痛”，翻胃门附“噎膈”等。每门有条目若干，分别对病名、病因、脉象、证候、治疗等问题进行论述。以卷三“痛风门”为例，门下有“古今名证”“病因之大抵”“脉辨”“肥瘦之辨”“诊脉滑涩之辨”“治法”“治因湿热而筋骨疼痛之妙方”共7个条目。又卷七为妇人门，又列月经和违、胎前、产后等7篇。卷八小儿门，列婴子保护、杂病证治、痘疹等5篇。全书最后为“所从证经籍”，记录所引用的文献64种。

2《启迪集》文献征引情况

《启迪集》共八卷，77门，14篇，1225个条目，每个条目所征引文献从一种到数十种不等，每条目起首处以○示意，并于条目下标注文献出处，标注方式为黑框黑字，即以征引文献的简化名称加外框□。

《启迪集》书末列有引用文献目录，原本利于分析征引文献的情况，但从实际来看，该目录有不少混乱缺失的地方，需要进一步校核。

2.1 文献征引方式考察：《启迪集》对内容的征引方式在突出重点的情况下，对原文进行各种形式的简化处理，以便于观览。如借助线条、凝练文字、删去玄奥的说理部分等。经过道三的加工整合，《启迪集》语言简洁明了，内容详而不蔓。中国医书中用大段文字阐释的医理，得以清晰直观地呈现，有效避免了因语言隔阂和理解能力不同所造成的偏差，这一具有技巧性的征引方式更加实用，且利于传播。见表1。

表1 《启迪集》内容征引形式及对照

2.2 征引文献简称考证：道三在编纂过程中，对所引用的文献名称均进行简化处理，文献名称与相应简称皆列在卷末“所从证经籍“部分，如“心”是《丹溪心法》，“传”指《医学正传》，“聚英”则为《针灸聚英》。然其记载不尽正确，如“辨”指代《辨疑》一书，而文中引自《辨疑》的内容时常以“弁”字标明，用字不同。又如卷八“小儿篇”中出现“阎”的简称，但该字不在“所从证经籍”之列，经查阅，“阎”应指《小儿药证直诀》的编撰者阎孝忠（钱乙作，阎孝忠编），而“所从证经籍”中该书的简称为“钱”，系对应关系混乱。又如文中出现“金“的简称，亦不在“所从证经籍”之列，经查实，该部分内容来自《全九集》，“金”应为”全“，系传抄或印刷错误。

“所从证经籍”部分谓“凡六十四部之隐括枢机，久试既效耳，拾集之而成此书”，言下之意，《启迪集》一书全部征引自此64部著作，但经查阅得知，有系直接引用，有系间接引用而由它书转引。如《原病式》一书亦出现在“所从证经籍”书目之中，但事实上该书全部由它书转引。另外，也有部分书籍在文中出现，但“所从证经籍”不载。现将校核后的情况，列为表2。

表2 《启迪集》征引文献情况及其简称校核表

值得说明的是，经考察，《启迪集》书后引用文献目录并不完备。有部分条目明显可查却未标明出处。由于篇幅所限，笔者在这里仅作说明，不详细阐述。

3 征引文献分析

经以上初步考证，现对《启迪集》征引文献作进一步分析如下。

3.1 频数分析：征引文献的频数统计仅以黑框做标注者为计数标准。未注明文献来源而由表2补充的，亦纳入统计范围。需要说明的是，道三在编纂过程中援引称说，操作灵活，导致某些直接引用的书籍未以黑框标注，故不纳入统计范围。另外，文中大量出现“经曰”“内经曰”等属于《黄帝内经》的内容，数目众多，单独进行统计。

经整理，《启迪集》直接引用的文献有43种，共引用1860次，根据频数由高到低依次为《医学正传》457次、《玉机微义》395次、《医林集要》266次、《丹溪心法》193次、《惠济方》167次、《医方选要》65次、《妇人大全良方》65次、《明医杂著》34次、《诸证辨疑》31次、《伤寒活人指掌》29次、《丹溪纂要》23次、《外科集验》15次、《伤寒百问》17次、《外科精要》10次、《卫生宝鉴》8次、《全九集》8次、《三因方》7次、《袖珍方》6次、《外科精义》5次、《本草衍义》5次、《青囊杂纂》5次、《琐碎录》4次、《袖珍小儿方》4次、《黄帝内经》4次、《东垣十书》4次、《格致余论》4次、《同》3次（不知何书）、《医林正宗》3次、《汤液本草》3次、《医经小学》3次、《小儿药证直诀》2次、《事林广记》2次、《察病指南》2次、《世医得效方》2次、《兰室秘藏》1次、《脾胃论》1次、《医说》1次、《此事难知》1次、《难经》1次、《严氏济生方》1次、《丹溪秘传方诀》1次、《针灸聚英》1次、《医学发明》1次。

根据刘时觉先生的《丹溪学研究》[2]一书，将《医学正传》《玉机微义》《丹溪心法》《明医杂著》《丹溪篡要》《医经小学》《格致余论》《丹溪秘传方诀》视为丹溪医派著作，以上8种文献合计被引用1110次，占全部征引频数的60%，单书征引次数最多者为虞抟的《医学正传》，共457次，占全部征引频数的25%。

《内经》的直接引用次数虽仅为4次，但却频繁以“经曰”“内经曰”“针经曰”“灵枢曰”，或贯以篇目如“至真要大论曰”，或直接代以人名如“岐伯曰”的形式转引于它书，经统计，转引频数为140次。

《东垣十书》《脾胃论》《兰室秘藏》《医学发明》均为李东垣所著，王好古为李东垣同门师弟，后又师事东垣，罗天益为李氏入门弟子，故《此事难知》《医垒元戎》《汤液本草》《卫生宝鉴》均视为东垣一派著作。以上8部著作直接征引的次数共为19次，虽次数较少，但在征引书目上仍有一定比例。

3.2 来源分析：《启迪集》直接征引的文献以综合性医书为主，兼有极富价值的专科性著作，如《妇人良方》《外科精要》《小儿药证直诀》等。在种类上，除传统的医经、医论、方书、本草外，还涉及民间生活类书《事林广记》，以及道教医学丛书《青囊杂纂》。间接引用的文献则多从《玉机微义》和《医学正传》中转引，品类繁多，文史类著作亦有涉及。

在时间上，《启迪集》直接征引的著作多成书于宋末至明初，12至16世纪之间，正值历史上中日文化交流的高峰，也是中国传统医学发展的繁盛阶段。其中成书较晚的《医林正宗》（1528年）和《针灸聚英》（1529年），距离《启迪集》（1574年）尚不足50年，足见当时两国文化交流之频繁。

在地域分布上，直接征引的文献多系江浙一带医家著作，如《医学正传》（虞抟，浙江）、《三因方》（陈无择，浙江）、《活人指掌》（吴恕，浙江）、《伤寒百问》（朱肱，浙江）、《丹溪心法》（朱丹溪，浙江）等，出现这种情况应当得益于东南沿海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迄至南宋，理学家朱熹援医入理，随后金元朱丹溪援理入医，江浙一代逐渐成为全国医学重心，优秀的医家和著作层见叠出，而此地也是中日两国贸易交流的据点。

4《启迪集》学术特点

结合对《启迪集》征引文献的考证和分析，进一步探讨道三的学术倾向有如下特点。

4.1 尊经崇古，注重临床：道三强调《内经》的根本地位，视岐黄问答为医门法则。其于每门之下，多引经言做病因病机总括，然后辅以后世诸家之说，以启迪庵众。其中引用较多的文献如《医学正传》《玉机微义》《丹溪心法》《医林集要》等都为贴合临床的综合性医书，立论皆本《内经》，诊治之法则援引诸家精妙。直接征引此类著作避免了医经词理雅奥、难以检阅的弊端，而使业医者能迅速把握疾病要义，临证之顷有一定之见。

4.2 法宗丹溪，亦尚天民：在医学思想上，道三受朱丹溪影响甚多，其字一溪即寓有“丹溪分流于日本一支”之意[3]，自序“阅朱氏《发挥》，检刘氏《微义》，而知医法有圣俗；察彦修《纂要》，审天民《正传》，而识药方有精粗矣。”对丹溪门人如虞天民、刘纯等亦颇为推崇。道三于80岁高龄之际著《修意撮要》，发挥《丹溪纂要》之要义。又有《恒民粹》一书，专门阐释虞天民（号恒德老人）医学之精粹。此次统计结果，可以体现道三与丹溪学派的密切关系。

4.3 不囿一家，兼采并蓄：《启迪集》虽以丹溪学派文献资料为主，却不囿一家之说。从文献的分布来看，论伤寒以《医林集要》《活人指掌》《伤寒百问》为主。外科疮疡则多取《外科精要》《外科集验方》《外科精义》。急救、老人二门则多引道教医学丛书《青囊杂纂》《惠济方》，以及《医林集要》。妇人、小儿二门多源自《妇人良方》《惠济方》《医林集要》《医学正传》。李东垣及相关著作虽然征引次数不多，但在征引书目上（8种）仍有一定比例，亦能表明道三的医学知识来源。总的来说，《启迪集》中内科杂病以丹溪学派内容为主，其他如伤寒、外科、妇、儿、老人养护则兼采诸家精要。

5《启迪集》价值探讨

宋末至明初的传统医学领域，各名家名作层见叠出，此后医家继承前人学术成果，著书多编述为主，旁征博引，以至卷帙浩繁，目不能周。当然印刷术的发展和理学“博文”的影响亦不可忽略。与同时期的中国医学文献相比，《启迪集》在征引种类和数量上均不占优势，甚至较之于日本前辈医家鸿篇巨制的《万安方》和《医心方》，它更显得篇幅短小、取材有限。着眼于现实问题，道三在借鉴中国医学时有意识地化繁就简，这种改变更利于医学的实践和传播，对宋末至明初中日文化交流及中国传统医学自身的发展都具有启示意义。

6 结语

综上，《启迪集》征引宋末至明初的综合类医书为主，具有重点突出、简洁实用、易于传播的特点。作者曲直濑道三尊崇经典，注重临床，对中国的丹溪学派，尤其是朱丹溪、虞抟尤为推崇。《启迪集》的编纂为中医学在日本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该书征引文献的考察是进一步研究《启迪集》的基础，也是厘清日本汉方医学与中国丹溪学派联系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