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森林

引言：悖论发现和问题缘起

王符将实用和耐用的货物、流通分别视为工、商者的本分，反对“巧饰”“鬻奇”，其论与《管子·立政》《汉书·文帝纪》等阐发的崇农抑商相仿佛，反证了工巧饰、商繁盛的史实。①有明邱濬指出有用和适用乃造物效能的要义，主旨在于礼仪和控制。②上述悖论在于政府倡导固本抑末、以农为本的政策和观念，然庶民却普遍重糈逐末——明中叶后江南的世相再度坐实了王、邱的担忧，“贾人几遍天下”③不啻为彼时的实录，联系“淫巧”约等于心智“儇巧”、产物“多人工所成，足夺造化”④“其器实精良，他工不及，其得名不虚”⑤等等，不意洩露了江南百工的禀赋、治器水准以及困厄中谋发展的能力。

以往有关四民互动的讨论大多集中在士匠的维度，涉及贾匠主要是围绕“机户出资、机工出力”中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⑥二是明代市场和商人资本的论述。⑦而在贾匠合作的契机、缘由、深度、类型、深度和终端等层面鲜少涉及，似与两大群体在市场供需中的实际作用不尽相符。本文试图扩大文献资料的读解和使用范围，着力于两者间互动的形式、特征、程度、性质以及产生的“化学反应”，阐述其用力、目标、目的的机杼，厘清两者间繁复的关系，探讨贾匠在合作中的历史事实、功效、偏差和制约因素。

一、多面相的贾和匠

明代商贾中既有行商、坐贾的类型之别，也有“操重赀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⑧的集批发、运输、仓储、销售于一体的巨商和小微零售商的区别；⑨既有米、盐、木材、典当等经营之分，也有从事植树、伐树、售卖等集生产和经营一体的歙商，⑩以及长距离返运如龙游商“多明珠、翠羽、宝石、猫晴类轻软物”⑪和返海走私的海商。不同类别与百工的关联度也不一样，强者像布帛、书籍、奢侈品，弱者如米、田亩、典当业；价值观差异像通历史、精品藻、富赀力的“士绅商贾型”鉴藏家项元汴，⑫也有“才有赢息，即转俗手”⑬的锱铢逐利型。其出身或是匠人如罗小华、程君房、方于鲁，⑭抑或问学者；⑮士庶、农民也不乏商业交易活动，牟利手段同商贾并无二致；各地对业商和职业认知也颇有差异，如《广志绎》称齿繁田少的绍兴、金华诸地游食和儇巧者首选的是胥吏，而非懋迁。

位于四民序列第三的“工”隶属于官营手工业体制，成化二十一年和嘉靖八年役匠鼎革后轮班匠选择“走”者在缴纳课税的变革中，演化成《松窗梦语》所谓的“百工杂作奔走衣食者尤众”的景象，市场供需两旺中刻书等业趋于高潮……百工所擅的专长、类别、层次、能级可谓千家万色，⑯农民、移民、流民构成庞杂——除专业工匠外不少属于业余、临时型。政府“重农”旨在维护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然“抑商”却未能同调实施：尽管江南历经减税、恤养等优抚政策，但因水患导致不耕不获、破家鬻子的实例俯拾皆是；万历朝以“厚商利农”代“抑商”的施策亦未能使农业起色，力田者依然兼事力所能及的织布、染踹等“工”的范畴，通过难度系数有限的劳作维持生计，或由匠而居肆，变为亦匠亦贾或贾匠一体者。

以商品交易双方或多边的联络、中介、评估和监督为业的牙人也称为经纪、居间人，在市场需求持续扩大和商品交换日益频繁之际的作用凸显。因交易各方亟需熟稔市场行情信息的居间人来构建彼此及多方的关系，使交易范围和内容产生交叉，于是，“权贵贱，别精粗，衡重轻，革伪妄也”⑰的牙人群体茁壮成形。

二、互动的模式和性质

贾匠合作可视为社会发展和生产力提高的必然，也是市场供需驱动的结果。其互动模式和性质如（表1）所示：

表1：模式和性质

1、商人主导，商人依据市场需求对商品特点、质量、形式等要求明确、清晰。工匠据要求、标准生产。商人往往识见不凡。⑱

2、官府主导，在官府役匠和征调匠人的两端，工匠待遇差别较明显：宽厚如前者吴县官府织罗匠、填漆匠（图1）。后者“今之艺者，百无一二，招外匠也”，收入细薄如官营企业虽核定口粮但亏缺无常，所得“仅十之六七耳”，⑲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低迷。

3、工匠主导，此类较多集中在园林、装裱、文具、奢侈品领域，这些特殊商品使用者非富即贵，“生产工匠想把产品卖给富有者，实力稍差一点的富有者想买富有者买的东西”，⑳雇主仰慕其高技而宽待优裕。

4、贾匠协同，主宾双方心印默契，耦合过程愉悦。金陵胡正言邀集吴彬、吴士冠、米万钟等绘制底稿，名匠汪楷等剞劂《十竹斋书画谱》，优质作品得以转化为高端文化商品。

三、互动类别和强度

考察商贾和工匠互动的类别及关联强度，约由以下七类组成（表2）。

1、委托加工，商人从生产点的工场主（工匠）取得成品，转售获利；后者货银两讫。交易形式以信誉为凭。

2、订制，商人与工场主（工匠）形成较为稳定的供销伙伴，交易过程以预付订金和契约为凭，大宗商品多布帛类，如松江枫泾、洙泾，“染坊、踹坊、商贾悉从之”。㉑

3、批发，海商和长距离贩运，如松江布输至秦、晋、京边；浙省产茧丝帛苧而闽商纷至。

4、待价而沽的家庭加工型由交易点购付，“合郡男妇皆以做袜为生，从店中给筹取值，亦便民新务”。㉒画绢等产量、用户少者则在府城交易，“不货于市，径售于郡”。㉓

5、坐艺，工匠登门献技。如项元汴延邀工匠张鸣岐、蒋少川、李茂林、蒋伯荂、阎望云等制作铜器、茗壶、家具。

6、居肆，工匠开店设铺，融交易、生产于一体。

7、中介，牙人充当中间人，职在评估价格，促成交易、落实事务或同时兼负担保，或代购代销而锱铢必较，㉔交易后收取佣金。经济往来和分工合作程度的深入或频度强化也促使双方或多边需要共同的规则来约束各自的权利义务，以及调整变更内容或关系，遂借助口头、书面方式将各自履行的权利义务确认或记载，以作凭证或契约。

四、收入比较

从收入这一核心指标比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窥见贾匠互动侧面所映现的细幽差异。崇祯朝前吴县店铺门摊税为“五百一十二两一钱四分，遇闰（月）加银四十二两七钱一分二厘四毫二丝”“京班人匠六百五十三名；淮班人匠二百三十四名”，共银“五百四两四钱五分”；“ （渔税）一十两七钱八分八厘六毫六丝一忽八微，遇闰（月）加银一钱八分”。㉕以上虽缺铺摊、渔税人户数而无法同887名匠人进行有效比较，但依税、银、课三项得知收入位序为商一、工二、渔三，差异明显。如（表3）所示：

差异也体现在不同的工匠中。凭经验和视力体力的普通剞劂匠一天刻100字，报酬约0.03两银；熟练的达150字者。㉖据《崇祯吴县志》中万历三年（1575）徭里会计册载，同一官府中织罗匠、填漆匠与税课司巡拦的年收入比为3.27：1；递运所安保为1.80：1；门子等杂役5.40：1（图1）。官府工匠与普通刻字匠的年收入之比为1：1；与熟练刻字匠的年收入之比为1：1.50（图2）。而奢侈品名家则“皆比常价再倍”㉗——蒋苏台制扇“一柄至值三四金”㉘等，以上互证表明四民序列与收入不相符合——农居末位，商至少位居第二。因此，《松窗梦语》中“锱铢之缣，胜于寻丈。是盈握之器足以当终岁之耕，累寸之华足以当终岁之织也”云云，看来并非空穴来风。

图1：官府工匠和吏役年收入

图2：官府工匠与私营书坊刻字匠年收入

再来看小微商贾，正、嘉时仁和（今杭州）人从购机一张至二十余张后家业大饶；巨赀者多为“煮海之贾，操巨万赀以奔走其间”的海商，抑或“不西入川，则走南粤”的长距离返运商。王世贞对江南巨富资产估算道：“尝与所厚客屈指天下富家居首等者，凡十七家……积赀满五十万，方居首等。前是无锡有邹望者，将百万。安国者，过五十万。今吴兴董尚书家，过百万。嘉兴项氏，将百万。”㉙董份过百万，项元汴近百万，可见豪贾赀力远非名匠能望其项背。迨嘉靖七年（1528）门摊税蠲除后江南商业愈趋繁荣，也刺激着农者加入商贾群体，反之又导致农人少中见贵——这也许是（表3）中农民收入较好的直接因素。时人以四条正德前后的材料对比，力证“农困商宽”的今不如昔——显然，“商宽”或是去农懋迁者三倍于前的渊薮。（表3和图1）显示：普通匠人收入略高于农民，熟练匠与佃农差距明显，名匠与长农呈陵谷之差，此亦可视为王符等理想与现实的悖论，也佐证了《史记·货殖列传》中“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㉚的结论。

五、互动的趋同和分异

从贾匠互动的趋同性看双方利益扩大化的动机、行为和实质，也即《松窗梦语》所谓的“夫利者，人情所同欲也，如众流赴壑，来往相续，日夜不息”，其重糈手段既有以次充好、制赝造假，也不乏秉持品质和信誉至上者，像“孺和赏之”㉛的碑石镌刻者。

贾匠之间的差异构成的互补性，预示着双方合作的契机和空间：工匠需要牙行联系和推广；商贾需要心仪商品——关键是如何将作品转换为产品，再升级推广为受众欢迎的热销商品。两者的差异在于：前者长于不同地区、市场消费、人群嗜好的需求、特点和价格，熟稔差价和盈利关节，如无锡华、安氏用铜活字印刷书籍；㉜如对“逮社”书坊的描写反映了重视推广和营销的策略㉝——价格，成为评定商品量质的重点；文化也异化为普通商品——以市场为导向的艺术品不啻为牟利的载体，如古董商授意世家子第将倪瓒的翰墨四摺拆易、一分四幅变卖以臻更多利润。㉞后者的职责和本分是创意和品质，擅长构思、设计、造型、制作，然一味聚焦于器物而疏于市场，其结局往往并不如意：苏州一刻匠历经数年刻琢换来的却是仅供半年食用的粟粮，㉟因为缺乏市场意识和知名度而未获得预期报酬。反观牙人，其重糈的途径是瞄准交易双方特定的目标人群，经营人脉是其重心，关注的是贾匠的内核人性和价格底线：在匠“物美”和贾“高价”之间阐明“物美”约等于价昂；“高价”与快销的矛盾、快销秘诀等同价廉的解释，频繁往返传递问价和回复，从而在人性驱动中完成中介的服务流程。明代市易法推行和牙行改革后对牙人的规定趋以严密，如记载客商交易、每月送官查照等，凡农产品、布帛等须经牙行，客商不得径自同生产者及商品发生交易行为，意在阻止商人和生产者之间的自由贸易。基于牙行“非藉势要之家不能立也”的世相本质，对获利丰厚品种和豪贾往往呈趋之若骛之势。

西方学者在中西同时空层面比较中认为，明朝商贾的思路、行为是依赖以市场为导向的生产结构，仅需购买而无须通过改善技术藉以扩大规模；织作类批发商不介入生产过程的原因一是市场运转好，二是织作人力资源充沛，三是介入生产可能增加投资风险。结论是，松散而非紧密的互动是前机械生产时代理性而灵活的方案。㊱不同的是，“（欧洲）随着商人和银行投资机械工业，商业资本转变为工业资本。在中国，明清商人更倾向于投资田产”，原因可能是“即使在19世纪，廉价的劳动力可能使发展西方那样的机械工业无利可图”。㊲这就说明商贾在投资、速度、强度、效率落实方面没有发挥“一根扁担”的功效：一头挑起供应如工匠、原料、设施等，一头牵联市场需求；而在新兴技术领域缺乏革新和能级提升意愿的名匠，同样以实用为先。

六、目的目标

考察目的、目标这一变量轴，理论上看，合理的目地、明确的目标是产生强大内驱力的源泉。不过事实上却存在着诸多复杂的因素“梗阻”着贾匠的良性互动和合作：一是在目标设定中，名匠热衷与士绅交往而未必全心全意地同商贾合作，竹刻圣手朱缨的交游者有刑部尚书王世贞，相契者像礼部尚书徐学谟、“嘉定四先生”之一的娄坚；濮澄则同张岱、㊳钱谦益心印。二是作品出售首选士绅，兼顾付出和对方身份、情谊，如朱氏斫檀香木吕纯阳像一枚，价格白金一镒，㊴购者为相熟的同邑士人。有意味的是商贾同样乐于同士宦社交，对于意欲向上流动的商人而言仅在商海搏浪还远远不够，必须增润文化内涵、需要亲近艺术。在广为流布的王世贞与詹景凤关于苏州士人和新安贾人的对话中，士与贾好比“蝇聚一膻”㊵的关系：前者手法多样，㊶比如“鉴赏家会贬斥那些纯粹收藏家的藏品，又不时地将自己的藏品卖几件给这些人”；㊷后者则将其视为师资，堪为各取所需。

如果说一众名匠的目标像闵鲁生“伎也近乎道”㊸的话，那么行止也应向名士看齐，“（濮）于友人座间见有佳竹、佳犀，辄自为之。意偶不属，虽势劫之，利啖之，终不可得”，㊹此种形式颇有模仿名士遗风之嫌，抑或像士人般参禅问佛，朱氏中年后“暇则繙诵贝经，冀心勘契死生大事”；㊺商人则“虽为贾者，咸近士风”，㊻如少食贫的吴贾，“虽游于贾，而见海内文士，惟以不以执鞭为恨”，㊼遂从早先“弃儒就贾”转捩为由贾而儒。他们饶富后或求田问舍、隐逸享受，或投资文化市场、交结掌握话语权者。㊽徽商认识道，“雅俗之分，在于古玩之有无，故不惜重值，争而收入”，㊾这里的购藏、议价、藻鉴既是考验眼力的过程，更是赏析、传承的程序。以往这些活动是士夫们的“专属”，士与农工商阶层区隔的符号。由此可见贾匠的目标虽不乏弹性，但前行路径已失于偏差——与初心渐行渐远。

目标生发于目的，传统实用理性的思想决定了贾匠的终端。就工匠而言，在没有行会的明代意味着缺乏监督的单干容易滋生短期利益，缺乏竞争力，自身无有改进技术的动力，社会更无专利权保护发明家。㊿儒商则沉浸在艺术品藻鉴和交易活动中，既能提升社会地位，又能牟利和赢取无形资产，更是突破“末”位的理想方式，因为“对明代商人来说，在文化上从士绅的圈子孤立出来并没有好处，跨越商人与士绅的身份隔阂则有许多益处”。只是，士商延邀、赞助的门客、工匠职在刻碑、装裱、家具、铜器、漆器、茗壶等文化和奢侈品领域，交易般的功利性目的可能难以出现欧洲对工匠和艺术家的赞助机制——15世纪末出版商威廉·卡克斯顿不仅在科隆建立印刷厂，而且致力于翻译、出版以及赞助作家和艺术家，并持续设计新字体。显然，明代商贾不能容忍赞助的工匠、试图对器物发表意见时出现欧洲的“场景”：“艺术家请他不要插手自己不懂的东西”。尽管一些商贾的素养、文化水准和才识并不低于士人，但无论是徽商、洞庭商还是器以载道的儒匠，其理想和目的乃在于与士人地位平等。事实上他们已经放弃了对器物进一步革新和创造活动的追求，丧失了对新兴技术领域的敏感性和创新驱动力。正如学者总结的那样：“对（欧洲）玻璃的反应，日本人热情如沸，中国人似温吞水，充分说明玻璃的使用取决于隐性的文化因素和社会因素。”儒商、名匠的努力，归根结底在于冲破阶层的固化藩篱，而非在更广远和积极的货殖、新兴技术和创新上更上一层楼。质而言之，功利化目标和实用性目的，制约了其对时代和未来更加辉煌的创造价值和贡献。

结语

明中叶后江南商贾和匠人两大阶层基于市场供需应运而生的互动旨在取长补短、互惠互利，这种为实现共赢而建构的合作平台凸现了边际效应和乘数化，贾匠因之成为文化商品和奢侈品生产、流通、消费循环链中的主要实施者、创造者和得益者。在各自诉求和目标的分异中，双方并未将对方视为理想的终极合作伙伴，从而减降了互动的持久性和粘合度。商贾缺乏阔远的货殖追求和赞助担当，无有转为工业资本的动力；工匠漠视技术领域的新动向、缺乏创造性的自由探索活动。在四民位序趋于模糊和贾匠影响日益扩大之时，两大群体为实现阶层跨跃所裹卷的功利化目标和实用性目的，洩露了传统思想观念、社会文化的惯性与不可逆性。

注释：

① [东汉]王符：《潜夫论》，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19-21页。

② [明]邱濬：《大学衍义补》，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226-1231页。

③ [明]张翰：《松窗梦语》，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83页。

④ [明]王士性：《五岳游草》，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4、345页。

⑤ [明]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730-731页。

⑥ 傅衣凌、李光璧、孔经纬、韩大成、杜真的论文。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教研室：《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 20-30、31-46、467-488、994-1091、1092-1099页。

⑦ 吴承明：《明代国内市场和商人资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32页。

⑧ [清]叶梦珠：《阅世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58、158页。

⑨ [明]冯梦祯：《快雪堂日记》，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年，第11页。

⑩ [明]汪道昆：《明故处士吴公孺人陈氏合葬墓志铭》，合肥：黄山书社，2004年，第997-998页。

⑪ [明]王士性：《广志绎》，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70、266-267页。

⑫ 杜鹃：《王世贞与项元汴：明代中后期两种不同类型的鉴藏家——兼论二者交游疏离之原因》，《故宫博物院院刊》，2014年第6期，第60页。

⑬ [明]谢肇淛：《五杂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26页。

⑭ [清]许承尧：《歙事闲谭》，合肥：黄山书社，2001年，第605页。

⑮ [清]顾震涛：《吴门表隐》，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86页。

⑯ 刘森林：《明代江南工匠思维、技艺及差异考辨》，《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20年第2期，第92-93页。

⑰ [明]李晋德：《客商一览醒迷》，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89页。

⑱ [清]吴仰贤：《光绪嘉兴府志》，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年，第523页。

⑲ [明]李昭祥：《龙江船厂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26页。

⑳ （加）卜正民著，方骏等译：《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77页。

㉑ [清]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第13页。

㉒ [明]范濂：《云间据目抄》，民国17年奉贤禇氏重刊铅印本。

㉓ [清]仲廷机：《盛湖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57页。

㉔ 时人谆谆告诫交易双方不要因为节省“中介费”而导致“因小而失大”。[明]李晋德：《客商一览醒迷》，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89页。

㉕ [明]牛若麟、[明]王焕如纂：《崇祯吴县志》，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年，第732页。

㉖ （美）周启荣：《明清印刷书籍成本、价格及其商品价值的研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第10页。

㉗ [明]王世贞：《觚不觚录》，台北：新兴书局，1989年，第2109页。

㉘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60页。

㉙ [明]王世贞：《弇州史料后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2页。

㉚ [汉]司马迁：《史记》，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30页。

㉛ [明]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44、226页。

㉜ [清]陈玉璂：《康熙常州府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563页。

㉝ [清]孔尚任：《桃花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163页。

㉞ [明]汪砢玉：《珊瑚网》，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第467页。

㉟ [清]高士奇：《记桃核念珠》，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97页。

㊱ （美）易劳逸著，苑杰译：《家族、土地与祖先：近世中国四百年社会经济的常与变1550-1949》，重庆：重庆出版社，2019年，第267-268页。

㊲ （美）阿尔伯特·克雷格著，李阳译：《哈佛极简中国史——从人类起源到20世纪》，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208页。

㊳ [明]张岱：《陶庵梦亿》，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0页。

㊴ [明]丘集：《书朱清父墓志后》，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176页。

㊵ [明]周晖：《二续金陵琐事》，南京：南京出版社，2007年，第312页。

㊶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52-553页。

㊷ （加）卜正民著，方骏等译：《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252、139页。

㊸ [明]周高起：《阳羡茗壶系》，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49页。

㊹ [明]张岱：《陶庵梦亿》，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0页。

㊺ [明]徐学谟：《朱隐君墓志铭》，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第533页。

㊻ [清]戴震：《戴东原集》，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82页。

㊼ [明]袁中道：《坷雪斋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738-739页。

㊽ 参见王国平、唐力行：《故陈景祥墓志铭》，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8号碑。

㊾ [清]吴其贞：《书画录》，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62 页。

㊿ （美）阿尔伯特·克雷格著，李阳译：《哈佛极简中国史——从人类起源到20世纪》，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2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