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党自信的内涵、意义与提升路径

2021-07-12娄高田雪梅

理论导刊 2021年6期

娄高田雪梅

摘要：政党自信既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成熟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必然特质，也是党寻求长期执政的題中之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自信是党对自身各要素科学认知基础上所形成的积极肯定感和自我效能感，凝聚了党对既往历史、当下能力与未来发展的全过程评价，充分彰显着自我与他者的交融性、稳定与波动的统一性、主导与吸纳的协调性等三个鲜明特点。政党自信在党将制度优势转换为治理效能、应对执政风险挑战、塑造自身形象、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过程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持续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重视政党理论创新，坚持和完善新型政党制度，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提升政党自信的重要路径。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政党自信;自我革命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21）06-0045-08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心项目“高校大学生理性爱国观的引导机制探讨：以成都高校为例”（CSZ11004）。

作者简介：娄高（1994-），男，四川广元人，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党的建设;田雪梅（1970-），女，重庆人，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比较政治、廉政治理。

习近平在庆祝建党95周年大会上庄严宣告：“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1]32党的十九大所指明的“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2]则为这一重要论断作了最好注解。可以说，政党自信是一把秘钥，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所取得的若干历史性成就以及这些成就背后独特的中国道路、中国方案。政党自信不仅是一种政治观，也是一种方法论。必须看到，制度优势凸显、治理效能发挥的同时，我国发展的内外部环境都发生着深刻复杂的变化，世界正进入经济全球化扭转后的动荡调整期，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旧突出。这其中，抹黑中国的言论时而泛起，妄自菲薄的心态仍然存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此指出，要“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保持战略定力，办好自己的事”[3]。变局愈是深刻，全党上下愈是应当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的精神状态迎接前方的艰难险阻。因此，深入研究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自信，将是贯通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澄清各种错误思潮，高质量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要课题。

政党自信既是一个成熟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必然特质，也是所有寻求长期执政政党的应有之义，学术意义不可小觑。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灵魂工程硕果斐然，党的建设质量在国家改革发展大局之中不断提高。学者们也针对政党自信的内涵界定、内容构成、生成机制、主要功能等方面作出了多角度探讨。在内涵界定上，研究者一致认同自信属于政党的精神维度。张志丹就指出政党自信是一个党清楚认识并相信自身，积极推进事业发展的精神动力[4]。张帅也认为政党自信是建筑在对自身价值、目标认可基础上，敢于担当作为的无畏精神[5]。有学者据此提出政党自信具有先进性、革命性、民族性、包容性四大特点[6]。在内容构成上，杨叶平认为理论、道路、制度、文化是政党自信的四重根基[7]。在生成机制上，蔡志强认为政党自信是在党领导近现代革命、建设与改革发展全过程中生长发展的[8]。张乾元则认为这样的生成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9]。在功能价值上，王可卿总结了政党自信的凝聚整合、评价导向等四大功能[10]。总的来看，学界对政党自信的认识日渐清晰，研究维度越加多元，但在概念界定上层次感有待进一步丰富，特点归纳上也应同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身的特质相区分，在提升路径的研究上尚有欠缺。因此，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自信这一重要基础性概念，本文将针对上述存在的不足，从内涵、意义与提升路径三个方面对其作更为细致、与现实结合更为紧密的探讨。

一、政党自信的科学内涵

政党自信既关乎政党的内在状态，也涉及了政党的显性能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自信是一个“历史认知、现实评判与未来预期相统一”[11]的全过程概念，并有其鲜明特点。

（一）政党自信的概念

心理学意义上的自信（selfconfidence）通常是：“一个具有复杂层次结构的心理构成物，是个体对自己的积极肯定和确认程度，是对自身能力、价值等作出客观、正向认知与评价的一种稳定性格特征。”[12]而作为一个特定政治术语，政党自信则首先是一种同政党行为相对的群体性心理状态，属于政党的精神属性。它同个体自信一样，是由政党主体在投身具体政治实践的过程中所作出并经常保持的自我评价，阐释了政党组织在何种程度上认可自身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的角色与价值，凝聚了对自我历史、成就、能力和目标等要素所持的科学认知与积极肯定。但意识与行为总是辩证统一的，政党自信绝不停留于精神本身，还指向了政党进入实际政治场域时所产生的自我效能感。此时，它不仅关涉了政党对自身确信不疑的心理状态，更囊括了政党为实现特定政治目标、达到预期政治结果所作的包括国家建构、政党建设和政策安排等一系列活动在内的政治准备。由此展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自信可以从以下维度加以理解。

第一，对党既往历史的客观评价。成功经验是自信的重要来源，在历史评价中汲取自信首先要肯定自身所取得的成绩。党在百年变迁中作出了领导各族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三大历史贡献，使古老的中华文明、中华民族与一度低潮的科学社会主义在新时代焕发出蓬勃生机，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也使自身成长为一个党员人数超9100万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大党。除了自身的发展壮大与经济社会的进步变迁，一代代共产党人的接续奋斗，还为我们留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硕理论成果，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的光荣传统以及越发成熟定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但百年党史并不总是一帆风顺，客观评价历史意味着党从不回避自己所经历的曲折与错误，始终以唯物史观与辩证思维的科学态度评价党的历程与领袖人物，在重大挫折后昂扬斗志，在重大转折时保持清醒，在重大斗争中坚定沉着。这样的冷静客观固然不是自信的直接源泉，却能屡次挽救党和国家事业于危局，避免政党自信因暂时挫折而一蹶不振。

第二，对党当下能力的集中表达。自信归根到底来说是关乎能力的感受，而政党能力是随着政党自身地位与所处外部环境的变迁而发生变换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核心政党能力可以用“治国理政”一词高度概括。这一概念在体现革命到执政话语转换的同时，渗透进国家治理的逻辑，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科学执掌与运作政治权力的基础上，全面统筹和引领国家社会发展的能力。它表明了新时代的政党自信较以往而言不仅是量的突破，更是质的提升，是自信辐射范围的扩大和层次的跃迁，实质上是一种由领域自信向全面自信的迈进过程。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自我革命带动社会革命，取得了党和国家事业全方位、历史性的成就，开创了党的建设和国家治理的新局面。如果说传统的政党自信还停留于党在某一领域摆脱“本领恐慌”后的安宁与镇定，那么新时代的政党自信则更多的是中国共产党愈发频繁主动运用自身本领取得治理效能的底气与把握。

第三，对党未来前景的高度确认。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的先锋队政党。这一性质意味着：“共产党能够制定正确的纲领和路线、推行合理的方针和政策，因此共产党始终代表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13]在这一点上，政党自信所反映出的对政党未来前景的乐观直接契合了中国共产党的内在性质规定。但诚如列宁所言：“自称为先进部队是不够的，还要做得使其余一切部队都能看到并且不能不承认我们是走在前面。”[14]因此，党一方面始终将自我发展融入推动民族复兴、实现共产主义的伟业之中。基于自身的初心与使命，结合客观的历史条件，党在新时代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新发展愿景，既细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推进蓝图，具有可操作性;更凝聚了国家共识，具有极强的说服力与感召力。另一方面，新发展愿景总是以政党自我效能感所激发的实际行动为支撑的。中国共产党通过持续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统揽推进“四个伟大”，以政党治理引领国家治理，在自我锤炼中联结现实与未来。

（二）政党自信的特征

借助心理学的自信人格理论，若我们将政党组织视为一个抽象人格，不难发现，政党自信既保留了个体自信的一般特征又在政治化的场景中发展了以下特征。

第一，自我与他者的交融性。心理学认为，自信总是依赖于自我意识的觉醒及其认知形式的发展。也就是说，只有政党真正开始将自身作为感知的对象，并借此形成对自我各方面的认知与判断，政党自信才有生发的空间。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期间批评一些党员干部“言必称希腊”[15]，实则是告诫全党要有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自信。究其根本，则是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仍未完全走出共产国际的“襁褓”，没有摆脱权威与教条的控制，难以在中国革命中清晰定位自身价值与目标。因此，政党自信必然以彰显党的主体性为首要任务。但自信也并非病态的孤芳自赏，政党毕竟是一个承担着汇集民意、设置议程乃至执掌政权的政治组织。这就使得政党超越了处于不同民族、国家、文化环境中的个体与一般性社会组织，其自我塑造更加依靠自我与他者的相互作用机制。对于将为人民服务作为立党宗旨、致力于人的全面发展的中国共产党而言，这个重要的他者无疑就是中国人民。只有巩固与发展人民民主，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党的执政与领导核心作用才能得以发挥，而这一切又都是以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与拥护为根本前提的。在鲁迅的笔下，信地、信物、信国联都是一种“他信力”，中国人的自信当从国人自己的“筋骨与脊梁”中寻找[16]。在这个意义上，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的自信无疑体现了自信与“他信”的交融。

第二，稳定与波动的统一性。作为一种组织心理特质，政党自信通常维持着较为稳定的水平。因为科学认知与评价自我的方法、框架、标准一经确立，无论此后组织肌体如何代谢更新，政党自信都能借助这些原初工具的使用而找回稳定。但不能否认的是，政党自信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场景交互的改变而发生波动。当党遭遇挫折、陷入逆境，政党自信将不可避免地进入短暂的低潮。除此之外，在全面自信最终确立前，政党自信也难以有跨情境的表达。这就是说，政党往往在自己不擅长的领域容易表现出迟疑不决与小心谨慎，致使政党自信在时、空两个面向呈现双重波动。虽然政党自信内部存在着这样的张力，但就长周期来看，稳定性与波动性却并非互相矛盾，而是辩证统一的。波动调整是稳定存续的内在逻辑，稳定则为波动提供了基础和空间。这也可以用来解释改革开放这一伟大历史转折中“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论。在渐进试错与稳中求变中，中国共产党不仅顺利度过了“文革”十年内乱后短暂的低谷期，还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持续推进，完成了政党自信的继承与发展。

第三，主导与吸纳的协调性。对政党主体的凸显意味着作为观念上层建筑的政党自信必然以这一政党自身的精神价值以及塑造政党的社会文化为主导。就中国共产党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革命精神以及传统文化构成了主导中国共产党自信的力量。这其中，科学揭示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客观规律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是政党自信的根本底色，为其注入了显著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先进性。红船精神、井岡山精神、长征精神等一系列革命精神则是政党自信的源头活水，滋养着政党自信的精神根基。除此之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与践行者，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自信还受到来自社会传统风俗、道德与伦理的规制，相较于选举导向下西方政党“我行-你不行”的锋芒外露，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在国际交流还是多党合作中都更多承载着“务实”“和谐”“致远”的东方价值。但对主导性的认识绝不意味着政党自信是一个封闭的价值体系，包容吸纳才是自信行稳致远的重要动力。各美其美固然是自信的表达，心理学家却认为“我行-你也行”[17]的思维才是自信强大的真正标志。习近平指出：“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18]从各美其美走向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过程，充分体现着政党自信协调主导与吸纳行为的内在要求。

二、政党自信的价值意蕴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意识形态能够对产生它的经济形态与所伴生的政治形态发挥能动的反作用。政党自信作为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意识的高度升华，不仅对政党功能的发挥起着积极作用，更通过融入党的角色与使命推动着党和国家事业向前发展。

（一）政党自信是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传动轴

新时代党的自信既以十九届四中全会所指出的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所具有的多方面显著优势为基本依据，同时又在将这些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催化作用。这一作用首先体现为政党自信对制度认同的塑造。作为自信与“他信”交融物的政党自信实质上是政党内部整合与外部认同的协调统一体，其内在天然隐含着政党认同的基本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中逐步探索形成并以党的领导制度为根本统率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政党认同作为一个多要素的支持体系，必然包含着对党所推动、主导与运行的制度体系的认同。但这只是政党认同带动制度认同的学理逻辑，治理效能的产生还需要党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增强制度吸引力。此时，政党自信则避免了中国共产党在构建更加成熟、定型化制度体系的过程中犯颠覆性错误，使得党能够勇于打破利益固化的屏障，完善体制机制，广泛凝聚社会共识，充分彰显制度构建中科学理论、优秀文化与人民心声的有机统一，从而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充足的制度供给和强大的制度合力。

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关键环节在于制度执行。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作为治国理政的中坚力量是制度执行的当然主体。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作出的重大政治决策部署，各级党员干部必须以强烈的政治自觉深刻理解、把握与践行这一艰巨政治任务。这样的政治自觉无疑由政党自信所催生。只有高度的自信，才能保持政治上的清醒与理论上的坚定，从而强化制度意识与制度思维，自觉作按制度履职用权的模范与表率，并敢于同一切破坏制度执行的人和事作坚决斗争。同时，政党自信所内含的评价体系也应当作为新时代干部选用与考评的重要依据。因为，政党自信集成了政党的科学价值判断，政党自信缺失无疑是政治素质不强的表现。那些“四个意识”不显、“四个自信”不彰、担当作为不力、廉洁忠诚不强的党员干部也必然无法有效应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挑战，必须予以坚决调整和清除。唯有如此，才能真正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的组织支撑和人才保障。

（二）政党自信是党应对和化解重大风险挑战的动力源

步入新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面临日趋严峻复杂的执政风险与执政挑战，能否坚定信心、昂扬斗志，妥善应对和化解这些风险挑战是事关党执政兴国的关键之维。置身风险社会，“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19]。所谓“黑天鹅”事件，是指重大传染病疫情、突发自然灾害这类不可预测的小概率高风险事件。当“黑天鹅”不期而至，政党自信无疑是执政党保持沉着镇定、科学判断与评估形势的重要法宝。作为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自信不仅有助于保持自身的镇定，更是充当了情绪传导的原点，向政治环境的其他交互对象，向人民群众，乃至在新冠病毒突袭人类的至暗时刻向国际社会注入希望与信心。政党自信此种凝心聚力的功能也支撑了党化解危机所必需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是政治主体在风险应对中的宝贵精神力量。此外，应对危机还需要科学平衡发展增长与风险防范的关系。正如习近平所言：“该管起来就能够迅速地管起来，该放开又能够有序地放开，收放自如，进退裕如，这是一种能力。”[20]而这样的治理艺术与政治想象力脱离了政党自信则无从谈起。

相较于潜在的“黑天鹅”事件，大概率发生的“灰犀牛”事件则是可以被识别与防控的。政党的全面自信必然也伴随着执政的全域风险。因此，越是自信就越要提升忧患意识，增强风险与危机观念，树立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着力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拥有自信首先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跳出了传统危机治理的模式，逐渐淡化运动式治理与阶级斗争色彩，更加强调对各类矛盾科学、精准的识别与防控，并借自身的自信整合多元利益主体，健全利益协调机制，消解因阶层分化、观念冲突而孕生重大社会风险的结构性张力。新时代对风险的防范更需要统筹国内外两个大局，政党自信在这一过程中则充当了党和国家抵御外部干预，防止和平演变、反对霸权主义、把稳正确政治方向的“压舱石”。当然，“打铁还需自身硬”，这些风险防范对策最终还是要落脚于中国共产党的自我建设。只有凭借自身强大的革新能力在力挽狂澜中化危为机，才是党走向更加自信与成熟的正途。

（三）政党自信是塑造政党形象、讲好中国故事的强心针

自信不仅是政党组织精神属性中起实际作用的部分，也是一种可以为外界所感知与观测的状态，同政党形象交织融合。百年风雨历程里，无论是局部统治还是全面执政，中国共产党在各阶段都有效进行了符合当时自身内在气质的外在形象塑造。时至今日，飞速发展的通讯技术、复杂分化的利益格局以及剧烈变动的價值思潮却使得党在新时代维护和谐党群干群关系、塑造良好政党形象的难度大大增加。为此，更加自信的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大力拓展宣传渠道，在发挥传统党媒正能量喉舌作用的基础上，勇于放下身段接地气，积极拥抱新技术，占领微博、短视频等新的宣传舆论阵地，扩大自身声量。另一方面，除了传统宣教内容，自信也使得党愈发尊重客观传播规律，在对有害信息进行严格管控的基础上，通过党务公开、阳光问廉等活动的开展，逐步对相关领域进行呈现与“祛魅”。从微观层面来说，政党形象的建构终归将落实到每一位党员干部具体的言行举止当中。此时，政党自信则充当了一套内隐的规范性框架，促使中国共产党人回归本真，不搞崇洋媚外、自轻自贱，在对党的历史、能力与目标的把握中不忘初心使命，真正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价值观念的忠诚信仰者和坚定实践者，赢得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尊重。

自信更是塑造良好对外交往氛围的利器，是加强党际国别间沟通、理解与支持的重要因素。“政党中心主义”的逻辑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对中国国家形象、政府形象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三者形象之间强大的互嵌性使得通过提升政党自信以优化政党形象的路径在国际体系与全球秩序深刻变革的当下成为讲好中国故事、有效对外传播的重要手段。具备自信必先拒绝自我矮化，中国共产党从不做跟在西方价值与西方政党后亦步亦趋的追随者，而是坦然面对国际负面舆论，坚持变与不变、改与不改的辩证统一。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大步迈向世界舞台中央，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主动牵头多边合作，通过统筹国内外两个大局，大力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理念，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在大国外交与党际交往中彰显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正如习近平所言：“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1]37这样的自信也绝不是部分西方观察家所说的自我膨胀。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政府始终坚持多边主义与正确的义利观，摒弃意识形态偏见，坚持包容互鉴、合作共赢，正以更加坦诚、阳光与开放的形象同世界各国及其政党团结协作、守望相助。

（四）政党自信是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催化剂

保持战略定力，发扬斗爭精神，不断深化党的自我革命，进而引领实现社会革命，是新时代全面推进党的事业的重要路径。这样的自我革命则是在政党自信的观照之下进行的。首先，缺乏舍我其谁的自信，无产阶级政党便无法在政治革命后觉悟与担当起继续推动社会革命这一与生俱来的历史任务。换言之，政党自信是对欲要推进社会革命必先进行自我革命这一逻辑理路的高度确证，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地位的充分表达。但革命的表述并不意味自我革命是在同过去的自己进行割裂。因为，政党自信的生成原本就建立在对政党既往历史的客观把握之上，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勇于自我革命的历史。其次，拥有自信也使得党的自我革命始终坚持以党的建设客观规律为遵循，从而跳脱出一些政党内部治理所表现出的勾心斗角与互相攻讦，其实质是通过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不断改善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最后，自信还影响着主体在实践活动中的恒心与耐力。政党自信作为一种经常保持的自我评价使党能在社会革命这种先进不断战胜落后、高级持续代替低级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坚守初心使命，持续推进经济社会全领域变革的宝贵精神凭借。

先进精神方能塑造伟大品格，仅仅停留于自我审视的自我意识是片面的，自信还需要发展为自我审视基础上的自我否定与自我超越。因此，真正的政党自信并不在于中国共产党绝不犯错，而在于以自我革命的品格总结经验教训，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刮骨疗毒的勇气向顽疾痼瘴下刀，借此提升作为执政大党的治理效能，进而引领社会革命的完成。政党自信对自我革命的引导在很大程度上通过正确的归因而实现。众所周知，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主要因素。而缺乏自信，则往往使得政治主体在遭遇挫折之时将失败原因归于外部环境要素。这不仅容易导致“甩锅”责任、政治抹黑等行为的出现，更甚者将致使自身从此一蹶不振。世界上一些老牌大党纷纷崩溃而退出历史舞台的教训已对此反复作了注解。从这个角度上讲，政党自信的底气和自我革命的勇气是高度辩证统一的。此外，无论是自我革命还是社会革命，思想引领和价值观塑造这样的软性治理都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此时，政党自信就不仅仅发挥着催化作用，而且作为执政党所代表的先进文化形态出现，潜移默化地形塑着社会观念，事实上充当了降低治理成本、进行政治社会化的工具。

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党自信的提升路径

政党自信的存续不是一劳永逸的，它需要中国共产党深入推进自身建设并持续解决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新矛盾、新问题。新时代国内外格局加速变化，日益严峻复杂的执政环境与日趋迫切的发展任务对党的自信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从政党自信的一般特性来看，其科学提升是完全可能的。

（一）持续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大经验就是，发展中产生的问题依靠发展加以解决，实践中积累起的经验要在实践中继续深化。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时代课题与关键一招，也是新时代增强政党自信的根本路径。十九届四中全会所提出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目标以及“十三个坚持与完善”深刻地体现着政党自信中整体自信与领域自信的关系。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面向2035年的远景目标，其实现也取决于政党自我效能感的发挥。作为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我效能感总是与特定范畴相连结，绝没有孤立存在的自我效能。因此，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以提升政党自信的基本逻辑体现为：中国共产党在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运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等一系列具体实践中持续释放治理效能，进一步增强领域自信，并以这些细分领域的成功和自信为基底夯实政党的全面自信。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还要重视科学对比、包容互鉴，这也是政党自信协调主导性与吸纳性的内在要求。一方面，要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的事实与原因，在中外治理成效的鲜明比较中破除对“历史终结论”“西方中心主义”的迷思，强化对“中国模式”以及作为“中国模式”驱动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从而进一步坚定政党自信。另一方面，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中国特色的治理实践也应当吸收一般性治理理论、现代化理论中的有益成分。为此，要高度重视制度化、法治化建设，在推动国家治理制度体系与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完善的同时，也为政党自信的科学提升、长效化提升打下坚实的制度基础。更为重要的是，要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中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党、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对中国特色与政党自信的强调要避免上述其他治理主体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失语或屏蔽问题。实际上，自信正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中一改过往大包大揽、事无巨细的管理角色，而更加甘于和善于发挥协调各方、统揽全局的领导作用。未来深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向各治理主体赋能和治理体系迈向有领导的多中心格局的过程，要不断促使政党自信在国家治理活力持续而全面的激发中得以彰显与提升。

（二）高度重视政党理论创新

缺乏理论支撑的政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自信作为一个多层次的自我确认体系包含着政党及其成员对自身理论解释力与生命力的科学认知与高度肯定。马克思主义作为揭示人类历史发展普遍规律的真理，是中国共产党人唯一的世界观，也是党始终高扬的精神旗帜。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是我们虽远离无产阶级革命高潮，却依然“对社会主义保持必胜信念的科学依据”[1]66，也是中国共产党得以自信的根本凭借。但理论的自信并不是思想的盲从，对待马克思主义，既要极端重视，更要深刻理解、创造性运用。回首百年中国共产党的辉煌历史，可以看出，永无止境的理论创新源自永不止步的实践探索。党的成功与自信在于其在革命、建设与改革各个时期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以科学方法而非理论教条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立足当前，就是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为指导，学懂弄通，深刻领悟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发生深刻变革的经验与规律，并继续把科学指导理论、重大时代问题同人类文明成果和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高度的理论自觉与理论自信，深入总结“中国之治”的具体实践，“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中国的原创性贡献”[1]66。

理论宣传与理论教化也是党表达自信的重要方式。增强新时代的政党自信，首先要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广大党员干部，统一思想、凝心聚魂，持续提高全党上下運用新思想新理论研判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从而把对理论的自觉自信转化为干事创业的物质力量。其次，要在塑造政党内部信仰体系的基础上，加强运用政党指导理论与主流思想成风化俗、以文化人，在辐射带动中提升政党自信。要通过坚持“二为”方向与“双百”方针，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学术创新与观点争鸣，使党的自信在哲学社会科学与文艺创作的繁荣发展中继续彰显。最后，还要在明辨理论是非，应对挑战中加强政党自信。党要牢牢把握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主动权，敢于发声，善于发声，坚决还击中国崩溃论、历史终结论、改革滞后论等错误观点，自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民粹主义等有害思潮。要坚信真理越辩越明，使政党自信在对这些错误思想的剖析、揭露与反驳中更加坚定。

（三）坚持和完善新型政党制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21]，也是支撑中国共产党政党自信的伟大制度创造。自信体现在这是一套显著区别于西方多党竞争体制的制度体系，是拓展人类政治文明的宝贵方案。它不仅使政党的代表性和政权的人民性得以更加真实、广泛和持久地体现，更避免了因党争掣肘与政治极化造成的社会撕裂，从而使得政治决策高效化科学化。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运行这一新型政党制度过程中所产生的政党自信绝不是通过贬低其他党派而获得的。“荣辱与共，肝胆相照”的党际相处原则意味着执政党和参政党必须在政党建设上互相促进，共同提高。中国共产党不仅要勇于自我革命，更要创造条件帮助民主党派解决自身发展遇到的难题，努力提高参政党的建设质量和履职能力，使自我与他者的双重自信在新型政党体制中得以融通升华，继而产生更大的政治效能。

另一方面，对新型政党体制的坚持与完善既要凝聚共识，也要求同存异。政党自信绝不代表政党霸权。“一花独放不是春”，参差多态才是自信之源。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并首先解决长期以来的政党趋同问题。要针对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以及各民主党派之间在彼此思想政纲、组织基础、聚焦热点、政策建议等方面日趋同质化的现象，通过制度建设、界别调整，明晰分工等措施，使各政党在履职尽责的过程中充分体现自身特色，愈加彰显“和而不同”的政党政治文化。在坚持和完善新型政党制度的过程中，要更加健全与发挥各党派相互监督的机制，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主动接受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监督以及各参政党对国家重大方针政策贯彻落实情况的专项监督制度，要通过落实《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使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自信在“苦口良药”与“逆耳忠言”中不断提升。此外，还要充分认识人民政协这一新型政党制度功能发挥的重要渠道和场域。既要以加强党的领导、开展主题教育、深化理论研究等方式提升人民政协作为政治组织定位的建设质量，又要通过完善协商机制、扩大协商议题、拓展协商形式等举措优化人民政协作为民主形式定位的效能，在广聚民智、形成合力中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四）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从严治党是一场伟大的自我革命。”[22]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并以此为抓手大力整治长期以来管党治党的“宽松软”问题，取得了党的建设伟大成就。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党的建设永远在路上，唯有将这场伟大的自我革命进行到底，坚决同一切玷污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因素作斗争，才能把党锻造得更自信、更成熟。而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就要持续释放反腐肃贪的雷霆震慑力量。腐败作为政治之“癌”，侵蚀的不仅是党的肌体，更是党的精神。对反腐败斗争形势严峻性与复杂性的低估和错判将导致政党自信走向盲动，持续以全覆盖、无死角、零容忍的态度打好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斗争持久战，巩固和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才是深化自我革命的必由之路。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契合时代主题，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开展工作。要深刻理解党的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牢牢抓住政治建设与政治监督这一根本主线，将“全面”与“从严”的治理要求贯穿党治国理政的全过程，以监督执纪问责确保国家治理的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大力推动政党的自我完善与发展，从而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为“十四五”时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高质量开局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1]36全面从严治党还要将培育积极健康党内政治文化、持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作为基础工程。要坚持问题导向，继续狠刹“四风”，重点整治“码头文化”“圈子文化”“山头文化”，坚决清除党内的“双面人”与“伪君子”，“坚决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好人主义”[23]，在以良好党内政治文化与政治生态为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提供支撑的同时，通过党内精神文化治理夯实政党自信的根基。除了党内文化，主观、软性的政党自信还会因为客观、刚性制度的建立而日趋科学理性。因此，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务必从根本上提高党的建设制度化水平。必须将十八大以来开展巡视巡察、改革派驻监督、落实“两个责任”等成果与经验通过制度建设予以固化，逐步建立起一套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涵盖党的各方面建设的制度体系，并通过对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坚持与完善，建立健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使得党在保持蓬勃生命力的过程中，常态化保持政党自信。

处于时代的关键节点，“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1]57。置身世界的百年变局，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所面临的局面都严峻复杂。妄自尊大和妄自菲薄都会影响我们继续前进，唯有更加坚定中国共产党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领导核心的政党自信，以愈发清醒的头脑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愈发无畏的勇气投身具有更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以愈发坚毅的恒心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团结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奋勇前进，才能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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