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将农户土地资源配置分为“种不种”“种什么”“谁来种”三种情景，就非农就业对农户土地资源配置的影响进行了综述研究。研究表明，非农就业对农户土地资源配置产生影响，但对不同情景农户土地资源配置的研究结论还并不一致。未来，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需要进一步深化城乡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针对不同类型农户的实际情况制定不同政策，最终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关键词：非农就业;土地资源配置;小农户;现代农业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农户非农就业状况也发生了转变。农户类型也呈现出纯农户的比例逐渐下降、二兼农户和非农户的比例不断上升的趋势。如史清华、张惠林（2000）基于对山西省农村固定观察点2013年的数据分析发现，由纯农户演化成非农户的比例占非农户程度较高农户的六分之一，兼业户演化为非农户的比例最多，超过了20%[1]。李宪宝、高强（2013）根据全国农村社会经济典型调查数据汇编（1986—1999年）和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汇编（2000—2009年）的资料研究发现，纯农户的比值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在1997年下降到最低值，而农业兼业户与非农兼业户的比重呈现小幅波动趋势，从2003年之后二者比例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2]。苏群等（2016）基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2003～2011年的数据进行测算，结果表明，纯农户与一兼农户占比降低了接近5%，二兼农户与非农户的占比分别增加了5%[3]。黄祖辉等（2012）基于中国五省2004～2008年固定观察点的数据统计发现，农户家庭更倾向于减少从事农业的劳动时间，更倾向于增加外出务工的劳动时间，也从另一方面表明了农户分化的特征[4]。王春超（2007）对湖北省2004年和2005年的3300户的统计分析发现，纯农户减少比例最高，为5.94%，而农业兼业户和非农兼业户分别增加了1.48%和3.12%[5]。此外，Ma（2004）基于全国普查的数据测算发现，20世纪90年代农村家庭纯收入中工资收入的占比从1990年的20 %增加到2000年的31%[6]，非农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例得到了快速增加，也从侧面说明兼业化在农户家庭收入中来源的重要性。张琛等（2019）基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数据研究发现，当前纯农户比例不斷下降而非农户的比例不断上升，未来兼业农户将是农户的主流类型[7]。

由于农业生产的比较效益低下，在农户分化的大背景下，不同类型农户进行农业决策中也存在着差异，随即产生了土地要素该如何配置的问题。依据Hsieh&Klenow（2009）[8]提出的资源配置框架：当要素的边际产出价值相等的时候才能实现该资源最有效率的配置。如果要素的边际产出价值离散程度不等于0，意味着土地要素没有得到有效配置。基于此，本文按照Hsieh&Klenow（2009）[8]对资源配置的定义，将农户对土地要素配置分为以下三种情况：一是土地“种不种”的问题，即农户土地是否得到种植;二是土地“种什么”的问题，即种植何种类型农作物;三是土地要素“谁来种”的问题，即土地的经营主体是农户还是其他经营主体的问题，如农户是否采用流转或者入股的方式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或新型服务主体）生产经营。在此基础上，本文围绕非农就业与农户土地资源配置的文献进行梳理，以期为全面理解“人地”关系提供一个分析框架。

一、非农就业对土地种植决策的影响

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农户从事非农就业，就要“离土离乡”，势必会对土地的依赖性有所降低。已有国内外学者对非农就业与农户土地种植决策进行了大量的有益探讨。一部分学者从农户土地撂荒的视角进行探讨。有调查研究表明在235个调查村庄中，78.3%的村庄出现耕地撂荒现象，此外当前中国山区县农地的撂荒比例达到了14.32%，主要集中在西部山区，且非农就业越方便的地区土地撂荒的比例越高（李升发等，2017）[9]。段方利等（2007）认为由于大量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成为农民工，大量家乡土地出现了弃耕、撂荒的现象常常出现[10]。曹志宏等（2008）的分析表明，由于当前农业收入占农民总收入的比例不断降低，农户农业生产积极性的下降是造成土地撂荒的重要原因[11]。田玉军等（2010）对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户的研究结论发现，劳动力转移有助于农户放弃质量较差的耕地，选择将其撂荒[12]。方利平等（2011）的调查发现，中国湖南省部分农户因为外出务工所获得的高收入，不愿意从事农业生产，土地撂荒的现象常常出现[13]。胡敏、王成超（2013）依据1978～2008年福建省长汀区社会统计资料和农户调查数据，探究了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对农户耕地撂荒的影响，研究发现新世纪以来非农劳动力数量的增加，耕地撂荒面积数量也不断增加，较高的务农机会成本是造成农户耕地撂荒的重要因素[14]。郑兴明、吴锦程（2013）基于福建农户的数据研究发现，农户家庭非农劳动人口的比例与耕地撂荒发生概率二者呈现正相关[15]。谢秋山、赵明（2013）基于CGSS2010的数据，采用Multinomial Logistic模型研究发现，家庭外出劳动力数量越多的农户家庭，土地撂荒的可能性越高[16]。Zhang et al.（2014）分析了330户农户1423块的地块数据，实证结果表明非农就业是影响农户土地撂荒的重要因素，从事非农就业的农村劳动力更倾向于不耕作土地[17]。Zou et al.（2018）的研究发现，收入水平较高的农户不太可能撂荒农地[18]。而龙开胜、陈利根（2011）的研究发现，由于土地种植的适宜性，农户因外出务工导致土地撂荒的担忧是多虑的[19]。也有一部分学者从农户退出土地的视角进行探讨。例如，Glauben et al.（2006）以西德农户为例，研究发现在农场数量减少的县中，非农就业加速了农户农场的退出[20]。王兆林等（2011）对重庆市1829户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研究发现，主要成员定居城镇、具有稳定的非农收入来源的农户家庭往往更愿意退出自身承包的土地[21]。张学敏、刘惠君（2013）对豫、湘、川、渝四省（市）超过1000户农户的数据分析也表明，家庭人均非农收入水平越高的农户越倾向于退出承包地[22]。罗必良（2013）基于对广东省农户的样本统计发现，家庭务农人数对于农户选择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意愿二者之间具有正向关系[23]。高佳、李世平（2015）基于对陕西580户农户的微观农户数据，通过Logistic模型研究发现，农业收入占家庭收入比例越低的农户，其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意愿也越高[24]。刘同山（2016）基于冀鲁豫三省620户农户，采用mvprobit模型研究了非农就业对于农户处置承包地的意愿，研究结论表明非农就业较为稳定的家庭，选择直接出售或被政府征用的方式处置土地的意愿越高[25]。

二、非农就业对土地种植结构的影响

根据新迁移经济学理论，非农就业虽然改变了农户家庭劳动力的转移，但也会通过收入汇回等形式对家庭予以补贴，进而有可能因改变了农户效用最大化的投入产出组合，对农户土地种植结构产生影响。当前针对非农就业与农户土地种植结构的研究中，重点关注的是非农就业是否会对农户农业种植结构产生影响。一部分学者对非农就业会对农户农业种植结构产生影响这一结论持肯定态度。首先，从粮食作物种植结构方面，不同学者的研究结论存在着差异。例如，陈风波、丁士军（2006）基于江汉平原水稻种植户的数据，研究发现从事非农就业的农户更倾向于改变水稻种植的品种，即将双季稻改种为单季稻[26]。陆文聪等（2008）采用1978～2006年29个省份的数据，采用空间误差模型研究发现，非农就业对于中国粮食作物的生产集中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非农就业会不利于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的增加[27]。刘乃全、刘学华（2009）则是基于“良田种树风”的现象，通过对案例的深入剖析研究认为“弃粮种树”是在面临劳动力外出务工的约束下所做出综合决策的显现[28]。有学者对阿尔巴尼亚和墨西哥农户的实证研究发现，家庭成员中有外出务工的农户种植业播种面积明显低于家庭成员中没有外出务工的农户种植业播种面积，更倾向于增加以经济作物为主的资本密集型农作物种植[29-30]（Miluka et al.，2007;Schmook，Radel，2008）。Wouterse&Taylor（2008）基于布基纳法索的农户数据，研究发现外出务工的农户家庭更倾向将汇款用于牲畜的养殖，而对粮食种植面积有所减少[31]。Damon（2010）对萨尔瓦多农户的研究发现，非农就业的农户家庭更倾向于对自身农业生产进行结构调整，更倾向于种植具有较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32]。杨进等（2016）基于农业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五个省份2004～2008年微观面板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农户非农就业会显著地降低粮食作物的种植比例，与之相对应的是有助于提高经济作物的种植比例[33]。而田玉军等（2009）和Qian et al.（2016）的研究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田玉军等（2009）基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统计数据和微观农户的数据，研究发现以劳动力机会成本上升为代表的非农就业会造成农户对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变，尤其是选择劳动力生产率高的作物，降低劳动生产率低的作物种植面积[34]。Qian et al.（2016）基于中国江西省230户农户的数据，研究结论表明非农就业的家庭更倾向于增加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而不是增加资本密集型的牲畜养殖[35]。其次，针对非农就业与农户种植多样性方面，一部分学者研究发现，非农就业与种植多样性二者之间具有负向关系。钟太洋、黄贤金（2012）基于对江苏省泰兴市和宿豫区的农户问卷调查，采用Poisson回归方法研究发现非农就业会显著地降低农户种植结构的多样性[36]。Nguyen&Grote（2015）对越南农户的数据研究发现，劳动力外出务工会对农作物种植的多样性具有滞后效应，且估计系数为负并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二者之间具有负向影响[37]。也有一部分学者的研究发现，非农就业对于改变农户种植结构的影响并不显著。例如，de Brauw（2007）基于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越南农户非农就业对农户生产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非农就业对于农户种植结构的调整影响程度较弱，虽然降低了种植面积并没有充足证据证实进行农业结构调整[38]。王翌秋、陈玉珠（2016）基于对江苏、河南两省农户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非农就业并不会显著地影响粮食作物的种植概率及比重，主要原因是机械对劳动力的有效替代，只有当家庭多数成员外出才会对种植结构产生影响[39]。

三、非农就业对土地流转的影响

土地作为农户最为重要的要素，不仅具有社会保障功能，而且还能赋予农户获得财产性收入。非农就业的家庭关于土地要素的配置，除了选择土地是否种植（“种不种”）、改变种植结构（“种什么”），还存在着一种“谁来种”的情况，即土地流转。当前有关非农就业与农户土地流转的研究，得到了国内外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总体上来看，已有研究存在着分歧。一部分学者对非农就业能够促进农户流转土地持肯定态度。Yao（2000）基于浙江省三个县农户的两期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劳动力市场的放开所导致的非农就业将有助于实现农户进行土地流转[40]。Kung（2002）基于中国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以从事非农行业白天工作的人数作为衡量非农就业的指标，实证结果表明积极参与非农劳动力市场的农户家庭，确实有助于土地的流转[41]。Feng&Heerink （2008）基于2000年中国三个村庄农户的数据研究发现，非农就业与土地流转二者存在着高度的相关关系，计量研究表明二者之间呈现出负向关系[42]。Kimura et al.（2011）通过构建理论模型研究发现，外出务工的高工资率有助于促进土地租赁市场的发展，农户家庭从事非农就业被证实是实现土地流转的重要因素[43]。Huang et al.（2012）基于2000年和2008年的中国农户两期追踪数据，通过构建非农就业与农户土地流转的计量经济学模型，研究发现非农就业对于促进农户土地流转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44]。黄祖辉等（2014）采用2011年江西省325户农户783块地块的投入产出数据，研究发现非农就业不仅能够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而且也有助于农户农地流转[45]。孙小龙、郭沛（2015）基于吉林、山东和陕西429户农户的微观数据，实证结果表明家庭非农就业人数与农户发生土地流转行为概率二者呈现出显著正向关系，即非农就业人数越多，土地转出面积越大[46]。张璟等（2016）利用中国农户的调研数据研究发现，非农就业对于农户土地流转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工具变量估计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结论[47]。Yan&Huo（2016）采用Double-hurdle模型，实证结果表明非农就业是影响农户土地流转决策和土地流转规模的重要因素[48]。Che（2016）基于中国农户数据，采用IV-probit模型研究发现，无论是劳动力外出务工还是在本地从事非农就业都有助于农户土地流转的发生[49]。Ji et al.（2018）和Su et al.（2018）对中国农户数据的研究均发现，非农就业对于农户土地转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50-51]，但是对土地的转入没有影响，这一结论与陈飞、翟伟娟（2015）[52]的研究结论相一致，他们认为非农劳动的收入水平与就业机会是农户土地流转的主要诱因。王亚辉等（2018）采用非农收入占比作为衡量农户家庭非农就业的指标，研究结论表明在考虑到地形差异（平原、丘陵、山区）的情况下，非农就业对于土地流轉的效果都是正向影响，其这一效果均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53]。Zou et al.（2018）基于2015年九省农户调研数据，研究发现，非农就业降低了雇工工人进行生产的可能性，但增加了转出农地的可能性[18]。也有一部分学者对非农就业促进农户土地流转的观点持怀疑态度。叶剑平等（2006）基于对全国17个省份的土地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与1999年相比，2005年样本农户非农就业比例快速增长，由1999年的65.1%增加到2005年的83.2%，但是农地流转比例并不没有得到显著增加[54]。钱忠好（2008）的研究结论表明，非农就业并不会促进农户流转土地，而是出于家庭收益最大化的考虑，最终的结果是家庭成员一部分非农就业、一部分经营农业[55]。闫小欢、霍学喜（2013）基于河南省479户农户的数据研究发现，由于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与其生产功能难以相互剥离出来，因此需要农户不愿意长期流转土地[56]。苏群等（2016）基于2003～2011年农业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数据研究发现，由于农户兼业化的现状，非农就业并不必然导致土地流转行为的发生[3]。张璟等（2016）的研究在考虑到兼业收入比重的情况下，研究表明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小于50%的农户转出土地的概率较低[47]。

四、结论

农户分化的本质是农户收入占比的变化，主要表现特征为非农就业。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有序推进新型城镇化，需要充分考虑非农就业与农村土地二者之間的关系。基于此，本文将农户土地资源配置分为“种不种”“种什么”“谁来种”三种情景展开综述。已有研究中，非农就业与土地种植决策的研究结论较为一致，即非农就业会影响农户土地种植决策，更倾向于退出承包土地、甚至将土地撂荒。而有关非农就业与土地种植结构以及土地流转的研究分歧仍较大，一部分学者认为非农就业有助于农户种植结构调整和土地流转，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非农就业对种植结构调整和土地流转的影响效果不明显。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如何针对不同农户类型制定不同的政策，是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重要路径。同时，未来需要进一步统筹深化城乡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重点关注离土离乡农民的土地要素配置情况。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探索设计农民工退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与资格权、农村集体经济股份权利与收益分配权利的制度，在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基础上，顺应农户分化的趋势，提高农业农村土地资源的流动性和使用效率，让农村土地要素市场循环起来，逐步实现土地要素的优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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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校对：舒雅）

The Impact of Off-farm Employment on Land Resources Allocation of Farmers： A Literature Review

Zhang Chen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6）

Abstract：In this paper， the land resources allocation of farmers is divided into three scenarios：“whether to cultivate or not”， “cultivate what kind of crops”and “who will cultivate the land”， and the impact of off-farm employment on the land resources allocation of farmers is review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off-farm employment has an impact on land resources allocation of farmers， but the conclusions of different scenarios are not consistent. In the future， in the context of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further deepen the reform of registered residence system， land system and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 system. Different policies should be formulated for different types of farmers to connect smallholders and modern agriculture.

Keywords： off-farm employment; land resources allocation; smallholders; modern agriculture

（英文校译：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