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外国语学院 陈珧

1 研究背景

技术并购通过将并购方和目标方的技术能力进行重组和整合进而创造价值(Kogut & Zander， 1992)。早在半个世纪前，相关研究就已指出，对资源和能力的重组是创新和企业成长的来源，近年来的许多研究也表明，对资源的创新性组合是技术并购的重要动因之一(Karim &Mitchell， 2000； Larsson & Finkelstein， 1999)。而在研究企业能否通过并购后的资源重组和整合过程达到其预期目标时，并购双方间的技术重合度是一个关键因素。

较高的技术重合度会造成较为严重的资产剥离，导致并购的价值损害(Capron， 1999)。而较低的技术重合度，一方面降低了并购企业相互间沟通和吸收学习的能力，另一方面却也增加了企业双方运用自身独有资源来创造资源重组的机会。先前研究将技术重合看作是目标方的知识集合中并购方已知的那部分，或是并购双方知识重叠的那部分(Ahuja & Katila， 2001)。一个被提及较多的概念是“技术相似性”。目前，学界已有不少对技术相似性与并购绩效、并购创新产出关系的研究，但结论莫衷一是(Capron et al.， 2001；Tanriverdi & Venkatraman，2005)。一个比较确定的结论是，技术相似性与创新能力(Cloodt et al.，2006)或者是技术并购绩效(Ahuja & Katila， 2001)呈倒U型关系。

为了解决先前研究存在的分歧，本文将进一步将技术重合的概念细化为两个不同的层面，研究其对于并购资源重组的影响机理。现有大多数对技术重合的研究中定义的“技术重合”主要侧重于“目标方重合”，即目标方知识中与并购方存在重合的那部分比例(Ahuja & Katila，2001； Cloodt et al.， 2006； Kapoor & Lim， 2007)。然而对于不同的并购来说，并购方知识中与目标方发生重合的那部分比例也是不同的，我们识别并命名其为“并购方重合”。在明晰这两个不同的定义基础上，我们进一步阐释了其对于并购整合风险所具有的不同效应并通过一个简单的动态仿真模型来进行验证。

2 理论机理

2.1 并购技术整合和整合风险

2.1.1 并购技术整合

Iansiti(1995)最早将技术整合界定为对新产品及其工艺所采用的一系列的技术评价、选择和提炼的方法，目的是在进行技术选择和决策时，将各种知识与企业自身特有的环境匹配起来，成功完成产品和工艺的开发。Hardaker(1998)等学者则在研究欧洲制造业产品开发管理时，把企业的技术整合分解为技术层面、管理层面和文化层面，用以提高并购企业的技术能力，实现产品创新及推进大规模生产。本文认为，技术整合是企业在新技术开发过程中，根据环境要求和自身的技术基础以及其他资源条件，通过系统集成的方法评估，选择适宜的外部技术，并将获取的技术与企业现有技术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从而推出新产品(新技术)的动态过程。

2.1.2 技术整合风险

风险为不确定性，即收益与预期的偏离。并购发生后，在其整合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问题，其中包括个人不确定性和模糊性、重要人物的离职、顾客的丧失、文化阻力等，所有这些问题都会对协同效应的实现带来负面影响，从而产生整合风险。结合以上研究，本文认为并购的技术整合风险是指企业在并购后的技术整合过程中，由于并购后重组企业的技术含量、匹配程度、管理模式、研发战略等差距太大，或是由于并购方企业的技术吸收、技术实现能力有限，以致于未能达到预期整合水平的可能性和结果。

中国语言资源包括古今汉语、各地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字，其核心内涵是以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为代表所承载的文化基因。我国语言资源呈现出丰富性的同时，濒危性也愈加明显，让语言资源“活”起来已成为当务之急，语言的活力在于运用，需拓展以方言为核心的语言资源传播，突破传统形态的方言传播困境，建构以保护和传承方言为目的的传播新范式。作为新时代的大众，更多人选择使用新媒体获取信息，而传统的方言传播形态相对单一，传播载体依赖传统媒体，已不能完全满足大众需求。因此，缺乏新形态和新载体成为方言传播面临的主要困境。

2.2 技术重合度的界定

对技术重合的研究呈现出模棱两可的结论，现存文献对技术重合的定义和度量也给我们考察影响并购绩效的潜在因素带来了晦涩和不便。理论研究的进展要求我们对于技术重合度的概念，及其对并购后资源整合的作用机制作出更深入的分析和审视。沿着Sears &Hoetker(2014)的研究，我们认为技术重合度并不是一个单一维度的变量，它可以被进一步细分为并购方的技术重合度和目标方的技术重合度，而这两者对于并购企业从并购整合中创造价值的能力的影响作用是不同的。并购方技术重合度指的是并购方技术资源中与目标方重合的那部分比例；目标方技术重合度则指的是目标方技术资源中与并购方重合的那部分比例。根据这一定义我们可以发现，在以往研究中的“技术重合”更多地仅仅指的是“目标方技术重合度”这一维度，且将“技术重合”看作是一个绝对量。而我们认为，将技术重合度看作是两维度的、描述相对量的指标是更合适的。对这两种不同层面的并购技术重合度进行区分使我们在对并购双方的资源关系进行审视时，不仅能够了解并购方对目标方的技术资源的了解程度，还能够同时考虑到并购方会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并购整合的影响。

并购方技术重合度和目标方技术重合度各自对并购企业的技术能力有着不同的调节作用，从而间接地影响并购的绩效创造(Sears & Hoetker， 2014)。目标方技术重合度代表了目标方资源中已经被并购方所了解、掌握的那部分技术能力比例，它一方面体现了知识冗余的程度；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并购方的吸收能力，即并购方识别、利用并购双方间技术能力进行有效重组和结合的能力。与此相对的，并购方技术重合度则代表了并购方资源中已经被目标方所了解、掌握的那部分技术能力比例，这个比例决定了并购双方技术能力来源间的冲突程度。

2.2.1 目标方技术重合度

适度的知识冗余，或者说吸收能力，能够帮助并购企业有效地识别并购双方间资源进行重组结合的潜在空间并加以利用，在并购后整合的过程中实现创新的产出(Cohen & Levinthal， 1990)。吸收能力是指获取或吸收信息，利用信息创造利润的能力。具有较高吸收能力的公司更可能利用外部知识提高技术。技术吸收能力与技术并购后的生产率提高成正比并且可以提高新产品开发效率(Stock & Tatikonda， 2008)，然而过度的冗余会对并购方的这种能力造成负面影响。现有的研究表明，虽然技术方面一定水平的重合度对并购的成功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是过高的重合度反而会带来收益减少，甚至是负收益，因为这减少了双方互相学习的空间(Ghoshal， 1987；Cassiman et al.， 2005)。高度的目标方技术重合度带来的高度的知识冗余意味着并购方进行的基本上是对已有知识的购买，能够被利用进行整合的目标方新知识很少，通过重组双方资源来获得创新性收益的空间就大大降低了，这会潜在地减少目标方的技术资源对并购的贡献。因此随着目标方技术重合度的上升，并购方为己方已有技术资源的支付越大并且并购双方可以进行资源组合创新的空间越小，从而造成目标方每单位技术能力的价值产出下降。

而当目标方技术重合度较低时，并购双方可以进行资源组合创新的空间比较大，利于目标方技术能力对并购价值的创造，但同时也给并购方利用、控制这些资源创新机会带来了困难。如前所述，吸收能力在并购企业识别并购双方间资源进行重组结合的潜在空间并加以整合以实现创新产出的这一过程中是十分关键的。如果并购方缺乏这种吸收能力，则并购方识别由目标方技术带来的创新机会的能力就会受到限制，进一步地，组织和管理在此创新过程中产生的新资源的能力也会受到限制。因此随着目标方技术重合度的下降，并购方企业的吸收能力减弱，从而不利于目标方技术能力带来的并购价值创造。

因此，当目标方重合度变化时，吸收能力和知识冗余对于并购方从目标方资源中创造价值的能力的影响朝着两个相反的方向变化。据此，有一些研究提出了并购绩效与技术重合度之间的倒U型曲线关系(Ahuja & Katila，2001； Cloodt et al.， 2006； Kapoor & Lim， 2007)。由此猜想，如果随着目标方重合度的增加，吸收能力对价值创造的正向效应增长比知识冗余带来的负向效应更快，则二者的联合作用将体现为收益随着重合度增长而增长，从而并购的整合风险较小；相反地，如果随着目标方重合度的增加，知识冗余对价值创造的负向效应增长比吸收能力带来的正向效应更快，则二者的联合作用将体现为收益随着重合度的增长而降低，从而并购的整合风险较大。据此我们提出下述假设。

假设1：并购整合风险与目标方技术重合度之间具有U型曲线关系，即目标方技术重合度过低或过高时，不利于并购整合风险的控制；目标方技术重合度适中时，并购整合风险处于最小值。

2.2.2 并购方技术重合度

与目标方技术重合度的意义不同，并购方技术重合度体现了并购方的现有知识基础(在这里可以认为就是并购方的技术工人)在并购发生后面临威胁的程度。并购方技术重合度的高低刻画了目标方技术能力对于并购方技术战略地位的重要性程度。当并购方技术重合度较高时，并购方与目标方重合的知识占据了并购方知识的很大一部分，因此并购方一般不会继续保留两个高度相关的技术专家组织，在合并并购双方的知识基础过程中，双方的团队，包括组织惯例都可能遭到破坏。在整合过程中出现的文化、管理、沟通差异都会导致绩效的降低(Bauer &Matzler， 2014； Teerikangas & Very， 2006)。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在以往文献中，更多地认为在解决这种内部两方力量相互竞争的局面时，往往是目标方人员受到重组但有时受到并购后重组危机较大的一方也可能是并购方，特别是当目标方拥有比并购方现存技术更先进的技术时。尤其当并购方的并购动机是以目标方技术替代己方技术时，这种情况更常见(Tripsas & Gavetti， 2000)。考虑到本文的研究对象为以获取外部先进技术替代内部开发的技术获取型并购，我们认为在这里假设面对并购后冲突，并购方人员及组织惯例更容易受到威胁和破坏是恰当的。在并购理论的相关研究中，冲突被认为是破坏并购价值的一个关键因素(Paruchuri et al.， 2006； Larsson and Finkelstein， 1999)。冲突带来的直接损害并购价值产生的后果就是并购双方企业间雇员的抵触。通常来说企业员工对并购的态度比较消极，这种抵触情绪被认为是造成并购未能达成预期目标的一个因素。雇员抵触情绪会随着并购双方间相似程度的增加而上升。当并购方技术重合度上升时，并购方技术工人相比目标方技术工人来说，更多的不是互补，而是冗余，从而带来更多的冲突，降低企业从并购中创造价值的能力，增大了并购整合风险。

除了冲突带来的价值创造减少以外，并购方技术重合度对并购产出的影响还体现在并购后整合的程度上。与并购方技术重合度较低的情况相比，并购方技术重合度较高的并购更侧重对双方技术资源的整合，而非替代。相似性越高，整合程度越高(Capron， et al.， 2001； Karim& Mitchell， 2000)。而整合程度的高低与并购后创新产出是负相关的。在整合过程中对企业原有组织惯例形成的破坏是并购不能成功创造价值的另一重要原因。原有的组织惯例被认为是企业所掌握能力的大部分来源，因此在整合中对目标方组织惯例的破坏会降低目标方企业技术能力的创新生产力，从而导致并购价值创造的失败(Puranam et al.， 2006； Ranft & Lord， 2002)。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提出下述假设。

假设2：并购整合风险与并购方技术重合度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即并购方技术重合度的增长会增大并购整合风险。

这里要指出的是，相对于假设2，本文并不认为目标方技术重合度的大小会引起并购双方间破坏和冲突程度的变化或目标方内部的破坏。因为一方面，在并购初期并购方对目标方技术的了解还很有限，需要对方的核心技术人员的留任；另一方面，并购所要获取的技术资源很大程度上可能嵌入在目标方的团队或复杂的人员关系中，故而出于这些考虑，一般无法直接对目标方进行深程度的裁员或重组。因此本文认为，目标方技术重合度度量了并购双方间技术知识的关联性，但并不度量潜在资源重构、整合和冲突的程度，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由并购方技术重合度决定的。

3 并购技术整合风险动态仿真

并购双方企业所拥有技术资源的复杂性与动态性，导致并购企业之间的技术整合行为也极其复杂。通过复杂理论分析技术资源在并购双方企业间交互作用的动态演化机制，进而研究并购双方技术重合度对整合风险的影响作用，再现并购整合的动态过程，是本文拟解决的重点问题。多主体动态仿真作为研究复杂系统问题的一种主要方法，已被广泛使用。所谓多主体仿真(MAS)，是指采用基于主体的建模方法，通过对复杂系统中的基本元素及其之间交互作用的建模与仿真，将复杂系统的微观行为和宏观“涌现”现象有机地结合到一起。从前文的理论机理出发，为验证假设，本文使用Netlogo4.1.3作为仿真平台，借助多主体仿真模型， 动态地分析了这一演化关系。

3.1 模型建立

本文选择一个由W*W个网格组成的球面世界来模拟技术并购后的技术整合网络，网络中存在并购方和被并购方两类主体。一个特定的并购方主体所拥有的所有的初始技术资源随机地分布在网格中，设定其初始知识水平服从[150，1600]正态分布，一个特定的目标主体所拥有的初始技术资源随机地分布在网格中，设定其初始知识水平服从[200，1600]正态分布。并购方的技术资源主体每个时刻向前一个步长(这里一个步长即一个正方形网格的边长)，随机选择与其相邻的一个目标方技术资源进行知识整合。本文采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研究并购主体进行技术知识整合时的整合方式，得出并购主体与目标方资源互动后，产生技术整合收益的存量如下：

整合公式中K1和K2分别为并购双方主体投入技术整合的技术知识水平，α、β分别为两主体的技术知识在整合过程中的产出弹性，A为吸收系数，作为吸收能力对整合效果影响的衡量。

根据前文的分析，当目标方重合度发生变化时，吸收能力和知识冗余对于并购方从目标方资源中创造价值的能力的影响朝着两个相反的方向变化。较高的目标方重合度保证了并购方较高的吸收能力，即并购方识别并购双方间资源进行重组结合的潜在空间并加以整合以实现创新产出的能力，但存在的较严重的知识冗余现象会大大降低并购双方间资源重组的创新能力和数量(Makri et al.， 2010)。反之，如果目标方重合度较低，那么大部分目标方知识对并购方来说是新知识，双方资源进行创新性重组的机会很丰富。然而，并购方并不一定能实现这种资源重组的机会，因为其缺乏相应的吸收能力(Cohen &Levinthal， 1990)。缺乏潜在吸收能力，也即缺乏转化和识别外部知识的能力，并购方就不能最大化地吸收目标方的技术能力(Mowery et al.， 1998)，从而影响并购产出。正如前文所说，随着目标方技术重合度的上升，在吸收能力增强的同时，并购方为己方已有技术资源的支付越大并且并购双方可以进行资源组合创新的空间越小，从而造成目标方每单位技术能力的价值产出下降，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中可以体现为吸收系数A较大，但目标方单位技术知识的产出β较小。

此外，当并购方知识重合度较低时，并购后冲突的来源相对较少。由于与目标方重合的知识只占了并购方知识总量的一小部分，并购方的技术工人很少会感觉自己与目标方的技术工人形成了竞争的关系。相反，由于目标方为并购方提供了互补的技术，反而会促进资源重组的创新结果。双方的工人都能从资源重组中获益，因此双方更有合作的意愿以提升各自的技术能力。相较而言，当并购方知识重合度较高时，更多的并购方技术工人相比目标方技术工人不是互补，而是冗余。在合并并购双方的知识基础过程中，双方的团队，包括组织惯例都可能遭到破坏，并购方技术员工很可能由于感到外来重复技术的威胁而导致原有生产力水平的下降，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中可以体现为并购方单位技术知识的产出α较小。

3.2 仿真参数和待观测变量的设置

根据上文分析，本文共设置2个实验模型，来分别考察目标方技术重合度和并购方技术重合度对于技术并购技术整合风险的影响效果。为衡量整合风险大小，考察技术整合的收益水平随时间的演化，从收益趋势的变动方面来认识目标方技术重合度和并购方技术重合度对整合风险的作用效果，在这里采用技术知识分布均值μ(t)来衡量W*W网络中并购主体经过技术整合后获得的技术知识收益平均水平，具体公式如下：

3.3 仿真结果

比较模型1、模型2、模型3，观察随着目标方技术重合度由高到低变化对于并购后技术整合的影响，可发现当目标方技术重合度适中时，仿真输出的技术知识分布均值明显要高于目标方技术重合度过高或过低的情况，如图1所示。这表明相较于目标方技术重合度过大或过小的情况，在适度的目标方技术重合度水平下，并购双方既具有一定进行资源组合创新的空间，双方能够进行比较有效的产出，又具备并购方利用、控制这些资源创新机会的能力，技术整合结果会呈现更高的平均收益，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设1。特别地，当目标方重合度过高时，输出的知识均值极低，并且在稳定状态出现了小于其初始值的现象，也印证了前人的研究，即过高的技术重合度反而会带来收益的不断减少甚至是负收益。

表1 目标方技术重合度和并购方技术重合度模型参数设置

图1 目标方技术重合度对知识均值的影响

比较模型4、模型5，观察随着并购方技术重合度高低变化对于并购后技术整合的影响，可发现当并购方技术重合度较低时，仿真输出的技术知识分布均值明显要高于并购方技术重合度过高的情况，如图2所示。这表明较低的并购方知识重合度会降低并购后冲突和威胁的来源，并且由于目标方为并购方提供了互补的技术，反而会促进资源重组的创新结果，双方更有合作的意愿以提升各自的技术能力，特别是并购方在面临整合威胁时，原有的生产力水平不会受到并购冲击的影响，使技术整合结果呈现更高的平均收益，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设2。

4 结语

技术并购绩效与整合风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并购双方技术存量间的重合度。在前人研究的工作基础上，本文提出，技术重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两个不同的概念：目标方重合，即目标方技术资源中与并购方重合的那部分比例，代表了目标方资源中已经被并购方所了解、掌握的那部分技术能力比例，它一方面体现了知识冗余的程度，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并购方的吸收能力，即并购方识别、利用并购双方间技术能力进行有效重组和结合的能力；并购方重合，即并购方技术资源中与目标方重合的那部分比例，代表了并购方资源中已经被目标方所了解、掌握的那部分技术能力比例，这个比例决定了并购双方技术能力来源间的冲突程度。本文进一步发现这两个不同的重合概念通过影响并购方和目标方的技术能力，对技术并购后通过资源重组和整合带来的的绩效创造(或损失)具有不同的但存在内在联系的效应。模拟仿真研究的结果支持了我们的理论假设，并购整合风险与目标方技术重合度之间具有U型曲线关系，而与并购方技术重合度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

图2 并购方技术重合度对知识均值的影响

本文从理论方面及动态仿真方面阐释和区分了目标方技术重合度和并购方技术重合度这一对不同概念，及二者各自通过影响并购方吸收能力、知识冗余以及由于并购双方间冲突造成的组织破坏进而影响并购整合和绩效创造的不同作用，补充了前人(Makri et al.， 2010)对技术重合性的研究。本文仍希望今后在其深层机理方面进行拓展深化，找到技术重合度、技术能力和并购整合之间关系的微观基础。例如，并购方技术重合度与目标方技术重合度水平高低是如何影响并购方和目标方企业内的人员离任、自主权保留和资产剥离的，这是一个可行的未来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