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雪

摘 要：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来传播速度最快、波及范围最广的一次全球性突发公共卫生危机。面对疫情，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毅然打响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并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中国抗疫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之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于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逻辑起点、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特点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主张。然而在国际话语场，西方带有根深蒂固意识形态偏见的“中国威胁论”隨着疫情的蔓延卷土重来。为分享中国抗疫的成功经验、阐明全球抗疫的中国主张，必须揭露西方抗疫逻辑的自身困境，批判、破除其污名化中国抗疫的谎言论调。

关键词：党的领导;中国抗疫;污名化;批判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肆虐向人类治理发出时代之问，是坚持积极治理还是制造政治矛盾？是加强共同合作还是强化单边主义？相异于西方疫情治理乱象丛生的窘态，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毅然打响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并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不是简单并列，而是由抗疫逻辑贯穿起来的，是紧密联系、相互贯通、互相作用的有机统一整体，统一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打响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是抗疫行动的基础，彰显中国抗疫的逻辑起点;打好疫情防控总体战是抗疫行动的关键，彰显中国抗疫的制度特点;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是抗疫行动的目标，彰显中国抗疫的价值主张。

在国际话语场，西方带有根深蒂固意识形态偏见的所谓的“中国威胁论”随着疫情的蔓延卷土重来。本研究比较考察中国与西方的疫情治理逻辑，从逻辑起点、制度特点、价值主张维度勘破西方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本质，对深刻理解党的领导是中国抗疫胜利之本、推进国际社会摒弃偏见转向合作抗疫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逻辑起点：利益至上的个人主义与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

逻辑起点的本质是观念层面的上层建筑，主要回答抗击疫情“以何为本”的问题，在抗疫行动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是考察疫情治理逻辑的重要前提。

（一）个人主义是西方认识疫情的逻辑起点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意识形态是经济基础与政治制度的综合反映。西方认识疫情遵循了经济人利益至上的逻辑起点，其核心是资本主导下的个人主义，主要表现为救治病患中表现出的利己主义、社会动荡下表现出的民粹主义等。

在疫情发生后，中国第一时间向世界卫生组织与其他国家通报疫情信息，多次面向世界各国进行疫情治理经验分享。但部分西方国家依旧没有能够防止疫情快速地蔓延。究其原因有二：其一，个人主义的利益至上原则导致大多数普通患者得不到及时救治。诸如因烦琐的保险规定和福利药房管理人员的停工导致医疗体系处于半瘫痪状态，普通患者接受医生诊断后难以通过停摆的福利药房获得药物，“诊而难治”使医院作用大减、亏损严重，只能解雇一批医生和护士来缓解亏损，进一步压缩普通患者可用的医疗资源。其二，个人主义催生的民粹主义使社会更加动荡。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接受采访时分析部分西方国家陷入疫情治理困局的原因是根深蒂固却逐渐失控的个人主义观念，尤其是在由民粹主义领导人领导的国家，如美国、巴西、墨西哥、匈牙利等。福山认为正是特朗普、波索纳罗、洛佩斯、阿戴尔等领导人采取的无视疫情做法导致疫情的失控，进而在国内出现个人主义极端化。在社会压力陡增的环境下个人主义就会表现出反社会的孤立倾向，滋生出极端的种族主义、政治排外主义。

（二）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是党领导中国抗疫的逻辑起点

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用“民兵是胜利之本”强调人民群众的力量。十九大报告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人民至上是党一直未变的执政理念，也是党领导抗疫行动的逻辑起点。

人民至上的逻辑起点遵循紧紧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其在党领导抗疫实践中主要表现有两个方面：一是人民乃胜利之本，紧紧依靠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要紧紧依靠人民，构建起群防群控的人民防线。抗击疫情的人民战争不只是医护工作者的战争，也是全体中国人民的战争。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14亿中国人民自觉形成了以医护工作者为中坚，以基层工作者为抓手，以快递小哥等各行业工作者为保障，以广大民众为基础的“抗疫部队”大联合。二是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人民。表现为举全国之力保障人民安全和人民生活。不同于个人主义的利益至上，也不同于被动等待的群体免疫，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全国各省市346支医疗队、4万多名医务人员驰援湖北，建筑工人仅用10余天就建成了火神山、雷神山医院。

（三）打响疫情防控“人民战争”而非“利益战”

有没有把人作为逻辑起点关乎能否打响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是决定抗疫实践最终胜利与否的基础。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威胁全人类的生命健康，抗击疫情的战争是全人类与病毒的战争。之所以把抗击疫情实践称为人民战争，是因战争胜利依靠人、战争目的为了人，人是抗击疫情的根本。

以个人主义为逻辑起点的抗疫是利益战而非人民战争。马克思曾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指出：“只有在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生产。”说明“人”首先是社会人，其次才是经济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利益至上的个人主义弱化了人的社会属性，是对“人”本身的异化，所以个人主义的核心是利益、是经济人。以利益为“保护”对象的抗疫策略可能会减小疫情对物质利益的影响，但病毒无意识，传染无差别，“利益战”对阻断病毒、保障人民生命健康没有作用。

部分西方国家只能以中国人民至上的集体主义理念冲击西方利益至上的个人主义理念的“中国威胁论”的办法缓解民众抱怨带来的危机感。如果说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的逻辑是“威胁”的逻辑，那么漠视人民生命健康的逻辑岂不是“正确”的逻辑？逻辑的荒谬恰恰说明了“中国威胁论”的虚伪，部分西方国家应对疫情的治理无序是漠视人民生命健康的必然结果，“中国威胁论”的本质是转移矛盾。搬弄是非、玩文字游戏不会击退病毒，以人民为中心的逻辑起点打响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才是赢得抗疫胜利的基础。

二、制度特点：新自由主义的消极治理与集中统一领导的高效治理

制度特点的本质是制度层面的上层建筑，主要回答抗击疫情“何以治理”的问题，在抗疫行动中发挥过程性作用，是疫情治理的重要保障。

（一）新自由主义是西方治理疫情的制度特点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撒切尔主义、里根主义等右翼思潮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居于主导地位，其共同思想基础是经济自由主义，当代表现为詹姆斯·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在面对疫情时，新自由主义的政党政治使西方陷入了疫情治理困局，主要表现为因医疗服务的市场化改革、公共医疗经费的短缺、福利政策的失效等原因而导致的治理无力。美国新自由主义学者菲利普·米罗斯基近日接受了《政治理论》节目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采访，在回答关于美国“重新恢复经济生产”的话题时，米罗斯基把当下疫情中的美国比作魏玛时期的德国。米罗斯基认为正如当时德国认为可以控制纳粹并借之攻击自己的政治敌人，当下美国对疫情采取着相似的态度并把疫情政治化为攻击他国的武器，而这意味着当下美国的大资本家可能会失去对政治的控制能力而使社会变得更加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虚无主义，他们会试图寻找各种替罪羊来承担责任。正如米罗斯基所言，部分西方国家正在通过所谓的“中国负责”等言论来试图打破其自身治理无效的困局。

（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领导中国抗疫的制度特点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优势在疫情治理层面表现为两个战场、多个领域形成合力的协同作战。

两个战场即防控和救治的主战场。按照中央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部署的原则，在防控和救治两个战场集中发力。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进行全国范围的医疗资源调配，集中全国医疗资源和物资救治患者。与此同时，通过14亿“抗疫部队”的共同努力，以非药物手段阻断病毒传播途径，打一场全民参与的疫情防控战。多个领域形成合力即通过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等多领域协作，汇聚合力共同参与抗击疫情总体战。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唯武器论”是战争问题中的机械论。同样，“唯救治论”是抗疫总体战中的机械论。强调多个领域就是要认识到医疗救治属于打赢抗疫总体战的重要因素，还需要用系统的整体性原则推进治理、用系统的结构性原则规范治理、用系统的开放性原则协同治理。

（三）打好疫情防控总体战而非妥协战

高效有力还是低效无力的制度特点关乎能否打好疫情防控总体战，是决定抗疫实践最终胜利与否的主要保障。之所以把抗击疫情实践称之为总体战，是因为疫情防控不是简单的看病吃药，而是整体部署、系统作战，考验制度的治理效能。人民至上的逻辑起点如果没有高效有力的制度作为保障，抗疫胜利也只能停留在畅想阶段。

疫情与市场都具有无序性的特点，对疫情的拖延无视就是对病毒蔓延的纵容，只会导致疫情日益严重、治理依旧低效。以新自由主义政党政治为制度特点的疫情治理是对疫情的消极妥协，是妥协战而非总体战。哈耶克曾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指出人认识的局限性。确实，自由市场是有效率的，但废除对自由市场的限制无异于废除社会功能发挥公共作用的可能。以人的思维具有非至上性为由去否决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一种极端主义。这也正是为什么约翰·格雷批评哈耶克时说“激进的自由主义是一种理性主义的狂妄”。同样，通过软弱无力的妥协抗疫度过危机的想法也只能是一种自由主义的空想。

三、价值主张：单边主义的脱钩孤立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

价值主张的本质是道路层面的上层建筑，主要回答抗击疫情“走向何处”的问题，在抗疫行动中发挥指向性作用，是抗疫实践发展走向的重要遵循。

（一）单边主义是西方处理疫情的价值主张

单边主义其实是个人主义理念与新自由主义原则在全球抗疫政策方面的体现，其背后是恃强凌弱的霸权逻辑。面对疫情，部分西方国家没有跳出零和博弈的思维困区，而把人类共同遭受的病毒侵袭当作守成大国打压新兴国家的契机。国强必霸的发展逻辑使西方国家竭力稳固霸主地位，但单边主义的发展是逆历史必然而动，免不了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而国强必霸之后是霸极必衰的必然结果。

美国外交家基辛格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题为《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的文章。他委婉地批评了“美国优先”“孤立主义”“冷战思维”可能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指出基于当下美国的疫情应对，公共卫生危机可能会演变为政治危机。单边主义是西方处理全球抗疫的价值主张，主要影响有三个方面。第一，扰乱全球抗疫的整体步伐。全球抗疫的胜利需要每个国家的共同努力，一国的抗疫成功不代表全球抗疫的成功，但一国的疫情失控则表示全球的抗疫未竟。第二，给世界经济带来重大影响。单边主义的本质是个人主义在国际关系层面的体现，单边主义的价值主张加剧了经济合作的不稳定性。疫情期间，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经济下行，而部分国家却在此时设置贸易壁垒，危及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引发经济衰退风险和金融风险上升。第三，阻碍多边主义合作进程。世界历史不会止步，今后还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全球性公共危机，但西方某些国家单边主义、本土主义、民粹主义以及逆全球化的政治逆流加剧了国家之间及其民众之间的情绪对立，这种非理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使国家间的交流合作变得困难，也使国际安全备受考验。疫情不分国家和地区，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单边主义的价值主张无疑是开历史倒车、试图回到冷战时代。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党领导中国抗疫的价值主张

党领导的疫情防控实践有一个从“武汉阻击战”到“全国阻击战”的转变。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领导抗疫实践体现出党的领导遵循了重点论与两点论相统一的唯物辩证法，既体现出对抗疫主要矛盾的把握，也彰显了民族与世界贯通的全球视野。

在中国抗疫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后，打响全球阻击战就成为主要矛盾，没有国际抗疫合作，就不会实现抗击疫情的最终胜利。中国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主张参与全球抗疫，积极倡导共同构建人类衛生健康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多次同外国领导人会面、通话推动合作抗疫，中国尽己所能为国际社会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有力支持了全球疫情防控。截至2020年5月31日，中国已派出29支医疗专家队奔赴世界150多个国家提供抗疫援助，出口防疫口罩700多亿只，呼吸机逾10万台。然而，在中国向世界各国提供人力、物力等抗疫援助的时候，却有西方媒体开始指责“中国价值威胁”，宣称“世界卫生组织逐渐被中国控制、偏袒中国”“中国的抗疫物资援助是政治宣传、价值输出”。这些疫情政治化的论调与行为的出现，源于不同的价值主张。

（三）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而非政治战

病毒没有国别、不分人种，把疫情治理当作政治手段不会起到打压病毒传播势头的作用，不会起到提振全球经济的作用，不会起到巩固单边霸权的作用。疫情政治化的行为既不符合病毒防治的规律，也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单边主义的价值主张何以产生疫情政治化的论调和行为？最主要一点就是没有搞清楚逻辑和历史的关系问题。历史唯物主义认为，逻辑与历史是相一致的，不是说要用逻辑去裁剪历史，而是要用历史去修正逻辑。什么样的历史就会产生什么样的逻辑，用单边主义的霸权逻辑来解读中国抗疫、全球抗疫的合作实践，逻辑与历史就会错位，就会产生疫情政治化的偏差。

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携手抗疫的价值主张包含着中国人民对其他国家同样遭受疫情苦难人民的感同身受，包含着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人本情怀，包含着负责任大国的魄力担当。全球共同抗疫主张不是构建政治共同体，也不是输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不是谋求地缘政治利益。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共产党人始终具有全球视野，始终把人作为逻辑主线。坚决反对污名化和疫情政治化行为，打赢疫情防控全球阻击战，是实现抗疫最终胜利的道路选择，也是共产党人致力于为世界谋大同的使命必然。

从逻辑学角度看，有什么样的逻辑起点通常就会有什么样的价值指向。西方国家的抗疫逻辑具有内在一致性，其个人主义的逻辑起点、新自由主义的制度特点与单边主义的价值主张是有机统一的整体，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观念、制度、道路等层面的交相呼应，是资本逻辑，是保护资本免受侵害的逻辑。在中国，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党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优势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主张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疫逻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在疫情治理实践中的体现，是人本逻辑，是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安全的逻辑。

世界是多样性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而多样不等于威胁、差异不等于对立。中国与西方的抗疫逻辑存在差异，抗疫行动也各有不同，但疫情没有差别，没有哪个国家可以退回自我封闭的孤岛。求同存异，和平发展是历史的主流，把差异等同于威胁就是在用支流替代主流、把偶然上升为必然。“中国威胁论”不是一个新鲜论调，西方对中国抗疫的污名化与政治化行为就是其在疫情时期的翻版和再版。结合此次西方的抗疫逻辑来看，所谓“中国威胁论”表现了其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治理无序的政治推责、稳固霸权的发展道路，源于资本逻辑与人本逻辑的差异，本质是资本逻辑向人本逻辑的发难。西方国家应停止用唯心史观裁剪历史，中国抗疫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对突发公共卫生危机等重大事件的应对处理必然离不开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相异于西方疫情治理乱象丛生的窘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响疫情防控人民战争为抗疫胜利奠定基础、打好疫情防控总体战为抗疫胜利提供保障、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为抗疫胜利坚定道路。党领导中国抗疫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党领导中国抗疫也必将取得中国抗疫的最终胜利，党的领导是中国抗疫胜利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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