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燕丹，赖金梅，郑程浩

（福建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福建福州350117）

1 问题提出

探索并建立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激励机制，对鼓励该群体工作积极性、提高服务质量和满足心理需求十分重要[1].截至2018年，中国残疾人人口基础数据库有持证残疾人3 566.2万人[2]，据推算2019年中国残疾人总数约超过8 800万人（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国残疾人口占总人口的6.43%）.全面小康战略目标的实现必须重视残疾人群健康，体育活动是残疾人获得健康的重要途径[3].除医学治疗外，残疾人参与体育活动与其健康水平息息相关[4-5]，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生活质量[6].以往相关研究比较关注残疾人体育治理[7-9]、残疾人体育参与现状[10-12]以及残疾人参与体育的效益等[13-14].而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相关研究较少，相对集中于资质培养[15-16]和发展困境[17-18].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是残疾人改善身心、融入社会、实现自身价值的桥梁和纽带[19]，亦是残疾人参与体育活动的技能传授者、锻炼督促者和健身陪伴者.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在残疾人健身体育、康复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需要注意的是，2019年国务院新闻办发表《平等、参与、共享：新中国残疾人权益保障70年》白皮书，提到体育总局支持中国残联开展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共培养10.4 万名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20].从上述现象可以发现，我国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相关研究议题较少，且指导员和残疾人的数量判若云泥，导致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面临较大的压力与挑战.

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包括健全人和残疾人，如何正确引导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主动参与指导活动？如何维持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参与指导的积极性？如何评价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内驱力？如何平等、安全、高效指导残疾人完成体育锻炼？即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激励议题，逐渐引起适应体育学者的注意.激励（Encouragement）是心理学术语，关于激励解读学者们的观点不尽相同.本研究参考郭红岩[21]对激励概念系统地梳理，提出激励是指“鼓舞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朝向组织目标付出高度努力的意愿，并持续投入精力促使行动朝向达成目标，即激发其动机、引导意向、诱导行为，使其发挥内在潜力并努力实现残疾人健康愿景的过程”.激励的相关理论繁多，例如“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奥德弗ERG 理论”“弗罗姆期望理论”“斯金纳行为激励理论”等[22-23].众多理论优缺点兼备，我国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激励方式适合何种理论，暂无学者明确提出.因而，为析出影响我国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激励因素，促进积极投入残疾人体育志愿服务事业.同时也为研制我国在地化“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激励因素问卷”提供理论（维度）支撑，进而为今后激励机制的建立提供前期研究基础.本研究首先通过质性分析，总结可能影响我国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激励水平的因素.随后，根据质性分析的结果，研制我国本土“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激励因素问卷”.期望了解我国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激励内容，体察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实际诉求，并提供科学合理的测评工具.

2 研究程序与对象

2.1 研究程序

前期研究遵循扎根理论范式，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通过质性分析工具Nvivo11探寻我国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激励因素的维度.在此基础上，根据访谈资料的内容，结合适应体育学者、运动心理学学者和残联工作人员的建议，编制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激励因素问卷的初始题项.针对题项的可读性、措辞、与所属维度契合性等进行评估与商讨.随后采用初始问卷对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进行预调查，通过项目分析、题总相关检验和探索性因子分析删减题目，形成复测问卷.最后，采用复测问卷对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进行新一轮调查，经验证性因子分析、信效度检验后形成正式问卷.

2.2 研究对象

2.2.1 半结构访谈调查对象

通过立意抽样的抽样方法，对47 名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进行半结构访谈，参与者来源“2019年全国残疾人啦啦操和排舞项目裁判员、教练员培训班”（基本信息详见表1）.需要注意的是，参加本次培训班的学员基本是各省从事残疾人体育健身指导一线工作的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或基层残疾人特殊教育学校专门从事残疾人体育指导、教学及训练工作的教职人员，样本来源全面且具有典型性.访谈时间为2019年6月22-25日.访谈内容围绕“您认为合格的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有什么样的特点？”“您认为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需要激励哪方面？”“作为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您有哪些诉求？”“您在指导残疾人过程中的感受如何？”“是什么原因促使您继续为残疾人服务？”“您遇到最大的难题是什么？”等问题展开.

表1 参与访谈的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信息Tab.1 Information of social sports instructors for disabled people participating in the interview

2.2.2 初始问卷调查对象

通过立意抽样对265 名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筛选条件：至少有一次指导残疾人体育活动的经历）进行现场纸质问卷施测.剔除无效问卷33份，回收有效样本232份.其中2019年9月15日国际特殊奥林匹克东亚区特奥融合学校计划宝鸡站45 份、9 月23 日桂林市残疾人体育业务培训班32 份、9 月27 日中残联群众体育调研福建站（厦门53份、泉州73份、龙岩29份）.参与者本职身份基本以当地残联公职人员、特殊教育教师、普通教育教师、残疾人联络员、特殊教育专业大学生等为主的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其中包括健全人和残疾人.

2.2.3 复测问卷调查对象

通过立意抽样对459名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进行纸质问卷现场施测.其中关于填答者数量与来源，59 名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2019年11 月15 日北京国际特奥东亚区特奥融合学校计划领导力论坛）、30名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2019年11 月29 日国际特殊奥林匹克东亚区特奥融合学校计划眉山站）、80 名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2019年12月2日福建省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65名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2019年12 月5 日厦门残疾人联络员培训会议）、118 名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2019年12 月6 日全国冬季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班）、46名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2019年12月6日河北省第二届冬季残奥体育教育进特教学校培训班）、61名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贵州省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小部分参与者为残疾人.剔除23份无效问卷和52份没有指导残疾人经历的填答问卷（部分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没有指导残疾人的经历，无法反映与指导残疾人相关的激励因素，因此考虑剔除），回收有效问卷384份.

2.3 统计方法

采用Nvivo11对半结构访谈调查对象的文本资料进行分析；采用SPSS16.0对初始问卷调查对象进行项目分析、题总相关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对复测问卷调查对象的数据进行内部一致性信、重测信度、结构效度和内容效度检验；采用AMOS22.0对复测对象的数据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

3 研究结果

3.1 质性分析结果

通过质性研究方法，采用质性分析工具Nvivo11 探析我国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激励因素的可能维度.Nvivo软件常用的编码方式有两种，一是根据研究主题确定编码节点、形成研究框架.二是先对资料信息进行编码，形成若干子节点后进而整合.后者往往根据斯特劳斯的三轮编码（开放式编码、轴心式编码和选择式编码）完成[24].本研究选择第二种编码方式，对47 名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资料进行编码.资料编码过程如下：第一步，收集访谈资料，转录电子文档；第二步，导入Nvivo11 软件；第三步，由两名研究者同时异地进行编码；第四步，将资料信息对应编码至节点，形成编码参考点；第五步，计算两名编码者的编码信度和编码效度；第六步，分析结果.

首先，关于编码者信度.两名编码者同意度百分比系数计算公式为：相互同意的编码数量/（相互同意的编码数量＋相互不同意的编码数量）.一般来说信度高于70%符合质性研究的编码要求，经计算本研究的编码者同意度百分比为83.3%.其次，编码效度通过反馈法检验，即对初步得到的结论与自己的同行和其他人员交换看法，听取他人建议[25].研究者与1位适应体育方向博士生导师、1位体育志愿服务研究方向的青年教师、1位运动心理学硕士以及1位体育教育训练学（适应体育方向）硕士研究生交换意见.修正编码结果，确保研究结果真实可靠.例如，二级节点命名“吸引我参与指导的原因”表达冗余，建议改为“服务吸引我的原因”；建议“个人职业与特长”修改为“身份认同激励”；建议“指导员自我认知”修改为“能力认知激励”；建议“激励与保障”修改为“期望满足激励”、身份认同激励二级节点“专业”与“专业特长”不易区分，建议删除专业特长节点等.最后，通过开放编码形成853 个参考点，对节点归属进行分类与剔除.经过对节点数轮筛选，形成5个树状节点和16个子二级节点以及746个参考点，节点层次如表2.

表2 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激励因素树状节点Tab.2 Tree node of incentive factors of social sports instructors for the disabled

由表2可知，经过对访谈资料的编码，发现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围绕5个主题来探讨激励其指导残疾人的议题.即能力认知激励（T1）、身份认同激励（T2）、服务启动激励（T3）、困难应对激励（T4）和期望满足激励（T5）.反复阅读一级节点包含的二级节点及参考点，尽量截取原文（访谈资料原话）来拟定题项内容.最终，根据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激励因素涉及的5 个方面，结合具体收集的资料语句，设置以下33项初始题目.如表3所示，能力认知激励、身份认同激励包括和服务启动激励各包含6题，困难应对激励包含8题，期望满足激励包含7题.所有题目均采用李克特5级计分（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不知道、4=同意、5=非常同意），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根据符合的实际情况进行勾选.

表3 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激励因素初始问卷Tab.3 Initial questionnaire on Incentive Factors of social sports instructors for the disabled

3.2 项目分析与题总相关检验

根据初步回收的有效数据（N=232），对每个项目进行临界比（Critical-ratio，CR 值）分析.反向计分的题目进行重新编码，1 赋值5、2 赋值4、3 赋值3、4 赋值2、5 赋值1.初始问卷中33 个题项中，对第5 题、第6题、第8题、第11题、第14题、第22题、第26题、第31题和第33题采取反向计分.计算每位受试者所有题项的和（即问卷总分），按照总分由高到低降序排列.选取排序在前27%和后27%的受试者，将其视为总分高低两组.高分组受试者新增变量编码为1，低分组受试者新增变量编码为2，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每个题项进行差异分析.结果发现第31题未达显著性水平（p=0.44），其余32题均具有显著性差异.与此同时，通过题总相关分析，统计每个题项与问卷总分的相关系数.题总相关愈高，表明题项与量表同质性越高.题总相关系数低于0.3的题项，应予以删除，发现第31题的相关系数不符合纳入标准（r=0.092）.综合项目分析与题总相关检验的结果，最终删除第31题.

3.3 因子分析

3.3.1 Βartlett’s球形检验和KMO检验

随后对余下的32 题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Βartlett 球形检验的统计量达到统计显著性水平，KMO=0.78，χ2=2097.81，df=496，p＜0.001.吴明隆[26]认为KMO 指标小于0. 5 不适合做因子分析，大于0. 7 合适做因子分析，大于0. 8 因子分析适切性良好，大于0. 9 因子分析适切性极佳.表4 结果显示，本研究KMO 接近0. 8，项目之间存在共同因素，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此外，通过观察输出结果的反映像相关矩阵，其对角线数值均大于0. 5，即取样适当性量数（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MSA）表明整体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表4 Βartlett’s 球形检验和KMO检验结果Tab.4 Β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 and KMO test results

3.3.2 共同因素提取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抽取因子（遵循特征根大于1 的抽取原则），因子旋转时通过最大方差法获得因子负荷，然后以共同度小于0.2，题项负荷小于0.4，题项存在双高负荷且相差小于0.2，共同因素少于3个题项为判别依据，逐步删除不符合条件的题项，多次重复探索性因子分析直至累积方差贡献率趋于稳定[27].具体采用删除一题就重新分析一次的方式[28]，探索出稳定的因子结构.结果发现，所有题项共同性均大于0.2，根据以上判断依据进行因子分析.具体步骤如下，第1 次删除第24 题（题项负荷小于0.4）、第2 次删除第25题（同因素题项小于3）、第3次删除第2题（同因素题项小于3）……经过多次因子分析发现累积方差贡献率趋于稳定.通过观察碎石图发现，特征值的拐点出现在第4 个因子处，此后坡度变缓（因而最终保留4 个因子，详见表5）.萃取后保留的因素联合解释变异量能达到60%则表示保留因素相当理想，若保留的因素在50%以上也可以接受[26].本研究保留的4 个因子可解释总变异量的52. 497%.另外，无论是主成分分析还是因子分析，都是根据各因子的贡献率进而计算权重，且是较为客观的权重赋值方法[29].为初步衡量各个因子在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激励因素中的重要程度，经上述方法计算因子权重F1 约为0. 31、F2 约为0. 25、F3 约为0. 22、F4 约为0. 21. 依据因子的重要程度，未来可依次考虑激励投入的内容和方式.

表5 问卷题项负荷、共同度与贡献率Tab.5 Item load,commonality and contribution rate

3.3.3 因素命名

由表5可知，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激励因素复测问卷包括4个因素（重新命名会考虑前期质性分析的结果，且经筛选后的题项重新打乱排列，以t1、t2～t15 表示），具体问卷请见表6.F1 包括“t1 我对下一次指导残疾人的活动充满向往”“t14我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t3助残志愿活动深深地吸引着我”“t2我明白为什么要成为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命名为“身份认同激励”（在本研究中界定身份认同激励为：个体在参与指导残疾人进行活动期间，选择性内化其他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积极特质，并对该身份持有肯定态度）；F2包括“t10每一位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基本权利应受到保障”“t12除专业服务技巧外，其他能力也十分重要”“t5不断地学习知识对我指导残疾人来说十分重要”“t15作为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至少应掌握一项体育技能”，命名为“能力提升激励”（在本研究中界定能力提升激励为：个体在参与指导残疾人进行活动期间，发现自身掌握的技能无法满足残疾人普遍的个性化运动需求，并对专业技能持有学习、改善和提高的态度）；F3包括“t7在指导过程中，我经常性的感觉很无奈”“t8当残疾人不配合我时，我会感到很无助，不想继续指导”“t9指导残疾人的过程中，我经常感到不自信”“t4沟通问题是我指导残疾人时最大的挑战”，命名为“自我效能激励”（在本研究中界定自我效能激励为：个体对能否顺利完成指导残疾人进行体育活动，而持有的主观判断和情绪体验）；F4包括“t13我需要一个明确的服务规范标准”“t11 物质回报比较重要，它可以有效促进可持续的指导过程”“t6 遇到困难时，我希望政府、学校或社区等能为我挺身而出”，命名为“制度保障激励”（在本研究中界定制度保障激励为：专门为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发展全面考量，而制定的规章制度和服务规范体系）.

表6 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激励因素复测问卷Tab.6 Questionnaire of incentive factors of social sports instructors for disabled people

3.4 验证性因子分析

为验证本研究得到的初步构想模型，参考杜文娅等[30]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程序，采用AMOS22.0利用复测对象的数据对上述模型进行分析.初始模型的相关数据显示拟合程度未达理想状态，因此对模型进行Modification Indices 修正（MI）.修正结果显示若在残差e5 和e12、e3 和e1、e5 和e11 增加关联，模型拟合程度基本可达理想状态.如表7 所示χ2/df=1.23＜2，提示构想模型拟合较好；IFI、NFI、CFI、GFI 和AGFI 均大于0.9提示拟合理想；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0.02＜0.05表示模型拟合良好.通过因素结构模型图（图1）发现，每个观测变量在对应潜变量上的因子负荷均大于0.4，说明本研究的题项设置合理.综上，本研究模型构建良好，模型与数据的拟合度和适配度尚可，问卷的结构效度良好.最终研制的我国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激励因素问卷由15个题项构成.

表7 修正前后激励因素模型整体拟合系数表Tab.7 Overall fitting coefficient of incentive factor model before and after correction

3.5 问卷信度分析

评价测量工具信度的常用指标包括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半信度、重测信度、评分者信度，本研究采用内部一致性信度和重测信度对问卷进行信度分析.内部一致性信度α 系数，当α 系数小于0.5时题项应予以删除；0.9 以上非常理想；0.8～0.9 甚佳；0.7～0.8 佳；0.6～0.7 尚可.本研究身份认同激励、能力提升激励、自我效能激励和制度保障激励的内部一致性信度α系数均在0.6以上，说明本问卷具有可以接受的信度.为检验本问卷的稳定性，对某高校体育助残志愿服务团队40 人施测，间隔4 周进行重测，各维度重测信度分别为0.902、0.857、0.914和0.911，总分重测信度为0.944.说明本问卷跨时间稳定性良好，整体问卷信度较为可靠（详见表8）.

图1 我国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激励四因素结构模型图Fig.1 Structure model of four factors for the incentive of social sports instructors for the disabled in China

表8 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激励因素问卷的信度系数Tab.8 Reliability coefficient of incentive factors questionnaire for disabled social sports instructors

3.6 问卷效度分析

关于结构效度.结构效度考量其一，根据心理测量学家杜克尔的理论，构造健全的项目所需要的项目和测验的相关系数在0.3～0.8之间，项目间的相关系数在0.1～0.6，在这些相关全矩之内的项目为测验提供满意的信度和效度[31].根据表9 所示，维度间的相关系数（介于0.231～0.456 之间）均小于维度与问卷总分的相关系数（介于0.648～0.764 之间），且相关性在置信区间0.05 的水平上差异显著.表明维度既有相对独立性，又能对问卷整体产生贡献[24]，问卷结构效度较好.结构效度考量其二，在上述验证性因子分析中，所构建的模型与样本数据的适配度和拟合度尚可，各题项的因子载荷均在0.4 以上，且大部分题项因子载荷大于0.5，也可以表明问卷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关于内容效度，邀请2 位适应体育高校教师、2 位运动心理学学者和1 位体育教育训练学研究生对问卷的题项与所对应的主题进行评分.采用李克特4 点评分，1代表无相关、2代表弱相关、3代表较强相关、4代表强相关.主要以CVI作为内容效度的量化指标，其取值为0～1 之间，条目修订的标准为：≥0.75，保留；0.40～0.75 之间，修改：＜0.4，删除[32].经计算总问卷CVI为0.893，内容效度较好.

表9 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激励因素问卷总分与各维度的相关矩阵Tab.9 Correlation matrix between total score and each dimension of incentive factors questionnaire for social sports instructors for the disabled

4 讨论

鉴于我国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相关的激励因素理论尚未成熟，研究着眼于本土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激励诉求的实际问题.质性研究方法和量化研究方法相结合，共同探寻适合我国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激励因素的内容.前期通过对全国47名经验丰富的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进行半结构访谈，围绕“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激励因素”的相关问题开展.通过质性分析的结果，发现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激励因素主要包括能力认知激励、身份认同激励、服务启动激励、困难应对激励和期望满足激励5个方面.结合访谈资料内容，在上述五个因素下分别设置所属的题项（33 题）.初始问卷经过项目分析与探索性因子分析共删除18 个题项，最终保留4 个因子和15 个题目.对因子重新命名，保留的题目分属“身份认同激励”“能力提升激励”“自我效能激励”和“制度保障激励”4个维度.进一步对问卷（复测样本）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发现研制的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激励因素问卷模型拟合良好，信度检验结果比较可靠稳定，效度检验显示问卷内部结构合理.本研究设计的问卷属于“测量问卷”，得分越高表示社会体育指导员激励水平越高（总分75 分，其中t4、t7、t8 和t9 需要反向计分），未来将根据各因子的权重研制“评价问卷”并建立我国常模.

通过我国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激励因素问卷的研制过程，更加清晰地了解与其激励因素相关联的实际需要.当今国情下，我国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相比于残疾人的数量相差甚远，且基本以兼职指导残疾人体育活动的形式为主.在其本职身份和工作经历的影响下，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特定的角色扮演与我国特定社会文化背景的契合度（关系其身份认同），直接关系到指导质量.再者，我国残疾人口不仅基数大，而且残障类型极多.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需要涉猎多元的指导不同残障类型残疾人的服务技术、技巧（涉及到能力提升）.技能的掌握程度、现实指导过程以及未能预见的指导受阻，均会影响其心理健康水平，尤其是自我效能（导致激励水平下降）.因而，“身份认同激励”“能力提升激励”“自我效能激励”是针对我国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个体内生动力的激励因素.另外，“制度保障激励”是我国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指导残疾人外部推力的激励因素.需要一提的是，内生动力的激励因素与外部推力的激励因素，恰恰与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的激励因素（个体内心体验有关）和保健因素（与外部环境有关）有异曲同工之处.这提示研究者，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或许可以作为激励我国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理论参考.就在刚公布的2020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指南中[33]，《体育学》第51 条“我国残障人体育权益保障研究”，即体现国家重视残疾人体育参与保障的重要议题.残疾人参与体育活动具有长期健康投资价值[34]，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是促进其进行体育活动的指导者，在该选题背景下我国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相关保障问题十分重要，亦是激励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关键保障.通过分析与论证，本研究研制问卷的题目能够反映当下我国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激励因素涉及的内容，贴近实际的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诉求与我国残疾人群众体育事业发展需要.

尽管本研究严格按照心理学问卷的原则和程序进行研制，但仍存一定的局限或不足.首先，我国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稀缺，调查对象基本来自全国范围，样本具有代表性、调查过程实属不易.为满足问卷研制的基本样本量需求，本研究在剔除无效问卷和没有指导残疾人经历的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问卷之后，将收集到的数据一并分析.暂时无法顾及人口统计学变量（年龄跨度从18 岁至60 岁等）、指导经历时长（指导残疾人的经历从1 次到数十年等）和地域文化对激励因素的影响.这可能导致本研究忽略了影响我国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激励因素的中介或调节变量.其次，残疾人在我国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群体中占有一定的比例，生理或心理的限制会导致其在规定时间内无法完成较大任务量的信息加工.所以考虑到残疾人特殊性，本研究设计的问卷题目尽量简短，采用李克特5 级评分（而非李克特7 级评分）.测验信度是衡量测验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35]，根据α系数计算公式，内部一致性信度会随着题目数和题目间的平均相关系数增多而提高[36].所以，除问卷的内容设置、理论构念和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填答态度外，较少题目和较低评价分级会导致问卷产生信度损失.这可能导致正式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未达极其理想状态，但在统计学标准要求下信度仍然可以接受（总问卷的Cronbach α 系数为0.769，各维度均大于0.6）.最后，前期的质性分析初步理出我国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激励因素的5个方面，随后经过项目分析、探索性因子分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最终确定影响其激励因素的4个维度，可能限制了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激励因素的完整性.究其可能的原因，原因其一，可能在最初整理访谈资料时将“身份认同”和“服务启动”刻意分为两个子节点，实际上从服务启动的准备情况来看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对自身的认同程度；原因其二，在探索性因子分析中采用王树明和吴明隆等学者使用的“删除一题就重新分析一次的降维方式”，筛选标准相对严格致使题目删减过多，进而导致最终结构的微变.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1）我国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激励因素问卷包含15个题目，分属身份认同激励、能力提升激励、自我效能激励和制度保障激励4个维度.

2）我国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激励因素问卷信效度达标，可以作为我国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激励水平的测量工具.

5.2 建议

本研究探讨的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激励因素，是2019年度中国残联研究课题重点关注的内容，符合“十四五”残疾人事业规划前期的发展战略.切实探析我国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激励诉求，后续研究可根据问卷编制过程整理的4个激励维度制定具体操作性的激励方案.建议顶层设计者在制定、参议和保障残疾人体育相关权益的同时，考虑我国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期望与需要，提高其激励水平进而做到可持续地为残疾人体育事业积极服务；牢牢把握残疾人体育事业风向标，密切配合、不断创新，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经验和激励政策；结合本文局限性和研究不足，我们也希望未来相关学者持续关注我国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激励的相关议题，并对本研究设计的问卷加以检验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