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晟广

武王凭借“天命”，首先完成革“大国殷之命”的任务。伐纣灭商两年后，武王病逝，成王幼弱，武王之弟周公姬旦辅之。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继承文、武二王的遗志，“受天命”，扫平商纣王子武庚、“三监”（即周武王兄弟管叔、蔡叔、霍叔）及东方各国武装叛乱，营建成周（洛邑）。最重要的是：在周公主导下，总结上古以来的政治、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以“中”为基本原则，实现了对于礼乐制度划时代的改革，即所谓“制礼作乐”。

周人“制礼作乐”的核心内容，是确立周王的政权由嫡长子继承制度，即周王崩，嫡长子立，是为“大宗”，周王的嫡出次子和庶出子则封邦建国而为诸侯，“以藩屏周”，是为“小宗”；诸侯死，嫡长子立，是为诸侯阶层的“大宗”，嫡出次子和庶出子则为卿大夫，是为诸侯阶层中的“小宗”；卿大夫与士之阶层的“大宗”和“小宗”均以此类推。无论是“大宗”还是“小宗”，“宗子”是绝对的核心，作为大宗宗子的周王，乃是天下所有小宗的宗主；第二级宗子则是诸侯，然后是卿大夫，以此类推。各级宗子的权力象征，就是体现在对于各级宗庙祭祀的主持权，如周先王宗庙只能由当世周王主祭，诸侯无权祭祀周先王；诸侯级的宗庙只能由诸侯主祭，卿大夫无权主祭，其道理就是“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祢也，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礼记正义·丧服小记》）。宗法制度的基本信条就是：从政治上讲，一国无二君；从宗法上讲，一庙无二祭主（王国维《殷周制度论》）。

在这种新的宗法制度之下，商朝凡事占卜问帝、问祖、问神的传统被彻底打破，祭祀（天地、先祖、山川等），就与宴享、朝聘、婚冠、丧葬等活动一样，非但成为一种纯粹的礼仪形式，而且更重要的是等级的象征。“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岁遍；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岁遍；大夫祭五祀，岁遍；士祭其先”，若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无福”（《禮记·曲礼下》）。与此同时，这些仪式上所使用的礼乐器具，就成为标明器主身份、权位的象征性标志物，器、车服、名爵，号君之所司也，这就是为什么孔子所要强调的“器以藏礼，礼以行义”和“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左传·成公二年》）。

嫡庶之制的本质，就是通过对“大宗”和“小宗”的层层分封，最后形成以天子为圆心，由核心到外缘依次是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乃至庶民、工、商、奴隶的同心圆式宗法制度社会结构。《诗经·大雅·板》云：“价人维藩，大师维垣。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这句诗的内涵，正清楚地说明了宗法制度的结构：诸侯之大邦作为第一层外圆，是卫守作为圆心的周王室王畿之地的屏障；从周王到士的各层“大宗”就是各层家、国的栋梁；从周王到诸侯、卿大夫等，都要为政有德、国家安宁；各层宗子就是维系各层家、国的城墙。据载，周公平定“三监之乱”，前后共“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荀子·儒效》），其目的正在于通过大量分封同姓和少量分封异姓的方式以形成“以蕃屏周”的局面。《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富良所言曰：“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邗、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吕氏春秋·观世》则曰：“周之初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尽管无从考证这些数字的准确性和分封具体详情，也大致反映了周初封建亲戚之多是实情。但因为镐京地居西土，难以完成“以蕃屏周”的布局，这就是为什么周公一定要完成武王的心愿，在天下之中的河洛之间营建洛邑的重要原因。

嫡庶之制成为西周政权交接的根本制度之后，文王的子子孙孙就是百世不迁的大宗，是故《诗经·大雅·文王》云：“文王孙子，本支百世。”毫无疑问，周公殚精竭虑“制礼作乐”的根本目的，乃是出于文王一系“万世治安之大计”，精心谋划设官分职用人之法，其原旨当是面面俱到的，其整体内容当是由《周官》一书所记。今存《尚书·周书·周官》或是其大要，然《周官》之整体内容，目前已不可知。周幽王十一年，镐京为犬戎所破，西周灭亡；平王东迁洛邑，史称东周，不过周王室的威权已经名存实亡——中国历史也进入了所谓“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不过，所谓“礼崩乐坏”，仅仅是相对于“天下共主”周王的崩、坏，纵观各诸侯国，就其内部而言，恐怕找不到一个不讲“礼”的公、卿阶层。通常将“僭越”看作是“礼崩乐坏”的一个象征，事实上也就意味着很多本来只能是周王享用的礼乐制度和祭祀之礼，转移到了公、卿阶层身上——因之，从这个层面来说，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所实行的礼制，无非就是西周礼制的影子而已。

武王伐纣后，曾经祭祀河、岳，以告成功于天地四方诸神，可知周初的祭祀制度是沿袭自商人的。由于伐纣后三年武王即去世，因此在其生前并未实现“巡守”四岳。《尚书·周书·周官》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时巡，考制度于四岳。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可知从成王时起，每十二年“巡守”四岳成为周王拥有天下四土、巡游四方制度化的象征性行为。《孟子·梁惠王下》曰：“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巡狩”一词本意或指巡游狩猎，后演变为天子象征性地祭祀各诸侯国名山，并对各国诸侯的政绩进行考核的政治活动，即天子巡所守。天子如何巡守诸侯？《礼记·王制》曰：

“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命市纳贾，以观民之所好恶、志淫好辟；命典礼考时月，定日、同、律、礼、乐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举者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庙有不顺者为不孝，不孝者君绌以爵；变礼易乐者为不从，不从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为畔，畔者君讨；有功德于民者，加地进律。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东巡守之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南巡守之礼。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岳，如西巡守之礼。归，假于祖祢，用特。”

这段话说明，天子巡守“四岳”，“柴而望祀山川”并考评诸侯，是西周时期每隔12年就要进行一次的大事。从巡守的月份二月、五月、八月和十一月来看，分别是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与《尚书·尧典》中记载的舜之巡守制度完全相同，不知道是周人遵循的古制，还是后人参照西周制度之假托？从考评的内容来看，包括礼乐制度、山川神祇、宗庙、服制等诸方面，可谓具体；从考评手段来看，通过民间流传的歌谣观民风，通过市场买卖情况知民好恶，也可谓高明；且赏罚分明，从可操作性上来看并非空谈。那么，“四岳”作为天下诸山之分据四方的统领，为什么要突出山岳的象征性作用呢？这是因为——“国必依山川”。

“天地之祭、宗庙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义，伦也；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体也”（《礼记·礼器》）。为何山川之事如此重要？是因为“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祭法·祭法》），故按照西周礼制，“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岁遍；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岁遍”（《礼记·曲礼下》），天子与诸侯祭祀山川的区别在于前者可巡守、祭祀天下名山大川，诸侯只能祭祀自己本国地望内的山川。据《春秋公羊传·僖公三十一年》，对于天子而言，“山川有能润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天子有方望之事，无所不通”；对于诸侯而言，“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内者，则不祭也”。因此，山川祭祀不能越祭，否则就是非法。故《春秋左传·哀公六年》记楚昭王言：“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而且，“诸侯在其地则祭之，亡其地则不祭”（《礼记·祭法》）。《史记·赵世家》记：“晋献公之十六年（公元前661年），伐霍、魏、耿，而赵夙为将伐霍，霍公求奔齐。晋大旱，卜之，曰‘霍太山为祟。使赵夙召霍君于齐，复之，以奉霍太山之祀，晋复穰。”晋献公派赵夙伐霍、魏、耿，霍公逃到了齐国，后来晋国大旱，问卜得知是霍国之地望霍山给晋国降灾，因霍公是法定的祀主，晋献公只得将逃亡的霍公找回来，并请之主祭霍山。可见山川作为一国之地望，有其特殊的象征性内涵，正因为山川之地位如此重要，故国家要按时“命有司为民祈祀山川百源”（《礼记·月令》），倘若诸侯对山川神祇有不举者，则为不敬，不敬者将被判以“君削以地”的严厉处罚。

《礼记·王制》记：“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即以三公、诸侯之礼待五岳四渎。《周礼·春官·大司乐》曰：“凡日、月食， 四镇、五岳崩，大傀异灾，诸侯薨，令去乐。”这就是说，如果发生日食、月食、四镇崩、五岳崩、天地奇变、诸侯死，应对的措施是一样的，即都要“去乐”。据《周礼》，周代可能已经设置了專门的职官管理山川林泽，如：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为之厉，而为之守禁”；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时计林麓而赏罚之”；川衡，“掌巡川泽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时舍其守，犯禁者执而诛罚之”；泽虞，“掌国泽之政令，为之厉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财物，以时入之于玉府，颁其余于万民”（《周礼·地官》；山师，“掌山林之名，辨其物，与其利害，而颁之于邦国，使致其珍异之物”；川师，“掌川泽之名，辨其物，与其利害，而颁之于邦国，使致其珍异之物”（《周礼·夏官》），等等。

孔子说：“山川之灵，足以纪纲天下者，其守为神，社稷之守为公侯，皆属于王者。”（《国语·鲁语下》）这就表明了山川、诸侯和周王之间的关系。通过《礼记》，我们知道，当时的诸侯在下列情况之下，要告祝山川：诸侯薨而世子生，经历繁杂的祝告，最后一道程序是“大宰命祝史，以名遍告于五祀山川”；如果诸侯已葬而世子生，“大宰大宗，从大祝而告于祢；三月，乃告名于祢，以名遍告，及社稷、宗庙、山川”；诸侯适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祢，冕而出视朝，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庙、山川”；诸侯相见，“必告于祢，朝服而出视朝，命祝史告于五庙、所过山川”（《礼记·曾子问》），如此等等，由此可见，对于山川的敬畏之心是当时诸侯间处事的一个先决基础。《左传·昭公十三年》记载了楚共王（公元前600-前560年）有宠子五人，无适立焉，于是通过祭祀山岳群神，借神力立储之事：“乃大有事于群望，而祈曰：‘请神择于五人者，使主社稷。乃遍以璧见于群望曰：‘当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谁敢违之。”五人当中唯有毋恤两次下拜均压于璧纽上，神命不可违，于是楚共王将储君之位授予毋恤，是为楚平王。

《大戴礼记·诰志》云：“圣人有国，则日月不食，星辰不勃，海不运，河不满溢，川泽不竭，山不崩解，陵不施谷，川浴不处，深渊不涸。”这就表明，山川和天象一样，稍有异动即可能是人间将要发生变故的征兆。“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国主山川”（《左传·成公五年》，本国地望内的山川若有灾害变异，山崩川竭，乃所谓亡国之征，那就意味着该国将可能遭遇政治动荡和国家衰亡。据说，西周灭亡前9年，即周幽王二年（公元前780年），周人的发祥地岐山发生了一场地震，三川竭，后来被看作是西周灭亡的征兆。《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记苌弘之曰：“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大臣亦震，天弃之矣。”《国语·周语上》亦有记载，西周三川皆震，周大夫伯阳父说：“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征也，川竭山必崩。若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夫天之所弃，不过其纪。”

周幽王十一年（公元前771年），镐京为犬戎所破，西周亡，平王东迁至洛邑，似乎伯阳父的天谴论有了事实依据，且“国主山川”在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十分普遍的观念。如晋景公十四年（公元前586年），晋国梁山（地处今陕西韩城市黄河岸边）崩塌（按：本属梁国，后来秦灭梁国，晋又侵秦，遂为晋国地望），晋景公紧急召见晋大夫伯宗询问对策。伯宗路遇一个自称来自晋国国都绛却不肯说出姓名的赶车者，绛人曰：“国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为之降服（穿素服）、出次（离开平时居住的寝宫）、乘缦（乘坐没有彩绘的车子）、不举（食不杀牲、减膳撤乐）、策于上帝、国三日哭（哭祭三日），以礼焉。虽伯宗，亦如是而已，其若之何？”（《国语·晋语五》）伯宗前去也不过是如此办法而已，何况一个车夫都知其礼，可见当初“国主山川”之观念深入人心。

山川不仅仅主系国之兴衰，而且，以下几方面的国之大事，亦当祭祀山川：①水旱灾异；②军事征伐；③誓盟；④国主生病，等等；下面分而述之。

①水旱灾异。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水、旱灾害的发生难以避免，不过，这有时候也会被看作是上天对君王某种失德之举的惩罚，故要通过祭祀山川来求得化解。《左传·昭公元年》曰：“山川之神，则水旱疠疫之灾，于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之不时，于是乎禜之。”《左传·昭公十六年》曰：“郑大旱，使屠击、祝款、竖柎有事于桑山。”又，《左传·僖公十九年》记：“秋，卫人伐邢，以报菟圃之役。于是卫大旱，卜有事于山川，不吉。”这说明，卫国以怨报怨是不义失德之举，故山川神灵以大旱罚之。《晏子春秋·谏上》记，齐国大旱，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饥色，齐景公使人卜，云“祟在高山广水”；景公欲祭祀求雨，向群臣征询意见，晏子（前578-前500年）却认为山、河伯本身也不希望遭受干渴之苦，祠之无益，认为景公当出野居暴露，与灵山河伯共忧；景公照办了，结果三天后，天降大雨。晏子的思想表明，春秋后期山川祭祀观念已经逐渐产生变化了。

②军事征伐。在军事之所依上，山川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周礼·春官·小宗伯》规定小宗伯职责为：“若军将有事，则与祭，有司将事于四望。”《周礼·春官·肆师》曰：“凡师甸，用牲于社宗，则为位，类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亦如之。”郑注：“山川盖军所依。”贾疏：“云山川盖军之所依止者，以其山川众多，不可并祭。军旅思险阻，军止必依山川，故知祭军所依止者。”《墨子·迎敌祠》：“祝、史乃告于四望、山川、社稷、先于戎，乃退。”山川主兵的实例在春秋战国的历史中并不鲜见，如：公元前615年秦、晋河曲之战时，“秦伯以璧祈战于河”（《左传·文公十二年》）；公元前597年晋、楚邲之战，楚庄王取胜后“祀于河，作先君宫”（《左传·宣公十二年》）；公元前543年，郑国七穆内乱，驷带与游吉盟于酸枣，“用两圭质于河”（《左传·襄公三十年》）；公元前525年，晋军征伐陆浑之戎，竟越境入周祭祀洛水和三涂山：“晋侯使屠蒯如周，请有事于洛（水）与三涂（山）。”（《左传·昭公十七年》）祀于河，或许就是商人祭祀黄河风俗的残遗。

③誓盟。公元前562年，晋、鲁、宋等国盟于毫，其盟书内容为：“凡我同盟，毋蕴年，毋壅利，毋保奸，毋留慝，救灾患，恤祸乱，同好恶，奖王室。或间兹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国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坠命亡氏，踣其国家。”（《左传·襄公十一年》）名山、名川和与其他众神、祖，可见证和监督盟誓，其作用，正如子贡所言：“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以结之，明神以要之。”（《左传·哀公十二年》）山川皆乃明神，故后来郑玄注《仪礼·觐礼》时就说：“盟神必云日、月、山川焉者，尚著明也。”《左传·定公元年》记载，宋国仲几按照践土之盟的约定，与士弥牟辩论：“纵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诸乎？”表明盟誓于山川，不可轻易背弃。1965年在山西侯马、20世纪80年代初在河南温县发现的盟书两种，分别是晋国卿大夫赵氏家族和韩氏家族向盟主进行效忠宣誓的遗物，其年代通常认为是公元前5世纪（《侯马盟书》）。侯马与温县盟书中的研究显示：春秋晋国订立盟约时请求山神来监督盟誓，这山神就是所被尊称的“岳公”（魏克彬《侯马与温县盟书中的“岳公”》），“岳”，当是晋国的地望霍山，“河内曰冀州，其山镇曰霍山”（《周礼·夏官·职方氏》）；“公”，地望之山，位同诸侯，故称。

④国主生病。诸侯生病之时，可能是山川作祟，亦需向山川祈福。如周夷王身患恶疾，众诸侯遍祭各自国内之名山大川为之祈祷，以期山神能为周夷王早日康复，《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曰：“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诸侯莫不并走其望，以祈王身。”《左传·昭公元年》记载，晋侯生病，认为是上帝封于汾水的汾神台骀作祟。《左传·昭公七年》记载，晋侯生病，韩宣子对郑国大夫子产说：“寡君寝疾，于今三月矣，并走群望，有加而无瘳。”杜预注曰：“晋所望祀山川，皆走往祈祷。”楚昭王患病，卜者认为是黄河作祟，昭王以“祭不越望”为由，拒绝了大夫请祭诸郊（《左传·哀公七年》）。齐景公疥且疟，期年不已，使史固与祝佗“巡山川宗庙，牺牲珪璧，莫不备具”（《晏子春秋·谏上》）。

注：本文注釋因篇幅所限，发表时予以删减，拟结集出版时全部附录。

责任编辑：姜 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