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健

摘要：人民文学出版社《西游记》，自称以明代世德堂本为底本校点整理，然事实充分证明，其正文标点皆袭自1921年的亚东图书馆本。“人文本”《西游记》侵犯汪原放的权益，长期误导广大读者，堪称固步自封抱残守缺的典型，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关键词：《西游记》;世德堂本;亚东本;人文本;汪原放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768（2021）01-0013-11

202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高调推出“《中国古典小说藏本》丛书”，即受到媒体热情追捧，诸如“进行了全面修订和编校，力图为读者呈现更完善权威的中国古典小说全套读本”（新华社北京2020年5月10日电），“从底本、校本的选取到凡例的拟定，从文字的校勘到注释的撰写，乃至前言、插图、附录等的安排处理，都要细细打磨”（苗怀明《俞平伯启功程十发沈尹默钱锺书……这是一套什么书？拥有如此豪华阵容》，《新民晚报》2020年7月27日），所推出的古典文学名著“无可替代”（陈文新《人文社古典文学名著为什么无可替代？》，《北京日报》2020年7月14日）等等，不一而足。

兹以人民文学出版社《西游记》（简称“人文本”《西游记》）为例，证明上述宣示，纯为无根的溢美之词。

一

众所周知，传统雕板印刷，一律顶格满框，不分段落，即便有圈点句读，也多刻在行侧，读来相当吃力。将其转化为现代出版物，首先需要校点。根据著作权法，校点者就相应获得了该书著作权。《西游记》也不例外。

然检阅问世的“人文本”《西游记》，竟无一署校点者。

1954年6月作家出版社第一版，版权页署：“著者吴承恩”。

1955年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版，版权页署：“注释黄肃秋”。

2020年，《中国古典小说藏本》书目《西游记》：“吴承恩著黄肃秋注释”。

唯1979年10月《本书的整理情况》提到：“本书初版本的校订整理工作，由黄肃秋同志担任。”然亦未署“黄肃秋校点”。

有人会说，黄肃秋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編辑，校点《西游记》属于职务作品，所以没有署名。然周汝昌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校订标点《红楼梦》为什么就能署名呢？再说，黄肃秋既不署名校订，为什么要署名注释？

答案是：“人文本”《西游记》初版本，不是黄肃秋校点整理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组建于1951年3月，冯雪峰任社长兼总编辑，聂绀弩任副总编辑兼古典文学编辑室主任。据冯雪峰回忆：“在出版社成立的一两年或两三年内，就要搞出一套比较齐全的所谓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冯雪峰全集》第九卷第28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时间紧，任务重，首先要筹组编辑班子。尔今有人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古典部，因为冯雪峰、聂绀弩的努力，一时汇聚了诸多风云人物，如舒芜、严敦易、周汝昌、张友鸾、黄肃秋、王利器、陈迩冬、顾学颉、汪静之……”，美之曰“豪华阵容”。

就人员的专业素质而言，古典室主任聂绀弩（1903-1986），曾在上海、汉口、桂林、重庆任报刊编辑，故其调入之人员，多有编报之经历。如舒芜（1922-2009），曾为《桐报》主编副刊《十月》，张友鸾（1904-1990），历任《世界日报》《立报》《民生报》《新民报》《南京人报》总编辑，均擅长于时评与杂感，不闻于古小说有何研究。至于聂绀弩本人，在《人民文学》1955年1月号发表《论俞平伯对红楼梦的“辨伪存真”》，以为“所谓‘辨伪存真，并非对于任何文学作品都是必要或重要的”，断言“没有因为金本是伪本而恢复为百回或百二十回的必要”。持此不辨真伪、先后、优劣之版本观，指导古小说的校点整理，难保不出违规之事。

人民文学出版社组建仅一年半，即以作家出版社名义，于1952年10月出版《水浒》，1953年11月出版《三国演义》，1953年12月出版《红楼梦》，1954年6月出版《西游记》。查黄肃秋，吉林榆树人，193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国文系，历任山东、安徽、河北、江苏等地教师，1932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爱与血之歌》，后又出版《漂泊者之歌》《死城》《寻梦者》等。抗日战争胜利后，经恩师郭绍虞介绍，去台湾师范学院国文系任副教授，讲授中国古典文学。在“四六”事件中，为营救学生，被校方解雇、当局通缉。1949年从台湾回大陆，任职文化部编审处，参与茅盾主编的《新文学选集》，1951-1952年由开明书店出版，被誉为“新文学的纪程碑”。黄肃秋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应在《新文学选集》结束之后，只赶上补做《西游记》的注释。

人文本四大名著书稿，皆由本室编辑承担，一身而二任焉。我原以为《水浒》整理者是张友鸾，1981年9月17日曾到北京团结湖二条九幢二单元201室造访，向他请教过《水浒》研究问题。但据人民文学出版社官网，张友鸾1953年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非1952年版本的整理者。四大名著唯一能确定整理者的，是《红楼梦》。周汝昌自言1954年春末，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情形道：

该社所出的头版《红楼梦》，是采了亚东图书馆的（胡适考证、陈独秀序）程乙本，本已是一个不甚好的“杂校本”，又经当时负责的编辑汪静之“整”了一番，不知怎么弄的，反正是问题不少;俞平伯看了，很有意见，就向胡乔木提出批评。胡据俞说，又批了“人文社”。这下子，社之有关领导、负责人等吃不住了，据云在内部和公开的会上，做了检讨。这样，当然心里窝着气，又无善策——才想要调我来“重整旗鼓”。（《红楼无限情》第239-240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版）

清楚点出1953年12月，头版《红楼梦》采了亚东本的事实。汪静之（1902-1996），安徽绩溪人，1922年与潘漠华、应修人、冯雪峰等组织湖畔诗社。他之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应为冯雪峰所荐。汪静之是白话诗人，由他编辑《红楼梦》，确有点勉为其难。汪静之与汪孟邹、汪原放为绩溪同乡，亚东图书馆1922年出版过他的《蕙的风》，1927年出版过他的《翠英及其夫的故事》。如今“整”了亚东图书馆的程乙本，自然不好意思署名了。

“人文本”《红楼梦》既然采了亚东本，“人文本”《西游记》会不会也用了亚东图书馆本呢？请看1954年初版《西游记》的《出版说明》：

本书是根据北京图书馆所藏就明刊本金陵世德堂《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摄影的胶卷，并参考清代六种刻本，加以必要的校订和增补而重印的。

乍看初版《出版说明》，仿佛《西游记》确是另起炉灶，连“明刊本金陵世德堂‘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都提到了。但细加推敲，它并没有说是“以金陵世德堂本为底本”，只说根据世德堂本“加以必要的校订和增补而重印”。有访书经验的人都知道，古本图书的胶卷，要用缩微胶卷阅读器，看起来异常吃力，还得受诸多限制。《人民日报》1954年10月31日发表黄肃秋《反对对古典文学珍贵资料垄断居奇的恶劣作风》，说：“图书馆的服务对象，应该是广大的群众，至少也是某一特定范围内（如学校）的比较广泛的群众，而绝不能只是少数的‘专家。”（《红楼梦研究资料集刊》第50页）应该是亲历北京图书馆的经验。

再说，七十多万字的《西游记》，也不可能坐在缩微胶卷阅读器前，一字一句抄录。省力的辦法，便是取一现成印本为工作本子，对照胶卷中世德堂本回改，再将校改结果反过来，说成是以世德堂本为底本。1987年9月，我曾代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拟了报告，报经孙家正特批经费，订购台湾天一版《明清小说善本丛书》，内中即有《西游记》世德堂本。吴圣昔欲据以整理新的版本，但天一丛书不能外借，便以“人文本”《西游记》复印件为工作本，去图书馆核对世德堂本。因在复印件上改动甚多，出版时又被校对人员改了回去。吴圣昔视力精力不及，清样也未得校对，自知错误不少，只能徒唤奈何。须知三十多年前的1953年，复印技术尚未应用，不便之处就更多了。《出版说明》所谓“校订”和“重印”，其对应物就是1921年版的亚东图书馆本。不然，“人文本”《西游记》尚未整理，怎么谈得上“重印”呢？《出版说明》在“本书是根据北京图书馆所藏”之后，写有一个“就”字。就者，即也，从也，靠近也，生动地描摹出凑近胶卷阅读器，据以校订亚东本的情景。唯此之故，“人文本”《西游记》未署校订者，甚至也没有校记。冯雪峰回忆说：“对于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也如此，没有整理好的就先出稍加整理过的本子，或甚至就是翻印，企图逐步达到出版一套经过整理（加标点、分段、有具有‘权威的序言，等等）的所谓定本。”（同上）可见“甚至就是翻印”的做法，是得到领导认可的。

二

有人也许会说，这些都是推论，有证据吗？下面就来对比《西游记》世德堂本、亚东本与“人文本”的相关文字，证明一下吧：

例1：第四回写太白金星领了圣旨，来在花果山相请，世德堂本作：

悟空笑道：“前番动劳，今又蒙爱，多谢多谢！但不知上天可与你‘齐天大圣之官衔也？”

亚东本则作：

悟空笑道：“前番动劳，今又蒙爱，多谢多谢！但不知上天可有此‘齐天大圣之官衔也？

“人文本”与亚东本同，可知非据世德堂本。“齐天大圣”的称号，乃鬼王之突发奇想，道是：“大王有此神通，如何与他养马？就做个‘齐天大圣，有何不可？”按天上“人事编制序列”，自然无此官衔，亚东本“不知上天可有此‘齐天大圣之官衔”，问得实在外行。世德堂本“不知上天可与你‘齐天大圣之官衔”之问，让人误会是上天将“齐天大圣”给了金星，故尔擅作改动。不明悟空此问的真意，乃上天可将“齐天大圣”的乌纱帽，交与你带来给我？问得干脆顺溜，一些不差。

例2：第七回写悟空在如来右手掌中，见有五根肉红柱子，便在那中间柱子上，写下“齐天大圣，到此一游”。世德堂本下文作：

写毕，收了毫毛。又不妆尊，却在第一根柱子根下，撒了一泡猴尿。

亚东本则作：

写毕，收了毫毛。又不庄尊，却在第一根柱子根下，撒了一泡猴尿。

一为“妆尊”，一为“庄尊”。前者意谓“妆出”“庄尊”的模样，比后者多一层次。“人文本”与亚东本同，可知非据世德堂本。

例3：第八回写八戒责问木叉，世德堂本作：

“你是那里和尚，敢弄甚么眼前花儿哄我？”

亚东本则作：

“你是那里和尚，敢弄甚么‘眼前花哄我？”

“眼前花儿”乃花招、把戏之意，改成“眼前花”，就拙了。“人文本”与亚东本同，可知非据世德堂本。

例4：第九回开头，世德堂本曰：

此单表陕西大国长安城，乃历代帝王，建都之地。自周、秦、汉以来，三川花似锦，八水绕城流。

亚东本则作：

此单表陕西大国长安城，乃历代帝王，建都之地。自周、秦、汉以来，三州花似锦，八水绕城流。

“三川”“三州”，小有不同。三川，指关陇的泾河、渭河和洛河。“人文本”与亚东本同，可知非据世德堂本。

例5：第十六回写观音院老和尚，把唐僧袈裟骗到手，世德堂本作：

拿在后房灯下，对袈裟号跳痛哭，

亚东本则作：

拿在后房灯下，对袈裟号啕痛哭，

“号跳”“号啕”，小有不同。“号跳”者，又号又跳;“号啕”者，只剩下号了。“人文本”与亚东本同，可知非据世德堂本。

例6：同回评论老僧行为，世德堂本作：

咦！这一计，正是：弄得个高寿老僧该尽命，观音禅院化为尘。

亚东本则作：

唉！这一计，正是：弄得个高寿老僧该尽命，观音禅院化为尘。

“咦”“唉”，小有不同。咦，可表感叹、鄙夷、惊讶，为《西游记》所习用;而唉，仅表叹息。“人文本”与亚东本同，可知非据世德堂本。

例7：第十七回写熊怪道：“待明早来，与你定个死活。”世德堂本作：

行者叫道：“儿子莫走！要战便相个战的，不可以天晚相推。”

亚东本则作：

行者叫道：“儿子莫走！要战便像个战的”

“相”“像”，小有不同。“人文本”与亚东本同，可知非据世德堂本。需特别指出的是，凡世德堂本作“相”，亚东本皆改为“像”，反映用字不同的时代特征。按“像”，是比喻用词，所谓“以彼物比此物”，或曰“举物而以明之也”。以“像”联系的两物，性质不同而有相似之点。如“姑娘像鲜花”，姑娘与鲜花性质不同，但都很美，故比喻姑娘像鲜花。若曰“姑娘像书生”，就不是比喻了。姑娘从相貌打扮上，和书生相近，按《西游记》的写法，就该作“姑娘相书生”了。

例8：同回世德堂本作：

菩萨将真言念起，那怪依旧头疼，丢了枪，落地乱滚。

亚东本则作：

菩萨将真言念起，那怪依旧头疼，丢了枪，满地乱滚。

“落地”“满地”，小有不同。“落地”者，从空中落下也，故下文曰：“半空里笑倒个美猴王，平地下滚坏个黑熊怪。”不从空中落下，怎能满地乱滚？“人文本”与亚东本同，可知非据世德堂本。

例9：第十八回写高老庄行者降魔，世德堂本作：

搗开门扇，道：“老高，你去叫你女儿一声，看他可在里面。”

亚东本则作：

捣开门扇，里面却黑洞洞的。行者道：“老高，你去叫你女儿一声，看他可在里面。”

亚东本同比世德堂本，多出“里面却黑洞洞的”细节，又多了“行者”二字。“人文本”与亚东本同，可知非据世德堂本。

例10：第二十一回写八戒对行者道，世德堂本作：

我们连日造化低了，这两日忏日里见鬼。

亚东本则作：

我们连日造化低了，这两日白日里见鬼。

忏日者，诵戒的日子，每逢半月（白月十五日、黑月三十日），三称三拜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自然鬼神远避。居然“忏日见鬼”，可见造化之低。“白日见鬼”，则是平人习用之语。“人文本”与亚东本同，可知非据世德堂本。

例11：第二十二回八戒大战流沙河，写那怪自夸宝杖，世德堂本作：

不当大胆自称夸，天下枪刀难比赛。看你那个秀钉钯，只好锄田与筑菜。

亚东本则作：  不当大胆自称夸，天下枪刀难比赛。看你那个锈钉钯，只好锄田与筑菜。

“秀钉钯”“锈钉钯”，虽小有不同，却意思迥异。八戒的钉钯，乃战斗得器，岂能生锈？不知“秀”者，乃方言秃、勚之意，即磨损棱角、失去锋芒。“人文本”与亚东本同，可知非据世德堂本。

例12：二十四回写五庄观行者窃人参，世德堂本作：

那八戒食肠大，口又大，一则是听见童子吃时，便觉馋虫拱动，却才见了果子，拿过来，张开口，毂辘的吞咽下肚……

亚东本则作：

那八戒食肠大，口又大，一则是听见童子吃时，便觉馋虫拱动，却才见了果子，拿过来，张开口，毂辘的囫囵吞咽下肚……

亚东本“毂辘的囫囵吞咽”，比世德堂本多“囫囵”二字。其实用了“毂辘”，就意味着“囫囵”下肚了。“人文本”与亚东本同，可知非据世德堂本。

例13：第二十八回写黑松林三藏逢魔，世德堂本有诗曰：

这所在分明是恶境，那长老怍气撞将来。

亚东本则作：

这所在分明是恶境，那长老晦气撞将来。

“怍气”“晦气”，小有不同。怍（zuò）气，呕气。唐僧逐赶大圣，分明是怍气所致。“人文本”与亚东本同，可知非据世德堂本。

例14：第三十一回写孙行者智降妖怪，对八戒说话，世德堂本作：

不是我去不成;既是妖精敢骂我，我就不能降他。

亚东本则作：

不是我去不成;既是妖精敢骂我，我就不能不降他。

“降”字，可释作“降服”，亦可释作“投降”，加不加“不”字，意皆可通。《西游记》明清刻本，俱同世德堂本，作“不能降他”;亚东本独作“不能不降他”。此为“人文本”袭自亚东本之力证。

例15：第三十一回回目，世德堂本作：

猪八戒义释猴王孙行者智降妖怪

亚东本则作：

猪八戒义激猴王孙行者智降妖怪

是“义释猴王”还是“义激猴王”，研究者曾做过不少文章。如吴圣昔谓：“明清时代的各种《西游记》版本……并不都是‘义激，有的作‘义识，还有的作‘义释”，认为“义识”是说在孙悟空“要下水洗净身上的妖精气”时，八戒“始识得行者是片真心”;而“义释”中的“‘释是指消除，即消除猪八戒和孙行者之间的成见”（《〈西游记〉札丛（之二）》，《文教资料》1996年第5期）。李小龙则认为：“《西游记》中‘猪八戒义激猴王的回目是清人的擅改;明代版本正文均作‘义释，但仍为校刊者的修改。据明本目录及插图图题可确定其原文当作‘义识。”（《“义激猴王”的校勘、义理与小说史语境》，《文学遗产》2020年第5期）

“义激”以猪八戒用激将法激孙行者，的是清人擅改，可以排除。而采“义识”，根据是回目作“义释”。然一般来说，正文与回目有歧义时，应以正文为准（当然不是绝对的）。“义识”不是“识义”，解为“因义而识”，颇觉牵强。“义释”与“义识”构词相同。张飞义释严颜，是张飞以大义释放严颜，而不是严颜有义;八戒义识猴王，是八戒以大义识得猴王，而不是猴王有义。否认“义释猴王”，是不明“释”义所致，以为“释”只有释放一义，岂不知《尔雅·释诂》曰：“释，服也。”《疏》曰：“释者，释去恨怨而服也。”猪八戒义释猴王，是以义对猴王释怨而服之也。“人文本”与亚东本同，可知非据世德堂本。

例16：第四十三回写西洋龙子捉鼍回，写行者对龙王道，世德堂本作：

龙王再勿多心，既讲开饶了你便罢，又何须办酒？我今虽与你令郎同回：一则老师父遭愆，二则我师弟盼望。

亚东本则作：

龙王再勿多心，既讲开饶了你便罢，又何须办酒？我今须与你令郎同回：一则老师父遭愆，二则我师弟盼望。

“虽与”“须与”，小有不同。“虽”为连词，常与“但”字字相连，表示转折。“虽与令郎同回”无推开一层之意，令人疑惑，故改为“须与”。不知“虽”又有“即”的意思，“虽与令郎同回”，乃立即与令郎同回。“人文本”与亚东本同，可知非据世德堂本。

例17：第四十五回写车迟国猴王显法，世德堂本作：

那上面乓的一声令牌响，只见那半空里，悠悠的风色飘来，

亚东本则作：

那上面乒的一声令牌响，只见那半空里，悠悠的风色飘来，

令牌响，是“乓（pāng）的一声”，还是“乒（pīng）的一声”？似以前者为佳。“人文本”与亚东本同，可知非据世德堂本。

例18：第五十七回写沙僧落伽山见观音，倒身下拜。世德堂本作：

拜罢抬头，正欲告诉前事，会见孙行者站在傍边，

亚东本则作：

拜罢抬头，正欲告诉前事，忽见孙行者站在傍边，

“会见”“忽见”，小有不同。会见，常见用词，意谓与人相见。心疑沙僧见行者站在观音傍边，怎能说“会见”？便改为“忽见”了。而行者大大方方站在观音傍边，怎能说“忽见”？不知“会”有恰巧、适逢之意。《诗·大雅·生民》：“誕寘之平林，会伐平林。”苏辙《龙川别志》卷上：“行至河上，父母迓之。会大風雨，止於逆旅。”会见孙行者站在傍边，意乃恰好瞥见孙行者站在傍边。“人文本”与亚东本同，可知非据世德堂本。

例19：第九十七回写行者审案，世德堂本作：

行者道：“师父请下马坐看。常言道，只有错拿，没有错放。”

亚东本则作：

行者道：“师父请下马坐着。常言道，只有错拿，没有错放。”

“坐看”“坐着”，小有不同。“坐看”之意，乃请师父“坐”下，“看”我办案;而不是要他呆呆地“坐着”。“人文本”与亚东本同，可知非据世德堂本。

例20：第二十五回写镇元仙赶捉取经僧，世德堂本作：

他兄弟三众，各举神兵，那大仙只把蝇帚儿演架。

亚东本则作：

他兄弟三众，各逞威烈，一齐攻打，那大仙只把蝇帚儿演架。

“人文本”与世德堂本、亚东本都不同，作：

他兄弟三众，各举神兵，一齐攻打，那大仙只把蝇帚儿演架。

这是个特殊的例子。“兵”是会意字，兵者，械也。器曰兵，用器之人亦曰兵。“兵”字本义，是作战用的武器，引申为战士、士兵，即手握兵器的人。“各举神兵”，意谓各人举自己擅长的兵器。亚东本不明此理，将“各举神兵”擅改为“各逞威烈，一齐攻打”。“人文本”整理者是懂得“各举神兵”的，也确实对照世德堂本，将“各逞威烈”倒改成“各举神兵”了;可惜没有注意，工作底本上的“一齐攻打”四字，在世德堂本上也是没有的，便无意间保留下来了。

值得注意的是，“人文本”1954年初版《出版说明》，曾举两条世德堂本“极具风趣的韵语文字”，为清代各种刻本所不具。第二例是第二十七回，写尸魔变作一个年老妇人：

假变一婆婆，两鬓如冰雪。走路慢腾腾，行步虚怯怯。弱体瘦伶仃，脸如枯菜叶。颧骨望上翘，嘴唇往下別。老年不比少年时，满脸都是荷叶摺。

说：“这段韵语，除《新说西游记》外，别本都没有。韵语第三句，书业公本作‘走路似云腾。”查这段韵语，亚东本亦有，第三句亦作“走路似云腾”。可见亦以亚东本为工作本，稍加改易而成。

第一例是第七十二回写孙悟空变作一只饿老鹰：

但见：毛犹霜雪，眼若明星。妖狐见处魂皆丧，狡兔逢时胆尽惊。钢爪锋芒快，雄姿猛气横。会使老拳供口腹，不辞亲手逐飞腾。万里寒空随上下，穿云检物任他行。

亚东本亦无这段韵语，确为世德堂本所独有。《出版说明》将第七十二回的韵语提到第一例，为的是强调：“从校勘中看出，世德堂本与清代各种刻本有许多不同之处。”大家知道，世德堂本所有韵语，均另行空二格刻印，极易搜索。“人文本”的整理者，借阅读器看世德堂本的韵语，发现了这一条独特的例证，用以遮人耳目，仿佛确实是“根据北京图书馆所藏就明刊本金陵世德堂《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摄影的胶卷，并参考清代六种刻本，加以必要的校订和增补而重印”，可谓煞费苦心。

作为古籍的世德堂本，只有经过校点，才能成为现代通行的读本。古籍校的是字，字是万万不能错的。古籍点的是句，句是万万不能破的。成败的关键，在“字不能错，句不能破”。第八回写观音奉旨上长安，有排句赞颂之，亚东本标点为：

净瓶甘露年年盛，斜插垂杨岁岁青。解八难，度群生，大慈悯;故，镇太山，居南海，救苦寻声，万称万应，千圣千灵。兰心欣紫竹，蕙性爱香藤。他是落伽山上慈悲主，潮音洞里活观音。

其断为“解八难，度群生，大慈悯;故，镇太山，居南海，救苦寻声”有误。按《皈依誓词》曰：“皈依佛竟，宁舍身命，终不皈依自在天魔等，皈依如来至真等正觉，是我所尊，慈悯故。”故应断为：

净瓶甘露年年盛，斜插垂杨岁岁青。解八难，度群生，大慈悯故;镇太山，居南海，救苦寻声。万称万应，千圣千灵。兰心欣紫竹，蕙性爱香藤。他是落伽山上慈悲主，潮音洞里活观音。

方对仗熨贴。“人文本”断为“解八难，度群生，大慈悯;故镇太山，居南海，救苦寻声”，亦将“慈悯故”点破，可知所据的系亚东本。

综上所述，人民文学出版社《西游记》，自称以明代世德堂本为底本校点整理，然事实充分证明，其正文标点皆袭自1921年的亚东图书馆本，是不容置疑的。

三

说到《西游记》亚东图书馆本，就不能不提到汪原放。

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者，大约无不知汪原放的。但在许多人心中，大约已将他视作“古人”了。——这也不足为怪。早在1924年，鲁迅就说过“汪原放君已经成了古人了”（《望勿“纠正”》）的话，那时汪原放年方二十七，比鲁迅还小十六岁呢。

汪原放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用标点、分段形式出版古典小说的出版家”（汪伟强《古籍标点第一人》，《团结报》2021年1月14日）。1920年2月，教育部颁发《新式标点符号议案》，汪原放得风气之先，即以新式标点的《水浒》，于1920年8月由亚东图书馆出版。随于1921年5月出版《红楼梦》，1921年12月出版《西游记》，1922年5月出版《三国演义》，版权页皆署“句读者：汪原放”，开启了古代小说出版范式的现代转型。

汪原放的整理原则，一是本文中一定要用标点符号，书前加有《句读符号说明》;二是正文一定要分节分段，每句空一格以示区分，遇到可以分成大段的地方，用空一行的法子分开。亚东本古小说行款疏朗，字体清楚，广受欢迎。至1922年年底，《水浒》印4版，14000部;《红楼梦》印2版，7000部;《西游记》印2版，5000部;《三国演义》印2版，5000部。

汪原放还写有《校读后记》，后出《西游记》的《校读后记》，尤有改进。他版本校勘要点有二：一是“从前不曾认定一种好版本翻印，这次却认定一部乾隆木板本的《西游正旨》作底本”;二是“从前用例：号表出校改的地方，这次遇到这种地方，无论是参照别本校出原本的错处，无论是我生疑而终于不敢改的，无论是我觉得绝对的是原本和别本校对不精而错了而我大胆校改了的地方，我一概把他明明白白的分类列成表”，确立了认定底本的观念，与校勘的基本宗旨，值得肯定。

汪原放治学严谨，《校读后记》末说：“我们老实说：这书里有许多地方很不易懂得。我们懂得的当然细细校过，还有些不懂的地方，——也许是当时的方言与在这书里是特别用的，也许是我们脑子里所不知道的错，——这就要请读者诸君原谅指教了。”要之，汪原放已尽了最大努力，将《西游记》整理达到当时可能达到的最高水平。鲁迅说：“我以为许多事是做的人必须有一门特长的，这才做得好。譬如，标点只能让汪原放，做序只能推胡适之，出版只能由亚东图书馆。”（《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

至于汪原放的不足，一是客观条件所限，金陵世德堂《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孙楷第1931年发现于日本村口书店，1932年由北平图书馆花重金购入，汪原放自然无由得见，故以乾隆木板本《西游正旨》作底本。二是主观能力所限，或有以现代习惯处理明代用语或方言，轻易改动而致误。这些都是可以理解，也是可以原谅的。

問题在于，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2年谋划出版四大名著时，汪原放不仅健在，而且就在新文艺出版社、古典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供职。重印他的亚东本，居然不征求他的意见，确实有点匪夷所思。1980年4月1日，汪原放在上海病逝。盖棺论定，将四大名著由将古籍转化为现代出版物，是汪原放开的头，铺的路。他“以新式标点整理古典名著第一人”的历史地位，必须肯定;整理古典名著的著作权，不容侵犯。我们应该给以更多的尊重，更多的敬意。

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今掌门人，不仅讳言翻印亚东本《西游记》的事实，反而瞒天过海，在2010年第三版的《修订说明》彰明昭著地写道：

我社的《西游记》，初版于一九五五年，系以明刊本金陵世德堂“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为底本，参校六种清代刻本整理而成。由于当时新中国成立未久，古籍整理工作尚处于探索阶段，有关版本不易看到，初版在底本使用、文字校勘等方面难免存在不足。到了一九七九年，我社对此本进行了重新排版，并校订了部分文字，增补了注释，使其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个整理本对于《西游记》的普及做出了重要贡献，影响巨大，至今仍是市场上最好的版本。

事实恰好相反：“人文本”《西游记》这一六十多年来最通行、最权威和最具影响力的、印数至今累计两千万册以上本子，不是以世德堂本为底本整理，而是汪原放“句读”的亚东本的翻印本。“人文本”《西游记》侵犯汪原放的权益，长期误导广大读者，而且基本定型固化于1979年，与“汇集了新中国数代《西游记》研究者的智慧和心血”，“使《西游记》文本精益求精，尤其在文字校勘、注释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竺洪波：《〈西游记〉当代通行本的递嬗——以人民出版社新版《西游记整理校注本》为中心》，《文学与文化》2015年第五期）的美誊相反，堪称固步自封、抱残守缺的典型，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责任编辑：黄康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