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蕊

(山东大学 文学院，济南 250100)

一、地域诗歌选本的编纂与宗唐传统

徐惟起的诗歌编纂活动主要体现在对闽人唐诗与闽人明诗的辑录整理。他曾编纂《唐十二家》《闽南唐雅》等诗集专门辑录闽人唐诗，又编纂《闽中诗选》搜集整理明代闽人诗作。徐惟起为什么特别留心整理闽人的唐诗和明诗呢？这与其宗唐复古的诗歌主张息息相关。闽诗的兴起始于唐代，徐惟起《闽中诗选序》有言：“闽中僻在海滨，周秦始入职方。风雅之道，唐代始闻。”[1]168由于地理文化环境的制约，唐前闽地文化不兴，唐朝开国后开始有意识地开发福建，在福建设立闽州都督府并兴办教育，逐渐培养出了一批文士才子，如薛令之、林蕴、林藻、欧阳詹、黄滔、徐寅等等。他们先后科举及第，壮大了福建文坛的声势，也开启了讲究风雅纯正、声律和谐的闽诗传统。徐惟起认为“赵宋尊崇儒术，理学风隆，吾乡多谭性命，稍溺比兴之旨。元季无论已”[1]168，因而他辑诗不选宋元。明开国以来，高棅、林鸿等闽中十子的创作实践昭示着宗唐复古倾向的回归，亦成为徐惟起宗法追慕的诗歌理想。

徐惟起编纂的诗歌选本以《闽南唐雅》影响最大。该书是现存最早的一部闽籍唐人诗歌选本。虽然有明一代闽籍文人都标榜唐诗，自高棅起就有编选唐人诗歌的传统，如高棅有《唐诗品汇》《唐诗正声》，但其选录的诗人涵盖各个地域，卷帙浩繁，博而不专。徐惟起敏锐地察觉到这一问题，专门搜集整理闽籍唐人诗歌，是为此集。该书是在《唐十二家》的基础上完善加工而成的，《唐十二家》因乏梓钱，未能流传出版，《闽南唐雅》扩其规模，成为经典闽人唐诗选本。该书现存本为崇祯刊本，藏湖北图书馆，共12卷，收录37位诗人的诗歌作品，其编纂主要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收录范围广。《闽南唐雅》收录的诗人作品涵盖不同身份阶层，体现出宏阔全面的视野。其中不仅有薛令之、林藻、林蕴、欧阳詹、黄滔、徐寅等科举及第且名气在外的闽籍文人的诗歌作品，还辑录了流寓至闽地的外籍诗人如秦系、周朴、韩偓等人的诗作。此外，还收录了江为、林傑、王昶、神晏、江采蘋等“高隐布衣、参禅缁衲、夙慧神童、承恩宫嫔”[2]609等不以诗闻名但有诗传世的闽人诗作。

第二，为收录的诗人立传。从明代反观唐代，由于“历数百载，编简弥益散佚”[2]612，这些诗人的情况并不为时人所熟悉，因而徐惟起特设小传，介绍诗人生平事迹，置于该诗人作品之前。同时，目录中亦有对诗人籍贯与身份的扼要介绍，如目录“林藻”名下，注曰：“莆田人，殿中侍御史。”[2]614使得读者一览目录，就能知晓诗人的基本情况。再辅之以正文中的人物小传，增进对诗人生平履历的了解。从知人论世的角度看来，这些小传有利于读者更好地解读诗歌的内涵意蕴。

第三，为稀见诗作注明出处。徐惟起曾在《榕阴新检·诗话》中提到：“《唐诗纪事》载周朴事甚奇，收其诗仅数句耳。朴诗甚多，余尝见于他集中。”[3]138《唐诗纪事》是宋人计有功编纂的唐诗史料集。计有功于“三百年间文集、杂说、传记、遗史、碑志、石刻，下至一联一句，传诵口耳，悉搜采缮录”[4]，徐惟起却发现不少周朴的诗作，该书都未曾收录。徐惟起《闽南唐雅》将周朴这些不常见的诗作辑录出来，并注明出处，以方便读者考索。如周朴《题赤城》诗题下，徐惟起注明“见《天台志》”[2]655；《游玉泉寺》题下，徐惟起注明“见《湖广总志》”[2]655。对有争议的诗人作品，他亦有所说明，如周朴《春宫怨》一诗后，作者注明“此首各本作杜荀鹤，今据欧阳文忠诗话增入”[2]655。这些都可以看出徐惟起精审精校的编纂态度。

此外，徐惟起还曾编纂《闽中诗选》。该选本辑录明代闽籍文人高棅、林鸿、王偁等二百余人，“摛为八卷”，“以彰吾郡文物之美”[1]169。有明一代，不管文坛上如何风云变幻，闽籍诗人始终以唐人开创的风雅传统为旨归，正如陈庆元《闽中十子诗·前言》所述：“闽中诗派乡心的恋古与诗心的复古似有相通之处。”[5]追慕风雅的诗歌复古主张与对乡邦诗歌的搜集整理在徐惟起身上呈现出圆融的统一。

二、小说选本《榕阴新检》的编纂及特色

徐惟起对于闽人诗歌的编纂是延续自唐以来的编选传统，②其功绩在于传承；而其编纂小说选本《榕阴新检》，并无前人传统可继，因而更具有开拓之功。囿于传统文学观念的局限，文坛历来以诗歌为正统，小说一直处于文学的边缘地带，文人亦多编辑诗歌选本而很少搜集整理小说选本。这种文学现象直到明正德、嘉庆以来才有所改观。正德、嘉庆以来，统治者放松了对文化领域的高压控制，出版印刷业日渐繁荣，从统治者到市井细民都喜读小说。在这几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下，文人编选小说日渐成为潮流③，但多集中在经济更为繁荣的江南一带。在闽籍文人对文言小说选本的编纂方面，徐惟起当为第一人。

《榕阴新检》现有福建省图书馆藏16卷抄本、福建师大图书馆藏5卷抄本以及南京图书馆藏明万历16卷刻本。《榕阴新检》所选故事均是发生在闽地的奇闻轶事，诚如徐惟起自己在序言中所述：“于凡吾郡之事，往往见诸载籍，疑信参半，乃就榕阴之下，随笔录之，各分其类。”[3]158这些“吾郡之事”主要来自福建本土作家的创作。这其中除了徐惟起自己之外，还收录了福建籍作家如陈鸣鹤、徐熥、林鸿、陈全之等人的作品。此外，《榕阴新检》还收录了不少来自非福建籍作家创作的与福建地域相关的故事，如浙江作家瞿佑《剪灯新话》中的《三山福地志》，讲述元自实“为盗所劫，家计一空”，投靠在福建做官的缪君并误入三山福地一事，被选录于《榕阴新检》“灵异”类。与同时代其他小说选本相比，《榕阴新检》有这样几个鲜明的编纂特色：

(一)内容广博，类目新颖

《榕阴新检》收录内容非常丰赡广博，该书十六卷按内容分类编排，分为孝行、忠义、贞烈、仁厚、高隐、方技、名僧、神仙、妖怪等十六个不同类别。用吴腾蛟为《榕阴新检》所作序言的表述，即为“穷天地、综人物、揽华夷、包动植”。其中有两个特点尤为值得注意。

第一，将孝行、忠义、贞烈、仁厚等门类置于前列，以宣扬风教之义。徐惟起生活的万历时期，正是王学左派思想盛行、好货好色观念广为流播的时期，小说的编选也深受这一观念的影响，市场上出现了大量专门辑录艳情题材的小说选本，如《艳异编》《续艳异编》《宫艳》《万锦情林》等专选男女艳情故事，部分内容甚至呈现出低俗化的审美趣尚。如《万锦情林》所选的《三妙传锦》写一男与三女的幽会故事，里面充斥着不少露骨的色情描写。公然宣传色情以博得人们的眼球，片面地强调私欲，并不利于正常社会秩序的运转。徐惟起将此四类内容置于卷首，彰显了挽救衰颓世风之意，希冀能引导民众恪守人伦礼义，自觉约束规范自身言行。同时，为了满足民众猎奇猎艳的心理，《榕阴新检》又设有“灵异”“幽期”等门类。不过徐“幽期”类所选的爱情故事，如《乌山幽会》《花楼吟咏》等小说多写才子佳人以诗词唱和的方式互通心迹并相知相惜，文辞高雅，并未有露骨的色情描写。

第二，徐惟起《榕阴新检》特设高隐、诗话等门类。这两个门类的设置与徐惟起的身份、境遇息息相关。徐惟起出身书香世家，才华横溢，却摒弃科举，布衣终身，隐于九仙山北麓的鳌峰坊一带，不为俗世所扰，故特为推崇高隐之士。同时，徐惟起本身是一位诗人，作为兴公诗派的代表，他对诗话故事极为关注，因此“诗话”这一门类所选故事有81则之多，而其他门类故事则多在10则至20则之间。

(二)标题整饬，文意显明

在编纂《榕阴新检》时，徐惟起以四字标题凝练故事内容，以整饬的形式彰显作者的编纂意趣，如《女侠报仇》《放囚造福》《还金有后》《女道除妖》《种杏活人》《仙女怜才》《宝剑成精》等等。读者一览题目，便可以迅速知晓叙事重心，如《女侠报仇》主要讲述豪霸六一慕申希光才色，遂谋害希光丈夫，希光为夫报仇的故事。同时，四字标题可以表示主谓、并列、动宾等各种短语形式，具有易传易诵的效果。俗语云“题好文一半”，唐代诗人贾岛亦有言“题者，诗家之主也；目者，名目也。如人之眼目，眼目俱明，则全其人中之相，足可坐窥万象”[6]。题目是行文之眼目，但从古代小说的命题传统来看，似乎对此并没有充分的重视。很多笔记体小说往往是没有标题的，如魏晋志人小说代表《世说新语》按内容分为36个门类，具体每则故事却没有标题，这种情况到了明代亦不少见，如《泾林杂纪》《泾林续纪》《高坡异纂》等小说集的作品都没有题目。还有不少小说虽有题目，但深受史传文学传统影响，仅以作品中的人物名称命名，如《莺莺传》《李娃传》《爱卿传》《翠翠传》等等，这种命名之法颇为随意。而《榕阴新检》四字为题的命名方式，统一了选本的篇名风格，并与故事内容相对应，体现了编者独具慧眼的艺术匠心。

(三)引书众多，眼光独到

《榕阴新检》共有条目308则，引用了90余种来自唐、宋、元、明不同书籍的文献史料。而同时期的小说选本，选录的故事类型相对单一，引述的书籍也比较少，如《虞初志》《艳异编》所选故事多为唐代传奇小说，多出自《太平广记》这部大型类书。

徐惟起所选文本大多出自历代小说集，如《夷坚志》《江湖纪闻》《涉异志》《晋安逸志》《竹窗杂录》《闽海异闻》《耳谈》等等。除此之外，他还大量搜罗方志和文人别集中的小说故事。他引用的方志如《莆阳人物志》《福宁志》《姑苏志》《西湖志》等，文人别集如《王祎文集》《幔亭集》《鸣盛集》等。这体现出他独到超前的编选眼光，同时期的小说选本如《虞初志》《艳异编》等都罕有关注方志和文人别集中的小说故事。事实上，在中国的方志文献中，往往记述了该地域的逸闻轶事，这些故事本身就蕴含着小说的虚构因素。如《榕阴新检》卷十“灵异”类所记《衣官大王》一文，即出自福建方志《八闽通志》。该文讲述灵沟庙附近百姓夜梦一绯衣神人，言若能祀之，将福佑百姓。民果立庙祀之，凡有疾病，请其香烬，服之立愈，因此百姓称其为“灵沟医官大王”。这里写神灵佑护且能治病的传闻很明显具有附会虚构的性质，寄予了平民百姓对健康长寿的期许与向往。别集即作家个人的作品集，以往文人别集多录诗文，明代中后期由于小说观念的变化，不少文人的小说集也纷纷收录自己创构的小说作品，如宋懋澄《九籥集》专设“稗”编。徐惟起亦注意搜罗文人别集中的小说作品，其《榕阴新检》卷十五“幽期”类选录的小说《荔枝假梦》，就出自徐熥别集《幔亭集》。该文讲述的是万历时期闽人东海生于报国院休憩，梦遇唐玄宗侍儿十八娘等人，与之饮酒联诗。这一故事具有“诗文小说”的典型特征，是有明一代文人热衷的题材，幻境的描写显然出之于作者的藻绘虚构。

(四)注明出处，考究文献

徐惟起在编纂《榕阴新检》时不仅引书众多，更重要的是一一标明文献出处，透露出藏书家严谨的学识态度，这为后世学人考镜源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明中期以来市面上流行的小说选本众多，却多是编选者与书坊主共谋的产物。编选者的态度往往不够严谨，在编纂的时候常常不加考校的抄摭他书，出现乱题作者、妄加删改、不注出处等诸多不良出版现象。这些选本虽能风行于一时，但其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大大缩水，如嘉靖年间陆采编选的《虞初志》、陆楫编选的《古今说海》、息庵居士编选的《艳异编》，万历年间泰华山人编选的《清谈万选》、胡文焕编选的《稗家粹编》、洛源子编选的《一见赏心编》等均不注出处。甚至有些选本如《清谈万选》《一见赏心编》的编者也不用真名，这为后世学人考证该书的编纂者以及刊刻年代、文本出处都带来很大困难。徐惟起编纂《榕阴新检》不为不良编刊风气所扰，审慎地编校，努力注明出处就更显得难能可贵。且从徐惟起所注明的出处来看，他在选择文本的时候从不抄录其他总集或选本的二手资料。如上所述，他采编的作品主要出自地方志、作家别集或者历代小说集中，因而《榕阴新检》中的故事更接近文本的原始风貌。

三、徐惟起选本编纂活动的意义

徐惟起因自己身为藏书家的身份，具有辨别书籍优劣真伪的能力，同时也知道什么样的古籍具有流传价值。再加上他拥有雄厚的家藏图书作为资料源泉，为其从事编书活动提供了良好的文献基础。他的古籍编纂不仅惠及当世，且利于后世。具体来说，其古籍编纂活动的意义主要有：

(一)保存了大量的文献资料

徐惟起在进行古籍编选时，特别注意标明文献出处(如《榕阴新检》)，亦或对作者生平事迹(如《闽南唐雅》)进行介绍，且不随意对文本内容进行删减，这样审慎精严的编纂观念与只为追寻一时之利益、粗制滥造的选本，形成鲜明的对比。因此，他编纂的选本与同时代的选本相比，文献史料价值更高。具体体现有二：

第一，辑佚价值。从对前人诗歌的辑佚视角来看，徐惟起《闽南唐雅》《榕阴新检》中选录的不少作品，可以对诗人诗作进行辑补。如清代康熙年间彭定求等奉敕编校《全唐诗》，收录林藻的《梨岭》一诗，就注明“见《闽南唐雅》”[7]1685。可见，《闽南唐雅》曾作为《全唐诗》编辑参考的诗歌选本之一。如若不是《闽南唐雅》的收录，林藻的这一诗作就可能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了。前文还提及《榕阴新检》特设“诗话”一门，辑录历代有关诗歌创作的故事，也为后人搜集辑补诗人作品提供了很大帮助。如《全唐诗》(卷一)选录五代十国时闽王王继鹏的诗歌《批叶翘谏书纸尾》一诗，诗题后注出“《榕阴新检》”[7]40。于此可见，《全唐诗》在编纂过程中，对徐惟起的《闽南唐雅》及《榕阴新检》都有采录，也间接证明清代官方文献整理对徐惟起古籍编纂活动的认可。

从小说编录的视角来看，《榕阴新检》中引用的不少书籍，如《鹤汀私抄》《闽海异闻》《竹窗杂录》《晋安逸志》等现已佚失，但我们仍能通过徐惟起的引文去进行辑佚。《榕阴新检》收录徐惟起自己的小说集《竹窗杂录》作品最多，共计85篇佚文。引用数量居于第二位的是陈鸣鹤的《晋安逸志》，共计31则佚文。其余如《鹤汀私抄》引用7则佚文，《闽海异闻》引用4则佚文。通过对这些佚文的梳理，有利于进一步钩稽明代文言小说的发展流变，尤其是《闽海异闻》《晋安逸志》等小说集在明代小说史上影响很大，其中的不少作品还曾被改编成拟话本小说，如《闽海异闻》中的《怪猿取印》(见《榕阴新检》卷九《妖怪》)，《晋安逸志》中的《女侠报仇》(见《榕阴新检》卷三《贞烈》)等故事成为拟话本《型世言·陈御史错认仙姑》《石点头·侯官县烈女歼仇》的本事。这些故事如若不是《榕阴新检》的选录，我们就很难考证这些拟话本小说的故事本源。

第二，校勘价值。《榕阴新检》一书收录的部分文本，其他小说选本亦有选录。通过不同选本对同一篇文本的比勘，可以发现《榕阴新检》所辑录的文本更为完整，文献史料价值更大。如《榕阴新检》与《情史》都收录了来自《晋安逸志》中的作品《红桥倡和》(《情史》题作《张红桥传》)，该小说讲述了闽县良家才女张红桥与闽才子林鸿之间的生死恋情。其中《榕阴新检》比《情史》多出如下一段文字：

闲尝携榼游白湖别墅，鸿调《玉漏迟》一阙曰：“惊鸦翻暗叶，桐花坠露，曲房新晓。蜡炬香笼，准备惜花起早。翠沼凝脂冰活，呵素手，衬妆初了。香径小，水溶溶波暖，正宜临跳。 谁信造物无私，偏付与容华，称颦宜笑。更况花朝，日日霁多阴少。不惜千金费尽，但惜取数峰残照。归骑沓，纵醉宜眠芳草。”张亦用其原韵和之，曰：“轻烟笼碧树，惊啼香露，绣帷春晓。短梦初回，颇怪卖花声早。懒下银床慢起，纤纤手，靓妆未了。郎语小，这绿稀红暗，与卿临眺。 为侬巧画双蛾，移几步金莲，花间谈笑。联袂寻芳，恰是春光年少。一杯竹叶同斟，休学取乐昌破照。佳兴杳，日日踏青斗草。”[3]111

此段文字主要写林鸿与张红桥两人以词唱和，词中委婉地描绘出二人在一起携手赏景、共斟共饮、卿卿我我的日常温馨而甜蜜的时光。正是因为两个人的情投意合、心心相印，才会导致下文张红桥与林鸿离别后，竟相思成疾、不数月而卒。可惜《情史》的编纂者却删除了这段文字，以至下文写张红桥的感念而终就显得情节突兀，龃龉不通。

第三，文本采编价值。徐惟起《榕阴新检》广收博览，也为其他小说选本编者所注意，成为采编小说的源泉。根据南京图书馆藏万历三十四年刻本《榕阴新检》卷首所题“明闽徐兴公辑，歙吴洵美克符校”以及吴腾蛟序言所述“遂命吾儿洵美考核校正，授之杀青，悬之书市，以公同好”，可知该本《榕阴新检》为歙县吴洵美刻本。歙县为徽州府治所在地，徽州古称新安郡，在明代私家刻书业十分兴盛。徐友人谢肇淛在《五杂俎》卷一三有言：“金陵、新安、吴兴三地，剞劂之精者，不下宋版。楚蜀之刻，皆寻常耳。闽建阳有书坊，出书最多，而版、纸俱最滥恶，盖徒为射利计，非以传世也。”[8]诚如斯言，福建私家书坊虽刻书众多，但质量最次；而徽州刻书则以精良取胜，“盖徽地产良材，所镌书版，坚致异常，易代而后，每完好如初”[9]。这一刊刻地域的选择既保证了书籍的印刷质量，同时又使《榕阴新检》的传播不局限于福建地域，而扩展到安徽一带，并对安徽人小说选本的编纂产生影响。如徽州歙县人吴大震编选的《广艳异编》就从《榕阴新检》撷取中了《孝女复仇》《女侠报仇》《荔枝假梦》《仙女怜才》《宝剑成精》《花楼吟咏》《红桥唱和》《玉香清妓》《金凤外传》等17篇作品，其中的不少作品又为《续艳异编》所沿袭，如《花楼吟咏》《玉香清妓》等篇。同时，嘉、万时期的小说选本多侧重辑录前代小说作品而略于明代小说，如《虞初志》所选均为唐代小说，而《榕阴新检》与《广艳异编》均是唐、宋、元、明作品兼重，《广艳异编》的选录标准或亦受到《榕阴新检》的启发。

《榕阴新检》甫一问世，就广受欢迎，除了上述提到的吴洵美刻本之外，可考知的还有邵鹭洲刻本，陈寿祺《红雨楼文稿跋》载：“《榕阴新检》者，邵鹭洲所刻也。”[10]邵鹭洲即邵捷春，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闽县人。不同地域刻本的出现，可见《榕阴新检》在当时有较广的流传与影响，即使到清代也有不少书籍引述其中的故事。如清代褚人获的笔记小说《坚瓠集》收录黄子野年少舍金救人的故事，注出“《榕阴新检》”[11]，文字与《榕阴新检》亦同，毫无删节。再如清代王初桐辑录的女性史料汇编《奁史》注出《榕阴新检》的故事有三篇，分别是《奁史·卷五》“王秋英”(《榕阴新检》卷十五《幽期·秋英冥孕》)《奁史·卷七十三》“陈子卿”(《榕阴新检》卷十五《破镜分离》)《奁史·卷七十五》“芸香”(《榕阴新检》卷八《仙女怜才》)。

(二)促进了福建地域文学共同体的建构

明代中后期以来，虽然福建地域经济文化日渐繁荣，但因其地域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文学创作往往更晚受到中心地域文坛风气的影响，这一看似不利文学互动的客观条件反而促进了福建地域文坛的报团取暖，自成一派。徐惟起《闽南唐雅》《榕阴新检》侧重对本地域诗歌、小说作品的搜集整理，既促进了本地域文学的良性互动，又拓展了福建地域文学的外在影响，客观上提升了福建地域文学的地位。

首先，诗集的编选与闽中诗坛的发展。徐惟起生活的万历时期，正是公安派、竟陵派诗文红极一时的时期。但是公安派与竟陵派作诗或是浅俗肤浅，缺乏诗味；或是刻意苦吟，境界狭小。徐惟起作为闽中诗坛七子的代表，对诗坛的这一风气深表不满，他曾说：“至于今日楚派聿兴，竟新斗巧……一篇之中，则“之”“乎”“也”“者”字眼已居其半，牛鬼蛇神，令人见之缩项咋舌，诗道如此，世风可知。”[12]291他认为诗歌创作“毕竟以唐人为法”[12]292，推崇风雅比兴的创作传统，以力矫当时公安、竟陵两派的空疏肤浅、苦吟孤峭之弊。他的这一主张与明初、明中期闽中诗坛的主张一脉相承，并以其诗歌创作实践成为晚明风雅复振的代表，诚如《明史·文苑传》所言：“闽中诗文，自林鸿、高棅后，阅百余年，善夫继之。迨万历中年，曹学佺、徐辈继起，谢肇淛、邓原岳和之，风雅复振焉。”[13]他的诗歌编选活动如《唐十二家》《闽南唐雅》等对风雅传统的推崇与其自觉的诗歌创作助益了闽地风雅诗风在晚明的重振。

其次，《榕阴新检》的编选与闽人小说创作的弘扬。《榕阴新检》多选录明代福建籍作家的小说文本，《榕阴新检》中引用条目最多的两部小说集分别是徐惟起自己创作的《竹窗杂录》与同为福建籍作家陈鸣鹤创构的《晋安逸志》。除此之外，徐惟起还辑录了其他福建籍作家的一些单篇作品，如徐熥的《金凤外传》《荔枝假梦》《童孝希闻》，韩梦云的《秋英冥孕》，林鸿的《仙女怜才》等作品，从这些作品中可考察明代闽籍小说家的创作情况。通观这些文本可以发现，闽籍作家的文言小说创作以文笔简洁、篇幅短小的笔记体为主，兼擅文辞华艳、情节宛曲的传奇体小说(如林鸿的《仙女怜才》《秋英冥孕》，《竹窗杂录》中的《玉主报仇》《乌山幽会》，《晋安逸志》中的《花楼吟咏》《玉香清妓》等)。这些传奇体小说多描写男女情事，且嵌入诗文，具有“诗文小说”的文体特征。这种创作倾向与小说作者的身份息息相关，林鸿、陈鸣鹤、徐熥、徐惟起等本就是闽中诗坛的代表诗人，他们自然地将自己的诗情才思融入小说创构之中。

总之，徐惟起作为著名的藏书家和文学家，编纂图书精审谨严，眼光独到，不以谋利为目的，而以传世与弘扬闽地文化为己任。其对诗歌、小说等文体的编纂活动促进了闽地文学的互动与传播，保存了福建地域的诸多文献资料，从中我们可以窥见闽地诗歌的发展样貌以及明代闽地小说的创构特色。

注释：

②唐代的诗人即有编选闽籍文人诗歌的传统，如晚唐黄滔编选的《泉山秀句》就是历史上第一部闽人选闽诗的诗歌选本。

③除《榕阴新检》外，正德、嘉靖以来代表性的小说选本还有陆采编选的《虞初志》，王世贞编选的《艳异编》《剑侠传》，梅鼎祚编选的《青泥莲花记》《才鬼记》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