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随着中国的稳步崛起，美英等西方国家加大了对于中国的遏制与打压，同时在舆论上进行攻击和造势，2021年以来关于所谓香港问题、“新疆棉花”问题即是例证。美英国家的国际传播起步较早，长期开展基于战略对抗的舆论攻击，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成熟的模式，包括“恶名相加法”“谎言重复法”“内奸作证法”“平民百姓法”等，这在当下对于中国的种种无端指责和虚假报道上展现无疑。中国将面临长期而激烈的国际舆论斗争，需要从战略定位、顶层设计、整体规划、资源配置、运行模式、操作方式、人才储备等多个方面进行调整、优化、完善，以逐渐改变目前被动局面，更好地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关键词】舆论攻击 策略手段 舆论斗争

随着中国的稳步崛起，美英等西方国家加大了对于中国的遏制与打压，中国需要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政治关系。同时，美英等西方国家在舆论上持续强化对华的攻击和造势，2021年以来所谓香港问题、“新疆棉花”问题即是例证，中国需要应对日趋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对于中国而言，当前美英等西方国家的战略打压和舆论围攻是我们迈向强国大国过程中的必要历练。可以预计，这种态势在未来几年将愈演愈烈。对于对外传播工作而言，虽然当前面对前所未有的压力，但也有利于优化国际传播战略、提升舆论斗争技巧和积累舆论反攻经验，有助于重塑外宣业务、重整外宣流程、重构外宣格局。近年来，美英两国在对华舆论攻击中扮演着领头羊的角色，我们要深入研究其舆论攻击的战略战术和策略手段，不断强化对外舆论斗争的整体实力和综合能力。

一、美英两国舆论攻击的主要特征

经过多年发展，美英两国的国际舆论攻击和宣传造势具有很强的战略性特征，并在操作手法上呈现出宣传战和伪专业性特点。

1.具有很强的国家战略性特征。美英舆论攻击在议题设置、话语设计、操作模式、实施流程等方面与国家的外交战略密切配合，相互策应，體现出很强的国家战略性。以对中国的舆论攻击为例，无论是所谓香港问题、新疆问题，还是所谓贸易战问题、军事威胁问题，无不都是美英媒体配合国家外交炮制出来的舆论攻击。美国学者曾就遏制中国的战略提出过三套方案，包括名为“挖墙脚”的战略，具体手段是通过扶持反华势力或在中国内部制造问题来削弱中国，包括通过支持新疆或西藏的分裂分子在中国内部煽动骚乱。①2021年所谓“新疆棉花”问题就是这种思路下由美国政府自导自演的一场闹剧，亦是西方媒体、企业配合美国战略实施的一次围攻。

2.具有很强的宣传战特征。所谓“宣传战”，就是在舆论攻击中散布错误信息、虚假信息，以达到影响舆论、扰乱视听、破坏团结等目的。数十年来，宣传战通常由有美英两国情报机关背景的智库、媒体、非政府组织等负责。当前，美英媒体在对华舆论攻击中呈现出越来越强的宣传战特征，把二战中许多对敌宣传方式运用到了当下。哈罗德·D·拉斯韦尔在研究二战中美国的宣传技巧时，引用了德国驻美国大使伯恩斯托夫（Ambassador Bernstorff）在其著作《使美三年》（My Three Years in America）中关于当时美德两国宣传的体会。这位大使认为：“在德国入侵‘可怜弱小的比利时一事上，在枪杀‘英勇的护士伊迪丝·卡维尔事件上，以及在其他事件上，我们的敌人都用极其精妙的手段利用了美国人的（肤浅的多愁善感）这一特点。但与此相对的是，掌管着柏林宣传事务的那些人，却几乎没有抓住敌人方面类似的事端大做文章，例如协约国入侵希腊，轰炸卡尔斯鲁厄（Karlsruhe）的圣体节游行队伍，等等。”②近几十年来，美英两国在对华舆论攻击中一次次沿用这一套路，捏造虚假情节和悲情人物进行煽情，抹黑对手，以心理战来助力宣传战。

3.具有很强的伪专业性特征。美英两国媒体在舆论攻击中总会披上“新闻专业主义”的外衣，貌似客观公正地进行揭露和批判。事实上，美英两国媒体早已被政治裹挟，也被市场绑架，既没有独立性，也缺失了专业性。早在20世纪70年代，哈洛伦等研究者就英国媒体对1968年伦敦举行反对越战大游行一事所做的“歪曲”报道做了一项专题研究，出版了批判学派的经典之作——《示威与传播：一个个案研究》（Demonstrations and Communication： A Case Study）。这次示威游行活动其实组织有方，秩序井然，只有极少数参加者后来去了美国大使馆，并与警察发生了一点冲突。“英国的媒体报道与实际情况却大相径庭。报纸和电视几乎无一例外地将报道的焦点放在美国大使馆附近发生的极个别的冲突上，将一个总的来说组织严密的和平示威游行描绘成一个充满暴力的事件。”③如果研究西方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类似的案例可以说汗牛充栋。美英媒体在当前的舆论攻击中仍然热衷于披着“专业主义”的外衣，通过拍摄角度设计、细节放大等方式来塑造客观报道的姿态，实则散布虚假的、捏造的甚至恶意中伤的信息，达到以假乱真、混淆视听的目的。

二、美英两国舆论攻击的惯用手段

美英两国在长期的对外宣传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形成了成熟的舆论攻击操作模式。有学者总结了美英20世纪30年代的对外宣传，归纳出七种惯用手段：一是挑选事实法或洗牌作弊法（selective facts 或 cardstacking），即只说支持者好的方面，或只说反对者坏的方面；二是光环效应法（glittering generalities），即用一种能在受众中引起积极引申意义的言辞去进行阐述；三是转换概念法（transference），即把被宣传的对象（人、事或物品）与大众已经赋予既定价值的物或人放在一起；四是平民百姓法（appealing as just plain folks），即借平民百姓之口进行舆论说服；五是证词法（expert testimonial），与转换概念的技法类似，但更直接；六是“乐队花车”法（bandweagon effect），即利用人们寻求一致的从众心理需求进行舆论宣传；七是选词法（name calling或labeling），即贴上或褒或贬的标签，使人们不验证证据就产生谴责或赞同的效果。④在近年来对华舆论攻击中，美英政府和媒体最为常用的手段包括：

1.恶名相加法。恶名相加和选词法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先入为主地给己方和对手冠上与其实质完全不同的名词。例如，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把1999年对南联盟的侵略（aggression）称为“空中打击”（air strike），把“无辜平民的死亡”（deaths of innocent civilians）称作“间接性伤害”（collateral damage），等等。如果仅仅是通过冠以“恶名”的方式攻击对手，就是“恶名相加”，这是《宣传之艺术》一书中给这种宣传手法所进行的定义，即对一个事物不经论证便给它贴上坏标签，使人不假思索就对该事物产生反感。⑤在近年来对华舆论攻击中，美英媒体编造了各种“威胁论”，就是要给中国冠上恶名。2021年美英媒体在所谓“新疆棉花”议题上的舆论攻击中，给中国扣上的恶名则是“强迫劳动”“种族灭绝”。美英政府和媒体在给中国扣帽子、加恶名方面已经驾轻就熟，这种不负责任的手段还会持续使用。

2.谎言重复法。美英政府和媒体在对外宣传中散布谎言是惯用手段，尤其善于自导自演地构建出有情节的谎言。以对伊拉克为例，美国为了入侵伊拉克，早在1990年海湾战争前夕，美国当局就在国会听证会上捏造出“伊拉克部队伤害科威特婴儿”的谎言，并借助《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广泛传播；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美国当局又炮制出“萨达姆掌握大规模生化武器”的虚假故事，以此建立所谓的战争合法性。早在越南战争前，美国为了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发动入侵，于1964年8月自导自演了“北部湾事件”，并以此为借口大规模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军事设施。当时，西方媒体一边倒地谴责越南民主共和国，事后美国政府解密数据显示，这完全是美国自导自演。⑥此外，美英政府和媒体2020年在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对华舆论攻击中，也大肆编造各种虚假故事，如“中国黑客窃取英美新冠病毒研究成果”。2021年所谓“新疆棉花”的舆论攻击也是如此，肆意散布诸如“中国通过强制性劳动力转移和扶贫计划，迫使新疆数十万少数民族劳工手工摘棉花”等各种谎言。美英媒体在這些话题上反复捏造和散布谎言，虽然极力指责中国，但从来都拿不出任何有效证据。

3.内奸证词法。即前文提及的“内奸法”，英文直译为“第五纵队”，是源于20世纪30年代西班牙内战的一种宣传手段，即利用内部的叛徒或者移民传播各种虚假信息进行反对当局者的宣传。美英政府和媒体在对华舆论攻击中通常会找到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异见人士”“民主人士”，并大量使用其故事或证词。另外，他们也热衷于使用一些反华学者的所谓研究成果和报告。这些所谓“证词”或报告多半就是美英情报机构收买的有酬劳动。在2019年以来的香港风波中，这种“内奸证词法”被美英媒体频繁使用。在2021年的所谓“新疆棉花”事件中，一个名为许秀中的澳大利亚华人颇受关注，此人劣迹斑斑，靠反华辱华求得在西方社会的生存，也为美英政府和媒体提供了不少“证词”“证据”和“故事”。

4.平民百姓法。平民百姓法是假借普通百姓之口进行舆论说服，美英媒体添油加醋、以偏概全后在国际舆论攻击中进行观点放大、证据放大和效力放大。美英媒体一直热衷于利用一些不明实情、被蒙蔽的平民百姓，甚至是儿童的故事与情感来达到恶意攻击中国的目的。在2021年围绕“新疆棉花”的诸多舆论攻击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就频繁用“平民”来讲故事，其中包括对新疆马木提和阿布力克木两家的“报道”，记者通过诱导提问和巧妙剪辑，利用这两个维族家庭里的无辜孩子，意欲给中国政府强加“骨肉分离”的罪名。在对华舆论攻击中，这种手段一直在重复使用，有了平民百姓的“证词”，编造故事的可信度就大大提升。这种手法的核心策略是利用平民百姓缺乏新闻采访经验，易被提问者误导的弱点，从而编造出符合其意图的新闻。

三、对外舆论斗争的应对策略

近年来，中国对外传播整体实力显著提升，国际舆论斗争经验也不断丰富。但总体来说，中国舆论斗争仍处于守势，还常常需要面对“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的被动局面。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国际舆论较量的升级，对外舆论斗争工作亟需在策略上进行调整和优化。

1.提升国际舆论斗争的战略主动性，打乱美英议程设置的节奏和布局。对外舆论斗争就如同军事作战，需要在战略布局上赢得主动，先发制人。我们要有充分的战略储备和工具来应对美英国家的“白色宣传”（white propaganda，即客观报道）、“灰色宣传”（gray propaganda，即信息的正确性难以辨认）和“黑色宣传”（black propaganda，即散布虚假信息、谎言，捏造信息，进行欺骗，没有信息来源）⑦。中国的对外传播在整体布局上集中于“白色宣传”，缺乏强势打压和主动反击“灰色宣传”与“黑色宣传”的战略布局和资源配置。例如，中国的学术界需要有效对冲美国学术界的“灰色宣传”和“黑色宣传”。中国学界曾广泛传播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这其实是隐晦的“中国威胁论”。亨廷顿甚至建议西方国家以“文明冲突”为旗号，离间儒家文化国家和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关系。⑧对此，中国学术界要有足够的警惕性，而不能成为传声筒。另外，中国要重新强化国际舆论斗争的战略布局和资源配置，建立健全应对“灰色宣传”和“黑色宣传”的能力体系，有效打乱西方议程设置的节奏和布局。

2.强化国际舆论斗争的话语生成能力，对抗美英舆论攻击中的虚伪价值观。舆论斗争在本质上体现为话语合法性争夺，需要按照自身赋值体系发明新的意指概念，或者对原有的意指概念进行意义再造。⑨在舆论斗争中，中西方文化传统与价值体系的差异性是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主要障碍之一。⑩当前，美英政府和媒体对华舆论攻击主要是基于所谓西方价值观的“民主”“人权”“自由”等话语。例如，英国广播公司记者在我驻英国使馆临时代办杨晓光主持的2021年3月网上媒体吹风会上的提问就具有代表性，这位记者说：“我提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惧怕香港的民主？”11国内一些媒体在使用这些概念时更需要严谨，例如我媒体2021年3月的一篇评论说：“2020年，西方民主政治遭遇‘滑铁卢。在21个新冠肺炎病例数超百万的国家中，有18个是民主国家。全球主要民主国家‘七国集团经济遭受沉重打击。”12按照这个表述，中国就成了“民主”的对立面。中国对外舆论斗争的话语表达要充分考虑文化差异，强化价值观的概念转化和话语生成，在充分研究价值观、文化传统等差异的基础上，形成有中国特色、中国价值、中国立场的话语体系，不断提升驳斥西方虚伪价值观的能力。

3.优化国际舆论斗争的新闻模式，对冲美英舆论攻击中的伪专业主义。美英媒体虽标榜“专业主义”，但本质上奉行的是商业主义，习惯于制造噱头、也善于炮制假新闻，以此吸引受众注意力，通过报纸销量、收视收听率等换取经济利益。在对华舆论攻击中，美英媒体充分应用这些“成功”经验和模式，披着“专业主义”的外衣炮制能引起大众关注和市场反响的“假新闻”“噱头新闻”。例如，为了标榜新闻的自由和客观公正，美英媒体在舆论攻击中国时总是热衷于“选择第三方消息源，而那些恰恰又是带有‘议程的人”13。《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中第三方消息源的比例分别是42%、33%，其中很多都来自于对中国持有某种偏见的政党阶层或政客人物，而这些政党人物会不失时机地设置某些“议程”对中国进行丑化。14中国对外传播的舆论斗争需要优化新闻模式，尤其要在如何吸引国际受众注意力、产生国际影响力等方面提高事件制造能力、新闻策划能力和传播运筹能力。中国媒体要迅速习惯当前的国际舆论环境和斗争特点，不断提升“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本领。

4.完善国际舆论斗争的运行机制，破解美英舆论攻击的合围。当前，美英政府和媒体在对华舆论攻击中，往往采取联合多个国家、多个领域、多个专业和多种媒体的方式，在协同造势的同时形成合围效应。相比之下，中国的国际舆论斗争基本局限于外交领域和媒体领域。有学者认为，中国在近年来虽然已经逐渐形成“大外宣”的格局，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在运营管理体制上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具体表现包括：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集团式管理，无法形成合力；资源潜力尚未得到充分利用，优势尚未得到充分发挥，难以实施政府的全面战略指导；管理成本较高，效益较差，进一步发展的后劲不足；等等。15对此，中国在国际舆论斗争中仍需要强化顶层设计，优化运行机制，充分调配和有效运用不同领域、不同层级、不同属性的资源，同时强化国际合作和国际资源储备，通过格局重构、流程重建来积极破解美英舆论攻击中国的布局。

四、结语与展望

中国开展国际传播的出发点之一是促进各国互相理解、不同文明相互借鉴，促进世界的和平共处、和谐共生，而非攻击他国。但美英等西方国家的国际传播秉持完全相反的理念，基于二元对立思维将中国视为对手并进行舆论攻击。可以预见，中国对外传播将面临长期而激烈的舆论斗争，需要从战略定位、顶层设计、整体规划、资源配置、运行模式、操作方式、人才储备等多个方面进行调整、优化、完善，不断强化应对舆论攻击的实力和能力，逐步改进反攻的技巧和手段，为中国外交营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更好地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研究”（项目批准号：17ZDA285）的阶段性成果。

李宇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际传播规划局高级编辑、博士

「注释」

①[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修订版）》，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09页。

②[美]哈罗德·D·拉斯韦尔：《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张洁、田青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8页。

③李彬：《媒介话语：新闻与传播论稿》，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89页。

④关世杰：《国际传播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29页。

⑤李彬：《媒介话语：新闻与传播论稿》，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57-59页。

⑥夏春平主編：《第六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论文集》，香港：香港中国新闻出版社，2011年，第16页。

⑦关世杰：《国际传播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29页。

⑧[美]简·尼德文·皮特尔斯：《全球化与文化：全球混融（第二版）》，王瑜琨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0页。

⑨刘涛：《意指概念：环境传播的修辞理论探析》，《现代传播》2015年第2期。

⑩于运全主编：《讲好中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第五届全国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外文出版社，2019年，第245页。

11《驻英国使馆临时代办杨晓光就全国人大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举行网上媒体吹风会》，外交部官网， https：//www.mfa.gov.cn/web/zwbd_673032/ gzhd_673042/t1859771.shtml，2021年3月10日。

12《悦辩悦明 | 民主并非妄自尊大，而是锐意创新》，新浪网，http：//k.sina.com. cn/article_6235447924_v173a96274019012w9c.html，2021年3月11日。

13罗璇：《论中西新闻思维差异下的框架设定》，《经济与文化》2008年第7期。

14王宁：《风险视域下的公共危机事件报道研究》，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12页。

15段鹏：《国家形象建构中的传播策略》，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9页。

责编：谭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