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国际形势风云激荡的历史时刻，面對百年未有之国际大变局，我们需从三个维度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故事、做好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对外传播。这三个维度是：一是必须讲清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致力于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政党；二是讲清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致力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发展型政党；三是讲清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能够应对重大挑战和带领国家不断前进的政党。唯其如此，中国人民才会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感到满意，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带领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形象 三个维度 对外传播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和执政72年的重要年份。作为一个有着百年历史和9000多万党员的执政党，如何在国际形势风云激荡，特别是西方一些反华势力百般污名化中国及中国共产党的复杂形势下，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故事、做好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对外传播，就成为摆在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在笔者看来，尽管一个政党的形象塑造和对外传播涉及很多方面，但以下三方面的内容至关重要，即我们在对外传播过程中，必须讲清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致力于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政党、一个致力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发展型政党、一个能够应对重大挑战和带领国家不断前进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致力于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政党

长期以来，在一些西方媒体的语境中，中国共产党常常被描述为一个不接纳甚至反对“自由民主”概念、搞专制统治的政党。从政治体制上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也被西方社会长期解读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党长期执政”。中国共产党自20世纪70年代末领导开启的改革开放进程也经常被解读为只有经济改革而没有政治改革。

因此，要破解这样的西方媒体语境，首先需要我们讲清楚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并不是什么“另类”“怪物”或“洪水猛兽”，而是同样拥抱“自由、民主、平等”等价值观理念的执政党。笔者在给来华参加人力资源培训的亚非拉国家官员授课时，就给他们介绍我们那高度浓缩的24个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说明在对“自由、民主、平等”等美好价值观和目标的追求上，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共产党人和世界其他许多政党及人民完全一样。不一样的只是我们根据自己国情所选择的路径不同、发展道路和模式不同。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建设的是社会主义民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创造性地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民主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使人民群众在形式和实质上都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社会主义民主的最突出特征就是协商民主。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经过长期探索建立起来的、符合本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长期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整合社会关系、促进民主监督、提升决策效率等方面展现出其独特优势，是一个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经济健康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行之有效的制度。每年三月召开的两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统称）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充分体现。不管是政协委员还是人大代表，都要为自己所代表的社会群体建言献策，并对各项关乎国计民生的事项开展充分的讨论协商。两会期间，不仅坐在人民大会堂里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在协商国事，在人民大会堂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也通过各种媒体和沟通渠道积极参与讨论。与欧美西式自由民主国家议会中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吵得不可开交、反对党为“反对”而“反对”的情况有所不同的是，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里协商讨论更多的不是“如何反对得更彻底”和“破局”，而是“如何建设得更好”和“立局”。说白了，各政党（中国共有9个政党：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以及8个民主党派）不是去相互拆台，而是相互协商、相互促进，共同努力把国家建设好。

另外，中国经济改革其实是与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改革同步进行并相伴而生的，中国经济改革成就的取得也是与多年来的社会和政治改革努力密不可分的。事实上，中国的改革绝不仅仅限于单一的经济领域（尽管这一领域发生的变化最显著，也最直观），而是涉及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以及社会体制等各个方面的全方位的改革。40多年来，正是通过对领导体制、干部用人体制、选举体制（包括党内选举和基层选举）、立法和司法体制、决策体制等诸多权力的监督与制衡方面的渐进性改革，才得以确保经济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以及在剧烈的社会和经济转型过程中各民族之间以及社会各阶层之间利益的兼容与和谐共处。尽管在发展的过程中，中国也面临贫富分化、地区发展失衡等诸多挑战，但从历史的纵向发展坐标看，中国人民正享受着历史上前所未有、越来越多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利。这恐怕也正是为什么以发展为导向的“北京共识”能够与以自由化为导向的“华盛顿共识”同场竞技并日益被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所肯定的原因所在。

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作为有着百年历史和连续执政72年的执政党，也必须要有一支来自于人民并且具有治国理政能力的干部队伍。自执政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领导干部任期制、集体领导以及择优录用和竞争上岗的人才选拔制度来不断打造优秀的领导干部队伍，通过打造“好的治理”而不是盲目追求“选举民主化”来夯实治国理政的民意基础。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致力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发展型”政党

常常有国外的朋友问我，中国没有搞西式民主的定期选举，那么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来源是什么？我给出的最精炼的回答就是两个字：发展。中国从72年前一个积贫积弱、人民食不果腹的国家发展成为如今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在2020年底消除了绝对贫困，完成了让8.5亿人脱贫的艰巨任务，这一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展成就就是中国共产党得以长期执政的最大合法性来源。

中国共产党以与时俱进的发展观统领发展大局，这是中国摆脱贫困、走向繁荣的金钥匙。中国共产党在发展的过程中虽然也走过诸如“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这样的弯路，但在上世纪70年代末开启改革开放的征程后就以发展为导向、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奋斗目标。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报告还首次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即：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此后，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均对“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作了强调和安排。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则清晰规划了“两个一百年”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即：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14亿人口全面脱贫、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实现第一个建党百年的奋斗目标；在此基础上，再奋斗15年，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人均GDP达到3万美元，成为中等发达国家。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百年时，要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正是由于有清晰的、以发展为导向的路线图，中国共产党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来就领导制定了“五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即“五年计划”），如今已经进入了第14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即“十四五计划”）。按照历次“五年计划”的推进，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经济特区建设，以及目前的国际产能合作与“一带一路”倡议建设等方面有条不紊地持续展开。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转型国家，还必须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平衡关系。改革所带来的巨大震动必然对原有的社会架构和社会稳定形成强大的冲击，而改革又必须以稳定为前提，以发展为目标。因此，中国的改革与开放之路就是秉承了“稳定优先”的原则，正如邓小平所强调的“稳定压倒一切”①，减少社会动荡。夯实稳定的基础再谋求发展，并通过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来促稳定，以此实现稳定、发展与改革之间的协调和平衡。在经济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基于激进改革有可能造成国民经济的激烈震荡从而增大改革的风险乃至失败的考虑，中国政府实施了“不断试错并及时纠正”的“软着陆”方针（Soft landing of the trial and error method），即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先搞试点再根据效果进行扩大和推广的改革路径。在政治领域的改革也同样是在稳定的大前提下逐步扩大政治参与，自下而上地积极推进基层民主选举和党内民主的探索，以最终实现政治平等的目标。②正是改革的渐次和有序推进使得每一轮改革不仅得以在前一轮改革所取得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而且确保了中国如此巨大和深刻的社会和经济转型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维度内、并且在相对和谐与稳定的状态下顺利进行和基本完成。总体看，中国走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历程，在此期间没有出现大的内战或者社会冲突，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以及国家的和平发展环境都得以有效维护并实现了良性循环。

在摆正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关系的过程中，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政府和历届领导人还根据形势发展和时代要求以与时俱进的发展观统领发展大局。“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③，通过抓住“发展”的总钥匙来推进各项改革工作的进行。由于40多年里各阶段中国面临的发展挑战和攻坚任务各有不同，中国发展观也历经了多次创新过程。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改变积弱积贫的经济落后现状，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和开拓者邓小平因此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以及“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著名论述。在强有力的邓小平发展观的推动下，中国经济以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迅猛发展，但也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粗放式发展、环境污染以及贫富差距加大等发展中带来的“副产品”。为解决发展中产生的问题，2003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新的“科学发展观”，即“坚持统筹兼顾，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近年来，随着国际贸易经济环境的日趋复杂和险峻，习近平主席领导的中国政府又适时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因此，正是始终坚持发展理念和与时俱进地调整更新发展观才使得中国当之无愧成为发展型国家④的典型代表。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能够应对重大挑战和带领国家不断前进的政党

在改革开放的40多年里，中国的发展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一马平川。面对国际风云变幻以及国内局势的变化调整，中国经济发展也经历过几次起起伏伏，政治发展进程也经历过动荡和风险。但这些起伏和动荡每次都是依靠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才使得国家经济发展走出阴霾，使国家政治进程克服动荡和风险的挑战回到发展的正确轨道。自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在富有远见卓识并相对稳定的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的领导下一步步走到今天。毛泽东主席作为开国领袖，在奠定中华民族的团结和民族国家认同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而这也构成了改革开放得以迅速开展的重要政治基础。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则引领着中国人民走向了改革开放、以及发展和现代化的繁荣之路，之后接过带头人接力棒的江泽民、胡锦涛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均继续秉承开放和发展的理念，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与时俱进地丰富和升华发展观的内涵，凝聚全民对于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共识，使中华民族得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不论是冷战结束后苏联东欧剧变带来的政治外交冲击，还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和金融海啸，中国共产党都领导全国人民沉着冷静，从容应对，化解一个又一个重大挑战。特别是2020年初，当新冠肺炎疫情突然袭击湖北武汉时，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中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打响和打赢了这场没有硝烟的疫情防控阻击战。

当突发疫情来临并蔓延时，中国政府和人民并没有陷入恐惧与慌乱，而是在最初短暂的震惊和地方医护力量明显不足之后，很快展现出举国上下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的超强凝聚力和战斗力。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下，本着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原则，第一时间建立举国体制，汇集全国资源，采取最全面、最严格的防控举措迎击疫情。中央政府迅速成立了以李克强总理为组长的“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派出主管卫生领域的孙春兰副总理亲自赴重灾区湖北武汉，现场坐镇指挥抗疫工作。

2020年2月23日，当武汉抗疫阻击战进行到攻坚的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了一场我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17万人参加的电视电话会议，分会场一直设到了县、团级。在这场主题为“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电视电话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一方面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高度警惕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继续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各项防控工作，不获全胜决不轻言成功，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但另一方面，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考虑，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出要根据各地疫情的分级情况，逐步推进精准复工。

在全世界艰难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2020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交出了一张满意的答卷。2020年中国经济取得2.3%的增长率，是世界所有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国家。反观超级大国美国的抗疫情况，则一直是新冠肺炎疫情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的全球“双料冠军”。美国《纽约时报》曾在2020年4月上旬刊文详细复盘特朗普政府自当年1月初疫情发生以来的所作所为，复盘的结论是：特朗普因为自身的盲目武断使美国多次失掉阻断疫情在美国蔓延的机会。归纳起来，该复盘结论是从以下几个方面的分析获得的：1.疫情初期特朗普对专业人士的建议置之不理（美国疾控中心专家的建议均未被采纳）；2.对既定政策的执行反复不定：包括是否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这些最基本的阻断疫情蔓延手段都不能确定；3.对经济稳定的追求影响防疫：为拼大选和漂亮经济成绩单，不惜牺牲防疫；4.对疫情发展的认识盲目乐观：特朗普对疫情的认识最初是很不以为然，戏称这仅仅是个不太一样的“流感”而已，民众可以继续放心参加大选集会。⑤

归纳起来，党派利益和“人权民主”之争可以说是束缚了欧美政府手脚的两条最主要的绳索。选举政治的游戏规则使得欧美执政党政府通常都把选票和选情置于疫情之上，把复工和经济复苏的数字看得比新冠病毒造成的死亡数字更重。诚如西方知名的日裔美国学者、《历史的终结》一书作者弗朗西斯·福山近期在美国《大西洋月刊》上刊文所言，识别不同国家能否有效应对疫情危机的那条主要分割线，其实已经并不再是“民主”或“集权”这种体制之分了，“决定应对疫情表现的关键性决定因素并不是政治體制的类型，而是一个政府的能力，以及更为重要的，是对政府的信任”。⑥

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课题组研究人员曾牵头开展了一项历时多年的中国民意调查，发现中国民众对中国政府的满意度在过去20年里有显著提高。2016年，93%的受访中国人对中国政府表示满意，32%的人表示“非常满意”。同年，70%的受访者对中国地方政府表示认可，大大高于2003年的44%。

总之，虽然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一些西方媒体和政界人士对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采取选择性忽视或闭目塞听，但不管怎样，我们仍需要用西方民众听得懂的语言，摆事实、讲道理。毕竟，尽管“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仍要过“万重山”。

贺文萍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博导

「注释」

①邓小平：《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要点），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4页。

②贺文萍：《从“援助有效性”到“发展有效性”：援助理念的演变及中国经验的作用》，《西亚非洲》2011年第9期，第130页。

③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九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网，http：//jhsjk.people.cn/article/25599907，2014年9月4日。

④“发展型国家”以及“发展型国家理论（Theory of Developmental State）”，系国际发展经济学界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通过研究当时日本及东亚各国的快速发展而创立的一种理论，后来人们习惯于把那些将经济发展放在首要位置的国家称之为“发展型国家”。

⑤《纽约时报复盘美国疫情：特朗普为何忽视警告、一错再错》，环球网，http：// m.youth.cn/qwtx/xxl/202004/t20200414_12286195.htm，2020年4月17日。

⑥Francis Fukuyama， “The Thing that Determines a Countrys Resistance to the Coronavirus”，“The Atlantic”，https：//www.theatlantic.com/ ideas/archive/2020/03/thing-determines-how-well-countries-respondcoronavirus/609025/，202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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