缑世宇　徐瑞莉

摘  要：国际汉语教学作为一种第二语言教学，属于语言教学范畴。文化教学要始终围绕着语言教学来展开，不能本末倒置。国际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应看作影响语言学习、理解和表达的文化因素的教学，而不是专门的文化知识的教学。文化因素的导入方式多种多样，教师可通过汉字教学、熟语教学、修辞教学等途径自然恰当地融入文化因素的介绍，从而促进第二语言学习者理解目的语并提升其正确使用目的语交际的能力。

关键词：国际汉语教学;文化因素;导入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000X（2021）04-0020-04

Abstract： As a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aching belongs to the category of language teaching. Cultural teaching should always revolve around language teaching， not put the cart before the horse. The teaching of culture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aching should be regarded as the teaching of cultural factors that influence language learning， understanding and expression， rather than the teaching of specialized cultural knowledge. The introduction of cultural factors is varied， and teachers can naturally and appropriately integrate the introduction of cultural factors through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characters， idiomatic language teaching and rhetorical teaching， thus promoting students' ability to understand the target language and correctly use the target language.

Keywords：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aching; cultural factors; introduction

一、概述

隨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的朋友圈不断扩大，关于中国文化要“走出去”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作为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重要的一环，汉语国际推广事业日益受到文化教育界众多专家学者的关注，从事国际汉语教育的师资队伍也越来越大，孔子学院在全球范围内遍地开花。文化教学作为国际汉语教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其重要性已在学界达成广泛共识。目前学界关于文化教学的讨论，大致涵盖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语言和文化关系的认识，如认为语言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语言和文化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邢福义，1990）;二是对文化教学的划分，如交际文化和知识文化（张占一，1990），文化知识教学和文化因素教学（林国立，1996）等;三是对文化教学内容的探讨，如文化行为项目和文化心理项目（魏春木、卞觉非，1992），语言交际文化和非语言交际文化（孟子敏，1992），语构文化、语义文化和语用文化（陈光磊，1992），陈述性文化知识和程序性文化知识（梅立崇，1994）等;四是关于文化导入的方式原则问题，如赵贤州提出的四个原则[1]，陈光磊总结的四种思路[2]等。本文认为，国际汉语教学里的文化教学应从属于语言教学这条主线，是“文化因素”的教学，语言教学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在此基础上，本文探讨了文化因素的五种具体导入方式，抛砖引玉，希望能引起国际汉语教师对文化因素导入问题的重视，亦可为教师们提供些许借鉴。

二、文化因素的界定

“文化因素”与“文化”是两个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的概念。既然国际汉语教学属于外语教学，或者说第二语言教学的范畴，那么其中的文化教学只能是“文化因素”的教学。这样，对“文化因素”的定义就可以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避免空泛。语言理解和表达中的文化因素和语言本身不是分离的，而恰恰要通过语音、词汇、句法、语用等形式表现出来。汉语作为世界上一种古老的语言，在不断前进的历史长河中，附着了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在价值取向、是非评判、道德标准、思维模式、审美观念、风俗习惯乃至衣食住行、生活情趣等方面独特而丰富的文化内涵。这些就是国际汉语教学中需要阐明的“文化因素”，它们常常制约着外国学习者对汉语的理解、表达和运用。所以，在国际汉语教学过程中，如果教师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对语音的操练和纠错、对词汇意义的讲解和对语法结构的剖析中，而忽视对汉语中浸润的文化因素的揭示，那么外国学习者的第二语言学习就很可能出现“石化”现象，在与中国人交际时就会出现很多问题。因为母语表达常常是语块式输出的，外国人若不知晓受文化因素制约的表达范式和表达习惯，就容易造成误解甚至冲突。文化因素无处不在，又有很大的分散性，因此很难对其进行系统化的教学，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地做跨文化的对比，适时巧妙地将文化因素的教学融入语言教学当中。

三、语言教学中文化因素的导入方式

文化因素是“隐含在语言的词汇系统、语法系统和语用系统中”[3]的。重视文化因素导入的汉语教师往往善于思考、勤于尝试，在这方面积累的经验会越来越丰富，逐渐地便能做到悄无声息、“润物细无声”，从而将学生对汉语的掌握引入到文化意识深层，增强其对中华民族思维特征、道德心理等方面的体会和认识。可以说，汉语国际推广不单是一个语言的问题，更是一个文化的问题[4]，汉语国际推广的工作中心也正从“请进来”向“走出去”转变[5]。作为国际汉语教师，当然应优先介绍中华民族共通的文化中精华的部分，还要能准确地锁定学生母语文化与中华文化发生碰撞之处，及时阐释，以促进学生用汉语组织语言和自然交际的能力。教师导入文化因素的方式不拘一格，以下从五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在字词教学中导入文化因素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符号，体现了中国民族的聪明才智。许多汉字中都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比如“中”这个字左右结构对称，既体现了中国传统的美学观， 又可从中窥探出儒家思想讲究“中庸”、不偏不倚的特征。又如“忍”字，从构造上看是“心上有刀”，显然算不得好的感受。中国人遇事忍让一是因为讲究“和为贵”。只要不是原则或底线问题，大多数人都愿意用和平的方式化解矛盾，而不是“兵戎相见”。二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当双方实力不对等时，选择有策略地退让，以使自己免受伤害。三是从磨炼心性考虑。连一些人际交往中的小摩擦都忍受不了，如何做得了大事呢！外国学习者意识到中国人对于“忍”的修养源于其内心对和谐的追求，就不会随便笑话中国人温顺、软弱了。

汉字与中国古代制度文化的关系亦可从其构型理据上体现。如秦汉以前，贝壳曾作为市场流通货币之一，《诗经》里就有“既见君子，锡我百朋”这样的语句。“百朋”即为五百个贝壳。现代汉语里许多以贝为形符的字都跟钱财有关，如财、货、贡、赏、赐、贸等，從中依稀可见中国古代的货币制度。汉字还反映了古代的一些重要民俗，如商周时期的傩戏表演。甲骨文“鬼”字是一个方头人身模样，且头明显大于身体，就像一个人戴着面具。甲骨文“畏”字看上去如一个鬼面人手举一根长棍作唬人状。通过对甲骨上这类字形的研究，专家们便能推测出殷商时期着面具驱鬼攘灾的巫术活动相当盛行。此外，从汉语词汇中也能看出中华民族数千年流行的某些文化现象。如中国的“龙文化”内涵就非常丰富。西方文化里也有龙，是一种背生双翅能吐火的怪物，与中国文化里的“龙”不可同日而语。“中国龙”最早产生于中国古代神话，它以雨水滋润万物，让人类得以耕种和繁衍。因此，古代百姓常备祭品祈雨，以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龙”于是成了神通广大、护佑万民的象征，渐渐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图腾，“龙的传人”就此出现。基于百姓对“龙”的崇拜，中国封建社会的皇帝还自称“真龙天子”，以示皇权正统和威严。类似的词还有“凤”，传说中是一种神鸟，为百鸟之王。后来人们便将“龙”“凤”视为至尊至贵的象征，中国的家长们“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寓意便由此而来。汉语中还有些表示幸福吉祥的词语，反映了中国人内心的美好诉求。如“牡丹”代表富贵;“竹报”表示平安;“鸳鸯”象征爱情甜蜜;“松鹤”意寓益寿延年。结婚时张贴的大红“囍”字则代表了人们对美满婚姻的良好祝愿。

（二）在熟语教学中诠释文化因素

汉语里的熟语包括成语、谚语、惯用语等，都是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形成的，反映了中国人的民族传统、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和生产生活经验等，蕴涵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外国学生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会遇到不少四字成语，有时从字面上不好解释，这时就要向他们介绍这些成语的历史来源，因为一个成语往往就代表一个历史典故。学生了解了一个成语的出处，才能把握住这个成语的真正含义和用法。比如看到“胸有成竹”，外国学生会想：“胸中怎么会有竹子呢？”;看到“不毛之地”，学生会觉得是“没有毛发的地方”;看到“画蛇添足”，学生会纳闷：“为什么要给蛇画一只脚呢？”这就是由于缺乏相关文化背景知识及其引申义造成的。还有一些非四字成语如“闭门羹”“欲速则不达”“五十步笑百步”“醉翁之意不在酒”等，反映了中国人在看待事物发展及处理人际关系时的心理特征，富含哲理。谚语是广泛流传于人民群众中的通俗易懂的短句，大多是口语性的。如“今冬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反映着中国传统农业的实践经验;“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蕴藏着中国特有的节气知识;“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阐释了中国人为人处世的道理。惯用语附涵浓厚的生活气息，在日常交际中经常能听到。像“破天荒”“活见鬼”等蕴含着历史文化色彩;“后遗症”“热门货”等具有专业文化知识色彩;“倒插门”“妻管严”等含有婚姻文化色彩。又如“小意思”“见面礼”背后潜藏着礼仪文化;“父母官”“铁哥们”的称呼揭示着称谓文化。外国学生在学习汉语里熟语的时候，可以与本民族文化中具有相同或相近意义的俗语、格言、警句等比较，这样能加深对汉语熟语的理解，促进第二语言习得。

（三）通过谐音现象揭示文化因素

汉语里有很多谐音现象，也算作一种修辞手法。它利用不同词语读音的相似性，通过联想来传递说话者真正想表达的意思。这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而且与汉民族独特的民俗和心态文化息息相关。中国人对大吉大利的追求很多情况下都可通过谐音来表达。比如中国人对数字“八”的喜爱简直到了痴迷的地步，电话号码、车牌号里“八”越多越好。因为“八”与“发”音近，“八”越多意味着以后会越“发”，越有钱，越能大富大贵。春节的时候，中国人都喜欢贴“福”字，不少人家会倒着贴“福”，因为“倒福”预示着“福到了”。小孩子失手打碎了盘碗，父母也不会苛责，因为“碎碎（岁岁）平安”嘛！还有中国传统的年画图案，喜鹊停留在梅花上意味着“喜上梅（眉）梢”;鱼儿嬉戏在莲叶间意味着“莲（连）年有鱼（余）”，如此种种都体现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美好祈盼。中国民俗中的谐音现象也不少。比如有的地区的传统婚礼，新娘被花轿抬到夫家后却不能立马进门，而要先跳过一个火盆，这样小夫妻以后的日子才能过得“红红火火”。有时新娘还要跃上一个象征性的“马鞍”，再咬上一口苹果，预示着“平平安安”。洞房的婚床上撒着红枣、花生、桂圆、莲子，是亲朋们祝福新婚夫妻恩爱和谐，早（枣）生贵（桂）子。汉语里一些谐音类的歇后语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风趣幽默。如“猪鼻子里插大葱——装象（像）”“孔夫子搬家——净是书（输）”等。像“竹筒倒豆子——直来直去”“小葱拌豆腐——一青（清）二白”等歇后语还寄寓着人们对某种人格品性的描述或追求。汉语里也有很多表示忌讳的谐音，如在某些喜庆的场合对礼物的选择就有不少讲究。结婚礼物送“伞”，老人过生日时送“钟”都非常不合适，因为“送伞”音同“送散”“送钟”音同“送终”。前者是祝别人好好的夫妻“早日散伙儿”，后者是咒老人家“早上西天”，不仅不吉利，反而充满晦气甚至恶毒的意味。过年期间人们说话会尽量避开跟“死、完、光、离、输”音同或音近的字眼，人们觉得在一年中最美好的日子里跟这些字沾上都会带来厄运，所以能躲则躲。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大众精神生活的日益丰富，人们还发明了很多新的谐音现象以寄予美好、友善、积极向上的寓意。如现在的家长都对孩子的教育相当重视，一些家长在孩子开学时会特意准备“青葱+菱角+李子”礼包，为的是讨个“聪明伶俐”的好彩头！若是赶上孩子高考，一些父母还会在服装搭配上下番功夫。爸爸要穿一身马褂寓意“马到成功”，妈妈要穿一身旗袍寓意“旗开得胜”。谐音修辞生动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民风民俗，对外国人了解汉民族的思维心理大有裨益。

（四）通过同事交流和课堂讨论阐明文化因素

国际汉语教师在与外方师生交流时，若发现对方由于文化差异问题出现语言理解和表达上的偏差，可以不急于纠正，而是先善意提醒，再逐步引导，通过自然的讨论揭开文化的面纱。如作者在泰国任教时，办公室一位年轻的泰国姑娘突然说：“老师，我来月经了”！让人颇有点不好意思。她说这话之前还特意查了词典，意思当然表达得很清楚，但却不符合当今绝大多数中国女生的表达习惯。中国女生在日常生活中对于一些涉及生理现象的敏感词语，出于委婉和文雅的需要，往往会用别的表达方式替代。特别是在异性面前，更是由于“男女有别”的传统观念，表述更加谨慎，一般都不会直接说出这类词语。作者稍作镇定，称赞她学会了一个新词，但也提醒她这个词是专业术语，中国女生一般很少直接说出这个词。她听后也很吃惊，马上向作者请教其他表达法。这件事一定让她体会到了民族思维、心理等深层因素对语言使用的影响。

在课堂教学中，调动学生、鼓励学生开展头脑风暴，运用他们所了解到的一切关于中国的知识去解释遇到的文化障碍，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好奇心，让他们积极探索这背后的文化因素，还能锻炼他們的语言表达能力。为使讨论深入，教师甚至可以鼓励学生在用汉语表达的时候夹杂使用少量媒介语，教师再把这些媒介语翻译成汉语告诉学生。通过学生们的集体讨论，尽管大家的观点可能不尽一致，但大家都切切实实感受到了文化因素的存在和影响。最后，教师可以做一个针对性的总结，告诉学生正确的文化阐释，这样学生的印象就比较深刻了。比如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发展汉语（第二版）中级综合Ⅰ》（上）第一课《北京的四季》里出现了一个词“心儿里美”，指的是一种“白皮红心”的萝卜，可是作者所教的土库曼学生就不太理解。学生质疑“心儿里美”与萝卜的关系，因为“心儿里美”通常与人建立联系，而“萝卜”是没有生命的。作者就鼓励学生根据这种萝卜的特点，大胆联想其与人的性格、品质的关系。于是学生说“有的人像萝卜，外面是白的，里面是红的！”“有的人看起来是冷的，可是心很热情！”“有的很好的人，但陌生人误会。”“人的外表和里面真不一样！”大家七嘴八舌，气氛轻松愉快，连平时不怎么发言的人都参与了进来。教师不断地点头对学生表示肯定，最后告诉学生可以把“心儿里美”简单看作一个名字，也可以当作一种修辞手法，体现了作者对这种萝卜的喜爱。中国人经常把形容人的词语借用到事物上，以寄予某种情感。不仅北京人喜欢“心儿里美” 的人，中国其他任何地方的人都喜欢。在美学层面，相对于西方人对美的外在形态的看重，中国人更注重美的内在品格。于是汉语里出现了不少对一个人内在的美好品质表示赞赏的词语，如“厚德载物”“怀瑾握瑜”“蕙心兰质”等。汉语里还有一些植根于中国深厚的文化土壤，被赋予特殊文化内涵的普通植物名词， 比如松、竹、梅花、兰花、菊花、莲花等，在很多文学作品中都被人格化，代表了正直、坚贞、纯洁、不畏艰难、不从俗流等诸多高贵的品质。这也是中国人习惯将外在美升华为内在美，将形象美升华为抽象美的极好例证。学生听了老师对“中国美”的阐释，以后遇到类似的文化现象，理解起来就容易多了。

（五）通过歌曲教学传递文化因素

国际汉语教学中，汉语歌曲在吸引学生兴趣、营造轻松愉悦的教学氛围方面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通过网络倾听学唱不同语言、不同民族、风格迥异的歌曲成为再容易不过的事。近几年在全世界流行的韩国歌曲《江南Style》、西班牙歌曲《Despacito》都在某种程度上扩大了韩语和西班牙语的国际影响力。汉语作为联合国六种工作语言之一和全世界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也可以借鉴这种文化传播模式。作者所知，不少汉语歌曲已经走出了国门，在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为当地汉语学习者或对中国文化感兴趣者所喜欢。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由于华人华侨众多的缘故，中华文化的影响力明显。一些在泰国流行的汉语歌曲如《甜蜜蜜》《月亮代表我的心》《上海滩》等，不仅汉语学习者会唱，很多普通民众也能哼唱几句。当学过周杰伦的《发如雪》后，有学生问“为什么中国人的爱情都跟月亮有关？”。因为《发如雪》里有“爱在月光下完美”这样的句子，再跟“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月亮代表我的心”相联系，一些对中国文化兴趣浓厚的学生难免有此疑问。这就要解释在中国古典文化里月亮所代表的意象。在月亮的众多意象中，表达“思念和爱情”的意象占有重要地位。李白的《月下独酌》、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都是表达对远方亲人的思念之情，而张九龄《望月怀远》和欧阳修《生查子·元夕》中的月亮则与爱情有密切的关联。学生有疑问就是因为缺乏中国文化里月亮和爱情之间联系的文化背景知识。这种情况作者在土库曼斯坦任教时又遇到了。当时作者录了一首歌《熏香的月亮》放给学生听，还准备了歌词。这首歌是前两年在国内比较火的一首网络爱情歌曲。学生听了都觉得旋律优美、感情真挚，纷纷表示要学会它。可是在学习过程中，就有一男生提出了“月亮与爱情”关系的问题。因为“月亮”在歌词中出现了很多次，而且“熏香的月亮，美丽的姑娘”“熏香的月亮，美丽的新娘”反复吟唱，从形式上固化了二者的联系。作者对学生的问题表示肯定，也启发其他学生思考，最后又做了一番解释。学生们对中国文化里月亮与爱情关系的认识和感触更深了。类似的歌曲还有王菲的《红豆》，也涉及到“红豆”表示“相思与爱情”的文化意义。教师在教唱中国歌曲的过程中，通过一些问题启发学生思考蕴涵在歌词中的文化因素，不仅能加强他们对歌曲的理解，还能让学唱过程不那么死板、机械，最重要的就是向学生们传递了文化意识，这种意识有助于他们第二语言的学习。

四、结束语

国际汉语教学中文化因素的介绍，针对不同的学习人群，在不同的教学阶段都应该有一个量与度的规范，这样文化因素的导入才能更加科学。语言与文化的不可分割性决定了语言学习的同时必须掌握与该语言有关的文化知识，但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教师在这个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快，广大的国际汉语教师更要坚定“文化自信”，开阔眼界，具备跨文化意识，培养学生对有差异的文化符号的敏感性，让其真正学会汉语，从而为世界各国各民族搭建联通中国的友谊之桥，同时也为构建和谐的国际社会献出一份光和热。

参考文献：

[1]赵贤州.关于文化导入的再思考[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2（3）：31-39.

[2]陈光磊.从“文化测试”说到“文化大纲”[J].世界汉语教学，1994（1）：25-29.

[3]吕必松.华语教学讲习[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

[4]朱瑞平.汉语国际推广中的文化问题[J].语言文字应用，2006（1）：111-116.

[5]许琳.汉语国际推广的形势和任务[J].世界汉语教学，2007（2）：106-110.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东南亚国家华文教育动态数据库建设”（编号：18CYY027）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缑世宇（1982-），男，汉族，河南信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国际汉语教学，中华文化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