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瑞瑶

（湖南科技大学，湖南 湘潭 411201）

雷威安（André Lévy）1925年11月24日出生于天津，童年在天津的法租界中度过，一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2岁的他与家人一起离开中国。回到法国，雷威安经历了德军对法国的占领时期。战争结束后，他在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INALCO）学习，取得中文和印地语文凭，还在索邦大学学习梵文，1949年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的支持下，雷威安与妻子挪威作家安娜玛丽在印度和锡兰（今斯里兰卡）教授法语。1958年，在冷战和越南内部矛盾愈演愈烈的情况下，雷威安成为法兰西远东学院（l’EFEO）的成员。在1959年学院关闭之前，他在越南河内担任代理负责人一职。同年，雷威安定居日本京都，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图书馆收集研究资料。两年后，赴香港为主题 “十七世纪白话小说” 的国家博士学位论文收集资料。1969年，波尔多大学向雷威安抛去橄榄枝，从那时起，他便担任中文系汉学中心主任一职。1981年至1984年间，受友人相邀，雷威安前往巴黎七大主持东亚语系远东研究中心的工作。[1]421974年，雷威安完成国家博士学位论文。1992年，67岁的雷威安获得艺术与文学高等骑士勋章，1995年成为波尔多第三大学名誉教授，获得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铜质奖章。1998年，雷威安获得学术界棕榈叶高等骑士勋章。2001年2月28日，由于为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作出了杰出贡献，法中文化基金为他颁奖。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由于对童年岁月的难以忘怀，他从而确立了此后的志向，虽然雷威安的汉语学习开始较晚，但是 “他是二战后在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的栽培下成长起来的那批汉学家之一”[2]10，他承继了法国汉学研究的传统方法， “以牢固掌握中文原著而著称。雷威安更是如此，他不仅在中文方面有所建树，还对梵语、日语以及其他许多语言和文化有所研究。”[2]10此后，雷威安开始探索中国 “消遣文学” 时，又受到汉学家艾蒂安·巴拉兹（tienne Balazs）的鼓励。[1]43在其将近半个世纪的汉学研究生涯中， “他的学术研究几乎覆盖了中国文学的所有方面”[2]10。

一、雷威安翻译贡献研究

从1967年至2007年的40年间，雷威安一共出版26部译作，他的译著成就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考察。

（一）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

中国六大古典小说中，他翻译出版《金瓶梅》和《西游记》的法语全译本，此外，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全译本也由雷威安译出。欧洲最早的《金瓶梅》出现于1912年，由法国汉学家乔治·苏利埃·德·莫朗（George Soulié de Morant）翻译，巴黎夏庞蒂埃与法斯凯尔出版社出版，全书一册，294页。根据雷威安的梳理， “《西游记》1942年由阿瑟·瓦雷（Arthur Waley）译成缩写本引进到欧洲，取名Monkey（《猴》）……当时正在打仗，所以法文转译本到1951年才出版。”[1]45而《聊斋志异》， “欧洲最早的《聊斋志异》出现于1880年，英译选本《聊斋志异小说选》（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Giles Herbert A.,1880，伦敦）……法文也跻身最早的西语译本之列（1880，单篇《种梨》）。”[4]152在法国乃至欧洲，这三部中国古典文学的代表作在经历了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仅有编译本和节译本存在，可以说，他对于中国文学典籍的全译工作做出了筚路蓝缕的突出贡献。此后，在艾田蒲（Etiemble）的努力下，雷威安的《金瓶梅》和《西游记》法译本进入伽利玛出版社的 “七星文库” 系列。

（二）中国国学典籍的翻译

雷威安于1994年和2003年分别翻译了儒家经典《论语》和《孟子》。1688年，《论语》出现两部法译本，均在阿姆斯特丹出版，其中一本出版于1688年1月23日，译者是天主教传教士西蒙·福歇（Simon Foucher），译本名为《中国哲学家孔子的道德文献》（Lettre sur la Morale de Confucius, Philosophe de la Chine），另外一部译本名为《中国哲学家孔子的道德》（La Morale de Confucius, Philosophe de la Chine），译者是谁，尚有争论。[5]821895年，素有 “法国理雅各” 之称的传教士顾赛芬（Séraphin Couvreur）首次译出《论语》全译本（Les Entretiens de Confucius et de ses disciples），收录在《四书》（Les Quatre Livres）当中，此后，一直有译者对其进行复译，比如，程艾蓝（Anne Cheng）与李克曼（Pierre Ryckmans）分别与1981年和1987年出版《论语》的法译本 。雷威安在出版社的再三要求下答应重译《论语》，对他而言，几年之内出三个译本 “既无益处，也无必要” ，尽管如此，他仍然在翻译的过程中采用了新的译法，并且由此撰写了一篇中文的译后记。对于《论语》的法译本，彼埃·卡赛教授评价道 “使得这部早已被法国人民视为中国文化经典代表的文学作品重新焕发了生机。”[2]10而《孟子》的翻译主要有纪尧姆·博蒂耶（Guillaume Pauthier）1862年的译本、顾赛芬1895年的译本，雷威安又于2003年重新翻译出版了《孟子》的法译本。

（三）古代俗文学的翻译

他最为人称道的在于中国古代俗文学的翻译与研究。起初，雷威安在准备国家博士论文期间，研究的主题便是17世纪的白话小说。正是研究之机，艾田蒲向雷威安提议翻译古代俗文学代表作《金瓶梅》，从此雷威安走上了作为译者的汉学家道路。

二、雷威安翻译路径研究

对于雷威安，将近半个世纪的研究生涯与翻译中国文学作品密切相关。笔者将其译著的出版年份进行梳理，以10年为界限，考量译者的翻译轨迹，做出如下曲线图：

通过上图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雷威安的译著数量呈缓慢上升的趋势，这一时期的译著内容集中于中国古代俗文学，如《三言》（1972年）、《金瓶梅》（1985），这一时期可以看作是雷威安从汉学研究者到译者的转变时期，也可以称之为雷威安翻译事业的发轫期。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雷威安译著的数量明显增多，几乎是前两个20年译著数量的三倍，不仅数量急剧增多，翻译的主题也呈现多样化的趋势，内容既包括中国古代文学经典《西游记》（1991年）和《聊斋志异》（1996），也包括古代戏曲《牡丹亭》（1999年），俗文学《一片情》（1996年）、《弁而钗》（1997年）和《欢喜冤家》（1997年），也涵盖当代的台湾作家白先勇的《台北人》（1997年）、《孽子》（1995年），大陆作家李晓的《门规》。20世纪90年代因而可以看作是雷威安翻译生涯的繁荣期。

进入21世纪，雷威安年逾75岁，却仍然保持了一个相对较高的翻译产量，并且对于原文的选择也呈现出古代作品与当代作品参半的特征，具体来说，古代文学作品4部，分别是《素女妙论》（2000年）、《孟子》（2003年）、《聊斋志异（全译本）》（2005年）和《邯郸记》（2007年），当代作品3部，分别是大陆作家九丹的《漂泊女人》、台湾作家李昂的《迷园》《牛肉面》。这一时期可以看作是雷威安翻译的后繁荣期。

其中，1992年和1993年翻译出版的唐传奇小说可以看作是其翻译生涯的分界线。有两个论据可以进行佐证。

首先，依据法国埃克斯-马赛大学的汉学家彼埃·卡赛（Pierre Kaser）教授为雷威安教授梳理的译作书目[3]49-53，我们将其按照历时顺序进行重新整理，发现在翻译唐代传奇小说之前，译者的翻译选择单一，集中在俗文学领域。之后，译者开始尝试多种文学类型，古代和现代，儒家经典和戏曲都有涉足，但是俗文学作为译者翻译和研究的主阵地，从1967年一直延续到1999年。

其次，唐传奇小说的翻译对译者的翻译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通过雷威安的翻译选择，我们可以窥见中国文学史的线性影响。比如说，唐传奇中的《补江总白猿传》中的白猿影响了后来的《西游记》美猴王的形象。《枕中记》对后世汤显祖的《邯郸记》影响颇深，雷威安的译作中，《枕中记》与《邯郸记》的译名相同，充分显示了两者的承继关系。《任氏传》也是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狐女之爱主题的灵感来源。《谢小娥传》收录于凌濛初的《初刻拍案惊奇》的卷十九《李公佐巧解梦中言 谢小娥智擒船上盗》。

三、雷威安翻译批评研究

在其选译的《古代中国志怪小说——唐代传奇选集（618-907年）》的序言中，雷威安引用王晓传《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中的一段话来阐明小说的重要地位，同时也间接地表明了自己选择此类文本的原由：

“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小说演义之书，未尝自以为教也，而士大夫、农、工、商、贾，舞步习闻之，以至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是其教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释道犹劝人以善，小说专导人以恶……”[6]20

而唐代传奇小说在中国文学流变史上又有其独特的地位和影响力，正如黄仁生所说： “唐传奇融汇以往各种文体的特长并使之辞章化，从而形成一种新的文学体裁而跻身于文章之林，终于使中国小说在中唐走向自觉……它不仅为古代文言短篇小说树立了各种新的范式，而且为中国叙事文学的发展确立了以想象、虚构追求艺术真实的正确方向和原则，在后世曾产生过积极而深远的影响。”[7]57雷威安表示： “对于小说文学，唐朝几个世纪就是它的黄金时期。”[6]19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从雷威安翻译的《古代中国志怪小说——唐代传奇选集（618-907年）》的副文本研究和文本研究两个方面着手，前者对作品的307条注释进行分类研究，后者选取的是其中的唐传奇小说《古镜记》作为研究语料，进行原作与译作的对比研究，对雷威安的翻译进行综合评价。

（一）分丝析缕的副文本

对于副文本，我们首先注意到该部译作中的注释，对于12篇短篇小说，雷威安引入了307条注释。这些注释添加在每篇译文的最后，这一位置并不是随机的，雷威安早前在凌濛初的译作《狐女之爱，古代中国的文人与商人》的序言中提到： “其他注释和补充的注释（相对于原文中作者注释而言）都置于每个章节的最后，从而不会打断对于小说的阅读。”[8]9

笔者对307条注释进行分类归档，发现译者添加的注释以人物、时间和地点三个领域为主，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罗马数字表示小说顺序，数字表示在文中注释的顺序）：

类型 数量 文中出现位置 分别占比 总占比人 物49人名I. 2, 4, 11, 12, 13, 19, 27, 40, 47, 48, 61; II. 8, 9; III. 3, 5, 19, 32, 41; IV. / ;V. 14, 16, 19, 20, 21,47; VI. 1, 9, 10, 13, 17; VII. 10, 25; IIX. 7; IX. 2, 4, 9, 10, 11, 12, 13, 14, 16; X. 5, 6, 22; XI. /XII. 2, 3, 5, 13, 18. 29.31%68.72%41官职名I. 16, 26, 28, 42, 63; II. / ; III. 12, 13, 14, 15, 16, 18, 24, 27, 28, 30, 31, 34, 36, 38, 39, 40; IV. 5; V. 8, 9, 25, 26, 32, 35, 48; VI. 16; VII. /; IIX. 3; IX. 20, 21, 22, 24, 25; X. /; XI. 2, 5, 8; XII. 16.时间 27 I. 1, 14, 35, 67; II. 1, 2, 7; III. 1; IV. 1, 7; V. 6, 13, 30, 43; VI. 5, 11; VII. 5, 14; IIX. 2, 8; IX. 26; X. 1, 9, 23; XI. 1; XII. 14, 15.8.79%地 点94 I. 3, 6, 15, 17, 18, 22, 23, 24, 25, 29, 31, 33, 34, 37, 38, 39, 41, 46,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60, 62, 64, 66; II. 3, 4; III. 2, 10, 17, 22, 23, 25, 26, 29, 35; IV. 2, 3, 4, 6, 8; V. 1, 2, 3, 4, 15, 24, 42, 44, 45; VI. 2, 3, 4, 6, 7, 8, 12, 15; VII. 1, 4, 7, 8, 9, 11; IIX. 1, 6, 9, 11, 12; IX. 1, 3, 5, 6, 7, 17, 18, 23.X. 2, 10, 11, 12, 20; XI. 3; XII. 1, 4, 9, 10, 17.30.61%

人物又分为人名与官职名两类，在中国古代，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决定了学术的政治归宿，官职也成为人物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在原文中，常有官职与人名相连的情况，官职也是身份的体现，所以，在考察人物方面，有必要囊括官职这一部分。对于历史人物，译者对其进行考证，探究人物是否符合故事中的背景信息，并向读者展示过程（如VI.10, IIX.3）。除此之外，出于对读者的考虑，雷威安在注释中不仅介绍信息来源，还不失时机地介绍其他翻译成法语的相关作品（IX.9、14, X.22）。对于普通人名，译者解释名字中每一个字的意思，读者能够了解到名字中蕴含的意义，从而更加深刻地了解故事的背景。

对于时间，从汉武帝时期开始，中国开始了用年号表示帝王统治时期的传统。中国的日历也与西方不同，采用的阴历。为了明确故事的时间，帮助理解年号的意义，雷威安在译文中采取直译年号的方法，并通过首字母大写的方式表明该词为专有名词，然后在注释中用拼音展示，不止如此，他计算并说明年号对应公历年份，从而还发现故事叙事中的时间错误（V. 43, VI. 11, VII. 14）。

对于地点，古代地名与现代地名存在着重名不同地的情况，译者对此种情况在译注中进行解释说明，将今夕所指代的地方都进行说明，避免读者产生误解（VII. 4、8）。而且对于具有文化负载意义的地点，译者还会在注释中将其背景进行介绍（III. 10、 26, VI. 6、7, IIX. 6、11, X. 2）。

上述注释说明，雷威安在翻译的过程中不仅仅履行了译者的翻译任务，还心系文化传播，积极对读者进行引导和文化拓展。受汉学家身份影响，雷威安对原文中信息进行文献考察和研究，对原文内信息不盲从，而是带有批判性的目光进行分辨，指出其中不符合史实或故事情节发展时间之处。

（二）文本对比研究

在《古代中国志怪小说——唐代传奇选集（618-907年）》中，每篇传奇的选择，对于译者来说，都有其独特的艺术价值和审美情趣。雷威安从文体风格和内容肯定《莺莺传》、从主题方面肯定《虬髯客传》、从人生意义的哲理思考方面肯定《枕中记》，而其中雷威安对《古镜记》作出了高度评价： “《古镜记》是一部从很多角度都非常杰出的文本。基于充分的考量，没有任何严肃的理据可以对此进行质疑。”[6]13接下来，我们将对《古镜记》中的叙事特色的法译进行研究，通过具体文本来剖析作为汉学家的翻译家的翻译逻辑。

《古镜记》作为初唐传奇小说具有众多典型特征，相对于六朝小说而言，《古镜记》体量明显增加，此外，唐代传奇的语言是文言文，通篇没有分段，且文言精悍，即使未加分段，原文仍朗朗上口。而译文是对文言的阐释性翻译，可以将其视作语际翻译，但是更加可以认为这是经过了语内翻译的语际翻译。其理解与表达较现代文本的翻译情况更加复杂。译文的篇幅大大增加，若不进行分段，则不忍卒读。

时间叙事的手法，多重叙事声音和蒙太奇的运用，体现了小说技巧的质的发展。在小说中，时间叙事是其中的一大叙事特征，在按照主人公王度、王绩的人生历程进行叙事的同时，在同叙事层面，又有几个以第一人称进行叙事的人物进行插叙、倒叙。明确时间脉络对于理解行文发展至关重要。是故作者在文中常有时间节点。译者抓住了这一特点，将全篇分为76段，其中29段的段首带有时间标志词，故事时间顺序清晰，在这些标志词的帮助下，读者能够更加清楚地跟随故事发展的脉络。对于多重叙事声音和蒙太奇手法的运用，在76个分段中，有36个用直接引语的形式来表现人物话语，使得叙事声音层次分明。

译者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篇章理解和阐释相当成熟，对原文中含有的叙事特点能够准确把握，此外，能通过分段进行突出强调，将原文特色在译文中充分展示。

四、结语

具有汉学家身份的译者雷威安，从自己的研究主题出发，进行翻译活动，在其过程中，以唐代传奇小说翻译为分水岭，翻译类型趋向多样化，翻译数量大幅增长。对雷威安的个人翻译史而言，唐传奇具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地位，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文本内研究，发现作为译者的汉学家雷威安，精通中华文化，对原文中叙事特点感知敏锐，并通过对其突出强调的手法使叙事流畅，节奏清晰。注释的副文本研究说明，译者对人物、时间和地点，故事三原素的准确要求甚高，不厌其烦地进行考察论证，不失时机地进行文化牵引和扩展，帮助中华文化和中国作品在法国得到更多的受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