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洪

中古汉人从席地坐改为垂足坐，这种民族重大礼俗的演化过程极其缓慢，起始于汉代，经魏晋南北朝过渡期，直至唐宋才最终完成，历时800余年。

坐姿的演变，乃由多种因素促成，其中最直接的影响，便是高型坐具的使用。西域胡床的传入，竺国佛座的泊来，无疑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目前所见，古代高型坐具史料，大都来自于我国的西部和中原地区，而地处东北的高句丽的相关文物材料，或许受限于零散和交流的不畅，尚未被古代家具研究者所了解和认知。本文对此略作介绍，希望能给古代家具演化史的学术研究补充一些新的内容。

高句丽墓葬壁画中的高型坐具图像

高句丽是起源于我国东北地区的古代少数民族，其政权始建于西汉元帝建昭二年（公元前37），由朱蒙建国于汉玄菟郡高句丽县，初期都城为纥升骨城，在今辽宁省桓仁县境内的五女山上。汉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第二位王琉璃明迁都于国内城，即今吉林省的集安市。北魏始光四年（公元427），第20位王长寿王迁都于今朝鲜平壤。唐高宗总章元年（公元668），在唐和新罗的联合打击下灭亡。高句丽民族曾经活跃于中国东北和东北亚历史舞台上长达700余年，传28代王，创造了具有本民族鲜明特色的文化。

集安作为高句丽早、中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长达400余年，以集安为中心的地区分布着数以万计的高句丽各类墓葬，其中高等级的贵族壁画墓目前发现36座。这些墓葬壁画内容按题材分为三大类：第一类以社会生活为主要内容，有家居、宴饮、歌舞、百戏、出行、狩猎、生产、拜佛、战争等;第二类以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四神兽为主要内容;第三类则以莲纹、云纹、环纹、龟甲纹等装饰图案为主要内容。第一类壁画数量最多、年代最早、延续时间最长，构成一部高句丽社会生活丰富多彩的鲜活画卷，成为我们研究高句丽历史文化不可多得的图像资料。

在表现社会生活的壁画中，绘有高型坐具图像的有角觚墓、舞踊墓和长川一号墓，其他壁画墓中尚未发现。

角觝墓北壁壁画（图1），绘高屋帷幔下墓主人家居宴饮图：画中左部为男主人，壁画头部已损，身着深色短衣、斑点肥裤，两手相叠、叉腿坐于马蹄足长条高凳上，画中右部，有二女次第垂首跪坐于罽毡上，似为妻、妾。围绕墓主人左右，摆放三只食几，置弓矢、酒壶等物，妻妾身边也各有一食几。

舞踊墓东壁壁画（图2），绘屋宇内墓主人夫妻家居交谈图：画面右侧为男主人，头戴折风冠，短襦肥筲，双手相交坐于马蹄足长条高凳上，作聆听状。左侧女主人同样坐在马蹄足长条高凳上，着长襦长裙，左手上举似在说话。夫妻二人之间，有一形体稍小的仆人，呈屈膝行走之态。室内置6件食几，3件为一组，形制两长一圆，几足也为马蹄形。

长川一号墓前室北壁壁画（图3），该场景非常宏大，所绘人物众多，是百戏、角觝、跳丸、戏兽、狩猎、骑乘、纵鹰等多种活动的组合画面。在壁画右上部的一棵梧桐树下，据早期文字著录，树下左（左边壁画人物已脱落）、右绘宾客二人在观赏猴戏，现存右侧人物，头戴羽冠，坐于马蹄足长条高凳上，身前置一马蹄足食几。

上述三座墓葬壁画中出现的高型坐具，从形制上观察，皆为长条凳面、宽边板、直立腿、马蹄形足，样式完全一致;墓主人坐姿，都是一腿居前、一腿后屈，呈同一种形态。关于这三座墓葬的编年，考古学界一般认为角觝墓和舞踊墓为同一时期，或舞踊墓稍晚一点，据墓葬形制和壁画内容推定，时间在4世纪中叶至5世纪初;长川一号墓则晚于前两墓，年代约在6世纪初。值得注意的是，墓葬前后年代虽然存在约一个多世纪的时间跨度，但高型坐具的制式并没有发生变化，表明一直在沿用。

好太王陵出土的铜鎏金马蹄形案足

好太王陵，为高句丽王朝第19代广开土王谈德的陵墓，是一座大型阶坛积石石室墓葬，坐落于集安禹山南麓前台地的一个小丘上，墓葬呈正方形，边长66、现存高14米，16层阶坛，以花岗岩、石灰岩、山砾石、河卵石等多种石材砌筑，建造讲究，气势恢宏，是目前高句丽13座王陵中唯一一座具有文字物证的王陵。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4年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2003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好太王陵进行复查和测绘，偶然于该墓南侧阶坛护坟石下的缝隙间，发现一批早年盗墓者所藏匿的墓室随葬器物，计有鎏金镂花幔架、帐钩、步摇冠、带形饰、铜灶、鞧饰、节约、马镫等金属制品，其中10件通体鎏金马蹄形足具，造型流畅，制作精美，格外引人注目。根据形制和尺寸，《集安高句丽王陵》考古报告编写者分为A、B、C三型，其中A形足（图4）发现7件，3件完整，4件残损，足高45、加榫高48.6、蹄宽10.5厘米，榫头侧视上窄下宽，蹄足后缘略有弧曲。

《集安高句丽王陵>考古报告将三种形制的鎏金足具，一概统称为“案足”，学界也沿用此称，未作翔实研究，似乎不妥。从A型足的高度分析，48厘米左右，正与我们今天一般椅子和凳子的坐高相当，是坐姿最为合理的高度，人腿自然下垂，足部平而着地，过高则双脚离地，失去支撑点，易产生疲劳，过低而大腿上翘，与小腿构成夹角，久坐容易导致血脉不畅。比对角觝、舞踊墓壁画中的马蹄足高凳，笔者判断，A型足应是高凳之足，而非所谓的“案足”。另外B、C二型足，皆为短足，高25.5厘米和残高17.7厘米，形体粗壮敦实，乃属床榻之足。

好太王陵的年代与角觝、舞踊墓的年代大体相当，墓主人生前所使用高足凳造型，也完全一致。A型凳足实物的发现，具有重要的考古学意义，印证了壁画中马蹄足高凳的真实性，并提供了这种坐具在材质、尺寸、形制、工艺上的信息。

高型坐具源流及高句丽坐姿习俗

高型坐具最早起源于古代埃及、希腊和西亚一带，公元前一千纪左右真吉尔里出土墓碑上刻画的北叙利亚女王的椅子形象，高足、高背、置有扶手，形制已经非常完善了。在我国汉代以前，没有椅、凳这种高型坐具，只有床、榻、枰、筵之类的低矮坐具，席地跪坐是当时正规的坐姿。考古资料显示，垂足高坐在东汉初露端倪，今存四川东汉墓出土的一块“西王母坐像”画像石，西王母正面分腿坐在折曲高足的长条凳上，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高型坐具资料。考古学者杨泓认为：“自西汉张骞通西域，开通了中西陆上交通的‘丝路以后，中西文化交流日益扩大，汉朝的人士自然也会接触到西方的高足坐具。”東汉末年，随着各国、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和人口的迁徙流动，西域少数民族的胡床传入中土，作为一种新奇坐具，开始在内地流行。胡床又谓交床、绳床，俗称马扎，敛之可挟，放之可坐。史籍《后汉书·五行志》有这样一条记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汉灵帝对胡人的生活方式很感兴趣，由于他的积极倡导，京都的达官贵人竞相仿效，兴起一股汉人追逐胡俗之风，胡床便成为宫廷一些人起居中的新宠。因为胡床便携，魏晋南北朝军中较为流行，成为高级指挥将领休息的专属坐具，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自新》载：“渊在岸上，据胡床，指麾左右，皆得其宜。”胡床在隋唐民间广泛普及，发展成为一种日常坐具，杜甫写有“几回沾叶露，乘月坐胡床”抒情诗句。

东汉印度佛教传入我国，佛像及佛教信徒的跏趺坐和垂脚坐，是另一个影响中古汉人坐姿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十六国到南北朝时期，西北新疆、甘肃地区的寺院中出现大量肢体裸露以垂足坐姿为主的造像，敦煌莫高窟北朝时期壁画中也出现诸多垂足高坐的人物图像，从第9窟、257窟、285窟壁画图像看，高型坐具有禅椅、长凳、方凳（图5）、双人胡床（图6）、筌蹄等多种形制，人物坐姿也呈盘腿坐、垂腿坐、交腿坐等多种形态，这些都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当时人们的家具形制和起居方式。魏晋南北朝时期，诚如美学家宗白华所言：是我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然、极解放、最富有创造性、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胡汉文化的融合以及佛教的传入，在文化和生活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开始出现了高足坐具，人们终于可以解放双腿，由席地而坐向垂足而坐转变。

文献有关高句丽人行为习惯的记载，稽诸《魏书·高句丽传》《南史·高句丽传》《北史·高丽传》，见有“坐则跪，好蹲踞” “立则反拱，跪拜曳一腿，行步如走”“拜则曳一腿，立多反拱，行必插手”等简单的文字描述，未见高句丽人有垂足高坐的记录。结合高句丽壁画中人物跪坐远远多于垂足坐的现象，可证席地跪坐应是高句丽民族普遍的起居习俗。以高句丽是殷代商人后裔的观点来说，席地而坐是商人的起居方式，这种坐姿习俗一直被高句丽民族保持下来，也合乎历史逻辑。

上述材料表明，高型坐具仅限于在高句丽个别君王和部分贵族的居家中出现，其他高句丽贵族壁画墓中，不乏盘腿坐矮榻和跪坐罽毡席的图像。家具是意识形态的载体，垂足而坐是对传统席地而坐的反叛，高句丽贵族生活中出现的垂足高坐现象，无疑具有思想观念变革的内涵。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古时期坐姿坐具的演化，魏晋南北朝时期，先于西部地区展开，进而波及内地，流行范围主要在中原一带。由此涉及的问题是，高句丽的高型坐具，在公元4世纪中叶的角觝、舞踊墓中就已出现，从时间上看，与敦煌北魏壁画中的高型坐具基本相当，甚至还要早一些，属于家具和坐姿变革的早期文物材料，那么，高句丽贵族生活中出现的高型坐具，究竟是从外域传来还是由本土自造呢？这一问题，值得深入思考并努力作出明晰的诠释。

（责任编辑：牧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