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一军　张耀辉　谢志敏

作者简介：

尹一军（1970-），男，湖南祁阳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互联网企业治理研究。E-mail：344201647@qq.com

张耀辉（1961-），男，辽宁阜新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产业组织与创新理论研究。E-mail：656538039@qq.com

摘 要：随着家族企业进入二代继承阶段，二代管理者的管理能力和管理绩效引起了学术界和业界的关注。本文基于2015—2017年中国深沪A股主板的上市家族企业的数据，采用层次回归分析法檢验代际传承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及环境动态性在代际传承与企业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在代际传承过程中，一代管理下的企业绩效最优，两代联合管理下的企业绩效次之，二代管理下的企业绩效最差;环境动态性与企业绩效负相关;环境动态性在代际传承与企业绩效之间发挥负向调节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揭示了代际传承对家族企业绩效的影响，也为家族企业管理者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环境动态性;企业绩效

中图分类号：F276.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21）01-0106-08

一、问题的提出

普华永道发布的《2018年中国家族企业调研报告》显示，家族企业数量占中国A股市场所有私营企业数量的比重从2016年的48.9%提高到2017年的55.7%。毫无疑问，家族企业在中国民营企业中占据重要地位。然而，正如德勤家族企业研究中心发布的《2018全球家族企业观察》所言，随着这些改革开放之初的创富一代逐渐步入退休年龄，这些家族企业的年轻下一代也开始大步登上市场经济舞台。他们能否顺利成功接班，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家族企业的未来，也必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对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家族企业代际传承问题成为学术界和业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Dyer和Sánchez[1]对1988—1997年在“Family Business Review”发表的论文进行统计，发现共有186篇文章涉及到家族企业的研究，而这些研究的主题主要集中在企业绩效与成长、个人与企业关系动力学、家族继承和家族成员关系动力学等四个方面。魏志华等[2]对国内外1 136篇关于家族企业的文献进行统计发现，学者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公司治理与代理问题、企业绩效和代际传承等三个方面。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统计，代际传承中企业绩效问题一直在学术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

现有对代际传承中家族企业绩效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股权分散在家族成员中可能导致的代理冲突问题;二是管理层的调整和动荡问题。Schulze等[3]认为，家族企业所有权分散在家族成员之间会导致部分成员采取规避风险的行为，降低企业的发展意愿，增加企业的代理成本。Ward[4]认为，家庭成员之间矛盾增加将导致家族二代绩效不如一代管理下的家族企业绩效。Pérez-González[5]发现，在美国家族企业中，当一代将企业传承给二代后，家族企业绩效会大幅下降。多数学者认为，二代管理下的家族企业绩效往往不如一代管理下的家族企业绩效，也有个别学者否定了代际传承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如Sraer和Thesmar[6]认为，代际传承与企业绩效之间没有相关性。总之，现有文献在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对企业绩效影响的议题上仍然没有达成共识。

现有研究大多探讨代际传承中家族企业内部各种因素对于企业绩效的影响，忽略了外部环境动态性的影响。根据《2018全球家族企业观察》，超过半数的家族企业管理者担心外部大环境变化对企业产生颠覆性影响。随着互联网经济兴起、全球性经济衰退、消费结构升级和新一代劳动力群体诉求多样化，企业内外部经营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意味着企业的经营方式也要随之发生相应改变，此时一代原有的经营思维和方式可能不太适应现有的经营环境，一代的经营管理经验可能会变成一种束缚和劣势，从而不利于企业的经营管理。二代由于年龄和教育经历等因素对新生事物具有较高的接受度，他们能够迅速调整思路以适应实际经营环境的变化，很多二代具有较高的学历甚至是留学经验，这会对企业国际化起到一定的作用。一定时期内企业内部经营经验和父辈在社会资本方面的传承也会弥补二代在这些方面的不足和劣势。一代和二代在经营管理上各具优劣，这些特点都有可能影响企业绩效。因此，研究环境动态性在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与企业绩效之间的作用关系显得非常重要。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以家族企业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代际传承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及环境动态性在代际传承与企业绩效之间发挥的作用？本文可能的贡献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本文引入环境动态性，分析了环境动态性在代际传承与企业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另一方面，本文回答了“在代际传承过程中，接班人逐步参与企业经营对于企业绩效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在不同的经营环境中，家族一代应该何时退出企业经营？”等问题，这对于家族企业代际传承过程的合理化设计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代际传承与企业绩效

对于一代管理和二代管理下企业绩效的差异，学者们进行了较多探索。Cromie等[7]认为，由于经历和对企业的感情不同，两者关注的侧重点不同，一代关注商业，二代关注家庭，因而一代管理下的企业绩效会更好。Cucculelli和Micucci[8]认为，二代的能力和所拥有的资源比一代差，无法满足企业经营管理的需求，因而二代管理下的企业绩效差于一代管理下的企业绩效。另外，也有学者从委托代理理论出发认为，家族企业从一代传承到二代时，会发生所有权分散和一代仍然把持着剩余控制权的情况，这种情况的发生会加剧二代管理者与其他家族成员的矛盾，这种矛盾的产生将会造成较高的代理成本。Mishra等[9]发现，与一代相比，二代拥有更低的绩效，原因在于家族控制权的分散、关系的弱化以及更低的一致性。Schulze等[3]认为，家族企业所有权在家族成员之间的分散将会导致部分成员采取规避风险的行为，这可能与企业控制人的发展意愿不符合，这种目标利益不一致的行为将会增加企业的代理成本。当然，Schulze等[3]认为，虽然二代管理者确实在资源、经验和权威上通常不如一代管理者，但这些二代却通常受过良好的教育和具备国际化视野，这给公司的转型和国际化都会带来较大的帮助，从而导致二代管理下的企业绩效会优于一代管理下的企业绩效。另外，Mcconaughy等[10]注意到，由于利他主义或个别投资项目的延期回报，导致一代任期内承担了原本应该由二代任期内分摊的成本，而由二代享有所有的收益。

虽然与一代相比，二代在学历、国际化视野和对新事物的接纳程度等方面可能要更优于一代，但在实践经验和资源能力上，一代无疑要优于二代，而这些能力和资源会对企业绩效产生较大的影响。另外，福布斯发布的《2014年中国家族企业调查报告》中也指出，剔除投资收益的影响，一代管理下的企业绩效要优于二代管理下的企业绩效。基于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a：与二代管理下的企业绩效相比，一代管理下的企业绩效更优。

由于家族企业代际传承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家族企业通常存在两代共同管理的情况，在这个阶段，二代会进入企业担任高管甚至是CEO，与外聘的高管不同，先天禀赋较差的二代继承人可能会由于自身的局限性而影响企业绩效[11]。虽然继承人担任高管能够避免所有者与外部职业经理人的代理成本，但也有可能会因为家族一代的溺爱而导致二代继承人采取一些投机行为，从而影响企业绩效。代际传承中，企业控制权可以明面上完全移交给二代，但一代的无形资源如社会资本等是无法转移的。因此，二代管理下的企业可能面临内部声望不足和外部资源缺乏等问题，进而影响企业绩效。而在两代联合管理情境下，一代仍然保留企业明面上的控制权，可以弥补二代声望不足的问题，同时一代也能利用这段时间以身作则采取一些措施逐步传授给二代一些管理经验，有利于家族企业实现平稳过渡。此外，二代参与管理还有助于家族企业实施创业导向活动，可能有利于提高企业绩效[12]。综上，两代联合管理下的企业绩效可能优于二代管理下的企业绩效。

值得注意的是，一代与二代普遍存在25—30岁的年龄差异，且一代与二代在教育背景上同样具有显著差异[13]。上述差异可能直接影响到两代人在经营管理理念和企业发展认知上的冲突。跨代价值观的冲突在企业中爆发时，二代认为自身所学受到一代的掣肘，無法在企业中较好地贯彻自身理念，一代则凭借自身经验认为二代的想法在某种程度上不够成熟，对企业未来发展会造成不可预知的变数。在这样的情境下，即使在两代联合管理下，一代的无形资源也能发挥作用，但两种经营理念的冲突同样可能导致企业绩效下降。另外，二代在参与管理家族企业之后，可能对管理层进行调整，如果调整不当的话，有可能会导致企业的动荡不安，从而造成企业绩效的大幅下降。而在一代管理阶段，企业文化中早已烙印其自身的价值观，可以轻易地将企业资源整合，不会出现理念认知上的矛盾，也没有股权分散而引发的代理冲突。

综上所述，考虑到两代联合管理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会导致企业绩效与一代管理相比有所下降，当一代失去企业控制权甚至是离开企业之后，二代管理可能出现的代理问题和高管调整问题会严重影响企业绩效。基于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b：与两代联合管理下的企业绩效相比，二代管理下的企业绩效更差。

假设1c：与两代联合管理下的企业绩效相比，一代管理下的企业绩效更优。

（二）环境动态性与企业绩效

与内部因素一样，外部环境因素同样会影响企业的经营状况，甚至能够决定企业的生存发展。虽然有些学者并不认可两者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14]，更多的学者仅仅是考察环境动态性在企业内部变量与企业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然而无论是初创企业还是比较成熟的大企业，都会受到市场化水平、政府管制、科技进步和技术水平等企业外部环境因素的约束[15-16]，这些重要环境因素的变动将会引发企业经营管理中的诸多问题，从而引发企业绩效的波动，考虑到环境动态性对企业的重要性和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环境动态性与企业绩效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三）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

作为企业经营管理的核心，高管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关注，高管对于环境的解读将会直接影响企业战略的制定和绩效的提升。在环境动态性较大的情况下，家族企业所有者如何理解环境变动的信息以及以何种态度去面对环境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将会直接影响到家族企业的生存发展，比如家族企业可能出于规避社会情感财富损失的目的而减少对企业创新的投入。Ensley等[17]与蔡俊亚和党兴华[18]发现，环境动态性在高管团队与企业绩效之间发挥着调节作用，周立新[19]应用环境动态性作为调节变量，考察家族社会情感财富与家族企业国际化的关系。由此可见，环境动态性在家族企业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值得探讨。从代际理论的视角看，家族一代和二代之间分属不同的年代，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非常迅速，两代人之间的代际差异无疑较大，虽然可能受到家庭教育的影响，二代与一代之间具有某些共同的价值观，但由于长期在外求学，较高的学历水平、较为广阔的视野使得二代出现自身一些独特的特点，他们更容易接受新生事物，这有可能会促进家族企业的转型升级，而一代反而可能会因为较多的过往经验而产生路径依赖，过于保守，反而会阻碍企业的发展。

部分学者也从高阶理论的视角探索高管团队异质性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在环境动态性较小的情况下，高管团队异质性较大会引发认知冲突，从而有利于获得相对正确的决策，而在环境动态性较大的情况下，高管团队的异质性能够提升资源整合能力，但不利于迅速达成高质量的决策和获得较高的决策承诺，从而给企业带来消极影响。在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中，随着二代逐渐获得企业的管理权和控制权，一代逐渐退出企业的管理层甚至是出让企业的控制权，企业高管团队的异质性会有所差异，在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下，这些差异可能会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

考虑到环境动态性经常被学者们当做调节变量来探索企业内生变量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而且代际差异理论、高阶理论和部分学者的研究表明，环境动态性可能在企业高管团队与企业绩效中发挥一定的作用。基于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环境动态性在代际传承与企业绩效之间具有调节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5—2017 年中国深沪A股主板的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对象，在进行样本筛选时遵循以下标准：（1）选取2015年以前上市的企业。（2）剔除金融类数据。（3）最终控制人能追踪到自然人或家族，且这些自然人或家族必须来源于单一的家族。（4）剔除实际控制人或家族在2015—2017年发生改变的样本。（5）剔除ST和*ST 类的企业。（6）剔除数据缺失或异常的样本。按照上述标准筛选后，本文最终得到185家企业的研究样本，共计555个观测值。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巨潮资讯网、新浪财经和网易财经等专业网站，百度搜索等搜索引擎。本文从国泰安数据库获取A股上市民营企业数据库，从中筛选出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或家族的情况，按照样本标准进行筛选，得到样本企业，在此基础上对部分初始数据进行加工，从而获得部分变量的数值。代际传承的情况需要从其他途径获取，本文综合巨潮资讯网、新浪财经、网易财经和百度搜索引擎等途径进行手工整理，并进行多个渠道的对比印证。

（二）变量选择

1.因变量：企业绩效

托宾Q是衡量企业业绩或企业成长性的重要指标，本文选取托宾Q（TBQ）衡量企业绩效，具体用市场价值/重置成本来衡量。出于稳健性考虑，本文还选取总资产回报率（ROA）衡量企业绩效，具体用（利润总额+财务费用）/资产总额×100%来衡量。

2.自变量：代际传承（IGS）

根据家族企业代际传承过程论的观点，本文将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一代管理、两代联合管理和二代管理，分别赋值为1、2和3。

3.调节变量：环境动态性（ENV）

4.控制变量

家族所有权（OWN），本文采用家族在企业中占股比重来衡量。企业规模（SCA），本文采用每年年末企业账面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来衡量。企业年龄（AGE），本文采用企业上市年限的自然对数来衡量。资产负债率（SET），本文采用企业年末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的比率来衡量。行业（IND），当企业所属行业为制造业时，赋值为1;反之，则赋值为0。

（三）模型构建

根据上面的理论分析，本文采用层次回归分析法检验代际传承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及环境动态性在代际传承与企业绩效之間的调节作用。首先，直接用模型（1）检验控制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其次，在模型（1）的基础上，将自变量引入模型（2）中，检验自变量和控制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再次，将环境动态性这一调节变量引入模型（3），检验自变量、控制变量和调节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最后，在模型（3）的基础上，在模型（4）中引入自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检验自变量、控制变量、调节变量、自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具体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i和t分别代表企业和年份;IGS×ENV代表代际传承与环境动态性的交互项;ε代表随机扰动项。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选取2015—2017年185家企业共555个面板数据，大部分样本数据分布在制造业行业，占59.5%，而非制造业占40.5%。一代管理的样本数为404个，占72.8%，两代联合管理的样本数为135个，占 24.3%，二代管理的样本数只占2.9%。就2015—2017年的数据而言，一代管理和两代联合管理的家族企业数量不断减少，而二代管理的家族企业数量不断增加。事实上，虽然很多家族企业的董事长已经更换为二代，但一代依旧保留着企业的控制权，按照本文对于代际传承过程的定义，这种情况依旧属于两代联合管理，这也是造成本文的统计结果与预期不太一致的原因。

表1是本文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从表1可以看出，环境动态性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1.280和2.075，均值为0.480，说明企业所面临的环境动态性较大，企业的经营环境变化较大。家族所有权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0.044和89.990，均值为30.221，标准差为16.289，整体上来看该变量的均值处于合理的范围，至于个别家族企业所有权相对较低的情况，经过了解，该家族通过关联董事和一致行动人获得较大的企业控制权。企业规模、企业年龄、资产负债率和企业绩效指标都处于合理范围之内。

（二） 相关性分析

本文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显示，限于篇幅，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未在正文列出，留存备索。代际传承与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相关性，即表明代际传承阶段与企业绩效存在相关关系。控制变量如企业规模、企业年龄、资产负债率与企业绩效都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这也表明本文选取的几个控制变量是有意义的，这几个变量有可能会影响到因变量。另外，家族所有权、行业与企业绩效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三） 回归结果

1.代际传承的直接效应检验

对模型（1）和模型（2）进行实证检验，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所有方差膨胀因子系数VIF都远小于10，因而模型不存在着多重共线性，模型（1）和模型（2）都通过了F检验。代际传承对企业绩效有显著负向影响（c = -0.605，P < 0.010），即一代管理下的企业绩效优于二代管理下的企业绩效，而两代联合管理下的企业绩效优于二代管理下的企业绩效，差于一代管理下的企业绩效，假设1a、假设1b和假设1c得到验证。企业规模与企业绩效显著负相关，企业年龄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资产负债率与企业绩效显著负相关，即家族企业资产负债率越高，企业绩效就越差。

2.环境动态性的直接效应和调节效应检验

环境动态性的直接效应和调节效应检验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模型（3）和模型（4）均通过了F检验，且所有方差膨胀因子系数远小于10，模型不存在着多重共线性。通过对模型（2）和模型（3）进行对比可以看出，环境动态性与企业绩效显著负相关（c = - 0.383，P<0.050），即环境动态性越强，企业绩效越低，假设2得到验证。代际传承与环境动态性的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c = 0.539，P<0.050），这说明环境动态性在代际传承与企业绩效之间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假设3得到验证。

3.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上述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使用资产收益率（ROA）衡量的企业绩效进行回归，资产收益率是当前应用最为广泛的衡量企业盈利能力的指标之一，其数值越高，表明企业运营状况越好。代际传承和环境动态性对资产收益率有显著负向作用，而代际传承与环境动态性的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本文研究结论是稳健的。限于篇幅，稳健性检验结果未在正文列出，留存备索。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随着家族企业进入二代继承阶段，二代管理者的管理能力和管理绩效引起了学术界和业界的关注。本文基于2015—2017年中国深沪A股主板的上市家族企业的数据，采用层次回归分析法检验了代际传承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及环境动态性在代际传承与企业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在代际传承过程中，一代管理下的企业绩效最优，两代联合管理下的企业绩效次之，二代管理下的企业绩效最差;环境动态性与企业绩效负相关;环境动态性在代际传承与企业绩效之间发挥负向调节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揭示了代际传承对家族企业绩效的影响，也为家族企业管理者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二代管理下的企业绩效更低的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二代管理者缺乏相应的技能[9]，具备多年企业运营经验的一代无疑在管理决策上会优于二代，当然企业绩效的差异还有可能与工作勤奋程度和个人生活倾向等因素有关。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两代人之间的代际差异影响到他们在企业经营过程中的决策倾向，从而导致企业绩效的差异[22]。另外，在家族企业代际传承过程中，绝大部分企业会经历两代人共同管理的阶段，虽然这一阶段容易出现继承人采取投机行为、内部利他主义影响企业氛围和短期绩效等现象，但是因为一代的权威和对企业的控制权以及二代在该阶段积极表现的欲望，因而这些问题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会最小化，而受家族股权分散所带来的代理冲突和管理层调整的影响，二代管理下的企业绩效有所下降。环境动态性对于家族企业绩效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环境学派就特别强调环境对于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影响，这种影响涉及到企业经营管理的方方面面。在环境动态性较小的时候，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相对较弱，而在环境动态性较大的时候，企业面临着较多的未知因素，这些不确定性和变化会打破企业以往相对均衡的状态，将在一段时期内给企业绩效带来消极的影响。

环境动态性在代际传承与企业绩效之间起负向调节作用，这也就意味着在高度变化的环境中，代际传承对企业绩效的负面影响被削弱了，二代相比一代拥有更高的教育水平和更加勇于变革的心态，当环境发生变化时，他们反而能适应这种变革，并尝试以创新的手段使企业与环境相适应。一代的保守稳健型管理风格也许在外部环境稳定时可以起到良好的效果，却可能无法适应新环境的变化，尤其是近些年全球化背景下各种新技术的突破使得企业面临日新月异的变化。两代共同管理下的企业虽然可能会因为一代和二代的异质性而导致管理层在重大决策上出现分歧，但这种分歧并非利益上的分歧，可以通过更高的沟通频率、更加良好的沟通氛围和更合适的非正式沟通等形式得以解决，而且这种高管团队的异质性可以为企业带来较为全面的视野、较强的资源整合能力和创新能力，因而两代共同管理下的企业绩效能够介于两代单独管理下的企业绩效之间。

本文对于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因为客观数据和主观研究能力的问题，本文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后续的研究可以继续完善这些局限性。首先，在划分家族企业代际传承阶段时，本文严格从管理权和经营权两个方面进行定义，这样虽然显得更为合理一些，但也造成了二代管理的样本量相对较少的结果。未来的研究对于代际传承不同阶段定义方面可以加以适当拓展。其次，本文虽然基于数据的时效性选择了2015—2017年的企业样本进行研究，样本量依然较少，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用一个更长时间跨度的样本进行进一步的检验。最后，虽然本文创新地考虑了环境动态性对代际传承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影响，但关于环境动态性对于企业绩效影响机制的阐述仍稍显不足，还有待未来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Dyer， W. G. J.， Sánchez， M. Current State of Family Business Theory and Practice as Reflected in Family Business Review 1988-1997[J]. Family Business Review， 1998， 11（4）： 287-295.

[2]魏志華， 林亚清， 吴育辉.家族企业研究：一个文献计量分析[J].经济学（季刊）， 2013， （4）： 27-56.

[3]Schulze， W. S.， Lubatkin， M. H.， Dino， R. N.， et al. Agency Relationships in Family Firms： Theory and Evidence[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01， 12（2）： 99-116.

[4]Ward， J. L. Keeping the Family Business Healthy[M].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2011.

[5]Pérez-González， F. Inherited Control and Firm Performance[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6， 96（5）： 1559-1588.

[6]Sraer， D.， Thesmar， D. Performance and Behavior of Family Firms： Evidence From the French Stock Market[J].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007， 5（4）： 709-751.

[7]Cromie， S.， Stephenson， B.， Monteith，D. The Management of Family Firms：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 International Small Business Journal， 1995， 13（4）： 11-34.

[8]Cucculelli， M.， Micucci， G. Family Success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Italian Family Firms[J].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2008， 14（1）： 17-31.

[9]Mishra， C. S.， Randoy， T.， Jenssen， J. I. The Effect of Founding Family Influence on Firm Value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 & Accounting， 2001， 12（3）： 235-259.

[10]Mcconaughy， D. L.， Walker， M. C.， Jr， G. V. H. Founding Family Controlled Firms： Efficiency and Value[J]. Review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98， 7（1）： 1-19.

[11]Villalonga， B.， Amit， R. How Do Family Ownership， Control and Management Affect Firm Value？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6， 80（2）： 385-417.

[12]周立新，杨良明.家族涉入与家族企业创业导向：环境与经营困境的调节作用[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8， （14）：88-94.

[13]郭超.子承父业还是开拓新机——二代接班者价值观偏离与家族企业转型创业[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2）：189-198.

[14]彭说龙， 谢洪明， 陈春辉. 环境变动、组织学习与组织绩效的关系研究[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05， （11）： 106-110.

[15]周锴.外部治理环境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D].大连：大连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3.

[16]杜维， 司有和， 温平川. IT能力、知识管理战略与绩效：环境的影响[J].科研管理， 2010， （1）： 9-19.

[17]Ensley， M. D.， Pearson， A.， Pearce， C. L. Top Management Team Process， Shared Leadership， and New Venture Performance： A Theoretical Model and Research Agenda[J].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Review， 2003， 13（2）： 329-346.

[18]蔡俊亞， 党兴华. 创业导向与创新绩效：高管团队特征和市场动态性的影响[J]. 管理科学， 2015， （5）： 42-53.

[19]周立新.社会情感财富与家族企业国际化：环境动态性的调节效应研究[J].商业经济与管理，2016，（4）：5-14.

[20]Tosi， H.， Aldag， R.， Storey， R. On the Measurement of the Environment： An Assessment of the Lawrence and Lorsch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Subscale[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73， 18（1）： 27-36.

[21]申慧慧， 于鹏. 国有股权、环境不确定性与投资效率[J]. 经济研究， 2012， （7）： 113-126.

[22]宋继文， 孙志强， 文珊珊.中国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过程研究——基于组织行为学与社会学的视角[J]. 管理学报， 2008， （4）： 522-527.

（责任编辑：孙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