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文全　袁媛　朱丽娜

作者简介：

郑文全（1974-），男，重庆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式管理和公司治理研究。E-mail：zhengwenquan@dufe.edu.cn

袁 媛（1992-），女，河南濮阳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创新创业研究。E-mail：yxwendy@126.com

朱丽娜（1989-），女，江苏常州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战略管理研究。E-mail：renazhu@126.com

摘 要：本文基于创新扩散理论，运用中共中央统战部等四部门组织的七次全国民营企业抽样调研数据库，利用Tobit模型探讨了企业家活动配置如何影响民营企业经营绩效，并进一步分析了中国特色企业内部制度安排（党组织和工会）以及外部市场化程度对上述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1）民营企业生产性活动投入与经营绩效呈现先降后升的U型关系，即在一定阈值下生产性活动投入未能提高经营绩效，而超过该阈值，生产性活动投入的增加会促进经营绩效的提升。（2）党组织和工会在民营企业生产性活动投入与经营绩效之间起到显著正向调节效应。（3）市场化程度在民营企业生产性活动投入与经营绩效之间起到显著正向调节效应。本文的结论揭示，通过鼓励民营企业增加研发等生产性活动投入，帮助其早日突破U型门槛效应，扩大党组织和工会的覆盖面，优化市场经营环境，能够有效拓展民营企业生存空间并提高其经营绩效。这些认识为当前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以及今后正常时期党和政府进一步优化民营企业家活动配置并充分发挥中国特色制度安排的作用提供了重要启示。

关键词：企业家活动配置;民营企业;经营绩效;中国特色制度安排;市场化程度

中图分类号：F270.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21）01-0094-12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民营企业在吸纳就业人数、税收贡献、民间投资和创新创业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就，已经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组成部分。党和政府一直以来高度重视民营企业的生存与发展问题，2020年5月2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要“保障民营企业平等获取生产要素和政策支持，清理废除与企业性质挂钩的不合理规定，限期清偿政府机构拖欠民营和中小企业款项”[1]。国务院随后出台了《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等系列推进政策与措施。不过，这些政策措施是否能够达到预期效果，还强烈地依赖民营企业家自身的活动和资源配置。企业家把活动和资源更多地配置到研发等生产性活动，就能够实现企业持续健康成长。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给民营企业的生存带来了巨大沖击。伴随世界新冠肺炎疫情防疫进入常态化阶段，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以往高度重视民营企业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必须密切关注民营企业生存问题”。事实上，疫情给民营企业带来冲击的同时也为其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追溯到2003年“非典”时期，刘强东由商场租柜台售卖刻录机转为网络销售，于是催生了后来的京东商城;马云调整工作方式，变员工在家隔离为网上办公，实现了阿里巴巴经营绩效的逆市增长。这些都是民营企业在突发疫情面前积极开展研发、创新等生产性活动以寻求突破的成功典范。因此，民营企业积极开展研发等生产性活动对于当前疫情防控常态化时期以及今后正常时期的企业持续健康成长均至关重要。

在理论研究层面，企业家生产性活动与非生产性活动如何配置及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是新制度经济学和战略管理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North[2]与Baumol[3]最早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索，指出制度环境为企业家行为提供了一种激励结构，决定了企业究竟是把资源和活动配置到生产性活动还是非生产性活动，进而对其经济绩效产生重要影响。研发等生产性活动投入增加是关涉企业未来成长的战略投资，Prahalad和Hamel[4]的核心能力理论以及Barney[5]的资源基础理论均认为，企业间存在知识与技术等资源的固有差异，这些差异独特且难以在企业间流动或复制，因而能够以此为基础塑造企业独特的竞争优势。特别是，增加研发等生产性活动投入能够改进生产流程，有效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进而增加企业总产出水平。通过开展研发等生产性活动改善现有产品质量或开发新产品，也能够增加企业的市场份额，进而促进经营绩效的提高。这一思路为很多学者所采纳。但此类观点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如Eberhart等[6]认为，开展研发等生产性活动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研发过程中“走弯路”现象和技术失败时有发生，导致研发等生产性活动投入很难实现预期效果;同时，受技术演进规律的限制，研发等生产性活动项目的开展往往需要耗费较长时期，再受技术成果转化难等问题的制约，可能导致此类项目还没有走出实验室就已经过时而被市场淘汰，此时企业由于无法顺利回收前期投入而遭受经济损失，不利于企业经营绩效的提高[7]。

关于民营企业研发等生产性活动投入如何影响经营绩效，有以下两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一是既然现有研究对民营企业研发等生产性活动投入是否提升经营绩效存在一定争议，那么这类生产性活动投入与经营绩效之间是否可能存在非线性等其他类型的关系？笔者认为，民营企业研发等生产性活动投入往往不会出现立竿见影的效果，需要一定的积累，而只有达到阈值才能够显著提升经营绩效。根据Rogers[8]的创新扩散理论，研发项目是否成功存在一个引爆点（Tipping Point），企业研发活动未达到该点时，该产品被市场认可和接受度不高，未能跨越研发成功的“门槛”，不一定能够显著提升经营绩效。而一旦突破该点，企业研发的产品则会获得市场的认可和接受，这时创新扩散过程会自发进行，进而有效促进企业经营绩效的提高。因此，笔者认为，民营企业研发等生产性活动投入对经营绩效的影响也可能并不像目前大量研究文献所认为的那样仅是线性关系。二是民营企业研发等生产性活动投入作用于经营绩效的影响因素较多，有必要对这些边界条件做进一步的分析。已有研究从环境层面、组织层面和个体层面等角度分析了研发等生产性活动投入与企业成长之间的权变关系[9-10]。这些研究为深入理解民营企业研发等生产性活动投入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指引，但往往忽略了中国特色情境因素在其中的重要作用。根据本土相关性这一本土化研究的基本准则[11-12]，只有考虑更多具有中国特色的情境因素，才能更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关政策措施，使得民营企业研发等生产性活动投入在中国商业情境中更加充分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遵循Weick[13]超越组织边界，通过整合组织内外部因素来构建理论的倡导，本文分别在组织内部制度安排以及组织外部制度环境两个层面，探讨民营企业研发等生产性活动投入影响经营绩效的独特情境性因素。在组织内部制度安排层面，把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党组织和工会两个要素纳入研究框架。具体而言，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历史征程中，中国开辟和拓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其重要体现之一是中国特殊的政治制度。一方面，中国政治制度的特殊性在于“党政一体”，即除了政府之外，执政党本身也具有较为系统的等级体系。从中央到地方，不同层级的党组织与政府组织相依并存，与此相匹配的是国家公务员与参照公务员管理的党务干部两套官员队伍[14]。建立党组织的民营企业，除了与政府组织产生关联，也与党的系统产生关联，企业通过党组织能够将困境及时反映给上级党组织，同时党组织也能够帮助企业消除信息不确定性[15]，进而对企业成长以及经营绩效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16]。另一方面，中国政治制度的特殊性在于执政为民的中性政府所发挥的关键作用[17]。中国政府为向广大劳动人民分享制度改革的红利与成果，相继修订和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最低工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法律和法规。《最低工资规定》赋予工会监督最低工资规定执行的职权，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明确工会在签订集体合同中的主体地位。因此，中国劳动权益保护与工会组织的运作密切相关。学界对工会在中国的作用颇为关注，但同时也有争议。Metcalf和Li[18]对中国工会能否真正代表和增进工人的利益持怀疑态度，乔健和钱俊月[19]认为，民营企业中工会的维权作用尚未显现。近年来，政府提出和谐社会的理念，并在政策和立法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旨在保护弱势阶层的努力，中国工会在维护工人权益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2004 年以后的大规模调研数据发现，中国工会对员工的劳动权益保护，如就业稳定性和工资福利存在积极影响[20-21]，一定程度上促进企业成长以及经营绩效的提升。在外部制度环境层面，不能忽略市场化程度的关键作用。由于中国幅员广阔，实行的是渐进式改革与梯度开放策略，不同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存在显著非均衡性。较高的市场化程度意味着更高的经济自由度、更少的政府干预、更强的产权保护以及更少的关系文化束缚，有利于企业生存以及经营绩效的提高。基于此，笔者认为，理解民营企业研发等生产性活动投入对经营绩效的影响，不仅要考虑企业内部制度安排——党组织和工会的调节作用，也要考虑企业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的调节作用。

本文可能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首先，本文修正了研发等生产性活动投入与经营绩效之间线性关系的传统认识。基于Rogers[8]的创新扩散理论，本文综合了Prahalad和Hamel[4]的核心能力理论和Barney[5]的资源基础理论所坚持的研发等生产性活动投入促进企业成长以及提升经营绩效的观点，以及Eberhart等[6]所坚持的不利于企业经营绩效提升的观点，认为民营企业研发等生产性活动投入与经营绩效之间存在动态的非线性关系，即研发等生产性活动投入与经营绩效之间是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关系，这是对现有文献的有益补充。其次，本文将中国特色企业内部制度安排（党组织和工会）和外部制度环境（市场化程度）纳入创新扩散理论的研究框架，揭示了党组织、工会以及不同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如何深刻影响民营企业生产性活动投入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缕析出现阶段何种类型的民营企业将获得更高的收益。本文运用中共中央统战部等四部门组织的2002年、2004年、2006年、2008年、2010年、2012年和2014年七次全国民营企业抽样调研数据库的检验结果支持了研究假设，即民营企业生产性活动投入与经营绩效之间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关系;建立党组织和工会的民营企业更能够在生产性活动投入既定的情况下提高经营绩效;当民营企业所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越高时，越能够在生产性活动投入既定的情况下提高经营绩效。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一）民营企业生产性活动投入对经营绩效的影响

Baumol[3]指出，“企业家活动”是企业将资源配置到研发等生产性活动，还是配置到寻租、关系网维护等非生产性活动甚至犯罪等破坏性活动，是一个经济体能否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其中，“生产性活动”是指任何直接对经济净产出有贡献的活动，包括企业的研发和专利申请等各种创新性活动[22]。民营企业通常是企业家主导的企业，企业家将其掌握的人、财、物等各种資源以及自己的时间、精力等更多地配置到生产性活动而非非生产性活动，自然就表现为民营企业的生产性活动投入的增加。

对于民营企业增加研发等生产性活动投入，经营绩效水平是提高还是降低存在不同的理论解释，比较经典且广为使用的理论基础是核心能力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Prahalad和Hamel[4]的核心能力理论认为，企业战略选择的关键在于培养和发展组织中的积累性学识。由于企业间存在着知识、技术等资源的根本性差异，并且这些差异独特且难以在企业间流动或复制，因而企业可以此为基础塑造出独特的竞争优势，有利于企业经营绩效的提高。Barney[5]的资源基础理论指出，企业持续的竞争优势来源于有价值、稀缺、不完全模仿（如独特的历史条件、原因不明、社会复杂性）、不可替代的异质性资源，这些异质性资源对提高企业经营绩效具有促进作用。根据核心能力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的逻辑，民营企业增加研发等生产性活动投入是强化其区别于竞争对手的异质性资源优势的重要战略。但值得注意的是，根据Rogers[8]的创新扩散理论，民营企业研发等生产性活动投入作用的发挥存在一个所谓“引爆点”的门槛效应，在未达到这一门槛前，研发等生产性活动投入可能不能提高企业经营绩效。一方面，民营企业研发等生产性活动投入需要不断的探索与试错，大量资源耗费形成了成本费用。研发等生产性活动投入中约50% 的资金用于支付研发人员的工资，而要维持研发队伍的稳定则必须达到一定的研发投入强度，否则研发人员流失和研发过程中断将严重影响企业经营绩效的提高[22]。另一方面，民营企业研发等生产性活动投入初期形成的新产品（服务）在市场中往往不具备满足消费者期望的能力、传播扩散程度还不够有效，因而无法形成稳定和充足的收入流来弥补研发等生产性资源的投入与耗用，可能导致企业经营绩效降低[23]。特别是在“非典”“新冠”疫情期间，很多民营企业发生重大经营损失，导致其研发投入锐减，研发队伍不稳定，居民收入减少也对其新产品的传播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这进一步加剧了其达到创新门槛的难度。而民营企业研发等生产性活动投入只有达到一定门槛之后，其积极作用才会逐渐凸显。一方面，随着民营企业研发等生产性活动投入持续增加到一定程度，研发等生产性资源基础得以保证，研发团队在探索、试验、生产和产品推广的过程更加熟练与协调，保证了研发过程的高质量，有利于企业生产出市场认可和接受的优质新产品（服务），从而促进企业经营绩效的提高;另一方面，高质量的新产品（服务）赢得创新者与早期采纳者的购买与推广，使得研发产品在市场上迅速扩散，大量消费者接纳新产品（服务），企业所获收益远高于研发等生产性资源的耗用，进而形成稳定的企业经济收益。基于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民营企业生产性活动投入对经营绩效的影响是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趋势。

（二）党组织、工会以及市场化程度的调节效应

进一步分析会发现，民营企业生产性活动投入不仅对经营绩效产生重要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对于不同的民营企业也并非是同质的，因为不同企业自身的制度安排存在差异性，同时其所处的外部制度环境也在发生变化，这决定了即使在同等的生产性活动投入的前提下，企业经营绩效的增加程度也会有所不同。基于此，本文将进一步探讨影响民营企业生产性活动投入与经营绩效关系的情境机制，主要从中国特色企业制度安排（党组织和工会）以及外部制度环境（市场化程度）进行分析。

1.党组织对民营企业生产性活动投入与经营绩效的调节效应

在中国情境下，民营企业经营绩效往往受到企业内部制度安排的影响，尤其是党组织和工会的影响。现有研究表明，民营企业党组织对企业慈善捐赠、企业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的覆盖率、人均劳动安全支出、人均失业保险支出以及制度环境等均存在积极影响。

笔者认为，党组织建立与否对民营企业研发等生产性活动投入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存在重要影响，原因有以下三点：第一，党组织能够保障和提升民营企业的合法性。党组织是一种企业内部正式制度安排，能够保障和提高民营企业在诸多方面的合法性[15]，进而帮助民营企业建立良好的声誉，得到更多的社会认同，使得民营企业能够更快速地获取研发等生产性活动投入所需的诸多资源，比如市场信息、资金以及关键技术等，这些资源能够助推研发等生产性活动投入转换成新产品（服务），有利于提高研发等生产性活动投入的期望收益。特别是，在疫情防控进入常态期，相对于未建立党组织的民营企业，建立党组织的民营企业更能够科学地落实党中央疫情防控措施，最大限度减少员工感染的可能性，进而促进民营企业生产性活动投入更为平稳和有效地转化为新产品（服务）。第二，党组织通过吸纳优秀党员来增强民营企业的人力资本优势[24]。优秀党员通过发挥自身的知识和技能优势，能够对研发等生产性活动投入转化成产出提供人才和技术支持，提高其研发等生产性活动投入的预期回报。在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党员干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基础上，积极投入研发等生产性活动，并带动其他员工积极工作，所发挥的作用甚至远高于正常时期。第三，党组织能够对传统的政商关系形成替代。在转型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中，由于正式制度的缺失和不完善，企业家个人层面的政治联系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能够为企业汲取资源提供便利[25]。然而，个人层面的政治联系也可能带来诸如“权钱交易”“政商合谋”等一些负面影响，传统政商关系容易异化为一种“买卖关系”[26]。由于党组织是民营企业与属地政府和相关机构沟通的正式渠道，能够对传统政商关系模式进行替代[27]，进而推动建立以“亲”“清”为基础的新型政商关系，使其把更多的资金用于研发等生产性活动投入，而不用花费更多的资金用于政商关系的构建和维护，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营企业研发等生产性活动投入的产出效率，从而有利于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基于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党组织在民营企业生产性活动投入与经营绩效之间发挥了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即相对于未建立党组织的民营企业而言，建立党组织的民营企业生产性活动投入更能提升其经营绩效。

2.工会对民营企业生产性活动投入与经营绩效的调节效应

在企业内部，除了党组织以外，工会同样影响民营企业生产性活动投入状态下的企业经营绩效。中国各级各类工会是在执政党领导下“自上而下”组建，受职工之托，代表和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也受执政党之托，协助其开展工作[28]。过去的研究表明，中国企业工会对研发投资[29]、劳动生产效率[30]和企业雇佣期限结构[31]等产生影响。

笔者认为，工会建立与否对民营企业研发等生产性活动投入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存在重要影响，有以下三点原因：第一，工会能够提高民营企业的社会认同感。民营企业工会能够监督企业建立更规范和正式的劳资关系体系，也更能体现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主体地位，进而更容易获得社会和舆论的认可[32]。因此，相对于未建立工会的民营企业，建立工会的民营企业所获得的社会认同感能够使其更快速地获取前沿市场信息、融资和先进技术等，有利于研发等生产性活动投入转化为具有先发优势的新产品（服务），进而提高企业经营绩效。第二，工会具有双向信息传递作用。一方面，工会能够向管理层传达员工的建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的规定，工会在参与企业治理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工会参与企业治理的过程中，能够代表员工对工作环境、管理方式和生产过程提出建议。特别是，生产车间和服务场所的一线员工最接近生产性活动项目的生产和服务过程，他们对新产品和服务更为了解，通过工会的这一信息传递渠道，他们能够把研发等生产性活动投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及优化方案及时反馈给管理层，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研发等生产性活动投入的不确定性，提高了研发等生产性活动投入的预期回报。另一方面，工会能够代表管理层向员工传递信息。员工通常具有较强的风险规避倾向，他们往往希望在企业稳定经营中保持既有的工作机会和收入状态，对企业投资于净现值为正的高风险项目的实施意愿较低[33]。工会是企业管理层的一个分支，在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同时，亦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强劳动纪律以及鼓励员工提高生产力的作用。由此，管理层可以通过工会向员工传递对企业和员工的长远计划和安排，引导和激励员工配合企业的生产规划，这有助于研发等生产性活动投入在原有计划内快速转化为新产品（服务），进而提高企业经营绩效。第三，工会能够有效协调劳资利益关系。工会监督劳动合同的订立和履行、推行集体合同、推进工资集体协商，这能够缓解员工与管理层之间的利益冲突，降低员工的离职率和流动性，减少员工搜寻成本，继而保证企业在人力资本等专用性投资方面的稳定性[34]。因此，工会所发挥的利益协调作用减少了劳资双方的冲突，提高了员工的生产积极性，为员工有效、有序地开展生产性活动提供保障，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營企业研发等生产性活动投入的预期收益。基于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工会在民营企业生产性活动投入与经营绩效之间发挥了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即相对于未建立工会的民营企业而言，建立工会的民营企业生产性活动投入更能提升其经营绩效。

3.市场化程度在民营企业生产性活动投入与经营绩效之间的调节效应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企业在生产和交换等经营活动中必须遵守的“游戏规则”，能够对企业的战略选择产生外部诱导或约束作用[2]。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资源条件和历史文化千差万别，不同地区的转型进程存在梯度差异，相应地造就了不同省份之间的市场化程度存在一定差异，必然会对民营企业生产性活动投入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

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维护市场的法治环境尚不够完善，知识产权等企业基本权利未得到充分保护，违反知识产权、不信守合同和不正当竞争行为仍时有发生[35]。在此情况下，民营企业开展研发等生产性活动后，外部竞争对手有可能采取仿造和盗用等手段侵犯企业的知识产权，一些企业技术人员也可能受诱惑而盗卖企业的专有技术，从而降低了企业研发等生产性活动投入的预期回报。进一步地，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企业往往面临着较为严重的政府干预[36]，政府可能在市场准入限制、项目审批和价格管制等方面影响企业的经营活动，为一些官员借监管之名不适当地干涉企业留下一定空间。在此背景下，民营企业长期投资收益的保障程度可能降低，企业决策者在战略选择中会倾向于采取公关、招待甚至贿赂等非生产性活动以获取资源、订单和税负减免等优惠进而谋求生存与发展，这类非生产性的短期导向投入一定程度上会挤占甚至替代生产性活动投入。此外，较低的市场化程度意味着企业经营环境中的产品市场、要素市场和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程度不够高，导致资源分配不够合理，在这种环境下生产性活动快速转化为新产品（服务）的阻力较大，一定程度上对企业经营绩效的提高产生不利影响。

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维护市场的法治环境较为完善，知识产权等企业基本权利能够得到应有的保护，民营企业增加研发等生产性活动投入后，外部竞争对手难以采用模仿和盗用的手段侵犯企业的知识产权，提高了研发等生产新活动的预期回报。同时，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政府控制稀缺资源和干预企业运营的程度较低，政府职能更多地体现出服务性特征，民营企业获得的行业地位和取得的业绩指标更依赖增加研发等生产性活动投入这一市场性战略，而非关系网络策略，这能够提高民营企业研发等生产性活动投入的积极性和期望收益。进一步地，较高的市场化程度意味着企业经营环境中的产品市场、要素市场和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程度较高，资源分配较为合理，這为民营企业增加研发等生产性活动投入的实现创造了优质的制度环境，进而对生产性活动投入快速转化为新产品（服务）并进入市场产生助推作用，有利于企业经营绩效的提高。如果在疫情常态化阶段进一步推动市场化改革，优化企业的经营环境，将能更充分地激活民营经济发展活力，从而抵消新冠疫情对生产性活动投入产出的不利影响。基于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市场化程度在民营企业生产性活动投入与经营绩效之间发挥了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即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民营企业生产性活动投入越能提升其经营绩效。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和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联合在 2002 年、2004 年、2006 年、2008 年、2010年 、2012年和2014年展开的七次全国大规模民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库。七次调查范围包含中国 31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不同规模、不同行业的民营企业，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全国民营企业调查数据库历次调查内容虽有变动，但大部分问题以及询问方式保持了较强的一致性，便于本文根据研究需要构建一个包含七期的混合截面数据集。混合截面数据分析的一个好处是，增加样本量进而获得更好的估计量和更有效的检验统计量。为保证样本数据的准确性和一致性，本文剔除了不符合客观事实、缺失值过多和异常值样本，最终获得 11 990个有效民营企业样本。其中，2002 年为321个，2004 年为 2 100个，2006年为897个，2008年为2 055个，2010年为2 328个，2012年为3 010个，2014年为1 259个。本文市场化程度的数据来源于王小鲁等[37]。

（二）变量测量

1.因变量

经营绩效（Performance）。关于经营绩效，现有研究一般采用销售净利率、销售额增长率、净利润增长率、固定资产增长率、总资产增长率和雇员增长率等来测量[38]。本文采用销售净利率（净利润除以销售收入）作为经营绩效的测量指标。

2.自变量

生产性活动投入（Pro）。考察生产性活动投入其实就是通过考察企业家在既定约束下如何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研发、创新等活动中。本文将新增投资中用于扩大原有产品生产规模、新产品研发和用于企业技术创新及工艺改造的支出三者之和加1取自然对数作为生产性活动投入的代理变量（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所用数据库部分年份仅披露企业研发费用，故在这些年份用企业研发费用加1取自然对数替代生产性活动投入）。

3.调节变量

党组织（PortyO）。本文将企业内设立党组织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16]。

工会（LaborU）。本文将企业内设立工会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29]。

市场化程度（Dum）。最能反映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改革特征的变量指标是市场化指数，已有诸多学者使用该指标作为对制度环境的替代变量。本文采用王小鲁等[37]的市场化总指数，为了克服内生性问题，我们将比因变量提前一年的各省份市场化总指数放入模型。

4.控制变量

参照以往相关的研究文献，本文控制了如下变量：年龄（Age），即企业家的年龄取自然对数。性别（Gender），企业家为男性取值为1，女性取值为0。教育程度（Edu），企业家不同的受教育程度按照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及中专、大专、大学、研究生及以上依次取值为1—6。政治参与（Politic），即企业家获取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身份按照无、乡、县、市、省和国家依次取值为0—5。企业寿命（Life），以问卷调查时间为基准，减去企业登记注册为民营企业的年份，取自然对数。企业规模（Size），将企业员工人数取自然对数。销售收入（Sale），将企业上年度销售收入取自然对数。企业改制（Stry），企业改制而来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行业竞争程度（HHI），按各细分行业内所有企业的营业收入计算出每个企业所占的市场份额，最后计算出细分行业内所有企业市场份额的平方和。此外，本文还设置了年度虚拟变量、行业虚拟变量以及地区虚拟变量来控制年度、行业和地区变化趋势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年度（Year），样本属于当年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行业（Industry），即根据企业主要从事的行业进行虚拟变量转换，包括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煤气水、建筑业、交通运输、信息服务、批发零售、住宿餐饮、金融、房地产、租赁、科研技术、公共设施、居民服务、教育、卫生、文化体育和公共管理等共19 个行业，重新取值为 18 个虚拟变量。地区（Region），东部地区（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共3个地区，重新取值为两个虚拟变量。

（三）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表1列出了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由表1可知，企业经营绩效的均值为0.0920，标准差为0.1510，最小值为0.0000，最大值为0.9000，表明样本的总体偏离幅度不大。生产性活动投入的均值为2.0240，标准差为2.5380，最小值为0.0000，最大值为14.5100。党组织的均值为0.4130，表明样本中有41.30%的企业设立了党组织。工会的均值为0.5860，表明样本中有58.60%的企业设立了工会。市场化程度的均值为7.0690，标准差为1.9440，最小值为0.0000，最大值为11.1600。性别的均值为0.8700，表明样本中有87.00%的企业家是男性。企业改制的均值为0.1820，表明样本中有18.20%的企业进行了改制。

由主要变量的相关性分析由于版面有限，主要变量的相关性分析结果略，留存备索。可知，生产性活动投入与经营绩效的相关系数是-0.0120（不显著），表明生产性活动投入与经营绩效之间并不是线性关系，需要进一步采用回归分析检验;党组织与经营绩效的相关系数是-0.0740（1%的水平上顯著），表明党组织与经营绩效负相关;工会与经营绩效的相关系数是-0.0920（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工会与经营绩效负相关;市场化程度与经营绩效的相关系数是-0.0590（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市场化程度与经营绩效负相关。

四、检验结果与分析

在具体检验之前对数据做如下处理，以确保模型估计的一致性和有效性：首先，为了防止因极端值而导致的估计偏误，对持续变量在1%水平上进行了Winsorize处理[31]。其次，对交互项变量进行了中心化处理。再次，为避免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对进入模型的变量进行了方差膨胀因子分析，结果显示，VIF值均在3以内，远小于10，因此，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最后，考虑到本文因变量是左截尾数据，采用 Tobit模型进行回归。本文采用Stata13.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基本回归检验。

（一）基本分析结果

本文利用Tobit模型检验研发等生产性活动投入与经营绩效的关系，其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模型1仅包括所有控制变量的检验结果。模型2加入了自变量进行检验，结果显示：生产性活动投入的平方与经营绩效显著正相关，生产性活动投入与经营绩效显著正相关，这表明，民营企业生产性活动投入与经营绩效之间是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关系，假设1得到支持。模型3报告了党组织的调节效应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党组织与生产性活动投入平方的交互项为正，这表明，党组织在民营企业生产性活动投入与经营绩效之间起到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假设2得到支持。模型4报告了工会的调节效应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工会与生产性活动投入平方的交互项为正，这表明，工会在民营企业生产性活动投入与经营绩效之间起到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假设3得到支持。模型5报告了市场化程度的调节效应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市场化程度与生产性活动投入平方的交互项为正，这表明，市场化程度在民营企业生产性活动投入与经营绩效之间起到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假设4得到支持。

为了更清晰地呈现上述调节效应，本文根据表2的检验结果绘制了生产性活动投入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动态关系，如图1—图3所示。这些图形是用生产性活动投入、党组织和基层工会、市场化程度等变量预测的企业经营绩效概率图。从中可以看出，党组织、工会以及市场化程度的调节效应与本文预期假设基本是一致的。由图1可知，在较低的生产性活动投入和较高的生产性活动投入的情况下，对于建立党组织的民营企业，生产性活动投入的U型曲率比未建立党组织的企业更为明显，即在更高的和更低的水平上，虚线（建立党组织）会超过实线（未建立党组织）。因此，党组织的建立强化了生产性活动投入的边际效应。由图2可知，在较低的生产性活动投入与较高的生产性活动投入下，建立工会的企业比未建立工会的企业对生产性活动投入更为敏感，即在更高的和更低的水平上，虚线（建立工会）会超过实线（未建立工会）。由图3可知，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情况下，生产性活动投入的U型曲率比市场化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更为明显，即较高的市场化程度强化了生产性活动投入的边际效应。

（二）稳健性检验

1.Heckman检验

考虑到可能存在的样本选择性偏误会影响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采用Heckman[38]两步法来修正这种偏差：第一步，先构建企业进行生产性活动的概率方程，用有生产性活动投入和无生产性活动投入的混合样本进行Probit估计，即方程（1）。再预测每个企业进行生产性活动投入的概率，并利用估计结果计算逆米尔斯比率。第二步，构建生产性活动投入影响企业经营绩效的回归方程（2），将IMR作为误差调整项加入回归方程（2）中，以便得到更为准确的估计结果。

为了增加方程（1）与方程（2）之间的辨识度，方程（1）中的解释变量集Xi中应至少设置一个影响企业生产性活动投入但不影响经营绩效的变量[39]。本文选择地区生产性活动投入（Reg_Pro）这一变量，其与企业生产性活动投入相关，但不直接影响企业经营绩效。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表3模型1的检验结果表明，生产性活动投入的平方项与经营绩效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说明二者为显著的U型关系，即经营绩效随着民营企业生产性活动投入的增加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

2.改变统计方法的检验

本文进一步采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进行模型估计，表3模型2的估计结果显示：生产性活动投入的平方与经营绩效正相关，生产性活动投入与经营绩效正相关，这表明，民营企业生产性活动投入与经营绩效之间是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关系，进一步验证了假设1。模型3报告了党组织的调节效应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党组织与生产性活动投入平方的交互项为正，这表明，党组织在民营企业生产性活动投入与经营绩效之间起到显著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验证了假设2。模型4报告了工会的调节效应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工会与生产性活动投入平方的交互项为正，这表明，工会在民营企业生产性活动投入与经营绩效之间起到显著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验证了假设3。模型5报告了市场化程度的调节效应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市场化程度与生产性活动投入平方的交互项为正，这表明，市场化程度在民营企业生产性活动投入与经营绩效之间起到显著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验证了假设4。因此，估计方法的替换并没有明显改变关键变量甚至是控制变量的系数、符号及显著性，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3.更换不同调节变量的检验

本文进一步采用比因变量提前两年的市场化程度作为替代指标，利用Tobi模型以及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模型进行估计，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首先，运用Tobit模型进行估计。模型1报告了主效应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生产性活动投入的平方与经营绩效显著正相关（β=0.0004，P<0.1000），生产性活动投入与经营绩效显著正相关（β=0.0046，P<0.0100）。模型2报告了市场化程度的调节效应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市场化程度与生产性活动投入平方的交互项正相关（β=0.0004，P<0.0100），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结论。其次，运用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模型进行估计。模型3报告了主效应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生产性活动投入的平方与经营绩效正相关（β=0.0004，P<0.0100），生产性活动投入与经营绩效正相关（β=0.0010，P>0.1000）。模型4报告了市场化程度的调节效应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市場化程度与生产性活动投入平方的交互项正相关（β=0.0002，P<0.0100），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运用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和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联合在 2002—2014年展开的七次全国大规模民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库，探讨了民营企业研发等生产性活动投入对经营绩效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中国特色企业内部制度安排（党组织和工会）以及外部市场化程度对上述影响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民营企业生产性活动投入与经营绩效之间呈现出先降后升的 U 型关系;党组织、工会和市场化程度在生产性活动投入与经营绩效之间起到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即建立党组织、工会的企业以及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企业越能够在生产性活动投入既定的情况下提高经营绩效。

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政策含义：首先，党和政府应该采取有效措施帮助民营企业尽快突破生产性活动投入的阈值门槛。民营企业生产性活动投入对经营绩效的贡献存在门槛效应，在阈值之前生产性活动投入未能提高经营绩效，只有超过一定阈值后才会促进经营绩效的提升。党和政府应该采取有效措施帮助民营企业早日突破生产性活动投入的阈值门槛，使其早日进入U型关系的上升阶段。为进一步应对疫情控制常态化，2020年10月14日，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支持民营企业加快改革发展与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明确指出应切实降低民营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完善资源要素保障、扩大转型升级投资、强化科技创新支撑、深入挖掘市场需求潜力等。这些措施无论是在疫情期间还是在正常时期，都对帮助民营企业早日突破生产性活动投入的门槛效应具有重要意义。民营企业自身也应积极增加研发等各种生产性活动投入，以期早日进入U型关系的上升阶段，为推动经济增长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更大贡献。其次，党组织对民营企业生产性活动投入与经营绩效关系的正向影响值得进一步强化。无论是前期民营企业生产性活动投入取得良好绩效，还是当前中国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胜利，都与企业党组织的引导和支持紧密相关。党和政府应继续坚定加强民营企业党建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实现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民营企业也应主动积极地靠近执政党，吸纳优秀党员并做好培养工作;充分利用党组织的沟通渠道作用，把自身遇到的问题及时向上级党组织反映，一手抓抗击新冠肺炎，一手抓企业建设，以实现疫情防控阶段和今后正常时期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增长。再次，进一步发挥工会在民营企业生产性活动投入与经营绩效之间关系的积极作用。由于工会正向影响民营企业生产性活动投入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因此，党和政府应加强对工会的领导，让工会积极参与诸如劳动法律体系的修订、新型劳动关系的规范和集体工资协商制度等各种保护劳动者利益政策措施的制定与实施，进一步发挥工会的积极作用。在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企业自身更应积极发挥工会的信息传递和利益协调作用，倾听员工对生产过程的建议、重视员工身心健康并保护员工合法权益，促使企业生产性活动投入更有效地转化为产出。最后，进一步深化市场化制度改革。由于市场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民营企业生产性活动投入对经营绩效的作用，因此，党和政府无论是疫情期间还是正常时期都应该一如既往地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优化企业的经营环境，让企业家创新活动能够得到制度上的保障，这是充分释放企业家精神以提高企业活力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

本文的探索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性。首先，本文主要采用二手数据分析，如能结合访谈、自行发放问卷等方式获得更多的一手数据，检验民营企业生产性活动投入对经营绩效的影响以及党组织、工会与市场化程度的进一步影响，则能增强研究结果的说服力。其次，受所用数据库限制，本文数据样本只能以中小型民营企业的样本为主，今后可将样本扩大到民营上市公司再次检验本研究的结果。最后，今后可以进一步考察研发等生产性活动投入对慈善捐赠、环保和治污等社会责任的影响状况，以便更为深入地分析民营企业家活动在先富带动后富等更多社会功能方面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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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