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上海 201620）

1、研究缘起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随着消费结构的升级，居民休闲时间的增多，可以发现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群体，体育健身意识不断增强，健身频率和城市中的健身房也不断增多。2016年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明确提出了7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包括弘扬体育文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开展全民健身活动，提供丰富多彩的活动供给；推进体育社会组织改革，激发全民健身活力；统筹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方便群众就近就便健身；发挥全民健身多元功能，形成服务大局、互促共进的发展格局；拓展国际大众体育交流，引领全民健身开放发展；强化全民健身发展重点，着力做好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和重点人群、项目发展等。因此，研究体育健身差异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社会学意义。

本文主要采用布迪厄的体育理论脉络。布迪厄为当代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开创了道路，他在他的诸多著作中将体育健身与社会地位、惯习和场域联系起来，提供了研究体育社会学的诸多视角，如运用惯习和资本来探讨组织研究方面，运用场域理论来研究体育运动的空间。在其《区分》一书中，将社会阶级和生活方式联系起来，在书中多次提到社会阶层与体育，如不同的运动在阶级之间的分布，如，拳击、足球、橄榄球或健美会让人想到民众阶级，网球和滑雪让人想到资产阶级，高尔夫球人想到大资产阶级。而像高尔夫等运动则会成为某些高度选择性群体的加入条件，作为资产阶级空间的进人权起作用。为此，布迪厄对当时的法国人群做了一个统计，发现“经常从事运动的人依社会阶级不同变化很大，从农业劳动者中的1.7%到工人和职员中的10.1%和10.6%，中等管理者中的24%,自由职业者中的32.3%——我们依照教育水平可看到同等幅度的变化；而当社会等级下降时，性别之间的差别如同在别处一样扩大了”。并且体育运动和健康会在中产阶级和统治阶级中文化资本最富有的那部分人中产生挂钩。健康和健身作为一种推迟的满足被他们当作信仰。

2020年初，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人民响应政府的号召，提倡尽量少出门。但据《疫情影响下的中国下沉市场休闲娱乐洞察报告》调查，疫情期间，81.52%的用户有坚持锻炼的习惯，不过，64.56%的用户选择在家锻炼。78.24%的用户表示，疫情改变了健身习惯，其中，33.59%的用户由户外锻炼改为室内健身，也有21.76%的用户之前不喜欢锻炼，疫情期间开始锻炼健身。该《报告》指出，整体来看，受疫情影响，人们对身体健康的重视程度大大提高。故本文打算运用CGSS2015全国调查数据，试从三个方面研究体育健身的差异，即社会阶层、健康认知和城乡差异，以及上述所提到的个人因素，全面分析个人体育健身频率的差异，以及造成锻炼频率差异的原因。

2、文献回顾和理论假设

2.1、社会阶层和体育锻炼

社会阶层指依据某些特定标准将社会中的个人划分为高低不同的阶层。古典社会学理论中，主要有三种理论，一是根据生产资料的占有或剥削与被剥削来划分社会阶层的马克思社会分层理论；二是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通过财富与收入、权力、声望差异形成了社会阶级的，而分层的标准是多元的，三个要素相对独立，但互相影响；三是根据职业群体作为划分标准的涂尔干的社会分工论（李海杰，2017）。布迪厄从这三位学者的理论种得到启迪，并加以修正（朱国华，2010）。布迪厄用“资本”概念作为阶级划分标准，即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社会上不同阶级不同群体占有的资本总量和占有这些资本的形态是不一样的。而阶层的表现与固化则依赖实践中社会群体由惯习形成的“阶级品味”，这就导致了不同的阶级所从事的运动种类和方式也将不同。

在该领域研究中，国内学者，如，李骁天、满江虹以及卢春天等人都得出阶层的差异会影响体育健身的结论。

故根据上述理论和研究，本文提出假设1：社会阶层对体育健身有正向影响。

（1）健康认知和体育锻炼。

健康的定义不单指身体方面，1989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健康需要从身体上、精神上、社会适应和道德健康4个方面对个体的健康做出全面的解释。所以，健康的定义已经从生理方面过渡到了生理、心理、社会适应和道德方面的健康（高再原，2015）。那么个体对自身的健康认知的标准不能单纯地只是来源于医院的身体检查的数据报告，而更多是个体对于自身从生理和心理方面主观的评判，外人无法对于其余个体做出准确的判断标准。

对于健康认知的研究，在文献梳理过程中发现更多集中于医学领域，对于健康和体育运动领域的研究非常之少并且都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如，丁赟、王胜超等体育专业的学者从对当地高校进行研究，提出健康认知会影响个体的体育健身，当地大学生对于健康知识的缺乏，使得他们无法对自己的健康水平做出准确的定义，从而影响了健康运动。刘大维和陆明涛认为个人主观健康状况对从事体育锻炼概率有较弱的负面影响，即认为自身健康状况不好的居民，有更大的概率从事体育锻炼。李骁天认为健康水平对于体育健身没有显著影响。而国外学界认为，身体健康水平是老年人进行各项休闲活动的重要条件（Paillard-Borgetal，2009），认为自身越健康的老年人，他们的社交型活动将越频繁，其中包括了体育健身。

故根据以上研究，本文提出假设2：对自身的健康认知越满意的人，运动频率越频繁。

（2）城乡和体育锻炼。

第三种理论主要是关于城乡的个体对于运动频率的影响。城乡二元结构一直是我国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主要表现为城市经济高速发展，但农村却相对落后。这种经济发展的差异导致了城市和农村在人口分布、社会文化、制度等多方面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格局。这种不均衡性使得我国城镇居民体育健身频率高于乡村（张彦峰，2010）。这是由于城乡之间的地域差异和思想观念，城镇拥有更好、专业的健身场所，并且农村居民会普遍认为自己由于有更多的劳动时间代替了体育健身，无需进行更多的锻炼活动（马江涛，2014）。

故本文提出假设3：城镇居民体育健身频率更频繁。

（3）研究的数据、变量。

①数据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自2015年度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从2003年开始每年一次，对全国125个县（区），500个街道（乡、镇），1000个居（村）委会、10000户家庭中的个人进行调查。通过定期、系统地收集中国人与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数据，总结社会变迁的长期趋势，探讨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社会议题，推动国内社会科学研究的开放性与共享性，为国际比较研究提供数据资料。至2008年止，CGSS一共进行了五次年度调查，完成了项目的第一期。自2010年起，CGSS开始了项目的第二期，计划从2010年开始到2019年为止，每两年进行一次调查，共进行五次调查。

②变量

a.因变量

以健身频率作为因变量进行研究，在CGSS2015数据中，对应问题是“过去一年，您是否经常在空闲时间从事以下活动”的第九栏“参加体育锻炼”，选项包括：每天，一周数次，一月数次，一年数次或更少，从不。本文将“从不”赋值为0，“一年数次或更少”赋值为 1，“一月数次”赋值为 2，“一周数次”赋值为 3，“每天”为 4，因变量统计情况见表1：

表1 因变量的描述统计

b.自变量

第一，社会阶层，根据CGSS2015数据的“您认为您自己目前在哪个等级上？ ”。 “0”为最底层，“9”为最高层；

第二，健康认知，根据CGSS2015数据的问题“您觉得您目前的身体健康状况是”。选项包括：很不健康，比较不健康、一般、比较健康、很健康。本文将“很不健康”赋值为0，“比较不健康”赋值为1，“一般”赋值为2，“比较健康”为3，“很健康”为4。各自变量统计情况见表2；

第三，户籍。根据问题“您目前的户口登记状况是”。选项包括有：“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蓝印户口、居民户口（以前是农业户口）、居民户口（以前是非农业户口）、军籍、没有户口、其他（请注明：_______________）”八项，在处理过程中，将“其他、军籍、没有户口”去除，“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归为“农村户籍”赋值为0，“蓝印户口、居民户口（以前是农业户口）、居民户口（以前是非农业户口）”归为“城市户籍”赋值为1。

c.控制变量

性别：将男性赋值为1，女性赋值为0；

婚姻：根据问题“您目前的婚姻状况是”的选项，未婚，同居定位为“未婚”，而已婚，分居未离婚，离婚，丧偶均定义为“已婚”，“未婚”赋值为 0，“已婚”赋值为 1；

年龄：将年龄出生年份转为具体岁数，为一个定距变量；

教育程度：根据问题“您目前的最高教育程度是(包括目前在读的)”。选项包括有：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私塾，小学，初中，职业高中，普通高中，中专，技校，大学专科（成人高等教育），大学专科（正规高等教育），大学本科（成人高等教育），大学本科（正规高等教育），研究生及以上，其他（请注明：——）。本文为方便研究，将受教育程度转化为受教育年限。0=没有受过任何教育；6=小学/私塾；9=初中；12=普通高中/中专/技校/职业高中；15=大学专科；16=大学本科；19=研究生及以上。其他类去除。各控制变量同样参照表2：

表2 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描述统计

3、数据分析

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在表3中展示了五个模型。模型（1）：控制变量，即个人特征因素对运动频率的影响；模型（2）：单独加入了社会阶层自变量；模型（3）：单独加入了健康认知自变量；模型（4）：单独加入了户籍自变量，模型（5）：由社会阶层、健康认知和户籍共同放入形成。

表3 运动频率多元回归模型

在模型（1）中，将运动频率与性别、婚姻、受教育程度和年龄进行回归分析，根据各变量系数多对应的P值，性别对应的系数不显著，且只在模型（3）中显著，即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性别对于运动频率是没有相关性的。婚姻所对应的系数为负，且非常显著，即已婚人群相对于未婚人群在其他条件不变下运动频率更低。受教育程度与运动健身频率呈正相关，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运动频率越高。同理，年龄得系数为正，且非常显著，表明年龄越大，运动频率越高。

模型（2）中引入了社会阶层作为自变量，因此根据各变量系数多对应的P值，社会阶层对应的系数显著为0.107，为非常显著，表明其他条件不变下，每上升一个社会阶层，运动频率依次增加。故假设1成立。

模型（3）中单引入健康认知作为自变量，因此根据各变量系数多对应的P值，健康认知对应的系数显著为0.200，为非常显著，表明其他条件不变下，认为自己更健康的人运动频率也同样更频繁。故假设2成立。并且，当将健康认知纳入考虑范围内时，性别系数显著，且为负数，表明以女性为对比，男性运动频率更低。

模型（4）中单引入户籍作为自变量，根据各变量系数多对应的P值，户籍对应的系数显著为0.646，为非常显著，表明其他条件不变下，城市居民在运动频率上比农村居民更频繁。故假设3成立。

模型（5）中同时引入社会阶层、健康认知和户籍作为自变量，三者系数均为显著。

4、结论

本文采用了CGSS2015数据，探讨了我国人民运动频率影响因素。本次研究证明了布迪厄的观点，社会阶层对于个体的锻炼运动有显著影响。侧面印证了具有越高经济地位的人民，如，公务员、个体（私企）业主以及公司管理者在运动消费上会比普通职员、退休人员等更高（杨晓晨，2016）。

而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可以结合到布迪厄的 “[(习性)(资本)]+场域=实践”的公式。这里的资本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在模型中则可以看作社会阶层和教育。不同的社会阶层对于体育健身所能产生价值和利益的判断也不一样，如，劳动阶层会将身体作为工具以特殊的方式来使用，因此锻炼的目的则是出于健康；而中产阶层的目的则是为了提升社会地位，通过体育社交，将所拥有的资本转换成另一种资本。而场域，更多的不是指物理属性上的空间，而是由符号所构建的空间。单一从户籍上并不能说明频率差异的原因，城乡之间的环境，其实从Kazunori Matsumura所提到的现象，可以发现，大部分的工业化国家在城市中都会出现高度压缩的空间和密集人口。反之，农村会有更适宜运动的环境。但正如，布迪厄在《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所分析的，专业的网球俱乐部场地的人会永远穿戴着一套严谨的着装，这种现象无法用“技术定义”来阐释，这种场地乃至衣着的符号，让俱乐部成员会觉得与普通网球场、度假村的新手或者业余人士有着明显对立，打的网球是另一种网球，无论从打球的方式上还是从网球提供的满足上而言。正式的着装符合了这些健身俱乐部“场域”的游戏规则，会拥有更多的场域内资本，如，权力、专业人士的头衔等，因此获得支配性的地位，就像健身房内健身教练有着专业的知识，穿着着专门的运动服饰，对其余健身人士有着指导矫正的权力。而各阶层不同的体育健身这一“惯习”，在这些专门用于体育的场域中随着资本的变化不断调整。所以，城乡的差异在于所提供的专门用于健身锻炼的场域，如公园里的塑胶跑道、收费的健身馆等，许多体育专业的学者则发现这些便于锻炼的场域在经济发达的地区会设立更多，体现了健身运动者会为了获取更多的“权力”，即体育健身背景下的社会资本，如专业知识、眼光等，会主要实践于经济更为发达的城市中，而社会阶层越高的人士，其体育消费也将越高，从事的运动健身频率随之提高。

而从个人层面看，在查阅文献过程中，发现部分学者提出运动频率会与性别有关，本次研究则证实性别对运动频率并无显著影响，只有考虑纳入健康认知时性别才有影响。相同的还有年龄，国内研究锻炼健身的，由于根据CGSS调查问卷，大都会放入休闲方式一领域，对学习型休闲消逍型休闲、社交型休闲、健身休闲同时进行分析，有时会得出性别和年龄有显著影响，但其实性别影响并不显著。

本文也有着一定的不足。CGSS2015数据距离现在2020年已有5年差隔，解释影响因素上或许会有些差异，同时无法提供明确的体育运动种类差异，导致本次研究无法更进一步研究社会阶层所包含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所造成的实践差异。同时，对健康认知这一自变量的解释稍有不足，如丁赟和徐赟则根据生活作息、精神状况、饮食、社交情况和身体检测这些因素来准确定义健康认知，以及能否加入真实的健康水平这一变量有待商榷。

但基于本次研究，可以得出以下启示：第一，不同的社会阶层由于惯习、资本不同会造成不同的运动发生率，社会阶层越高，运动频率也会越高；第二，健康认知作为促使运动发生的动机，来自于个体的主观判断，越认为自己健康的人，锻炼频率也会越高，反之认为自身不健康的人会产生消极态度，减少锻炼；第三，城乡居民的运动差异不在于真实的地理环境，而是专门健身的场域问题。因此，我国想倡导人民群众更广泛地参加体育健身运动，则需要加快建设农村，减少城乡差异，给予相同的健身场域。而对于城市市民，可以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差异，来建设健身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