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跃 孙寒晗

摘 要：档案外展是兴起于欧美国家的一项档案服务活动，具有外展主体与对象广泛、外展形式多样、外展组织过程有针对性等特点。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国外档案外展的探索与实践经历了孕育萌芽、奠定基础、拥抱网络、日新月异四个发展阶段，并逐渐形成教育导向的档案外展服务、面向社群的档案外展服务和基于社交媒体的档案外展服务三大核心议题。文章认为，在后机构改革时代，我国档案机构可以吸收国外档案外展服务的经验，从外展意识、外展内容、外展方式等方面着手，确定档案外展的基本实践要点，做到意识先行，重视受众需求导向；内容为本，深挖档案机构馆藏；技术为路，推广拉近公众距离。

关键词：档案外展；档案服务；公共档案馆

分类号：G273.5

Foreign Research and Practice Progress of Archival Outreach

Zhao Yue， Sun Hanha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of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5）

Abstract：Archival outreach is a kind of archival services that grew up in American and European countries. I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wide range of subjects and objects， diverse forms， and a targeted organizational process. Since the 1950s， th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foreign archival outreach has experienced four development stages， including “starting the gestation”， “laying the foundation”， “embracing the Internet”， and “fast-changing phase”. It has also gradually formed three core topics， consisting of education-oriented archival outreach， archival outreach for communities and social media-based archival outreach. The article believes that in the post-institutional reform era， archival institutions in China can absorb the useful experience of foreign archival outreach to determine the key points of practice from the aspects of outreach awareness， outreach content， and outreach methods. To be more specific， archival institutions have to establish the user-centered awareness and attach significance to the needs of audience； be content-oriented by digging deep into the collection； trea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s the way to promote and narrow the public distance.

Keywords：Archival Outreach；Archival Service；Public Archives

檔案外展（Archival Outreach）作为档案公共服务的重要方式，是国外档案界关注较多的实践与研究议题。1975年，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Society of American Archivists，SAA）年会首次将“外展”作为正式概念引入档案界后，以欧美国家为主的国外档案界对档案外展的必要性、形式、效果等进行了日渐深入的研究，并推动“外展”对象由最初的历史学家、家谱学家扩大至不同阶段的受教育群体等各类社群，凸显了现代背景与广泛意义下档案为公众服务的理念。相较国外近半个世纪的探索，国内档案界对档案外展鲜有关注。个别学者在介绍国外档案馆战略[1]、档案馆数字资源建设[2]、社群档案建设[3]时对档案外展有所提及，但并未深入研究。那么，国外档案界所言档案外展到底是什么，包括哪些内容？国外档案外展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关注的核心议题是什么？国外档案外展的相关经验对后机构改革时代我国档案服务工作有何启发？为回答这些问题，文章将采用文献研究法，系统梳理国外档案外展的研究与实践成果，以期对后机构改革时代我国档案工作拓展服务渠道、提升服务水平有所助益。

1档案外展的定义与内涵

1.1档案外展的定义

据韦氏词典，“外展（Outreach）”作为名词最早用于1859年，意为“伸出手的行为”，后词义演进为向人们提供信息或服务的活动或过程[4]，并广泛用于宗教传教活动、医疗重病护理以及科普活动等领域。国外档案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关注档案外展。起初，加拿大学者倾向使用“档案扩散（Archival Diffusion）”一词而非“档案外展”来描述向用户宣传档案的项目与活动[5]。后经美国学者研究转化，“档案外展”一词逐渐被推广认可，并可与“档案教育（Archival Education）”互换使用，档案外展因此成为西方档案机构工作的重要内容。

关于档案外展的定义，SAA在1992年出版的《档案工作者、手稿管理人与档案管理者术语表》中将“外展项目（Outreach Programs）”界定为档案馆或手稿存储库所开展的有组织的活动，旨在使潜在用户了解馆藏及其研究和参考价值[6]；SAA的在线档案术语词典对外展的定义为：识别有与档案馆任务相关需求的赞助者并向其提供服务的过程，此类服务需量身定制以满足其需求。[7]当然，也有部分学者对外展定义进行了阐释，如塔玛·丘特（Tamar G. Chute）于2002年提出，档案外展不仅涵盖展览、介绍和参观，还包括咨询、捐助者关系和互联网工作，因此档案外展的定义应被更新为：任何档案馆或手稿存储库所开展的活动，其目的为教育当前和潜在用户了解档案馆馆藏、服务和机构历史以及其研究和参考价值[8]。

1.2档案外展的内涵

通过档案外展定义可以发现，档案外展归根到底属于档案服务活动，服务主体是档案机构，服务对象是社会公众，而服务目标则以开展档案教育、宣传档案事业与馆藏、对接用户需求以联络用户（尤其是潜在用户）三方面为主。其内涵特征可归纳为如下几点：

首先，档案外展主体与对象具有广泛性。档案外展的主体既包括国家级档案馆，也包括各地方或各类型档案馆。档案外展对象涵盖了全体公众，包括研究人员、教师群体、家谱学家、记者、政府官员、业余历史学家甚至是单纯对档案好奇的人。以英美兩国国家档案馆为例，其部分典型外展项目及主要受众群体如表1所示。

其次，档案外展形式具有多样性。随时代发展，档案外展的形式也由各类线下活动转为线下与线上活动并行，具体活动类型及其特点如表2所示。近年来，以互联网为载体，通过档案网站或社交媒体为渠道开展档案外展的实践行为愈发普遍，并逐渐成为档案部门的优先选择。

此外，档案外展组织过程具有针对性。鉴于档案外展的对象通常是经细分与选择的用户群体，因此所利用的档案材料也需经过精心选择与组织，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以实现良好的预期效果。此外，档案外展的组织过程也有规律可循，一般包括计划、执行与评估三大阶段[9]，如图1所示。

2国外档案外展服务的发展历程

由于在“档案外展”概念明确前，国外档案界也常将此类活动称为“公共项目”“外展”“外展项目”等，所以在以Google Scholar、Web of Science、EBSCO等为数据来源的检索策略中，笔者将“Archival”“Archives”“Archive”与“Outreach”“Outreach Programs”“Public Programs”等主题词进行组配检索。经人工筛选，共得相关度较高的文献54篇，这些文献随年度变化呈总体上升趋势，尤其是进入21世纪，成果数呈增幅较大（见图2）。

在地域分布上，这些研究成果来源主要集中于美国与加拿大，《The American Archivists》与《Archivaria》是主要的来源刊物。亚洲、非洲、欧洲的档案学者也对档案外展有一定研究，但数量较少且地域分散。此外，从作者分布来看，多数学者仅发文1篇，但值得一提的是，曾任SAA主席的菲利普·布鲁克斯（Philip C. Brooks）与大卫·格雷西（David Gracy）、曾任美国国家档案馆教育项目指导的埃尔西·弗雷沃格（Elsie F. Freivogel）以及学者蒂莫·艾瑞克森（Timothy L. Ericson）是本领域的核心作者，他们在档案外展的内涵阐释、意义凸显、方法探究等方面皆有重要研究进展，为此领域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通过对核心文献的分析，笔者初步将国外档案外展服务发展历程划分为孕育萌芽、奠定基础、拥抱网络与日新月异四个阶段。

2.1孕育萌芽：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

档案外展作为如今档案机构的基本服务之一，其孕育发展得益于档案部门服务意识的觉醒。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复杂的文书工作与海量文件的形成导致档案馆库房紧缺，档案利用需求也大幅增长，菲利普·布鲁克斯（Philip C. Brooks）指出，行政官员最主要的问题是无法在文档（Files）中找到文件（Papers）[10]。档案学者越发意识到这是制度的问题，如谢伦伯格（T. R. Schellenberg）提出，档案机构的职能不是收集和保存材料，而是为用户提供服务[11]。与此同时，档案机构受重视程度低与预算紧张的现状使档案学者不断反思，力图通过提供多维利用方式以改善档案馆在国家机关与社会公众间的印象。这一时期，档案外展思想开始萌芽，具体体现为：

首先在这一时期，咨询作为档案机构渊源已久的服务板块，被认为是联络公众的关键手段。因此，一方面，咨询服务水平与效率的提升成为此阶段的持续议题。时任渥太华档案馆手稿司司长的奥姆斯比（W. G. Ormsby）认为，咨询服务的目标应是在人员与时间允许的前提下提供尽量多的信息[12]；而另一方面，正如谢伦伯格所言，咨询服务中档案的外借对象需为政府机关的必要条件使其服务范围受限，且服务质量受档案工作者专业素养影响较大[13]。咨询服务的种种限制推动档案学者探求其他影响范围更广、影响力更深的服务方式，这成为“外展”概念萌芽的契机。

其次在这一时期中，“档案公共关系”这一议题被纳入研究范围，档案机构将普通公民纳入服务对象，用户群体得到扩展。1951年SAA的年会上有学者指出，政府档案工作者认为其首要责任是为公职人员保管与提供档案，次要责任则是为学者与更广泛的公众服务[14]。大卫·德尔加多（David J. Delgado）也认为，档案服务面向的“公众们”应包括非专业的档案用户以及漠不关心的普通公民[15]。

此外，这一时期虽未正式提出“外展”这一具体概念，但档案机构提供利用的方式也与外展形式有所重合。如维拉德·艾尔兰（Willard E. Ireland）对加拿大各省档案馆的调研结果指出，英属哥伦比亚省档案馆正在为教育部编写本省遗产系列出版物并制作幻灯片用以教学[16]；布鲁克斯也提出巴拿马档案馆计划项目之一是为出版档案相关课程讲义[17]。

2.2奠定基础：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20世纪80年代

国外档案外展方面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加拿大学者率先开展研究，并由泰勒·韦尔奇（Taylor Welch）于1975年SAA会议中提出，即以外展为主题的研究生课程草案，这可被视为“外展”正式引入档案领域的开端[18]。此后，SAA成立档案更广泛利用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the Wider Use of Archives，后简称“委员会”），并成功开展档案教育研讨会、发行出版物等外展活动。1976年，委员会联合北美400多家档案机构开展外展调研。SAA经该调研认识到，现有档案外展工作存在非正式、数量少、间断、无评估等诸多缺陷。档案机构应重视新用户，通过外展使公众参与档案工作，从而更好地记录社会[19]。1980年，SAA创建了名为“咨询，利用和外展”的职能部门[20]。纵然国外档案界于20世纪70年代前几乎没有深入研究外展、宣传与公共项目的历史，但仍存有某些合乎逻辑的基准，可为档案学者的研究提供框架。基于已有初步实践与理论探索，这一时期的档案外展研究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部分档案学者由档案馆转型的必然趋势阐述外展的必要性，呼吁实践界增强对于外展重要性的认识。如埃尔西·弗雷沃格（Elsie F. Freivogel）指出，档案工作者须更多关注档案使用者及其需要[21]。1981年，杰拉尔德·哈姆（F. Gerald Ham）指出，档案工作已进入“后保管时代”[22]，蒂莫·艾瑞克森（Timothy L. Ericson）根据这一著名论断进一步指出，档案工作的目标是实现利用，即档案外展的真正目的是向用户提供利用[23]。

另一方面，1982年SAA出版的基本手冊包含有关公共项目的论述，这被认为是档案工作者开展公共项目活动的分水岭，该手册的面世代表公共项目已作为一项基本档案功能得到更广泛的接受[24]。在该手册出版的同一时期，时任SAA主席的大卫·格雷西（David Gracy）把“档案与社会”作为他的研究主题。更重要的是，他也将“外展”纳入主流档案讨论和活动中[25]。在此期间，也有部分学者对如何开展外展、如何优化已有外展活动等问题展开论述。如霍华德·艾伯盖特（Howard L. Applegate）提出，在传播美国历史文化新观念的任务背景下，档案工作者须对各群体的档案教育需求保持敏感，并通过展览、出版教材、教师培训及成人教育等渠道开展档案外展[26]。

2.3拥抱网络：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00年代初

短短二十年间，国外档案外展随互联网发展而逐渐转型，实现外展事业的巨大成功并获得档案馆话语权。这一时期，档案外展领域的实践与研究主要聚焦于两点：互联网对于外展事业的影响以及在数字时代如何更新外展机制，具体阐释如下：

互联网为外展事业带来了新的契机。一方面，资源数字化成为线上外展的显著优势之一。新技术使外展的宣传与教育功能发挥得更深刻，档案的学术价值、可获取性与易用性得到增强。如“数字巴赫”项目使作曲家巴赫分散各地的诸多作品在互联网重聚[27]。另一方面，线上档案外展使档案机构能够摆脱时空限制，让人们更方便地了解到从未接触过的主题，看到原本不可能看到的档案原件[28]。

然而，档案外展乘借互联网东风固然获取了新机会，却也因处于初步发展期而面临挑战。首先，外展媒介的改变使其效果受影响。正如马克·兰伯特（Mark W. Lambert）所言，外展活动从线下的三维项目转为电脑屏幕上的二维形态，外展项目能否被正确理解为问题之一有待考察[29]。其次，初期互联网档案外展通常仅是将档案由线下转为线上，几乎未将用户在新时期获取信息的新习惯纳入考虑[30]，不利于提升用户黏度。因此，学者纷纷对于如何在数字时代有效开展线上档案外展建言献策。兰伯特认为，档案外展可以借互联网进一步发挥效力的必要前提是建设本部门的网站，将部门政策与外展项目上传，并安装检索工具以辅助用户[31]。威廉·兰蒂斯（William Landis）等提出，档案工作者无论计算机专业程度如何，都应主动参与档案网站的内容开发和批判性评估[32]。

2.4日新月异：21世纪00年代末至今

“Web 2.0”现象在21世纪初震撼了互联网世界。与Web2.0相对照的“档案2.0”，由凯特·泰默尔（Kate Theimer）首度提出。她认为，用户交互是影响下一波档案浪潮的重要因素[33]。“档案2.0”的核心思想引发了档案学者的进一步思考：线上档案外展需为用户提供能在网络上利用档案和进行互动的工具。

在此背景下，“用户”依然是档案外展的中心话题。约翰·奥弗霍特（John Overholt）认为，需要利用Web2.0的优势，为用户提供不受限的档案利用方式[34]。此类有关用户重要性的论述是实现实践转型的基础。为优化档案外展，艾米丽·鲍登（Emily Bowden）提出，设计特色外展空间对吸引特定受众是非常有益的，无论是教师，还是科班生或专业家谱学家[35]。丽莎·亨特莎（Lisa Huntsha）经调研发现，现有档案外展网站的检索功能与大多数用户需求错位，许多用户并非具有特定需求，而只是通过浏览找寻感兴趣的信息。因此，线上档案外展需要为用户提供更多的浏览选项[36]。

与此同时，社交媒体作为Web2.0的催生物，成为使用户中心理念付诸实践的理想平台。弗朗西斯·格鲁巴（Francis Garaba）注意到，许多档案机构已开设Facebook账户，用于发布机构开放时间、地址、网站、外展活动等信息[37]。与传统媒體相比，社交媒体在传播结构、运用能力、即时程度等方面发生颠覆性变化，有利于档案机构开展外展事业、构建参与文化。佛盖·堪特勒拉（Forget Chaterera）对此持有相似观点：社交媒体空间具有促进档案馆与用户深入互动的显著潜力[38]。

同样的，Web2.0与社交媒体的出现也为档案外展带来新挑战。堪特勒拉对津巴布韦档案馆的调研结果显示，妨碍档案外展充分发挥Web2.0潜力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工作人员工作量过大；二是他们缺乏运用新技术所需的专门知识。因此他强调，一方面需要加强工作人员培训；另一方面则要制定明确的政策和战略计划，且档案馆需要对使用Web2.0的外展效果进行评估。最后，他提出了档案外展全流程模型（见图3）[39]。

3国外档案外展服务关注的核心议题

国外档案界在关于档案外展服务目标、服务对象、服务方式等方面的不断探索与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三大核心议题，包括教育导向的档案外展服务、面向社群的档案外展服务和基于社交媒体的档案外展服务。

3.1教育导向的档案外展服务

从档案外展初步兴起的20世纪70年代至今，档案教育始终是其核心目标与功能之一。埃尔西·弗雷沃格作为当时美国国际档案馆教育项目办公室主任，于1978年对教育导向的档案外展服务主体、服务对象、服务方法等问题系统论述，这些均成为档案外展发挥教育功能的理论指引[40]。之后，教育导向的档案外展服务便成为档案外展中的重要研究领域。

教育导向的档案外展服务通常从特定受众的角度展开讨论。其中，K - 1 2（美国基础教育）学生、科班生与教师是主要受众。这一趋势的起点应追溯至休·泰勒（Hugh A. Taylor）于1972年发表的有关鼓励档案工作者参与小学和本科教育的演讲[41]。关于档案工作者与师生群体互动关系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初步发展起来，其中较为著名的论述是加拿大档案保管员肯·奥斯本（Ken Osborne）提出的促进在课堂上利用档案馆藏的方法[42]。进入21世纪，埃莉诺·迪克森（Eleanor Dickson）等经调研发现，面向学生与教师的档案外展经数十年探索发展，主要发生三项转变：一是档案工作者从缺位到直接指导；二是逐渐开始传授学生检索档案信息的方法，以提高学生群体的信息素养（Archival Literacy）；三是互联网促使国家和州立档案馆提供大量数字档案包、课程计划和教学指南，以协助教育工作者[43]。与此同时，愈加丰富与广泛的服务对象于近年来逐渐增多。杰西卡·米勒（Jessica Miller）提出，档案教育外展项目应顺应公众兴趣与数字技术的潮流将服务对象延伸至成人用户，包括退休人员和终身学习者，尤其要对“由流行历史书籍、纪录片、电影和电视节目的消费者组成的受众”加以关注[44]。

教育导向的档案外展服务效果于诸多实践调研中得以体现。一方面，档案外展对学生具有教育意义，体现于可提高档案意识、开阔知识面与塑造人格等诸多方面。例如，库特拜·阿拉姆（Qutbi Alam）通过调查巴基斯坦学生对公共档案馆的校园巡回外展项目的看法发现，此类项目对学生理解权利、责任和公民教育具有积极意义，也有助于学生的人格培养与技能培育[45]。另一方面，除学生群体外，档案外展的教育意义也作用于参与档案外展教育项目的公民，更于国家、社会皆有深远影响，最终将反哺档案事业本身。例如，杰西卡·米勒经调研后认为，档案外展的教育项目主要具有三点意义：于个人而言，能促进公众对历史的理解；于国家而言，能促进公民更充分地参与民主建设；于档案事业而言，能增加档案机构的合作机会，提升档案工作者的职业自豪感[46]。

3.2面向社群的档案外展服务

档案外展服务受众广泛，除学生与教师群体外，其又一关键受众群体是各类社群。面向社群的档案外展服务与20世纪80年代起规模化社群组织的建立进程逐渐接轨并发展成熟。安吉拉·迪利维亚（Angela L. DiVeglia）认为，面向社群的档案外展有两大核心目标：一是联络用户以获得档案捐赠；二是通过互动扩大用户基础，并向受众宣传档案事业[47]。在此活动背景下，国外档案界相关研究成果颇丰，研究内容主要包括面向典型社群的档案外展研究，以及对面向非典型社群的档案外展情况调研。

在对典型社群的档案外展研究中，以面向LGBTQ2+（性少数群体）社群的档案外展研究数量最多、研究成果最全面，这基本明确了面向典型社群的档案外展服务的前提、主体、内容与效果：①外展前提。档案外展前，档案工作人员应将个人隐私关切以及社群成员之间的权利关系等纳入考虑范围[48]。②外展主体。各LGBTQ2+社群档案馆成为档案外展主力军，如加拿大性少数档案馆（The ArQuives，曾称“CLGA”）[49]。③外展内容。以与本社群历史相关的电影及书籍展览、讲演等为主。如The ArQuives正在创建内容以进行加拿大性少数社群历史上突出事件的永久内部展览[50]。④外展效果。迪利维亚经调研性少数社群发现，该社群成员认可档案工作者对本社群的重要意义，因为档案外展不仅能够宣传社群，促进社群维权与去边缘化，还能使社群成员了解本社群历史，并掌握查阅档案的方法等[51]。

相较于面向典型社群的档案外展外，面向“小众”社群的档案外展具有实践数量较少、分布零散与研究层次不深等特点，但因社群的多样性与档案外展的独特性仍呈现出不同亮点。其中，莎拉·帕森纳（Sarah Passonneau）等提出面向希腊社群的档案外展SPICE模型，以背景（Setting）、指导思想（Perspective）、执行（Intervention）、对比（Comparison）、评估（Evaluation）五点构成档案外展的基本组织流程[52]。其中，“对比”这一环节通常未被涵盖到档案外展的实践过程中，但通过对比档案外展受众参与活动前后的知识量等指标可有效衡量档案外展开展的实际效果。此外，加拿大学者克里斯塔·布拉德利（Crista L. Bradley）提出，档案工作者应加强与本国55岁以上老年人用户的联络，并展望了为该社群提供档案外展服务的基本框架：评估当前方案，审查物理设施与沟通策略，建立与该社群的伙伴关系，执行外展活动。同时，该研究也针对老年人群体的特征提出了部分建议实施的外展策略，如根据老年人的阅读与参与课程学习的习惯，档案外展可采取组织老年人、教育机构发表演讲的方法[53]。

3.3基于社交媒体的档案外展服务

当前，信息技术，特别是社交网络平台，已成为协助档案外展工作开展的有力工具。与此同时，相较建构复杂的交互式网站，社交媒体既能大幅降低运营成本，也能营造出比网站更具体验感的互動氛围。由此，越来越多的国外档案机构将目光转向以Facebook与Twitter等社交媒体为主要渠道的档案外展活动。

亚当·克林布尔（Adam Crymble）于2010年对档案机构和档案工作者应用Facebook和Twitter的情况分析可被认为是相关研究的起点。其研究结果显示：绝大多数档案机构于社交媒体发布原创内容，而档案工作者则倾向于发布自己认为有用的内容；内容发布频率与受众数量无关；对其他机构使用社交媒体情况的考察，可促进档案机构和工作者选择更合适的社交媒体平台[54]。此后，诸多学者对该议题展开深度调研。在档案外展对社交媒体的利用现状方面，凯特·斯特拉顿（Kate M. Stratton）通过调研21个档案机构的Twitter发现，Twitter正被档案机构用作宣传工具与展览空间，其所发布内容可被归为信息提供、信息搜索、信息传输和会话四类[55]。在应用需求方面，琼·玛格丽特·辛克莱（Joan Marguerite Sinclair）认为，应用社交媒体开展外展是获取公众支持、挖掘档案价值、适应数字环境的必要方式[56]。在应用方法方面，约书亚·海格（Joshua D. Hager）提出四点建议：突出可视化项目；与其他机构合作以放大社交媒体的合作优势；发布具有内在价值的外展项目；打造聚焦于一两个主题的档案外展设定[57]。在应用效果方面，艾米丽·鲍登经调研发现，Facebook档案外展确实影响了档案机构用户的数量和用户对其寻找内容的参与程度[58]。总的来说，以社交媒体为渠道接触用户的在线外展活动，不仅有可能扩大档案在学术领域的相关性，还极有可能扩大用户参与度。

然而，社交媒体作为档案外展的崭新渠道，在应用之初为研究领域也带来不少新问题。第一，档案外展内涵需随之修订，以反映利用社交媒体进行“虚拟外展（Virtual Outreach）”的新兴做法[59]。其二，研究不乏批评之声，主要针对社交媒体的应用风险。具体包括档案机构的名誉损害、档案工作者个人与职业身份易产生混淆以及社交媒体档案外展影响有限等[60]。诸多问题都表明，适应社交媒体需要档案机构科学决策，而不仅是选择一个平台开始工作，所有档案活动都应随社交媒体的外展职能而有所调整，且与档案外展保持平衡。

4国外档案外展服务对我国的启示

2021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第28条明确要求，档案馆应“创新服务形式，强化服务功能，提高服务水平”。显然，后机构改革时代的公共档案馆建设对档案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当前，我国档案服务实践与研究当中，尽管没有引入国外的档案外展术语，但档案展览、档案网站信息服务、档案新媒体服务等活动与此类似。相较于国外线下技术多样的展览、引人入胜的活动与线上各类智慧资源库、排版精细的博客，我国档案服务工作对面向社会开展主动外展服务理论的认识与实践行动尚显不足，档案主动服务内容精细度有限、用户吸引力不足、机构关注度不够。这也间接放大了档案馆档案服务面临的三大矛盾：馆藏底蕴深厚与价值发挥度有限的矛盾、档案服务途径单一与用户需求多样之间的矛盾以及东西部档案馆服务水平落差的矛盾[61]。为助推矛盾解决、重塑档案馆价值，笔者认为可以吸收国外档案外展服务的有益经验，从外展意识、外展内容、外展方式等方面着手，确定档案外展的基本实践要点。

4.1意识先行，重视受众需求导向

公共档案馆作为面向社会的记忆机构，开展档案外展服务的重要前提是树立以用户为中心的服务观念，使用户需求成为档案外展的内容靶向。目前，我国档案服务愈发重视用户观念，尤其是综合档案馆，在数字时代良好践行“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的工作宗旨，推出多类便民档案服务，包括实地服务、异地查档、建设数字档案馆、开通社交平台官方账号、发展新媒体等。其中，档案外展扮演着服务用户的重要角色，如线上档案专题展、社交媒体平台档案推文，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用户了解、利用档案的需求。然而，当前我国档案外展于用户意识层面体现度仍存不足，如档案外展内容大多为本机构工作情况与历史档案展览，并未依据受众需求进行选材，因而公共档案馆首先要重塑用户观，重视档案外展不同受众群体的需求。

为此，一要扩展用户外延，丰富用户内涵。除政府机关、研究人员等传统意义上的核心用户，更多元广泛的受众群体应被认可。相较国外档案外展对退休群体、少年儿童群体、移民群体等多元群体的关注，我国档案机构还需进一步探寻常规用户以外更广阔与更复杂的受众群体，例如退休人员、少年儿童、知青、老红军、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等群体。二是要细分用户群体，构建用户画像。国外档案外展通常以群体与社群划分受众，前者如学生群体，后者如性少数社群。我国档案机构的档案外展用户通常被泛化为社会公众，用户不明确进一步导致用户需求不明，从而使档案外展选材大同小异，无法引发大量用户共鸣。由此，用户调研应成为档案外展的基础，只有通过深度调研，才能解答哪类群体是档案馆的主要目标受众、哪类群体会从馆藏资源中受益最多、哪类群体最能体现档案的教育价值等诸多问题，在调研基础上，用户画像的构建不仅是档案外展成功的基础，也将裨益档案利用工作全程。

4.2内容为本，深挖档案机构馆藏

档案外展的核心目标之一即宣传，而优质的内容是形成广泛传播效应的必要前提。档案工作者着手外展活动的选材之前，应该对以下内容进行考虑：

首先，内容是否符合需求、关注受众。公共档案馆建设得以顺利发展的原因除保留社会记忆、长久保管档案的必然要求，还有社会各群体的档案利用诉求，这一诉求即档案信息传播的内容靶向。我国大多档案外展的内容特征：一是选题较宏大，远离公众日常生活，从而导致传播范围不广；二是内容受众不清晰，无法真正发挥档案价值，也无法收获新用户。档案虽是社会实践的产物，但仍具较强专业性，如何于独特的垂直领域产出既精准对接用户需求、又具有广泛教育意义的外展内容是档案工作者应进一步思考的。

其次，內容是否友好表达、具有人文温度。我国传统档案外展用语通常采取第三人称叙述，虽保留了档案客观、真实的特征，但也易与大众产生心理距离，导致公众参与积极性不高，外展教育效果甚微。对比英国国家档案馆官网的线上外展板块，除显示档案外展正文之外，同时配有相应指南，以温和友好、平易近人的口吻指导用户利用线上档案外展资源，从而最大程度地发挥其功能。

最后，内容是否从馆藏中来、到馆藏中去。正如约书亚·海格所建议的，档案外展应突出有内在价值的项目。所谓内在价值，即一方面，档案机构的特定受众若对某一主题极感兴趣，与该主题相关的内容则具有更高的内在价值[62]。例如，大学历史上一场著名篮球比赛的照片可能对该大学的校友有内在情感价值。另一方面，社会热点与流行话题也是内在价值的决定因素，这需要档案工作者挖掘丰富馆藏资源中的细节与亮点，选取符合要求的内容加工产出。同时，对于馆藏内容的深挖，也将引导受众回归档案资源本身，关注档案馆与档案馆藏的发展，从而使档案机构获取更多的公众支持。

4.3技术为路，推广拉近公众距离

随着网络技术的成熟，我国诸多档案馆早已进行了网站开发与微博、微信平台信息发布等工作，部分机构的数字档案馆建设也颇有成效。然而，当前的数字化工作大多仍较为注重对馆藏内容的单纯数字化，而非对其进行在线开放利用，已有的档案外展实践也存有较多缺陷。如何真正发挥技术的创新性作用、如何在数字时代协调档案工作者与用户间的关系等都需进一步解答。以新媒体平台为例，档案机构可从推广与互动两方面增强档案外展效果。其一，在形形色色的新媒体平台之间，受社交需求与基本生活需求引导，人们的注意力聚焦于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购物软件。因而应以此三平台为出发点，衍生互相配合的档案外展传播策略：以微博、微信为主加强社交媒体档案外展；以短视频平台推广视觉档案外展；以购物平台与直播为跳板开发并售卖文创产品。三者辅以线下档案外展，形成良性循环，如图4所示。

其二，增强互动，提高用户参与积极性。网络技术时代，通过档案外展可随时随地联络用户。以新媒体为平台的档案外展，允许用户跨越时空挖掘档案价值。由此，除内容运营与推广营销，利用新媒体开展档案外展还应注重粉丝经营，吸引用户，留住用户并增强粉丝活跃度。为实现这一目标，档案机构可积极发布使用户有代入感的内容与能够轻松参与的活动。此外，还可在文章末尾留下问题允许用户在评论区回答、设置投票、发布抽奖活动以增强用户黏性。

5结 语

文章所提出的档案外展并非新时期公共档案馆提高服务水平的唯一出路，也或许并非是最佳方法。但鉴于国外已有理论研究与实践丰厚成果，因而也不可否认其生命力与科学性。目前我国档案界对档案外展认识不深，档案外展实践水平也需进一步提高。数字时代，线上档案外展与我国档案馆数字化转型趋势相符，是增强公民档案意识、培育家国情怀的有效方法，更是建成新时代智慧档案馆、真正实现主动服务的必经之路，因此还需理论与实践双方面的后续深入探索。

*本文系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面向‘三化融合的非遗档案资源建设多元协同模式研究”（项目编号：20CTQ034）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与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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