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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渔诗歌人民性的美学特征

2021-05-05程秀

今古文创 2021年7期
关键词:美学特征人民性

【摘要】 朵渔作为一位当代诗人,其写作经历了由个人向度向人民向度的转变,他秉着“民间知识分子”的身份立场,以人道之心,执客观之笔,书写民众的现实生活,自觉承担起一个知识分子的时代责任。本文以《今夜,写诗是轻浮的……》一诗为例,尝试对朵渔诗歌人民性的现实典型之美、悲剧崇高之美、时代哲思之美等美学特征进行探析。

【关键词】 朵渔诗歌;人民性;美学特征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07-0016-03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三五”(2019年)规划项目: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视域下中国新时期诗歌人民性研究,项目编号19WX19。

文艺创作要“以人民为中心”,这意味着,文学作品要自觉与民众建立起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因为“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倘若脱离了人民,文学作品必然会成为无根浮萍。于朵渔而言,他自己的定位是“民间知识分子写作”,其实在无形中他为自己的写作确立了一种现实方向,即人民向度。这种民间立场,民间定位,也反映出他对文艺创作根本问题的思考—— “为什么人”服务。作为一个“民间知识分子”,就是要让沉默的民间发出声音,以文字之光照亮民间。在朵渔看来,民间便是实实在在的现实,是偶遇两个聊着热门话题的老太太,是在晚间跑步时遇到的城市拾荒者,是在地铁站看到的正在哭泣的姑娘……作为当代诗人的朵渔,也是民间的一分子。一方面,他是民间的组成部分,这种联系是不可分割的,但另一方面,他又仿佛像一只蝴蝶可以轻盈地抽身而出,将民间景象留在他熟练切换的长镜头或者定格中,让它们在一种内在的视角审视下产生美学意义。这种诗歌人民性的美学,其特征主要表现为现实典型之美、悲剧崇高之美和时代哲思之美。

一、朵渔诗歌人民性的现实典型之美

“真正的现实主义是充满人民性、真实性、批判性的,它不仅是一种创作方法,更是一种价值立场,一种价值诉求,称其为‘现实主义精神’更符合其本质。” ①我国现代诗歌的“现实主义”发展经历了一个复杂曲折的发展过程,回归后的现实主义变得更加深厚更加有质感,在关注现实追求真实的前提下,以长镜头和特写视角去审视描绘社会转型期人民的典型生活图景。朵渔的诗歌很多时候是站在一个民间立场,以一个“民间知识分子”的身份去审视人民的现实生活,对人民的生活状态和命运形态都充满了理性思考和自觉关怀,因此其作品是充满人民性、真实性和批判性的,具有一种现实典型之美。

朵渔的诗歌总是以冷静的思考和客观的笔触去描绘人民的生活和命运,不回避矛盾,不粉饰现实。真实是艺术最永久的生命力,朵渔也正是因为秉持这种真实性的精神,去阐释人民性,所以他的诗歌中常常会有一种无法比拟的感染力和冲击力。比如其代表作《今夜,写诗是轻浮的……》一文中写道:“……想想,太轻浮了,这一切/在一张西部地图前,上海/是轻浮的,在伟大的废墟旁/论功行赏的将军/是轻浮的,还有哽咽的县长/机械是轻浮的,面对那自坟墓中/伸出的小手,水泥,水泥是轻浮的/赤裸的水泥,掩盖了她美丽的脸/啊,轻浮……”这首诗歌曾在诗歌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影响力经久不衰。其根本原因在于,他在面对遭遇了地震苦难的人民时,客观地真实书写,冷静地思考批判,以自省的态度,去讽刺“轻浮”与“可耻”,这才是对人民最真诚的尊重。

诗评家张清华曾说,朵渔这首诗之所以被认为是当年地震诗歌中最好的一首,“不是因为它书写了更感人的人性和情景,更高尚的人格和故事,而是它提出了一个问题,面对灾难,我们该写什么?只有这样的诗歌,才能将人们带进人性拷问和良知发现的境地,才能使一切已发生的悲剧和消失的生命获得价值” ②。作为一个“民间知识分子”,朵渔的这首诗不仅提出了面对灾难,“该写什么”的问题,也提出了“该为谁写”“该如何写”的问题,由此可见,这首诗其实提出了三个主要问题:该为谁写?该写什么?该如何写?同时也给出了一个真正的現实主义方向,即为人民写,写真实,客观写。其中“为人民写”是立场,“写真实”是精神,“客观写”是态度。

朵渔曾在文章《为什么普遍写得这么差》中解释道:轻浮,更多地指向一种自我批判,羞愧,懦弱,无力感,并且认为,轻浮的人也永远无法理解“自省”的含义。《今夜,写诗是轻浮的……》这首诗是诗人自觉站在人民性的立场上,对自我灵魂的拷问,也对整个社会灵魂的拷问。“丢弃的器官”“苍蝇,墓边的哭泣”“电视上的抒情”“宣传部”“主持人”“将坏事变成好事的官员”“悲伤的好人”“我”等都是“轻浮”的,这里隐含着诗人作为一个民间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和使命意识,面对灾难,他是一个见证者、质疑者和批判者,而非歌功颂德的角色。无疑,这种充满人民性、真实性、批判性的现实主义书写,才是一种“真实”的典型,才属于“真正的现实主义”,才具有一种现实典型之美。

二、朵渔诗歌人民性的悲剧崇高之美

朱光潜先生说:“悲剧感是崇高感的一种形式。” ③悲剧,常常诞生于冲突。而导致悲剧的冲突,既包括人类社会内部至少两种力量的冲突,也包括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之间失衡的冲突。激烈的悲剧冲突,使人感到悲痛的同时,也会给人带来一种震撼力和落差感,从而让人在悲剧冲突面前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严肃而深刻的思考,给人以力量,带来一种崇高的精神体验。

《今夜,写诗是轻浮的……》这首诗所传达的悲剧性,不仅在于美丽的生命形态被自然灾害所摧毁,也在于厚重的生命内涵被社会各界所“轻浮”,如此便酿成了肉体与精神上的双重之痛。“那自坟墓中/伸出的小手”“在她的骨头上钉钉子”“把她美丽的脚踝截下”“请将他的断臂还给他”“丢弃的器官”“眼泪、尸体、血”等都呈现出美好的生命形态被自然灾难撕毁的残酷画面,这种十分具体而冷静的描绘,令人感到恐惧与怜悯。“哽咽的县长”“电视上的抒情”“宣传部”“主持人”“将坏事变成好事的官员”“悲伤的好人”“我”等身份行为呈现出的是厚重的生命内涵被社会各界所“轻浮”的残忍现状。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两组力量之间的冲突,一组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冲突,一组则是人类社会内部的冲突,前者是生命(命运)的悲剧,后者是精神的悲剧。

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冲突,在某种意义上暂时打破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使“万物与我为一”的状态失去平衡,这其实可以看作是一种宇宙暂时失衡的冲突,最终酿成不可控制的生命(命运)悲剧。这种宇宙大悲剧本身就带有强大的震撼力。而人类社会内部的冲突,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遇难者生命的厚重感与社会各界所展现出来的“轻浮”状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产生一种情感上的落差感。在这种双重悲剧冲突中,油然生出的一种与受难人民的生命相关联的痛苦感觉(共情),能激发出个人对人民遭遇灾难的关怀与怜悯,从而使个人的情感得到“净化”。这种激烈的悲剧冲突所带来的一种震撼力和落差感,会让人在其面前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严肃而深刻的思考,同时也给人以力量,带来一种崇高的精神体验。这种崇高的精神体验过程,便成为一种美的体验过程。

诗歌中所体现的这种人民性的悲剧崇高之美,是诗人朵渔站在一个“民间知识分子写作”的立场,以平视的姿态去审视而形成的一种美学特征,而非以俯视的姿态或者上帝视角,因此这种美也就更具人民性。也正是因为朵渔这种自觉的人民性立场,由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冲突所产生的悲剧,及由人类社会内部冲突所产生的悲剧,才会更具崇高之美。

三、朵渔诗歌人民性的时代哲思之美

作为当代诗歌界的优秀代表,朵渔的诗歌除了具有现实典型之美、悲剧崇高之美,也传达出一种深邃的时代哲思之美。诗歌“时代哲思”的内涵可以多种多样,但是无论如何一定离不开精神向度。这里的精神向度具体而言可以理解为人民性、公共关怀或者公众关怀。诚如一位诗人所言:“一个诗人既要坚持一种写作的难度,不向任何时尚和风气妥协,坚持按照自己的艺术标准来写作,但在另一方面,又要保持一种对历史、人生和灵魂问题的关怀。只有这样,它才能具有‘公共性’,它才会具有它穿透人心的力量。” ④

朵渔曾在《诗歌的光源及我们的现状》一文中写道:“在对诗歌的探险中,越是接近光源,越有一种临渊的眩晕。而伟大的诗人是不顾自我的,总是将自己置于一个开放的、危险的境地。”对于诗歌,诗人朵渔总是以一种探险者的情怀不断寻找“光源”,对可能存在或即将出现的遮蔽和偏执时刻保持警惕,把自己“置于一个开放的、危险的境地”,从而让自己能及时地更新自己的观念,让诗歌能保持最旺盛的活力和最新鲜的血液。在不断更新自己的观念,不断为自己的诗歌注入新鲜血液的过程中,就产生了对“时代”的愈来愈深邃的哲理性思考。

关于诗歌与时代的关系,当代诗人沈浩波在《诗人能否直面时代?》一书中进行了深刻的思考:“这么大的时代,这么强烈的时代,我们的诗人却集体噤口了,到底是不屑还是无能……作为这个民族的诗人,我们不能集体对这个民族正在发生的一切视而不见,何必非要扭捏着去接受一个‘诗歌在时代之中’的借口而不能主动地‘直面我们的时代’呢?要知道这个时代正是由我们每一个人构成的,我们的心灵天然就能感知这一切,为何要放弃,定要躲进书房、躲进语言、躲进艺术呢?” ⑤在黑暗中寻找“光源”,在喧嚣中书写时代,朵渔始终能主动地“直面我们的时代”,关注现实、人性以及人的精神困境,也正因如此,他的诗歌才能既有思想深度又有情感温度,他的形象才成为了一个能直面时代的沉思者形象。

历史上伟大的作品向来都不是只陶醉于自我而远离人间,远离人民的作品,而常常是建立在人民性向度下对时代进行深邃哲思的作品。

在《今夜,写诗是轻浮的……》这首诗的书写中,诗人没有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以俯视灾难中的人民,也没有去进行无意义的应景写作,而是始终站在民间立场平等审视,对时代进行冷静思考,对人民进行客观书写。从中也可以看出朵渔是一个具有主动的时代意识和自觉的公共关怀的诗人,而非“躲进书房、躲进语言、躲进艺术”的书斋诗人。总之,朵漁诗歌人民性的这种时代哲思,所体现出的是一个诗人的时代思考意识和社会担当精神。

综上所述,朵渔的诗歌无论是体现了现实典型之美、悲剧崇高之美,还是时代哲思之美,都是自觉以人民性为基础、为目的。纵观文学史,可以发现最受欢迎的优秀文艺作品,往往都是萌芽于人民大众的生产生活之中,深植于人民大众的精神情感世界。“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不能以自己的个人感受代替人民的感受……” ⑥因此,在当代诗歌的书写中,“诗言志”之“志”,就不能仅是“私志”,要自觉建立起与人民内在平等的共情关联,不断融入更丰富更深厚的时代内涵。只有自觉坚守人民性立场,关注人民生活,渗透人民精神,关联人民情感的文学作品,才是最有深度、厚度和温度的文学作品。

注释:

①陆贵山:《中国当代文艺思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②张清华:《1978—2008中国优秀诗歌》,现代出版社2009年版,第307页。

③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8页。

④王家新:《诗歌能否对公众讲话?》,诗生活网2004年。

⑤沈浩波著、杨克主编:《诗人能否直面时代》《2006中国新诗年鉴》,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第284-285页。

⑥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读本》,学习出版社2015年版。

参考文献:

[1]陆贵山.中国当代文艺思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张清华.1978—2008中国优秀诗歌[M].北京:现代出版社,2009:307.

作者简介:

程秀,女,汉族,江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助教,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学科教学(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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