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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使之死》

2021-05-05张珉

今古文创 2021年7期

张珉

【摘要】 苏联文艺学家、作家尤里·迪尼亚诺夫的历史传记小说《公使之死》以戏剧家格里鲍耶陀夫的生平为创作素材。作者充分结合历史性与艺术性创作原则,援引大量真实史料,深刻揣摩并艺术表达主人公的心理活动,以日常生活、创作经历以及外事活动为切入点,客观辩证地阐述了格里鲍耶陀夫具有传奇色彩的双面人生,反映了十九世纪贵族阶级革命知识分子的波折命运。

【关键词】 迪尼亚诺夫;格里鲍耶陀夫;《公使之死》;双面人生

【中图分类号】I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07-0006-02

基金项目:本文系黑龙江省社科基金项目《什克洛夫斯基文学批评研究》(项目编号:20WWD223)的阶段性成果。

尤里·迪尼亚诺夫(1894-1943年)不仅是苏联形式主义理论家、批评家,同时还是著名的文学史家和小说家。在文学创作领域,他热衷于撰写历史传记小说,被誉为“俄苏历史传记小说之父”[1]135,代表作包括《丘赫利亚》(1925年)、《公使之死》 (1928年)、《普希金》(1935-1943年)等。《公使之死》取材于俄国戏剧家亚历山大·格里鲍耶陀夫(1795-1829年)的真实经历,详细描写了这位作家从1828年携带土库曼彻条约返国到1829年罹难于俄国驻德黑兰大使館的短暂历史,并在其中插叙回溯了诸多年少往事。迪尼亚诺夫在这部作品中致力于还原真实的历史,同时又注重小说文本的风格与手法,书写了格里鲍耶陀夫令人敬羡又叹惋的双面人生。

一、显赫一时的漂泊客

格里鲍耶陀夫出身于贵族家庭,卫国战争结束之后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同时在外交领域施展抱负,先后担任使团秘书、波斯全权公使等职务。在迪尼亚诺夫笔下,格里鲍耶陀夫既被塑造为公众场合光鲜亮丽的显赫权贵,又被细致刻画为长期居无定所且内心孤苦无依的漂泊者形象。

在小说的开篇,格里鲍耶陀夫顺利完成外事谈判任务,携带土库曼彻条约载誉而归。他官阶晋升,从此成为官场炙手可热的红人,一时风光无两。他出入于宴会舞厅,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成功使他飘飘然。他现在就是去某位将军家赴宴。现在无人不来邀请他。”[2]146格里鲍耶陀夫的权重望崇还体现在诸多细节中。他作为高贵来宾受邀担任外交委员会附属东方语言学校考试的主考官,教授先科夫斯基先与院士产生争执,后又严厉批评考生,最后却迫于格里鲍耶陀夫的官威做出让步,在考试结束之后,先科夫斯基主动提出与他合办杂志的意愿,在遭到拒绝之后仍旧对他表示崇敬。

虽然格里鲍耶陀夫在官场如鱼得水,名利双收,俨然一副成功者的姿态。但纵观全书,格里鲍耶陀夫一直处于颠沛流离的状态,稳定安心的生活对他而言是一种奢侈。格里鲍耶陀夫与波斯谈判结束之后回到家乡莫斯科,阔别故土多年,本该是荣归故里,然而家中破旧不堪的摆设和母亲的巨额欠款让他倍感不适。他本想走访亲朋好友,在莫斯科的街头巷尾找寻自己的青春,但却事与愿违,“他想与被他十年的毫无目的奔驰所伤害的大地言归于好。但是他未能与大地和解,他就像迎面遇见的第一个旅人。”[2]45格里鲍耶陀夫成为故乡的一介过客。他匆匆离开莫斯科赶赴彼得堡,俄国政府考虑到他曾与十二月党人密切来往,因而派遣他出任波斯大使进行“政治性流放”。辗转多地之后,他到达了“第二故乡”梯弗里斯,与格鲁吉亚少女尼娜结为伉俪。不过好景不长,他又在上司的催促下告别妻子前往大布里士,最后在德黑兰不幸客死他乡。格里鲍耶陀夫在这种漂泊不定的生活中饱尝辛酸,“无法形容的孤独像是有生命的活物,以最悲戚的可憎的方式,钻进了他的体内。”[2]452

迪尼亚诺夫对格里鲍耶陀夫的栉风沐雨深表同情,“这个名人没有容身之所,没有避风雨的角落,只剩下一颗心,像钟摆一样来回摆动:时而具有青春活力,时而老朽无力。”[2]30他在书中暗示,人们只有理解格里鲍耶陀夫耀眼光辉形象背后的落寞消极一面,才可能做出正确评价。正如同受十二月党人牵连被贬为士兵的别尔斯捷尔所言:“如果对格里鲍耶陀夫没有深入的理解,我就不可能公正地评价他。”[2]306

二、厌倦文学的戏剧家

格里鲍耶陀夫是俄国现实主义戏剧先驱,他的巅峰之作《智慧的痛苦》开启了俄罗斯戏剧发展的新篇章,别林斯基将其视为“真正广阔地、诗意地描写俄罗斯现实生活的第一个典范”[3]181。然而在《公使之死》中,迪尼亚诺夫为读者展示了格里鲍耶陀夫对待文学爱恨交集的态度:一方面对文学感到失望厌倦,另一方面心底对于文学的热忱不曾泯灭。

格里鲍耶陀夫作为闻名遐迩的戏剧天才受到后世尊崇,然而在当时的俄国社会,他的创作才华却得不到充分施展。格里鲍耶陀夫早于1823年就已完成《智慧的痛苦》,然而直到他去世都没有看到这一作品的出版。迪尼亚诺夫还提及格里鲍耶陀夫另一部未完成的戏剧《格鲁吉亚之夜》。格里鲍耶陀夫当时立志要完成这部作品,但他担心无法发表,因此不断进行修改,结果剧本情节变得面目全非,全无在杂志刊登、剧院上演的可能。心血之作一再夭折让格里鲍耶陀夫有苦难言:“他们会称他为‘著名喜剧的作者’,或者称他为‘未曾发表的喜剧的作者’。”[2]193他逐渐厌倦文学创作,“格里鲍耶陀夫仇视文学界那帮自尊的恶棍。他在内心深处连文学也仇恨。文学掌握在别人手中,一切都是倒行逆施,干的事都是多余的。”[2]71-72

作品无法发表确实对格里鲍耶陀夫造成了巨大打击,但内心深处对于文学的强烈感情使他没有放下创作的笔杆。当好友布尔加林得知格里鲍耶陀夫在创作悲剧《格鲁吉亚之夜》,便催促他尽快完稿,因为有许多人都在关注他的新作,“剧院在期待,大家都在期待。现在连一出悲剧都没有。大家期待你。”[2]181这一消息震颤了格里鲍耶陀夫那颗万念俱灰的心脏,他装作毫不在意地回问:“怎么会这样期待呢?为什么偏偏期待我的悲剧呢?”当布尔加林告诉他人们都缠着问新作品的事情时,他又追问:“谁缠住你?你究竟怎么回答的?”[2]181随后他同意了布尔加林召开新作朗诵会的提议。在朗诵会上,普希金的在场刺激了他的创作自尊心,他重新认真审视自己的作品。尽管遭到官方否定,格里鲍耶陀夫依旧对作品的文学价值充满信心:“这出悲剧掷地有声的词句肯定能够闯入微不足道的彼得堡文学界。它的声音特别地刚强铿锵。”[2]190

在《公使之死》的结尾,格里鲍耶陀夫扪心自问:“你是说过大话,要根本改变整个俄罗斯文学,使它回归平民百姓的源头,你要创作歌曲,创作俄罗斯的剧本。”[2]554他否认这是大话,他也曾意气风发、壮志凌云,却难以突破俄国当局文学禁区的重重封锁。格里鲍耶陀夫是普希金心目中“不曾在《莫斯科电讯》发表过一行字的笛卡尔”[4]69,文学信仰与抱负永存心间。

三、追求荣誉的爱国者

在迪尼亚诺夫看来,格里鲍耶陀夫是才华横溢的作家和精明强干的外交家,但他并非无欲无求的圣贤,并不甘于清贫乐道、默默无闻的生活,荣誉是他一生前进的动力与追逐的目标。但无论格里鲍耶陀夫如何在乎名利地位,他本质上都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在国家利益面前不计个人得失。

《公使之死》中的许多情节体现出格里鲍耶陀夫对于个人荣誉的看重。在彼得堡剧院,刚刚回国就获得万众敬仰的格里鲍耶陀夫不禁感慨,先前在波斯奔波劳苦正是为了享受此刻权倾天下的感觉:“他掌握着所有的人,他比他们所有人的地位都高。与阿拔斯的多次谈判,巴结讨好帕斯克维奇,今天宫里的仪式,这些都是一种铺垫,是他在这里掌握人群的条件。”[2]63除此之外,他决定出使波斯也是出于实际利益的考虑,没有功绩就得不到人民的拥簇,“荣耀是不可能永存的。他只要一定居下来,所有的人都会如潮水一样退走。”[2]193他为自己的权力锱铢必较,要求在波斯设全权公使代替代办。格里鲍耶陀夫成功跻身上流社会之后,为求仕途飞黄腾达,逐渐养成阿谀奉承的恶习,他极力讨好帮助自己升迁的“珍贵庇护人”——帕斯克維奇将军,迪尼亚诺夫认为,“他扮演了莫尔恰林。”[2]155格里鲍耶陀夫成为自己笔下曲意逢迎的反面角色。

在迪尼亚诺夫眼中,格里鲍耶陀夫不单单在意个人荣誉,他还拥有极强的国家荣誉感与难以磨灭的爱国信仰。他曾经驳回先科夫斯基看衰俄国的言论,痛斥轻视祖国荣誉的士官,也曾在阅兵式看到通过自己谈判争取的赔款被国家叛徒运送而气到昏厥。格里鲍耶陀夫到达德黑兰之后,不仅成功为俄国争取到赔款,还提升了俄国在东方的地位,为祖国立下汗马功劳。在小说的最后,面对波斯宗教势力宣战的威胁,格里鲍耶陀夫仍然誓死捍卫法律条款,坚决不肯交出有权返回俄国的霍贾·米尔扎·雅库布,虽然他也曾不断反问自己是否值得如此,他也会考虑到自己的仕途和亲人而退缩动摇,但他毅然选择为祖国献出一切,“我忠实执行了条约。”[2]555最后,格里鲍耶陀夫在暴徒的围攻中壮烈牺牲。

在迪尼亚诺夫的描述中可以看到,《智慧的痛苦》中恰茨基和莫尔恰林两个角色构成了格里鲍耶陀夫的双面形象。一方面,宦海浮沉的他难以避免地沾染了贵族阶级追名逐利、卑躬屈膝的缺点,成为莫尔恰林的现实典型;另一方面,他具有强烈的民族使命感与责任感,致力于维护祖国利益和实现祖国富强兴盛,与恰茨基同为真正的爱国主义者。

四、结语

迪尼亚诺夫在《公使之死》中勾勒了格里鲍耶陀夫的双面人生,他既是一个声名显赫的漂泊旅客,又是一个对文学感到失望却不肯放弃写作的戏剧家,还是一个追求个人荣誉的爱国主义者。在他身上不乏高尚精神与伟人品质,但也存在爱慕虚荣、阿谀奉承等缺点。但正因如此,《公使之死》中的格里鲍耶陀夫才是有血有肉、真实可信的人物形象。高尔基在寄给迪尼亚诺夫的信中如此评价:“您描写的格里鲍耶陀夫令人信服,他原本应该是这样。”[2]8

参考文献:

[1]余一中.苏联的传记文学[J].当代外国文学,1994,(04):134.

[2](俄)尤·迪尼亚诺夫.公使之死[M].朱志顺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3]任光宣.俄罗斯文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俄)亚·普希金.一八二九年远征时的埃尔祖鲁姆之行[J].冯春译.苏联文学,1987,(01):60-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