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作为评估自然环境状态的概念，泛指生物成长繁衍的环境。借用至社会文化领域，代指由众多关联性因素所构成的复杂系统，诸如文化生态、政治生态、商业生态等等。在文化艺术领域，在论及文化遗产传承发展问题时，也常常使用生态概念，甚至在音乐领域中将“原生态”作为一种音乐种类或状态的专用名词。虽然我个人并不认同“原生态”民歌、“原生态”舞蹈、“原生态”美术等概念在艺术领域作为学术性概念使用，但作为一种文化呼吁、鼓动性的概念借用，一种对传统文化传承传播过程中LOGO式的应用，“原生态”概念所发挥的广泛社会影响力是应该充分肯定的。本文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将中国传统音乐的继承发展置于一个系统的文化生态环境中，将环境（生态）影响要素与文化生态要素做类似的思维进路，进而在文化生态理念下理解我国现代音乐教育体系与传统音乐传承发展的关系，力求为中华优秀传统音乐文化传承与创造能力的不断提升，在理念上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中华传统音乐价值体系建设是现代音乐教育的重要工作内容

追求发展能力的不断提高，是人类建立教育体系的根本目的。育人的目标无非是在传承、借鉴、创新三个领域，奠定均衡的能力基础，不管什么学科，人才能力的养成大约都要回答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应当强调的是，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有着显著不同，必然存在着一个文化认知和认同的问题，这个问题与文化多样性紧密关联，深刻影响着所有科学领域（中华文明在哲学、认知科学等领域的伟大创造就是如此）。这是由人类文化的性质决定的，以文化多样性是人类创造性源泉的基本原理来衡量，所有人类的文化创造都具有其独特价值，在文化（宏观）意义上，要处理好“古、今、中、外”的关系从来都不会像“1+1=2”那样简明。依据这个基本原则，在讨论中国音乐文化发展生态问题时，用狭义的科学主义思维定式和科学技术数据，用简单的先进落后判断，用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都难以全面准确地认知和确立中华传统音乐文化的价值体系。而这种价值体系的确立，无疑是音乐文化传承发展生态的基础性要素，也是现代音乐教育体系的基本任务。

从教育和社会层面检视当下的音乐文化生态，一方面，中华民族在面临两个一百年艰苦卓绝发展的时间节点上，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发展目标，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文化自信和文化复兴。在新的历史阶段，国家积极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弘扬，半个世纪以来，从国家对传统音乐文化的抢救性记录（以20世纪80年代展开的“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工程为代表），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国家立法、建立名录制度、代表性传承人制度、研培计划、传统文化进校园等方面的大量具体保护工作的实施，都与现代音乐教育体系密切相关。这些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与现有音乐教育系统已有的传统音乐传承发展相关专业体系（理论、表演、创作、教育、管理等领域一些具有教育制度性保证的教学及人才培养系统）相互作用，特别表现出21世纪以来，国家在现代化、国际化发展进程中，音乐教育体系为中华传统音乐传承和可持续发展所做的努力。这种努力对应国家五位一体全面发展的战略布局，更加清晰地表达了文化发展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国家意志。另一方面，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与现代国家发展的历史进程相伴，中华传统音乐的广泛社会基础处于不断弱化的地位，除受众群体的不断萎缩和老龄化趋势明显以外，传统音乐传承能力与社会、经济发展能力形成逆向态势，也就是说，欠发达地区传统文化传承能力总体上优于经济状况相对较好的地区。延续这样的趋势，到2050年要总体实现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总目标，我们如何绘制不辜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华音乐文化新蓝图？如果说，作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体系，我们具有文化自豪和自信，但如论及这个文明体系中的音乐文化，自豪和自信来自哪里？我们的各类专业音乐工作者、从事音乐教育的老师、从事音乐传播和音乐产业领域的专业工作者，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实践意义上，即使做最乐观的总体判断，也到了临渴掘井的地步。从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视角来看，在1372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传统音乐、戏曲（含音乐）、曲艺（含音乐）三类保护项目就有459项①包括：音乐170项，戏曲项162，曲艺项127，其中全部剧种及大部分曲种中音乐是基本的艺术构成要素。，占比1/3，这还不包括民间舞蹈、民俗仪式、宗教艺术类型中与传统音乐有关的保护项目。由此可见传统音乐文化保护问题在文化传承中的重要地位。截止2019年12月，我国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作”“急需保护”“优秀实践”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包括：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优秀实践名册三类。三类名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共计40个，其中属于音乐类或与音乐密切相关的项目（昆曲、古琴、木卡姆、长调、农乐舞、呼麦、南音、京剧、藏戏、粤剧、京剧、玛纳斯、格萨（斯）尔、大歌、西安鼓乐、花儿、中国皮影戏、麦西热普、伊玛堪、福建木偶戏）占比约1/2。这些都说明音乐文化在一个文明系统中的重要地位。它提醒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遗产化，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不仅是一种荣誉感、一种文化名片、一种旅游资源，更是一种文化生态问题的强调，是一种文化信念和文化责任，一种与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的文化生态修复基础建设。在稳定清晰的文化价值认知体系与文明的延续与复兴的目标要求之间，我们的现代音乐教育体系还有很多开创性的工作要做。从表象上看，在当下的专业音乐教育体系中，在中国现代音乐教育的主流话语体系中，中国传统音乐在价值体系、艺术体系、技术体系、审美体系等方面的地位及传承体系的制度化设计，与交响、美声、和声、作曲、视唱、指挥、西方古典和现代流行等主流价值体系形成鲜明对照，延续着100年来我国音乐教育体系建设西学东渐烙印明显的历史特征。这导致很多本来应该“在”学校的音乐文化内容，成了“进学校”和“请进来”都成为问题的问题。如果我们设置一个将昆曲（戏曲）和意大利歌剧做音乐文化（包括技术体系）对比研究意义上的学术讨论，恐怕在很多人的心目中，这个话题本身就会受到质疑。如果将这两个剧种（也会有人不同意，昆曲是剧种不会有太多争论，但说意大利歌剧是一个剧种，恐怕会有更多的不同意见，因为在很多专业人士心中，意大利歌剧是一个具有科学神圣性的艺术体系）的对比研究，置于中国音乐教育体系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之中，估计就不是质疑而是可笑了。这就是生态，一种适宜或不适宜感觉上的生态环境。也难怪有人感觉做非遗保护就像从事“临终关怀”事业，有人判断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音乐器官”已被置换，也有人认为我们正处在文化断裂的时代等等。我们不能把这些判断仅仅当作一种悲观的情绪化表达，其内在成因就是在我国当下的音乐教育体系中，基本的价值体系似乎已经确立，中华传统音乐文化在这个已经“不言而喻”的体系面前，基本失去平等对话的能力和合法性，保留的只是口头上的无比尊重（数典忘祖的名声不能要），之后再用不科学、没体系、有缺陷、封建、迷信、落后、垂垂老矣等等价值判断将其彬彬有礼地束之高阁。先进、科学、高雅、文明、有系统、成体系等价值标签，与传统音乐文化关系渐行渐远。在音乐文化意义上，主要用一百年来不断固化的系统性话语体系来定义和主导上下五千年文明体系的历史与未来，在理论逻辑上不可能自圆其说，在社会实践中也必然导致混沌和纠结。这方面，现代教育系统不应当也不可能置之度外。如果现代教育体系也将这个问题长期搁置，中华优秀传统音乐文化的价值体系建设将成为空中楼阁。诚然，艺术教育领域中的众多专家、学者、研究者、艺术家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和开创性的工作，可谓筚路蓝缕、殚精竭虑，建设中华传统音乐的话语（价值、文化、艺术、审美、技术）体系的努力从未止步。但我们毕竟面对的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变局，所面临的文化挑战毋庸赘言。而在此变局中的一个重大文化生态要素变革，就是现代教育体系日益成为文化传承发展的基础性渠道，以往很多在社会生活中实现的文化认知，越来越依赖教育系统，特别体现在基本文化价值观的确立上。现代教育已成为文化传承的基本生态要素，可以说，最具挑战性的基础性工作要由知识界完成。因此，对应文化复兴现实要求的音乐教育体系，价值关怀和价值体系的确立责无旁贷。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待于学界和相关音乐教育及研究机构，立足人文精神与艺术技能并重，着眼价值关怀和传承制度建设，在更广阔的学术视野和跨学科合作的基础上开拓进取，以不辜负历史的责任担当。因此，确立能够承接悠久历史和面向伟大未来的中国音乐文化发展价值体系，建设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理应是音乐教育体系建设的重要工作内容。

二、戏曲曲艺音乐文化教育在专业音乐院校中的地位亟待强化和提高

与自然生态一样，和谐发展的要义是原有生态体系在发展变迁过程中，整体性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提高，它首先面临的是对原有生态系统的总体判断。关于中国传统音乐的构成，我国音乐学界总体上有民间音乐、宗教音乐、宫廷音乐、文人音乐的分类，在内容最为丰富的民间音乐大类中，主要有民歌、器乐、曲艺音乐、戏曲音乐、舞蹈音乐、仪式音乐等类型，之下包含众多的歌种、乐种、舞种、曲种、剧种等，还包括各少数民族音乐的特有类种，仅仅就“种”的数量而言，应该是一个接近或超过千种的丰富内容，每个“种”之下还有更细的亚类型划分和丰富的音乐形态和作品，可以说是中国民族音乐的海洋。总体而言，这个类种的体系框架应该说可以基本反映中华民族几千年来音乐文化形态的全部存在，这个音乐形态的总体框架和其中所包含的丰富内容，经过了当代中国音乐学家和文化艺术工作者几代人的辛勤付出才得以初步形成，这本身就构成了前无古人的文化体系性建设。尽管这些类种的划分还多有交叉和不尽完善之处，大量的音乐形态还有待更加细致科学的研究，尽管我们当下的类型体系还多受西方音乐思维的影响，尽管中华文明的音乐文化观念、价值体系、传承方式方法、审美取向等诸多宝贵内容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挖掘，但这恰恰说明了现代音乐教育体系的历史责任之所在。与地理资源、物种资源、海洋资源、动物资源一样，资源是事物发展的基础条件，音乐文化的发展当然也不例外。在此将戏曲曲艺音乐作为一个专门问题探讨，是因为这两大中国传统音乐类型，相对而言是当下音乐专业教育体系中边缘化情况较为突出的。

其一，就存量资源的基本状况而言，以《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和《中国曲艺音乐集成》③“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简称“十大集成”，系20世纪80年代至今由国家主导完成的民间文化艺术大型系列丛书，共辑录近五亿（包含曲谱）字的传统文化资料，目前，港澳各卷尚在编辑过程之中。该套丛书被学界称为“文化长城”。中涉及的剧种和曲种为依据，其中包括戏曲剧种347个，曲艺曲种589个，它涵盖了我国（港澳台相关整理工作尚未结束，未统计在内）各地区各民族在这两个音乐类型上的全部品种（剧、曲种），其中每个品（剧、曲）种所包含的音乐创造有多么丰富，在这里不再赘述。有时候，说文明没有中断，是要靠数据支撑的。很难想象，近千个音乐品种在养育它的文化生态体系中，在现代音乐教育机构(特别是在音乐学院)中越来越难觅其踪，这里所指的是能涵盖整体的专门音乐院校和院系，能有各层级学历体系的人才培养制度，能有与其文化艺术承载能力相当的专门研究机构。不是说这方面在全国艺术教育体系中没有布置，问题是目前的布置与其自身的存量，以及与其他音乐内容在各个层级上的教育制度体系相比较，其地位的不相称是不争的事实——在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主体中占有绝对内容和数量地位的戏曲曲艺音乐，近千个品种一年能产生多少本科以上学历的人才？即便是有学习戏曲曲艺音乐专业的学生，又有多少文化自信？还不能说我们已经建立或基本建立了这类音乐文化可持续发展的良好生态基础。自“文明戏”（戏剧）进入中国以来，以上所说的近千个音乐品种，实际上已经基本在“民俗”的范畴内，被置于正统现代音乐教育的门外了，口传心授成了落后教育方式的代名词，以至于目前在很多教育机构中，戏曲专业如果在自己的头上不冠以戏剧的类型名称，似乎就难以安身立命，曲艺就更是求学（大学）无门了。这方面听到较多的说法是生源和就业问题，深究起来，教育本身的态度和相关制度设计本身也是这种生态环境劣化的重要因素。是等量齐观，还是厚此薄彼，值得我们深思。

其二，戏曲曲艺艺术的优秀传统文化承载能量，在我国现代音乐教育体系中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中华文明强调“道术合一”。可以说，从基本人文素养的育成，到文化价值体系的延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戏曲曲艺艺术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至今也没有任何一个音乐品种可以替代。它们不仅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经典作品，而且一直伴随着近现代我国社会发展的历程不断有所创造，同时这对姊妹艺术还具有和而不同的丰富多样性，各地区、各民族长期的交流发展，其中的文化承载能力和寓教于乐的艺术创造，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是中华文明艺术表达体系中独特而丰富的系统性存在，中国人许多（甚至是主要的）文化价值观都来源于戏曲曲艺艺术。是非曲直、伦理道德、人间冷暖、家国天下，听曲品戏，内化于心，礼俗互动，雅俗共赏。可以说，戏曲曲艺艺术是我国文化艺术生产与再生产的特有艺术形态，其中蕴含的丰富内容和文化智慧无与伦比，没有任何艺术品种在文化承载能力上可以望其项背。这个文化“接力棒”如何交接？未来的现代音乐教育体系当有与之相当的作为。严格讲，在中国从事专业的音乐乃至表演艺术工作，如果对戏曲曲艺艺术没有比较深刻和系统的了解，至少是如同一个汉语水平有限的学生要研究古典诗词一样尴尬。

其三，戏曲曲艺艺术所蕴含的科学技术体系和艺术审美创造，在我国现代音乐教育体系中应该发挥更为系统和全面的作用。首先，作为具有综合艺术显著特征的戏曲曲艺艺术，尤其是戏曲艺术，既不同于以说为主（只说不唱）的话剧，也不同于以唱为主（只唱不说）的歌剧；既不同于以舞为主（只跳不唱也不说）的舞剧，也不同于以歌舞为主（又唱又跳但不说）的音乐剧；它们既可以深入基层社会，行走在乡土社会和勾栏瓦肆，与民同乐，也可以会社雅集、诗词歌赋而登堂入室；它是中华文明雅俗共赏、礼俗互动的有效媒介。在中国戏曲、古希腊悲喜剧和印度梵剧三大世界戏剧文化中，唯戏曲艺术尚具较强生命力，绝不是靠不科学、没体系、不高雅、很落后延续下来的。文化多样性体现在不同文明体系当中有其自身的方法论体系，以一种科学技术体系通吃天下，自觉地陷入科学主义陷阱，在社会发展领域和文化艺术发展领域都是行不通的。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百花齐放，到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再到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脉相承的文化传承发展脉络清晰，道理简明。在艺术实践层面，戏曲曲艺艺术（特别是戏曲艺术）集唱、念、做、打、文学、音乐、创作、表演、声乐、器乐、舞蹈、美术于一体，不同行当、流派以代表性曲目和剧目为载体，其中在各个专业细分领域的中国原创和独创比比皆是，这其中蕴含的艺术技术和科学体系，在声乐、器乐、表演、舞蹈、美术各个领域及综合运用上的创造无与伦比。其次，就边际效益而言，集诸多文化艺术创造于一身，内容和营养的丰富，为创作、表演、教育等各种艺术门类和专业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在声乐、器乐、作曲、歌剧、管弦等领域的经典创造和代表性艺术家的成长历程中，戏曲曲艺音乐所提供的艺术滋养，成就了多少典型性代表性的经典创造有目共睹。总体而言，与中华文明整体性思维方式一脉相承，戏曲曲艺艺术形成了一种艺术母体的能力，它来源于众多传统文化艺术基因的组合，构成其博大精深、内容丰富的艺术存在。依托现代教育体系使其焕发出更为强大的发展活力顺理成章。教育作为伴随人类文明发展的文化体系，其本质要求是将人类历史上的所有创造有效地实现迭代传承，为进一步的发展奠定人文基础。伴随社会的不断发展，人类有更多的时间专门学习前人精心整理的各种知识积累。现代教育作为最具有社会广泛认同的公共性文化事项，为全社会提供了所有社会成员有权且必须参与的专门学习系统。音乐教育作为现代教育系统中的组成部分，在国家现代教育体系中承担着人文艺术教育的重要职责。面对文化传承方式的变迁，极具中国特色的艺术品种在现代教育体系中如何布置？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没有现成体系可以照搬，一定是面临困难和问题较多的一个工作方向。目前状况的形成，历史的局限性和必然性不难理解，但这些都不是搁置问题的理由。戏曲曲艺艺术由于在思想意识上不断被矮化，不识其雅、错判其俗成为主要文化生态；加上其人才培养系统复杂，综合文化艺术能力要求较高，学艺之路更显艰辛而漫长，相对于流行文化的快速生产和大量复制，门槛高而地位低，社会意义上的“知难而退”不难理解。然而，公共教育体系则无“锅”可甩，从文化多样性和不同文明体系的文化传承与复兴的发展诉求出发，相对于整体性的文化特色要求，人文艺术教育则必然更具有显著的中国文化特质，更具有文化基因意义上的本质要求。因此，中国音乐教育必然要回答继承什么、借鉴什么、如何发展的基本问题。回顾我国100年来的现代音乐教育历史，其产生和发展过程自然具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对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要求，对应国家创新发展的战略要求，就中国现代专业音乐教育体系中的传统音乐内容构成而言，十分有必要将具体的实际工作置于历史的大格局之中，置于全球化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格局之中，深刻认知解决这方面问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三、深化大局意识和问题意识，音乐教育体系的创新发展正当其时

大局是面向历史与未来、局部与整体的格局，是国家战略与行业部门发展实践的和谐，也是理想与现实、事项与事业之间的统一。大局意识是产生于宏观时空视野下的问题意识和担当意识。理解新时期文化发展的大局，实现民族复兴、文化自信、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国家总体要求，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必由之路，将其与文化艺术教育领域的工作实践联系，开创艺术教育事业创新发展的新局面正当其时。

1.落实国家新时期总体要求和系列文件精神，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有抓手、发展有路径，取得实际成效

从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意义上，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在目标原则、战略部署、政策依据、重要领域、重大项目、工作方法等层面以各种形式作出了全面部署。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什么，传承发展为什么，并对传承发展要干什么和怎么干作出了战略部署，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2015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以总体要求、加强戏曲保护与传承、支持戏曲剧本创作、支持戏曲演出、改善戏曲生产条件、支持戏曲艺术表演团体发展、完善戏曲人才培养和保障机制、加大戏曲普及和宣传、加强组织领导9部分21条，具体地对支持戏曲发展的相关政策予以确定。2019年7月，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发文实施《曲艺传承发展计划》，以9个方面的重点工作和相关的保障措施要求，对全面传承发展曲艺艺术作出具体部署。很明显的是，逐步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的工作正在系统性布局，其中对戏曲曲艺的发展可谓高度重视。在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工作目标上表述为：“力争在‘十三五’期间，健全戏曲艺术保护传承工作体系、学校教育与戏曲艺术表演团体传习相结合的人才培养体系，完善戏曲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机制、戏曲工作者扎根基层潜心事业的保障激励机制，大幅提升戏曲艺术服务群众的综合能力和水平，培育有利于戏曲活起来、传下去、出精品、出名家的良好环境，形成全社会重视戏曲、关心支持戏曲艺术发展的生动局面。”在曲艺发展计划中对工作目标的表述是：“到2025年，曲艺类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档案建设和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基本完成；曲艺类非遗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曲艺类非遗传承人群文化自信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进一步提高；曲艺演出场所数量和演出实践频次持续增长，形成一批驻场演出场所和专题品牌活动。通过本计划的实施，曲艺的整体活力显著增强，存续状态持续好转，曲种特色更加鲜明，传承队伍有效扩大，受众群体明显增加，曲艺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进一步得到充分发挥。”两个文件显著的共同点是都强调了人才培养工作的重要性。如果说在这个大局中，戏曲曲艺传承发展与专业音乐教育体系无关，是很难自圆其说的，所以说，这方面的工作应该抓住发展机遇，有所作为，正当其时。

2.为艺术创造提供更加丰富的传统文化艺术滋养，是现代艺术教育体系攀登艺术高峰的现实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文艺创作不仅要有当代生活的底蕴，而且要有文化传统的血脉。‘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如果‘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事实上，外国人也跑到我们这里寻找素材，寻找灵感，好莱坞拍摄的《功夫熊猫》《花木兰》等影片不就是取材于我们的文化资源吗？”理解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把握文化艺术发展的基本规律，广开文化营养、文化资源之“源”，面对博大精深、内容丰富的戏曲曲艺艺术，要创造能够阐释中华民族禀赋、中华民族特点、中华民族精神，以德服人、以文化人的优秀文艺作品，如果我们的音乐教育体系还不为所动，就难免有舍近求远、舍本逐末之嫌了。正所谓“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讲的也是这个道理。

3.戏曲曲艺音乐研究型人才培养，是学科和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性工作

事无人不成，应该说在戏曲曲艺人才培养问题上，最为突出的短板是创作和研究型人才的培养。这其中音乐创作和研究型人才更是短板，不仅没有成体系（面向全国和理论、声乐、器乐等全科）的专门机构，就连组织一个有能力培养硕博研究生的师资队伍人才体系也已经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实际情况不用赘述，至少在音乐教育系统中关于研究型专门人才的培养和可以承担对全国戏曲曲艺音乐进行专门研究的机构都处于严重缺失状态，可以说，扭转这种局面的工作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程度。最近沈阳音乐学院成立“中国戏曲曲艺音乐研究所”，力求为戏曲曲艺音乐研究人才的培养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教育与研究平台。河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在研究生教学中专门举办“实验班”，将戏曲曲艺音乐作为主要教学内容，积极探索在师范教育系统中培养具有戏曲曲艺艺术传承、传播、研究能力专门人才的教学体系建设，可谓亡羊补牢、犹未为晚，这些雪中送炭之举令人欣慰和期待。

四、和而不同，走融合发展、协同创新之路

以上涉及的问题表达，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宣泄，也不是对哪个专业或观点的批判，更不是对洋为中用的排斥。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之能力恰恰是其文化具有坚韧持久卓越表现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当下取得的发展成就，很大程度得益于向外的虚心学习。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向西方文明学习的虚心和谦逊态度，与对自身文化严厉批判和否定的态度，在近现代思想史层面，都是来源于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力求自强、救国救民于水火之中的大局意识和理想情怀。为此，我们向西方的学习从技术到制度都做过尝试，我们对自身文化的反省，从语言文字到宗教信仰，从文学艺术到生活习俗。连外国人手里的拐杖，我们都起了个名字叫“文明棍”，这也就是中国戏曲不在“文明戏”之列的原因，这种文化生态具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而且在当下和未来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依然存在，我们向西方学习和对传统文化的选择都还在路上。困难和问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东西方文明（农耕文明与现代商业文明）深度融合的困难，二是对中华传统文化如何准确认知和作出恰当的扬弃选择。客观上引领世界未来的文化必有东西方文明融会贯通的能力，这一点在哲学意义上是一个工程量浩大的系统科学工作。同时，对中华文明体系的系统认知，我们还有很多课要补，要意识到近现代以来对中国人来说这门必修课实在是学的不够，以至于倒洗脚水把“孩子”也倒掉了。这是宏观意义的大局，学贯中西、融会贯通是很不容易的，但要真正有引领未来的能力，这是一个文化整体必需的能力，也是它发展的动力所在。

从中观上讲，2019-2021年，教育部将分三年全面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以一个总体部署、三项核心任务、一次质量革命的总体要求推进学科发展。其中的新文科发展计划与文化传承及相关专业的融合创新发展密切相关，显示出追求消除学科藩篱、由分化走向综合的价值取向，希望通过学科融通和文理交叉解决学科建设和社会问题。“计划”针对一些旧有的学科偏见、技术壁垒、技术至上、单一市场导向的功利主义等问题的解决提出了指导性意见。中华文明在文化上追求“道术合一”的境界，新文科建设力求推进学术研究对更深层次社会文化问题的关注和解决问题能力的进一步提高。涵养及其批判性、建设性思考，是落实人文社会科学应有文化意义的必由之路。在制度层面，“计划”在办学制度、评价体系、学科和专业布局三个方面为创新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据。这些都为音乐教育在新时代的协同创新发展提供了方向指导和政策依据，具体的落实要靠不同专业的共同努力，营造融合、协同创新的新局面。要以大局为重，团结一致，创造协同发展、各得其所的学科发展新局面。

在微观层面，音乐与所有艺术有一个共同点。俗话说：“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这是在受众意义上对多元艺术审美价值取向的形容。从事不同音乐专业教学、研究、学习、实践的专家，将自己所从事的专业建立在爱好、喜爱甚至是痴迷的基础上，不仅无可厚非，而且十分必要。但如果是一个文化工作者，是一个专业的艺术工作者，一个艺术家，那就必须有一个不同于一般爱好者的能力，一种基本的公共文化责任和能力，一种有大局观的文化态度，这就是文化尊重。一种对自己不从事、不了解、不习惯，甚至不认同的文化有一个基本的尊重态度，有一种探寻追问的态度。对不熟悉甚至不喜欢的要有去了解它的成因、它的产生和存在环境的态度和能力，同时对自己最崇敬和热爱的艺术也要有分析其不足的能力。这方面的道理，中国人说：“三人行，必有我师”，西方人说：“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其实，这种文化格局和胸怀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能力，一定要摒弃那种以技术和学术专业话语体系建构神圣性，用以提升个人、群体、机构组织的学术、技术甚至商业地位，而排斥其他专业的存在价值的不良现象。这有赖于评估体系的不断优化，更有赖于学术伦理的不断优化。这是很基础的生态建设，要从每个专业人员自身做起。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建设有我而不排他的中华音乐文化，与民族复兴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局相对应。学习和借鉴不是迷信和被驯化，传承和保护也不是复古与守旧。秉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原则，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质的音乐教育体系有赖于音乐界的同心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