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汉河 吴晓军

(1.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兰州 730070；2.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 “四史”学习教育研究中心，兰州 730070)

提要：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的历史资料征集、整理与研究，在八十多年的时间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此背景下，主要围绕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历史资料征集、整理与研究”，从三个方面作了相关访谈：一是对八十多年来西路军历史资料征集、整理与研究的成果分两个阶段进行了简要的概括与分析；二是从五个方面阐述了西路军历史资料征集、整理与研究方面的不足，为这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的进行提供了引领性意见；三是多方面、多角度地阐述了西路军研究深入拓展的理念、立场、路径和方法。这些对西路军历史资料的征集、整理与研究的健康发展和结项有着直接重要的意义，对相关研究的拓展与深化也有启示。

一、八十多年来西路军历史资料征集、整理与研究的概况

吴晓军：董老师，您是西路军研究界的著名学者，关于西路军研究的论著颇丰，您的很多研究成果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我有幸拜读过您关于西路军研究的很多学术论文，受到很深的启发。您在《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中写道：“胜利的历史是高耸蓝天的丰碑，失败的历史则是深埋地下的基石。没有基石，便没有丰碑。”这句话充满历史的辩证法，将毛泽东主席的著名论断“失败是成功之母”，灵活运用在评价西路军的历史功绩上。您还在《对西路军战俘问题的思考》一文中写道：“被俘不等于背叛，生活上的失贞不等于政治上的变节。”这句话是您在对西路军许多被俘将士调查研究后的精准概括和总结，得到广泛的认同。2020年底，您作为首席专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资料征集、整理与研究”又获批立项。这对于中共党史研究界和甘肃省社会科学界都有重大意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很想围绕这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对您做一学术访谈，很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接受我的采访。

董汉河：我乐意接受你有关这一专题的采访，原因在于近年来，你做了几件与西路军研究密切相关的事情，对这一专题的采访有很好的学术积累。一是选编《陇上学人文存·董汉河卷》。该卷从我发表过的80余篇学术论文中选编了21篇有代表性的西路军研究论文。二是帮助我整理我作为首席专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历史资料征集、整理与研究”申报表，17万字的申报材料由你提出了课题的基本架构、撰写了论证书的基础内容，并承担最后的统稿，所以，对西路军史料的征集、整理与研究具有一定的基础。三是你近年来研究党史、红军长征史所承担国家级和省级课题，涉及打通国际路线、党和红军应对和化解危机困境等，或多或少都涉及西路军有关问题。我乐意接受你有关这一专题采访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这将促使我对获批的重大课题进行更加全面和深入的思考，期望访谈文章能够促进或引领这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保质保量、按时完成；同时也为中共党史的研究、学习和宣传，增添助力。

吴晓军：首先，想请您就八十多年来西路军资料征集、整理与研究的概况做一个简要的评述。

董汉河：关于八十多年来西路军的资料征集、整理与研究，我已在拙作《七十五年来西路军研究述评》(已收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论文卷》，后面凡涉及收入《论文卷》《文献卷》《回忆录卷》《调查研究卷》的引文不再注释)中做了翔实的述评，下面我在此基础上再分为两个阶段做点简单的介绍。

(一)第一阶段(1937—1978)：中共中央对西路军的结论性意见、共产国际的意见和陈昌浩的检讨等

第一阶段，从西路军宣告失败的1937年3月，到开始改革开放的1978年，共41年。这一阶段，“张国焘路线”论占统治地位，但共产国际和陈昌浩当初对此是有不同意见的。西路军的少数将领早年也写过相关文章，如曾一度任红9军参谋长的李聚奎1937年写的《西路军血的教训》，红30军军长程世才1942年写的《西路军的材料》。这对于我们今后的研究工作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这一阶段主要文献资料是党史的有关电文和中共中央对西路军的结论性意见、共产国际的意见和陈昌浩的检讨等内容；另有少量的相关回忆录，如程世才的《悲壮的历程》、李天焕的《气壮山河》及秦基伟的《苦战临泽》等。

这一阶段几乎没有正规的学术论文，但有些明确的论断及观点。

1.当年中共中央对西路军的结论性意见，及其相关的次生观点

1937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有一句结论性的话：“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这一观点在第一阶段占绝对统治地位而且影响深远，至今仍有人坚持。与此相关的还衍生出一种次生观点，即张国焘“假传中央命令”“组成西路军”，“向中央闹独立”说。

2.毛泽东两种长期被忽视的看法

一是充分肯定西路军广大将士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二是承认西路军失败的多种原因。毛泽东1937年底在接见李先念、程世才、李天焕等西路军从新疆返回延安的将领时说：“那一带是少数民族地区，人烟稀少，群众中革命工作基础又很差，地势又不好，南面是大雪山，北面是大山和沙漠，在几十里宽的一块狭窄地区，敌人多是骑兵，我是步兵，又缺乏同骑兵作战的经验，这些情况，使西路军在失败中不能更多地保存下革命的有生力量。”[1]这就等于变相承认了“在河西创立根据地”是不可能的，中央当初对此认识有误。

3.共产国际不同意中共中央对西路军的审查

共产国际在1937年3月22日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强调：“我们不相信，为了党的利益必须像你们所做的那样来审查西路军的地位问题。”“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应该客观加以研究，吸取相应的教训，并采取适当的措施来帮助和保存这支部队的力量。请将这一点告知全体政治局委员。”[2]共产国际十分清楚西路军形成的背景和西进河西走廊的原因，态度客观公正，意见正确且宝贵。但3月31日通过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仍然将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

4.陈昌浩在第一份检讨中认为，“西路军绝对是在中央领导之下”，“坚信西路军……是执行中央的路线”

现在能看到的陈昌浩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检讨有两份：第一份是1937年9月30日写完的《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节录)》；第二份是同年10月15日写完的《关于西路军失败的第二次检讨》。第一份检讨，现在只能看到中共中央书记处1937年10月5日印发的第一章《渡河时期》(略去其中五、六节)和第九章《总的结论》，共约1.7万字。这份检讨尽管因不完整而令人遗憾，但仍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第一，肯定“西路军绝对是在中央领导之下”，其行动是有意义的。陈昌浩在检讨中首先承担了“最主要的实际执行的责任”；但他强调，“虽然西路军对于中央与军委指示执行的不充分，但西路军自成立之日起是站在党中央正确路线之上来努力的”，“坚信西路军一般政治路线，是执行中央的路线决不是继续与执行反中央的国焘路线”；他肯定了西路军行动的意义，认为西路军西进是“当时中央军委的正确指令，与当时客观上之需要”，“西路军绝对是在中央领导之下”，“是为党(的)任务而斗争，指战员为命令而努力，这当不可否认的”。可惜对此关注者甚少，只有《陈昌浩的革命生涯》[3]一书有所涉及。

第二，它是研究西路军的第一手资料，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这份检讨中所列的《敌军实力情况表》《我军过河实力情况表》《敌(马步芳、马步青)军编制表》对敌我双方的番号、兵种、团数、人数、马数、每枪平均子弹数、炸弹概数等，有明晰统计；对渡河时期的战斗、敌我军事部署及变化等，有较具体记载。这些对西路军史的研究都弥足珍贵，可惜这份检讨很不完全。若中央档案馆将其全文查找并提供给西路军研究者，将更有助于西路军研究全面展开和深入。

第三，中肯地检讨了西路军在战略战术方面的七条失误和教训：(1)“未坚持集中兵力在渡河之后乘机退敌”；(2)“未以击灭敌人为接通远方之基本条件”；(3)“犯了分兵攻防、分兵进击的严重分兵之误”；(4)“单纯防御”“与敌人拼消耗”“高台之后持久防御是实迫于此，而高台之前之单纯防御是自取之祸”；(5)“分兵去抢占要点，诚属不妥”“正因为抢了要点，兵力单薄，给予敌人以各个击破之机(如高台)”；(6)在高台以后，我们的信心确是缺乏；(7)西安事变之后“继续西进实为失策”。这些检讨绝大多数都很中肯，即使有不确切之处，亦可作为后人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或依据。

第二份检讨写成于1937年10月15日，只有三千余字，主要是上纲上线，承认“西路军失败最主要原因是没有克服国焘路线，没有在基本上执行中央路线”，并承担了政治路线错误的责任；虽然罗列了五个方面的表现，但较空洞。

5.程世才《关于西路军的材料》(后文简称《材料》)的重要史料价值及经验教训方面的价值

《材料》由原西路军之30军军长程世才写于1945年2月，全文近三万字，真实简要地回忆了西路军从西渡黄河到余部左支队进入新疆的全过程，并中肯地总结了某些经验教训。

其一，重要的史料价值。《材料》对西路军各军的人数和编制有更加详细准确的交代，有很强的权威性，有利于校订和补充陈昌浩《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中的相关资料。如，陈昌浩说30军有7000人；程世才则说有8000人。又如，陈昌浩说5军有2500人，程世才则说有4000人。近些年的研究证明，后者的说法更准确。对30军的编制及配备，《材料》将30军管辖的两个师6个团之番号和主官尽可能作了明确交代；并特别细致地说明：“每团编一、二、三营和重机枪连，每营编三个连，每连编三个排，每排编三个班。军直属队有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侦察连、通信连、工兵连。”总部直属队“分为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特务团、妇女独立团、教导团(500人)、少年先锋团(600人)、骑兵师(辖第一、二团)”。这些大多是其他材料少见的，弥足珍贵。还有些材料，有重要参考价值，如作者亲身经历的战斗情况和决策过程，左支队几位领导与李特离队思想之坚决有效的斗争等。当然，由于历史及环境的局限，《材料》中有的时间和地名记述欠准确，须以后来的相关调查研究为根据，加以校订。

其二，对西路军失败教训的总结颇中肯。第一，对高台失败的教训，《材料》总结的三条都很在理：“(1)在战术指导上不应为一城的得失而死战；(2)高台守军无电台联络，打了两天我们还不知道未能早想办法援助之；(3)被争取过来的几百民团，未经过改造，即放心用人家，结果与敌人里应外合失事了。”第二，对敌人在高台、临泽地区的作战方针和我军“自造弱点”的总结分析很中肯。《材料》写道：“敌人的作战方针是找我主力决战，战术上是采取各个击破我们的战法。”“我们决心不走，要建立根据地；兵力过于分散的配置”，“由于我们自造的弱点，算是中了敌人的计”。第三，认为重返倪家营子“断送了西路军”，很有道理。第四，对左支队成功进抵新疆的经验总结实在到位，同时勇于正视其中的缺点，难能可贵。《材料》总结了左支队四条成功的经验：“党中央首先是毛主席指示的正确。”“我们是团结一致的。”“我们发扬了红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分散于祁连山之各股游击队对我们起了极大的配合作用。”

《材料》正视工委单另组建干部支队的缺点，并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材料》写道：“曾日三、张琴秋、熊国炳、刘瑞龙、欧阳毅等五同志提出要单独行动，好减少目标，工委竟同意了他们的意见，派一连人掩护他们单独打游击。这在当时应团结一致行动下，是一个缺点。特别是以后我们由白大阪出发走了两天，到则苟(错沟)时又遇上了分开的曾日三等同志。他们和我们联络，工委同志又写信叫他们在我们行程半天后单独走。这样我们前走有牛羊肉吃，他们在后面走，既无吃的，又要顾虑后面的敌情，影响了团结，是不对的。”此事已得到黄火青回忆录的印证。程世才的自我批评是党性的体现，难能可贵！

总体看，第一阶段只保留了屈指可数的西路军资料，基本没有征集、整理与研究。这就为第二阶段西路军资料的征集、整理与研究留下了很大的空间。

(二)第二阶段(1979—2020)：西路军资料征集、整理与研究的突破性进展

1.西路军资料征集、整理方面的丰硕成果

第二阶段，西路军资料征集、整理方面的成果颇丰。这里只按成果面世的时间顺序，简要评介其集大成者。

(1)《悲壮的征程》(上、下)，麻琨主编，共73万字，由甘肃人民出版社于1991年11月出版。共收录关于西路军的回忆录、人物传记及师团级英烈简介、西路军地方政权建设等方面专题资料、历史文献资料三种、电文与工作报告摘录等，并附有敌伪资料。该资料集的优点是具有开创性，缺点是不够完整和系统，但至今仍有可资查阅的价值。

(2)《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由解放军出版社于1992年8月出版，共115万字。编选很规范，其中有关西路军的电报及文献最具权威性。但也有缺漏。

(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主编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7)(7—17卷)，由北京图书馆于1997年2月出版。从第14卷弗雷德的相关建议开始，到第17卷《季米特洛夫日记(摘录)》为止，有许多与西路军形成及善后相关的文献，对西路军形成的国际背景有重要参考价值；共产国际对西路军的善后处置意见值得重视。

(4)郝成铭等主编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下)(后文简称《文献卷》)，共104.5万字，由甘肃人民出版社于2004年7月出版。

《文献卷》上册，共选录1935年6月5日到1946年7月22日的相关电文510份。《文献卷》下册，主要收录了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相关决议以及有关领导人的报告、批示、信件、文章等；还有国民党方面的相关电文等。总体看，《文献卷》内容之丰富和全面是前所未有的，对西路军之深入全面的研究起了很大的支撑与促进作用；但也有缺陷，首先是有疏漏，正如你在《对〈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部分内容的订正》一文中指出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和《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苏维埃运动》中有一些与西路军有关的文献就没有选录。其次是编校不够规范。一是录文对原文作直接改动，影响对文献原意的准确理解；二是原文中的一些内容被忽略、误抄，编者甚至擅自添加内容；三是录文中不录“时”“分”或误记时间，导致部分电报按时间排序不准；四是录文的出处或来源存在误记情况。上述缺陷，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5)郝成铭等主编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下)，由甘肃人民出版社于2007年11月出版，共计104万字。其中上册收录回忆录137篇，附有西路军作战简表一份；还附有敌伪人员撰写的相关回忆资料5篇。下册收录回忆录125篇；还附有敌伪人员撰写的相关回忆材料7篇。总体看，《回忆录卷》有前所未有的丰富性与系统性，对西路军的普及和研究起了很大的辅助作用。优点有三个：一是丰富全面；二是按照西路军的历史进程将回忆录作了摘录与编排，更便于查阅；三是《西路军作战简表》为了解西路军的主要战斗情况提供了方便。缺点有两个：一是有编者擅自改动的情况；二是对个别回忆录不准确或矛盾之处，未能加以注释或说明。

(6)董汉河等主编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论文卷》(上、中、下)，共收编论文143篇，按照不同主题及发表时间分编成11辑，共计172万字。该《论文卷》集20世纪80年代至2011年西路军研究论文之大成，其丰富性、全面性及研究深度是前所未有的，为之后研究的拓展和深入提供了重要基础，但仍有遗漏，特别是欠缺2012年以来发表的相关论文。

(7)红军长征纪实丛书副编《西路军卷》(1、2、3)，由中共党史出版社于2016年10月出版。共收录纪实性文章208篇，总计1018万字。该书的重要意义是：第一，这是官方权威学术单位第一次编辑，并由权威出版社正式出版的西路军专题的大型资料书。第二，该书作为“红军长征纪实丛书副编”是得体的，是对将西路军踢出长征的一种校正，使参加过长征的西路军全体将士恢复长征红军的荣誉，不再遭受这一方面的委屈。第三，在学术上更有科学性。三大主力红军会宁会师只是长征胜利的标志，但并不意味着长征已经完全结束。它还有两个尾声：一个是学术界都已公认的山城堡战役；另一个就是西路军。因为会宁会师及陕北红军西征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进一步打通国际路线，接取中共中央努力争取的国际军事物资援助。从这个意义上讲，把西路军看作红军长征的一个尾声、一种延伸是完全可以的。第四，该书保持了每篇纪实文章的完整性，有助于克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之编辑碎片化的弊端；既可以作为西路军的宣传普及材料，又可以作为完善西路军研究的辅助资料。当然，该书也有难免的缺点，即未能发现并说明个别回忆录的不准确之处。

目前我所见到的西路军资料书集大成者，主要有如上七种。其他如，安永香主持的国家课题有关西路军人物访谈资料；吴晓军所承担的董汉河申请的国家课题之子课题《红西路军资料长编》；双石编辑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汇编》(1933—2011)等尚未面世或公开出版的著作，没有统计在内。

2.对西路军研究的深化与拓展

西路军研究领域突破性深化和多方面拓展的成果，主要是在1979年之后，也就是西路军研究的第二阶段。对于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我将分为以下十三个方面作一简要的概括：

(1)对西路军形成原因的研究。对于西路军的形成原因，学术界有着不同的看法，主要有三种说法：一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共产国际、中共中央的共同意见说；二是“张国焘路线”说；三是“河西部队自行决定”，“中央军委作了认可”说。

关于历史的必然要求和共产国际、中共中央的共同意见说，是我本人吸取了朱玉、丛进、徐向前、陈铁建相关研究的科学成分后，在恩格斯历史合力论的指导下的概括、提升和总结，拙作《西路军的形成、失败及意义》对此有详细的论述。拙作被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党史研究参考》选用后，呈送中央政治局，并未听到不同意见。

“张国焘路线”说，属于传统观点，随着历史资料的不断发掘与丰富，持这类观点的人越来越少。叶心瑜在《西路军问题资料选编》中用大量的电文及回忆录作为支撑材料，认为“张国焘路线”是西路军形成的主要原因。对此，朱玉运用大量的史料对其部分观点进行了批驳。但是，目前仍有少数研究者坚持“张国焘路线”说。这与权威党史著作中的看法不符。

对于“河西部队自行决定”，“中央军委作了认可”说，张嘉选作过论述。他认为西路军西渡黄河并不是中央的部署，而是中央对既定事实的认可。牟慧芬、麻琨在《研究西路军应该实事求是》一文中对张嘉选的观点作了针锋相对的批驳，认为其断章取义，在观点上有着根本性的谬误。

(2)西路军的苏维埃政权建设研究。西路军在西进途中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建立苏维埃政权，以便根据中央的电示创建革命根据地。因此这也是西路军研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在《悲壮的征程》(下)中，用四个专题专门汇集了西路军在河西各地创建根据地的历史资料，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对于这一问题，程美东、冯亚光、田猛和崔雪梅等学者进行了各有重点和特色的研究和阐述，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缺少一篇综述性论文。

(3)西路军的民族统战工作研究。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成功的三大法宝之一。无论从抗日的角度，还是从团结少数民族的角度，开展民族统战工作是十分必要的，这也是西路军开展的重点工作之一。目前，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有《试论西路军的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西路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西路军在临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和《西路军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四篇文章。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西路军的民族统战工作，总体来看还是比较全面的，资料也比较丰富，但也存在着不足，需要后来的学者继续研究并加以完善。

(4)西路军左支队进驻新疆及返抵延安研究。西路军左支队作为西路军保存下来的唯一成建制的队伍，在西路军失败之后，进驻新疆，学习文化及无线电、情报工作和航空、炮兵、兽医等技术，返抵延安后成为我军各技术兵种的创建者和骨干，意义重大；对于传承西路军革命精神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有以下几篇论文：《西路军余部入新疆返延安斗争的情况述略》《红西路军左支队与新疆国际交通线》《西路军左支队进驻新疆的历史背景》《西路军左支队进驻新疆及返抵延安考论》《新疆“新兵营”是我党最早的特种兵技术学校》《西路军左支队走出祁连山的成功经验及教训》《西路军左支队在新疆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这些文章在内容方面有所交叉与重复，但是都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除此之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左支队在新疆》[4]、《陈云传》[5]等著作对西路军左支队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5)对西路军失败原因的研究。西路军血战河西，最终惨遭失败，其失败的原因一直是西路军史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有着多种不同的角度。其一，董汉河在《西路军失败原因综论——兼驳“有意让西路军失败”论》《西路军的形成、失败及意义》和《西路军与张国焘路线的联系与区别——再驳有意让西路军失败论》等论文中，对于“张国焘路线”以及“非张国焘路线”进行了综合比较，概括了西路军失败的几大重要原因。最终在恩格斯历史合力论的启发下，认为西路军失败是历史合力造成的，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张国焘路线的影响，“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是西路军失败的原因之一，但并不是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和全部原因。冯亚光在《也谈西路军失败的原因——与军科军史研究部及〈红西路军史〉作者商榷》一文中则坚决地将西路军失败的原因与“张国焘路线”分割开来。其二，董汉河在《论河西革命根据地建立之不可能》《西路军与西安事变》《西路军的形成、失败及其价值和意义》和《共产国际对西路军的重大影响》四篇论文中，又对西路军失败原因进行了三方面的深化与拓展。这三个方面是：建立河西革命根据地对西路军失败的影响；策应西安事变，使西路军滞留河西，错过了西路军进军新疆的最佳机遇；共产国际两次“变卦”对西路军失败的重大影响。其三，《“西北战略”之争与西路军的覆败》一文认为，西路军失败纯粹是军事原因，与政治无关，并详细地分析了敌我军事差距，具有一定的可取之处。其四，在《“马家军”是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因素》一文中认为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马家军”导致的。对于这个观点，我并不是很认同，但该文对马家军战力、战术、战略的分析很透彻，具有参考价值。其五，董汉河在《西路军兵殇古浪及其教训》一文中，对西路军之9军兵殇古浪的教训从宏观上作了分析总结，认为西路军总部在指导思想、兵力部署、战机捕捉、利用地形等方面也存在一些值得吸取的教训。

还有其他的观点，由于不具有相应的学术价值，不再赘述。

(6)西路军的功绩、历史地位和意义研究。徐向前元帅在《历史的回顾》[6]中率先肯定了西路军的历史地位和功绩，这对学术界研究这一方面的问题打开了一个突破口。在其后有《西路军与西安事变》《西路军与抗日》《西路军历史功绩初探》《西路军西征河西的历史地位》《红西路军七十周年祭——西路军的形成、失败及其价值和意义》《论西路军对河东红军战略行动的有力策应》《西路军革命精神的丰富内涵》《西路军的历史功绩与教训》《红西路军血战河西的历史功绩再认识》等文章先后发表，进一步对西路军的功绩、历史地位和意义做了补充、完善与深化。

(7)对西路军的营救研究。为了展开对西路军的营救，中共中央作了多方面的努力。针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篇文章：《中共中央对西路军的营救述论》《党中央对西路军的营救》《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党中央对孤悬河西的西路军所采取的营救措施》《党中央对红军西路军的营救》等。另外，青海民族学院的周中瑜教授承担了关于西路军营救工作的国家课题。群众对西路军的营救方面，有《马鹤年对西路军将士的救助》等论文及两部纪实性质的书稿《飘落的种子》和《温暖的大地》，由兰州大学出版社相继出版。

(8)西路军与长征的关系研究。西路军与长征的关系问题，一直备受关注，发表的论文观点比较一致。相关的论文有五篇：《西路军西征和抗日先锋军东征是长征的组成部分》《论西路军是长征的尾声》《透视长征的终结点》《长征与西路军》《西路军与红军长征》。这五篇论文的共同观点是：西路军西征河西走廊是长征的尾声或延伸；宗旨也大体一致：有利于从更高的层面、更公正地认识西路军的历史功勋和历史地位。但认识的角度、重点和长征结束的标准有差异。就我个人观点而言，将西路军西征河西走廊作为长征的延伸最合理。因为，从长征的动机、全过程以及历史的实际发展考察，长征的首要目的是寻求新的落脚点，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以求发展，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党中央把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7]。如果从巩固和寻求新的落脚点这一角度来认识，红军东征山西，西征及宁夏战役计划，以及让西路军建立河西革命根据地和打通国际路线的指示与行动，都应该看作长征的延伸。还是石仲泉先生说得好：“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是往后延伸的长征，主要原因是，西路军肩负着继续执行长征会师过程中中央给予的新的重要使命；重要原因是，组建为西路军的两万多名将士都是参加过长征的，西路军远征河西是红军长征历史的继续。”[8]

(9)对西路军战俘及流落将士的研究。对西路军战俘及流落将士问题的研究总的来看还是比较扎实的，资料丰富，论证清楚，研究的角度也比较新颖，不但理论上有深化，也促进了西路军幸存将士政治与生活待遇的改善。但是由于受到时代的限制，不可避免地有着局限性。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五篇文章：《西路军战俘为何如此之多》[9]、《西路军被俘将士斗争考略》[10]、《西路军被俘将士遭残害人数、地点及原因考》[11]、《对西路军战俘问题的思考》《西路军将士在全国解放后处境的变化》。从党的十八大以来，西路军幸存将士的政治和生活待遇又有进一步的改善，研究和宣传也有大的突破、拓展和进步，这在以后的研究工作中可以进一步论及。

(10)西路军与共产国际之关系研究。共产国际对西路军的形成是有重大影响的，现有成果例如《共产国际、苏联和红军西路军》《共产国际与西路军的失败》等文章做了初步研究。拙作《共产国际对西路军的重大影响》里面大都采用的是新出版的第一手资料，在论述这一问题上还是相对全面、系统和深入的，有拓展和突破性。《“打通国际路线”方针对党和红军的重大影响》较全面地考证了“打通国际路线”的由来，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央为打通国际路线所采取的措施和重大行动，“打通国际路线”方针的影响与重要的历史启示等。近年来的新成果还有《中共中央打通国际的路径演变——兼论西路军形成的历史背景和历史逻辑》等。

(11)权威著作对与西路军相关内容的修订。在学术界取得相应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毛泽东选集》[12]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3]对西路军的相关内容做了重大修改。这是对西路军研究成果的肯定，也是对西路军地位与功绩的肯定。具体修改的几点内容可以参见拙作《七十五年来西路军研究述评(下)》。

(12)西路军妇女抗日先锋团研究。西路军妇女抗日先锋团是西路军中一支特殊的部队，对于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妇运史都有特殊的意义。相关的文章主要有：《西路军妇女先锋团考略》[14]《西路军妇女先锋团政委吴富莲》[15]《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详考》[16]等。2019年，我曾参与鉴定过梁仲靖完成的有关红四方面军女红军研究的课题，发现其中有些与西路军妇女抗日先锋团相关的资料，弥足珍贵，有益于对西路军妇女抗日先锋团研究的深化与完善。

(13)对西路军的主要敌人“马家军”的研究。相关文章有三篇：《西路军在河西遭马匪阻击地考察》[17]《西路军与“二马”的兵力对比是1：6》和《“马家军”对西路军失败的影响》。这几篇文章将“马家军”对西路军的阻击已经基本研究清楚了，对“马家军”的军事力量、战略部署、作战方式等都有详细的论述，具有很高的资料价值，可以从其他方面作进一步的拓展。

以上十三个方面就是我对第二阶段四十多年来西路军研究成果的一个简单概述，或有不全面之处，如对西路军人物的研究就基本没有涉及，但是基本脉络就是这样。四十多年来，对西路军的研究已经在不断前进中发展起来了，但是对西路军问题的研究没有穷尽，也不可能穷尽。随着资料的不断丰富，西路军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也会不断拓展，研究也会更加科学。

二、西路军资料征集、整理与研究方面的不足

吴晓军：四十多年来关于西路军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也如您所说，研究是没有止境的，那么目前西路军的资料征集、整理与研究中还存在着哪些不足呢？

董汉河：对于这一问题，我也有一些思考，目前能想到的关于西路军资料征集、整理与研究方面的不足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相关电报、文档和文献的不足

能否解密相关的电报、文档和文献，以便于深入研究西路军问题，弘扬西路军革命精神。此外，莫斯科档案馆是否还有与西路军相关的档案？如有，这将对西路军的深入研究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

还有与西路军相关的文物资料及口述史资料，亦需有西路军遗迹的各地县党史部门加以搜集、整理、上报。

与西路军相关的敌方档案极少。诸如蒋介石方面与马步芳等应对西路军的往来电文，敌方当时的战斗简报等，需到青海、南京以及台湾等地方的相关档案馆查找补充。

将上述电报、文档等资料尽量搜集齐全后，需编辑一部《西路军新资料汇编》，这是本课题的重点子课题之一，对更加全面深入地研究西路军，将提供坚实的资料基础。

(二)相关研究论文的不足

原先由董汉河等主编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论文卷》共三册，虽然尽力收录了2012年之前公开发表的相关论文，但仍难免有遗漏，如发现，当尽力补编。2012年之后发表的西路军研究论文虽然不是很多，但多有新意，应竭力收齐，编一本《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论文卷》(补编)，并写一篇相关论文加以述评。

(三)有关西路军回忆录的不足

有关西路军的回忆录很多，多数都有重要参考价值。但也有少数不真实或相互矛盾的地方，导致莫衷一是，甚至谬种流传，需认真考证、校订或注释，争取出版回忆录校订版。如发现新的有关西路军的回忆录，亦应加以收录编辑，尽量编辑一本《回忆录卷》(补编)。

(四)西路军研究的不足

总体看，西路军研究有史无前例的开拓与进步，但也存在着不全面、欠完善和不深入的问题，存在着各种局限性和偏颇与缺失。这可从几个方面具体分析：

第一，在研究观念、立场及理论基础方面，时有偏颇与缺失现象发生。需要架构西路军研究的党史学术理论体系。

第二，西路军的政治工作尚无研究。至今也没有相关方面的研究论文发表，只是在少量地方苏维埃政权建设的材料中有涉及。对西路军政治工作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虽有相当的难度，但不能回避。期盼西路军国家重大课题组能有人给出满意的答卷。规划中的《西路军全史》亦应设立相关章节。

第三，在人物研究方面，存在不全面、欠完善的缺点。其一，不全面的问题。拙作《西路军重要人物研究述评》，只述评了周恩来、陈昌浩、陈云、李先念、张琴秋等13个重要或比较重要的人物，还有毛泽东、徐向前、黄超、李特、陈海松等重要干部，因资料甚少，尚无人专门研究。其二，欠完善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发掘、丰富和完善的西路军人物，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之外，还有一些师团级干部需要补充、丰富和完善，例如熊厚发、杨朝礼、黄英祥等。

第四，在西路军史的研究方面，主要缺点是欠全面与深入。过去由于各方面资料不完善，研究不够充分，制约了这方面的研究，但经过十年来多方面研究，特别是几个与西路军相关的国家课题的结项，有多方面的深入和拓展，并得到广泛的认可。2019年8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瞻仰高台烈士陵园时的讲话，又有新的高度和视野。因此，很有必要撰写一部更加全面深入的《西路军全史》。除了结构上的改进完善之外，该书至少应在如下一些方面超越秦生的《红西路军史》：

(1)应加强西路军形成之国际国内背景的阐述，特别加强共产国际的相关准备及指示，以及毛泽东、彭德怀1936年6至8月间对共产国际的相关要求的阐述。

(2)对徐、陈等对西渡黄河的准备和重视，要用相关史实和电文加以阐述。徐、陈向党中央表示坚决拥护中央路线的电报，应注意引用与阐释。对徐、陈为何不遵照朱、张电示，抽出徐、陈中的一人留在河东指挥红四方面军之4军和31军，应点明，并分析其原因。

(3)对红30军、9军、5军和指挥部的渡河时间及顺序，应有精确的考察与阐释，特别对9军渡河要加以专门阐释。

(4)对过河部队在景泰期间的战斗与活动应有精确地考察与定位。

(5)对《平(番)大(靖)古(浪)凉(州)计划》与西路军的命名和西进的区别与联系应加以精确地阐释。

(6)抓住《平(番)大(靖)古(浪)凉(州)计划》之“在野外消灭马步芳部”的宗旨，阐释横梁山阻击战没能抓住有利机会消灭马步芳一部，导致红9军兵殇古浪的巨大遗憾！

……

总之，《西路军全史》应将西路军广泛认可的资料和研究成果，都包容提炼概括进去，力争更有深度，更有广度，更有厚度，有更高的质量和更加长久的生命力。

第五，在西路军学术史研究方面的缺失。目前，尚未有一部西路军学术史研究方面的著作。但相关论文是有的，拙作《七十五年来西路军研究述评》和《西路军重要人物研究述评》就是。这方面的缺失是，未能涵盖2012年之后的相关研究成果。这就首先需要搜集2012年之后发表的研究成果，汇集成书，并加以述评。然后，再结合前述两篇论文加以汇总整合衔接，撰写一部内容完善的《西路军学术史研究》。

这就是我对目前西路军研究方面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的思考，希望可以为以后研究西路军的学者提供一些借鉴。

三、深化西路军研究的理念、路径和方法

吴晓军：由您担任首席专家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历史资料的征集、整理与研究”的成功立项，包含着对您四十多年来研究西路军成果的肯定。在这之前，西路军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果。在此基础上如何进一步深化西路军的研究，您认为可以通过什么理念、路径和方法拓展和深化对西路军的研究？

董汉河：今后在西路军历史资料征集、整理与研究方面，要想取得进一步的成果，完成好这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是不容易的，必须深化西路军研究的理念、路径和方法。对此，我有以下几方面的思考：

(一)深化研究的理念及立场与方针

第一，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对历史研究而言，对西路军研究而言，“唯物主义”之“物”，即西路军之史实，包括相关电文、战报、文件、检讨、文物、回忆录、战场遗址、考察报告等。这些“物”，是客观公正认识西路军的前提和基础。因此，2020年度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定名为“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历史资料征集、整理与研究”，将“资料征集”放在第一位。因为，只有完善的资料征集，才可能有客观公正的认识和高质量的研究。

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它不但认为客观世界是认识的基础，同时也重视认识的能动性与反作用。这本身就蕴含着辩证法。对于西路军研究而言，这一方面还大有拓展与深入的可能。例如，如何用军事辩证法拓展西路军的战略战术研究；如何用历史辩证法总结西路军的经验教训，都大有可为。毛泽东和党中央对西路军经验教训的总结，虽然很少见诸文字，但实际上是在不断地总结着、汲取着。例如，1937年3月，毛泽东在电示援西军如何接应西路军时，就强调援西军不要深入河西，因为现已证明那里是“不能生存的”。这就包含着对党中央当初提出的“创建河西革命根据地”方针之否定。又如，在西路军失败之后，党中央长期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争取外援，而不依赖外援。不但抗日战争期间如此，解放战争期间如此，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如此。这无疑是汲取了西路军一心争取和依赖国际援助的沉痛教训！

第二，要从树立“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来认识西路军的相关问题，坚决反对“山头主义”。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中国工农红军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多个山头汇聚在一起的，这是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客观事实，因此党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承认山头，可以适当地有分寸地照顾山头，但绝不允许搞山头主义！所有红军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坚持天下红军是一家的观念和立场。在革命战争年代如此，在和平建设时期也如此。对研究党史和军史的人，就更应该坚持这种正确的观念和立场，并实实在在地贯穿到自己的研究和写作中去。毋庸讳言，在已有的西路军研究成果中，程度不同地、自觉或不自觉地存在着山头主义和门户之见。所谓“山头主义”，就是无论是征集、整理资料还是研究历史问题，都从山头的利益出发。为此，可以不顾历史事实，甚至有选择地使用历史资料。所谓“自觉”，就是明明知道是不对的甚至是错误的东西，出于山头主义的立场却仍要坚持；所谓“不自觉”，就是习惯了站在某个山头上看问题，有历史的局限性，或者出于对首长或亲人、战友的尊重与感情，不愿承认某些历史事实。这是军史研究者之大忌。所谓“门户之见”，是指已经形成某种认识或观点的研究者，固守原有的认识和观点，不愿根据发现的新资料，校正完善自己原来研究的偏颇。这也是西路军研究之大忌，对西路军研究的深入和宣传是十分有害的。

第三，认识永远不会终结，要不断发掘征集新资料，不断校正、深化和完善对西路军的研究。历史事件一旦发生，其史实便永远不会改变。但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对其认识永远不会终结，不但其历史资料会有新的发掘和发现，其意义也会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提升。对西路军的资料征集、整理与研究，就正在经历这样一个过程。不可否认，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各方面的努力，西路军的资料征集、整理与研究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同时也存在着许多缺失与偏颇。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历史资料征集、整理与研究”的立项，正是为了弥补缺失，纠正偏颇，深化与升华西路军的研究。相信这一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的结项，将会为西路军研究提供重要的成果。其生命力，将由成果的质量而定。我期望能拿出高质量、有长久生命力的课题成果。

第四，对于西路军的历史资料征集、整理，要坚持兼收并蓄、去伪存真、规范编校的方针；对西路军研究要端正观念和立场，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在广泛占有资料基础上，拓宽视野，规划格局，提炼升华，纠偏存正。

(二)深化的路径和方法

第一，历史资料征集的路径和方法。史学界对史料征集有一句传统的老话——“竭泽而渔”，就是说，应该把与研究课题相关领域的史料都征集到。西路军资料的“泽”，概括起来说有三个方面：(1)当时的决议、文件、电报、战报、检讨等存放的档案馆等地方；(2)西路军历史的亲历者及其回忆录或访谈录；(3)西路军当年的战场及其驻扎、经过的地方和遗留的文物。

历史资料征集的具体路径有两条：一条是西路军所驻扎和经过的地方，在甘肃省党史研究室及西路军资料征集课题组的统一规划领导和协调下，发动各相关市县党史征集和研究部门，在自己所管辖的相关领域“撒网捕捞”，然后甄别筛选，分类上报。相信一定会有收获。另一条，是到北京及相关省区、台湾乃至莫斯科的相关档案馆查阅相关档案。这是重点，也是难点，需要组织精干队伍，攻坚克难，百折不挠，以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精神来完成任务。首先是甘肃省档案馆存有23卷西路军档案，我曾于1979年上半年全部查阅过，都很有价值。期盼资料征集课题组能全部复印出来，作为《西路军新资料汇编》的备用资料。

更大的重点和难点在北京的三个单位：一是中央档案馆，二是军委档案馆，三是军事科学院原先的军史部。这三个单位原来都存放着一些西路军的电报等重要文献档案，需要下大功夫去攻关查阅。

至于南京、台湾乃至莫斯科的相关档案部门，主要难点是不摸底细，目标不具体，门路不清楚。但既然已经有人从莫斯科查到了陈昌浩当年的笔记本及袁立夫留学苏联时的档案，就有了经验。前提是事前做好摸底和探路工作。还有青海省有关部门及青海民族学院政史系有一些对西路军的调查材料，也颇显珍贵，亦应搜集。

另外，有些早期对西路军当事人的访问录音，亦应整理筛选。我有20盘左右，可以贡献出来。据说个别同志手中也有，也期盼有所贡献。

第二，资料整理的路径与方法。资料整理是建立在资料征集的基础之上的。资料整理之子课题承担者可先就已有的成果开展进一步更加完善、严谨、符合学术规范的整理工作，重点是对郝成铭等主编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进行整理。这一工作分两步走：第一步，根据杨鸣远等的相关文章所指出的问题，参照《红军长征文献》《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毛泽东军事文选》《毛泽东年谱》等，进行规范化及纠偏、补充和完善；第二步，待资料征集组将《西路军新资料汇编》初稿完成后，再进一步补充完善。

另外，对《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调查研究卷》《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论文卷》等亦应整理完善，但鉴于经费和人力有限，全部整理出版力所不逮。建议通过搜集整理，编辑《西路军论文、回忆录、调查研究补编》，并对相关回忆录和调查研究文章中，有些不实或需要考证的问题，写文章进行考证纠偏。

西路军资料整理工作，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即甘肃和青海的十几个西路军纪念馆的展出资料需要汇总、述评和改善提升，相关课题组需首先汇集编辑一部《西路军纪念馆展出资料汇编与述评》，在此基础上，再与各纪念馆研究商讨，改善提升纪念馆的展览内容和形式。

第三，对西路军进一步研究的路径和方法。对西路军进一步的研究主要是拓宽拓深，大的目标有三个：(1)《西路军全史》的准备、研究和撰写；(2)《西路军学术史》的准备、研究和撰写；(3)《西路军军事志》的准备、研究和撰写。这三个目标的类型不同，基础及资料和人才准备不一，因此，达到目标的路径和方法也不尽相同。

《西路军全史》课题组负责人，有相当的基础、经验和水平，但仍需挤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做好充分的资料准备和研究工作，并且一定要参与《西路军新资料》的征集工作，参与《近年来西路军研究论文汇编》的新资料的搜集工作，以便掌握更多的新资料，为《西路军全史》的撰写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还应再看一看秦生的《红西路军史》，以便取长补短，拓宽拓深思路，构建更加全面、更加深刻、更有厚度的提纲，在撰写的过程中仍须不断提升和完善。力争将《西路军全史》写成本国家重大课题代表性的成果之一。

《西路军学术史》也是进一步研究西路军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以前虽然没有以《西路军学术史》署名的著作，但相关的论文是有的。《西路军学术史》可以在此基础上，再作两个方面的完善与拓展：在整合完善拙作的基础上，再搜集编辑一部《近年来西路军研究论文汇编和述评》，为补充和完善打基础；整合、完善、提升，撰写一部质量较高的《西路军学术史》。

《西路军军事志》的准备、研究和撰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大工程，不但对西路军的战略战术要有充分的研究，对每一次战斗的战场、地形、地貌及气候等要做实地考察、测算与查询，对敌情我态也须考察清楚。这都需要相当的经费与人力物力支撑，最好请甘肃省军区大力支持，由其领导下的相关部门牵头，组成强有力的团队，至少需三、四年的努力，方能完成。本课题组无力承担，起码在短时间内无法完成。我作为本课题组首席专家，有心无力，只能深表遗憾！

西路军的研究永无止境，只会在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向前推进，需要研究者们自觉地解放思想，用科学的方法和顽强不懈的努力来征集、整理资料，进一步深化、拓展相关问题的研究。如此，西路军的资料征集、整理与研究方能取得优质丰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