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仞雪

(复旦大学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上海 200433)

提要： 近年来，颜值经济的勃兴见证了以容貌与身体的管理为商品的服务行业的扩张，健身行业是其中的典型。区别于传统服务业中的情感整饰，健身行业围绕外形、容貌、语言和仪态风格展开的生产、规训和消费构成了“审美劳动”。对健身行业劳动过程为期一年的田野观察发现，与情感劳动强调的“制造微笑”不同，审美劳动的核心是“营销外貌”，它由以身体规训为核心的管理政体和劳动者以营销外貌为主旨的具身实践构成。前者包括渗透在劳动招募、培训和控制中的外显规训和劳动者的自我规训；对外貌的营销体现为洞察消费者特定的审美偏好并通过打造与其偏好相吻合的“人设”，以维持客户关系。审美劳动表面上提升了劳动自主性，实际却以更为隐蔽的方式使劳动者陷入永续性、高强度的身体凝视之中。审美劳动加剧了劳动者身体的工具化与商品化，也可能使“外貌”成为继阶层与性别之外的劳动力市场身份区隔的新向度。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我国也从以消费品使用功能为主导的“第二消费时代”向以审美、享受与悦己等象征功能主导的“第三消费时代”迈进[1-2]。在此背景下，满足都市消费者“爱美、求美、研美和创美”需求的颜值消费(appearance econsumption)及其产业集群迅速发展。近年来，以塑形美体、营养管理和理疗康复为核心的“健身热”就是这一经济形态转变之下的典型现象，这也使得以健身行业为例展开的服务业劳动与消费形态的研究成为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焦点[3-4]。

行业的快速发展也使得健身教练的职业热度持续升高。至2018年，报考健身教练国家职业技能鉴定的人数已超过17万人，持有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健身教练数量达到79073人。他们中有近90%为90后和95后，是典型的新生一代；同时近七成是为了工作从家乡来到一线城市的外来人口[5]。作为一线服务人员，私人健身教练对于传统服务业劳工来说是一群既熟悉又陌生的群体。一方面，与传统的一线劳工相比，私人健身教练身处良好的工作环境、拥有更加优渥的行业薪资，又由于拥有专业的运动医学与营养学方面的资质而享有一定的职业声望。同时，他们往往拥有姣好的面容、年轻的体态和精致的外形，许多健身教练甚至能引得消费者的艳羡和尊敬，这很难让人将他们与以往言听计从、无微不至的服务员的工作状态相联系。另一方面，健身俱乐部会员制的盈利模式又使得私人健身教练如销售人员一样，依赖于顾客对他们的态度与评价，许多健身教练强制推销和捆绑销售的行为又为消费者所诟病。

那么，如何理解健身教练此种充满张力的劳动状态？推而广之，服务业劳动者的身体技术与知识权威的提升给传统服务业劳动过程带来了怎样的变化？这一变化对服务业劳动者而言意味着什么？本文引入“审美劳动”这一概念，从劳动社会学的角度阐释上述张力及其映射的劳动形态变化。它不仅有助于我们管窥新兴服务业的新生代劳动者的劳动状态，同时对理解我国新时代经济模式创新与服务业劳动过程理论的变革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从健身行业看服务业中的“审美劳动”

一直以来，关于服务业劳动过程的分析都是以“情感劳动”(emotional labor)为统领性研究视角。20世纪80年代，服务业开始代替制造业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和吸纳就业的引擎，服务业的劳动特征、劳动形态及其在更广阔意义上对人类劳动状况和社会生活带来的变化成为劳动社会学者关注与讨论的焦点。与劳动密集型企业中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相比，服务行业的劳动实质是通过努力地营造某种特定的“情感状态”来换取劳动报酬[6]。

这一分析范式下，服务业劳动的主要特征是“制造微笑”“顾客至上”和服务的标准化，它有着四方面意涵。首先，服务业劳动产品具有无形性。劳动者制造的产品，也即“微笑”，是一种超出实际效用之外的感官体验，它往往服务于消费者自我认同与表达的需求。如餐饮服务业就十分强调微笑的制造在营造酒店氛围、为客户缔造愉悦的消费环境起到的作用[7]。第二，产品的生产方式是“表演”。戈夫曼(Goffman，Erving)的剧场论是学者对劳动者情感整饰策略分析的主要理论来源，在多数情况下，劳动现场被视作“剧场”，劳动者的“微笑”是其根据服务发生的劳动控制方式、具体的服务场景和与消费者的互动关系进行的情感整饰[8]。第三，处于劳动过程终端的消费者(如客户、病患、乘客、粉丝……)不仅仅是旁观者，而且是劳动过程的参与者，位于权力关系的核心。他们的反馈构成劳动过程的一部分，并直接影响着商品的生产[9]。第四，为保证产品“质量”、缩小供给中的不确定性并使规模化经营成为可能，劳动者被要求呈现出“统一”的、“标准”的情绪状态[10]。

然而，进入21世纪，消费需求由追求实用性与“多、快、好”向追求悦己与享受转变，审美经济的爆发使得服务业开始出现许多新兴产业，例如健身业、职业模特和主播业。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劳动者的外貌、形体和语言等身体资源的本身作为了商品，成为企业盈利的主要方式。劳动的形态不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情绪表演”，而是动用形体、衣着、神情和举止锻造、展示某种符合消费端审美需求的“性情倾向”(dispositions)，以构造出个人风格、甚至是凌驾于消费者惯习之上的卡里斯马气质[11]。在这里，布尔迪厄的“具身实践”(embodied practice)与地位消费论构成审美劳动的主要理论工具；相应的，“个人风格”，而不是统一标准的打造成为赢得客户青睐的要义，这又进一步使他们得以树立一种与以往服务业劳动者完全不同的形象，他们不再是被消费者忽视的服务提供者，甚至是可能收获尊敬与粉丝的“明星”。这些经验现象都是以往情感劳动分析范式所无法解释的。作为一个补充性的概念，“审美劳动”(aesthetic labor)在21世纪初期被提出并推广。具体而言，审美劳动指劳动者“通过运用他们的外形、表情、举止和语言等身体资源、展示某种整体性的‘生活风格’(life style)或‘习性’(habitus)去迎合、融入甚至是培育和推广顾客的审美需求的一种劳动形式”[12]。2018年以来，中国已经拥有全世界第二大健身消费市场，而国内目前对这一群体的研究在理论和经验上仍缺乏关注。

笔者认为，审美劳动对劳动者具身化实践(embodied practice)和劳动者与顾客互动中的动态权力关系的关切能够更好地回答前文所提出的关于健身行业劳动过程的疑惑。“审美劳动”视野下的健身行业劳动过程研究关注情感劳动中被忽略的劳动者外貌/身体的商品化、将劳动者视作具身化的实践者而非单纯的“表演者”、指出劳动者并非永远处于言听计从的弱势地位，劳动者可以利用身体资本与专业技能在互动中与消费者构建动态多元的权力关系。

笔者于2019年2月至2020年2月间在上海市中心城区的W健身会所与东部城区的B健身俱乐部两家中高端健身连锁俱乐部展开田野调查。实证资料的收集主要通过半参与式观察、半结构访谈与焦点小组三种形式获取。访谈对象的抽样以立意抽样为原则，并通过滚雪球抽样的方式对包括7名管理者(5名男性与3名女性，平均年龄为32.0岁)、13名健身教练(10名男性与3名女性，平均年龄24.5岁)和15名消费者(4名男性与11名女性，平均年龄为29.1岁)共35人进行访谈。访谈主要包括电话访谈、面对面访谈和焦点小组3种形式；半参与式观察包括以旁观者的身份参与到教练的培训、周末/晚间例会，平均每月旁观2至3次晚间集训，观察记录活动的开展过程、还包括劳动者与消费者的互动，例如参与到教练与消费者，也即客户的谈话过程，包括签约、续约谈话、意见反馈、体能检测、私教授课等过程。研究以健身行业为例，对服务业劳动过程进行分析。它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对审美劳动整体管理体制的考察，它以身体的规训为核心；二是对审美劳动的具体实践过程的考察，它以“外貌营销”为核心。

三、身体规训：审美劳动的管理体制

(一)自上而下的身体规训

审美劳动的关键是“美”，健身教练的外形是标识和区分健身俱乐部品牌特性的核心“产品”，是一种具有审美意义的“符号”。健身俱乐部对于一个健身教练“完美外形”的要求从招募环节就已经开始。B健身俱乐部对正式教练的面试包括了体能测试、运动能力测试与人格测试三个部分，而在要求更为严格的W俱乐部，考核的标准除了上述部分外，应聘教练的“外形气质”也是应聘考量的关键因素之一，一个“阳光、健康、干净”的外形甚至直接决定着教练的录用。在聘用者眼里，外形不是某种随机性的、无形的特征，而是物质化的、可被遴选、规划、评估和锻造的审美技能(aesthetic skills)的一部分。

早在《心灵的整饰》中，霍克希尔德就已经描述过“充满吸引力的外形”在空乘人员的情感劳动中扮演的作用。事实上，对于劳动者而言，由外形与身体在劳动力市场中的隐形优势不可谓不常见，这在已有经验研究中已经得到证明。社会心理学中的锚定启发(anchor heuristic)和外貌偏见(physical attractiveness bias)为这一现象提供了主流性解释[13]。在初次个体互动中，视觉、听觉和多方面感官体验是构成个体认知图式的“锚点”，它透过互动发生的特定情境被加工并贮存于互动双方的认知图库。外形作为直接传达感官特性的一环，不可避免地影响着第一印象的构建。然而，将此种外形上的差异量化为一项劳动力市场中的正式规范却是在近年审美经济和品牌竞争日趋激烈的情景下出现的新现象[14]。

如果说招募环节说明了“外形”的潜在可塑性，那么发生在其后的培训、动员和身体监控则是保证了外形由潜在可塑性向实际有用性的转变。健身教练“一对一”负责制是主要的培训与动员策略。所谓“一对一”负责制，是指让有工作经验的高级教练与新到店的轮店/实习教练相互匹配，完成对每日销售任务的复盘、对健身专业知识掌握的测评和与之相对应的体能测试。这种“一对一”培训模式的优点在于“把有限的人力用到实处，他们可以更准确地知道自己的不足，也可以相互监督”(Cici，20190416)。在W店，这种“一对一”的模式还延伸为高级教练之间教学质量的攀比游戏。在健身俱乐部里，身形的变化就是“教学质量”最直接的体现。

“一对一”的培训体制达到了一石二鸟的规训效果。一方面，“一对一”的培训给教练提供了“更细致”的培训指导，将对劳动者的管理与控制转化为生发于劳动者之间的横向监督，因而软化了工业社会管理体制中的组织强制。“科学管理”制下的劳动过程和劳动质量的监控由巡视员(watchman)完成，以间歇性的巡视和抽检的方式实施。劳动的控制策略为直接监控和惩罚，监控的在场性起到客观监督的作用，同时也将巡视员塑造为对劳工而言“敌对的一方”，形成了劳工间的对立，同时强化了管理高压[15]。与高压控制相反，“一对一”的培训制和教练身材管理、业绩评比的激励机制相结合。在这一匹配制之下，健身教练成为利益相关的“盟友”而不是“敌人”，对劳动者的监控由体力劳作的时间与强度指标转化为身体资本和知识技能评测，后者作为“知识化策略”将自上而下的身体与心灵的精细管制转化为有益于劳动者和管理者双方的活动。另一方面，“一对一”的配置完成了更为缜密的身体监控。对子内的评估、不同对子之间的评估使得劳动者之间自觉地展开竞赛，这进一步调动了劳动者身体改造的积极性。在健身俱乐部，健硕的肱二头肌和紧实的“蜜桃臀”成为教练的职业等级的象征，健身教练之间无时无刻不在交流讨论健身心得。它成就“劳动者”自我规训，同时又以更为隐蔽的方式使内部劳动力市场存在的分隔正常化。

(二)劳动者的自我规训

自我规训是“行动者在摆脱了外界强制的情况下，出于某种积极意愿，主动学习有关身体的规范和话语的现象”[4]。与传统服务业劳动者的情感劳动状况相比，健身教练在审美劳动中的自我规训体现出了三个区别性特征。

第一，在审美劳动中，身体本身成为他者凝视的中心。“身材就是名片”这一在模特行业中广为流行的法则同样适用于健身行业，它建构了身体是“永远可被改进”的意识形态。这与福柯论说的“全景敞视”相似，却又有着微妙的区别。

在全景敞视主义中，中心—边缘的监狱设置将看与被看的关系直接地切割为两个相互对立分离的空间，权力的在场性得以凸显[16]。而在健身培训的劳动现场中，对身体的凝视以被观看者为中心，他者的注视加深了健身教练对外貌形体的自我意识。例如，关于身体锻炼的话题几乎是贯穿健身教练的日常讨论始终，健身教练被前来锻炼的顾客拍照已是稀松平常的现象。教练甚至主动要求顾客使用修图软件，将原始照片“P图”之后转发，并转发到私人或大众类的社交平台上。在访谈中，健身教练认为这是对其身体价值的认可和赞赏，它被解读为非物质奖励的一部分，也使得自我规训成为一种独立于劳动过程之外的行为。

第二，与情感劳动中劳动者在表演中存在的“表演—本真性”冲突不同，对于审美劳动而言，将未经雕琢的身体改造为精致完美的外形还具有道德上的紧迫性与合理性。它不仅仅被健身教练表达为一种与工作相关的认真负责、爱岗敬业的“职业素养”，或是与健身俱乐部强调的“精致生活”相契合的品牌认同，而是对其自身而言直接与个人品行相关联的道德标识。他们将完美性感的曲线和紧实的肌肉与自律、自我负责和积极进取的人生心态相等同，身体的成就同时暗示着一种自致意义上的成功，对外形的雕刻便作为表意性的实践成了布尔迪厄所说的“符号斗争”(symbolic struggle)[17]。在实际的工作中，健身教练在区分“美丽的”与“丑陋的”外形的同时也区分了与之相应的个体道德。例如，健身教练会将那些肉眼上无法被直接看出来是健身教练的人视作不合格的“离群者”，他们的身体与外形不仅在健身场域中被叙述成“丑陋的”和“边缘的”，他们同时也会被认为是“懒惰”与“对自己对形象不负责任的人”。透过外形的评判，健身教练实际上建立起的是一整套自我肯定—自我厌恶的象征意义上的分类。

第三，由健身教练自发驱动的自我归类形成了与以往情感劳动不同的后果。对于劳动者而言，来自“他者”，也即消费者的凝视成为推动劳动者自我规训的重要来源。在传统服务业中，消费者对劳动过程的观看与评估常常被劳动者视作“监控的延伸”，甚至可能成为反抗的来源。例如关于超市与银行柜台服务人员工作满意度的考察发现，消费者对劳动者衣着、表情和服务态度的评价容易造成劳动者的焦虑甚至是情绪抵抗[18]。在强调标准化的组织管制中，劳动者将“情感状态”的调试被视作组织与管理规范的一环，它是仅适配于劳动者当前所处的工作环境、也即戈夫曼所说的置于特定“情境框架”(situated frame)中的角色表演。在审美劳动中，如本文所观察到的劳动者在身体上的“自我分类”并不是个案，这一现象同样发生在职业模特身上[19]。自我归类使得劳动者们不再将第三方的“凝视”体验为某种压迫性的力量，而是将其视作劳动中理所应当的部分予以接纳。

四、外貌营销：审美劳动的实践策略

(一)品味的识别与模仿

在审美劳动中，商品为消费者提供的“审美”或文化价值成为产品价值的主要量度。“审美”价值是消费者付诸商品之上的象征意涵，即当人们消费某一物品或服务时，实际上是在宣称自身偏好与品味的合法性。在健身俱乐部中，消费者的身体实践均作为如布尔迪厄所说的“被分类的实践”而存在，即根据自身长期形成的生存与消费能力而形成的固有习性。它是一套“原始的、未经行动者审查的认知图式，在意识和话语之外发挥作用，因而不受有意识的审查和控制”[20]。会员卡等级成为其消费偏好的物质体现。健身俱乐部中的会员卡主要为普卡、黑卡、银卡和金卡四种类型，它由消费者的总课时、消费金额和其所选择的服务类别决定。对于健身教练来说，售卖课程的前提是准确理解消费者对不同卡类的购买倾向。对于教练而言，这不仅是单纯的经济决策，它同时体现的是“健美与保养”这一需求在多大程度上被不同的阶层群体接纳为一种必要的和有意义的日常实践[21]，它反映着消费者自身的习性和审美趣味。因此，对潜在用户的搜寻和针不同卡类用户特征的分析大多来自私人教练在实际工作中积攒的非正式知识，这一知识即是布尔迪厄所说的“审美判断力”的体现[22]。

学者马奎尔(Maguire，S.Jennifer)直接将健身房中的“合法品味”划归为由新中产或精英阶层定义并主导的一整套生活风格和审美偏好组成的消费符码，它具体指——重视地位消费，强调身体的工具化以及倡导女性赋权与自决[21]。作为此种审美价值的供给者，在实践并出售此种价值之前健身教练需要对此种象征意涵进行识别。健身教练品味识别的方式就是对不同卡类消费者进行类型化(categorization)，即劳动者依据消费者经济/物质性的表征来归纳其象征/表意性的风格偏好，这一过程是劳动者审美判断力的体现，也即布尔迪厄所说的要“将社会结构与心智结构相对应”的能力[17]。

在教练看来，从消费者推开店门的一刹那，他们的“类别化”机制就已开启。快速扫描其妆容、服饰、配饰是必要的手段，其中服饰和妆容是健身教练识别消费者品味等级的重要符号。例如有经验的健身教练能够依靠衣着品牌的国别、logo(品牌徽标)的大小、品牌款式和穿戴的方式判断消费者的购买能力和审美趣味；同时，健身教练还通过消费者在健身房里的穿戴，例如发型与头饰、运动衣物的选择、运动配件的装备识别不同消费者的消费动机。“破冰”，即消费者说的“搭讪”，是健身教练通过营造自然情境的对话以了解消费者的健身习惯和对自身体态改善的预期的重要方式。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同时在脑海中完成了对消费者在符码意义上的归类，对消费者习性的识别为健身教练培育有针对性的“品味”构造了准备条件。在审美劳动中，对品味的模仿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劳动者生产和售卖商品的过程不再仅仅是传统服务业强调的“提供”或“运送”，而是需要使自身“成为”它[23]。

健身教练对审美判断力的培育和模仿体现了审美劳动与传统服务业中情感劳动者的区分。在传统服务业中，劳动者虽然同样包含着对消费者品味的观察，但它并不构成必要的劳动过程的一环，而是独立于商品使用价值向交换价值的转换过程之外。例如，何明洁对“和记”餐饮服务员劳动过程的研究中触及劳动者对消费品味的观察与情感劳动的关系[7]。虽然消费者的饮食、穿着和生活方式直接地构塑了“和记小妹”对城市生活方式的想象和临摹，但上述品味的识别和模仿仅仅被允许在劳动场域之外发生，成为建构劳动者阶层投射和工作意义的来源。在劳动过程中，身体与情绪反而被要求处于去个性化的状态。服务员普遍被要求穿着统一的服饰、盘梳规定的发型和发饰，以及始终保持高涨的情绪就是典型的例证。健身教练对审美判断力的锤炼在劳动过程中扮演着与前者完全不同的角色，劳动者在多大程度上透过日常实践中的言行举止识别不同的“趣味”，意味着他们有多大可能形成与之拟合的“性情倾向”，这一“性情倾向”的形成直接应用于劳动者与消费者的交往之中，影响着健身教练的身体资本向经济与文化资本转化的能力。

在此，审美的判断力对劳动者的身体提出了比前述身体规训更为复杂的要求。对身体的规训，包括对肌肉线条、外在形态的打造，强调的是作为身体作为一种具有物质属性的消费物品(consuming object)在劳动中产生的直接的交换价值，它和其他消费社会中丰盈的物质一样，以其肉体性(corporeality)和感官特质给观看者带来直接的视觉、触觉甚至是欲望的冲击来唤醒顾客的消费欲望[24]。而在审美判断力的培养中，身体不再作为客体，而成为劳动者展现性情、气质和品味的“媒介”而存在。身体被要求培养一种布尔迪厄所说的“性情倾向”，它不是外形，而是一系列更为精细的面向——所穿、所戴、所言、所及——的总和所构成的。然而，劳动者只有将身体投入实践，也即身体的物质性与象征性结合的劳动实践中，“审美价值”才真正地实现了价值的转化。对于健身教练来说，这个过程就是利用外形和审美判断力所培育出的“习性”打造与消费者的审美品味相适应的整体形象，即“人设”，以出售服务与课程。

(二)“人设”铺陈与关系经营

“人设”是网络用语“人物设定”的简称。它最初是职业动漫创作中的专业用语，指的是原画师在进行动漫人物形象的创作中对登场人物在外观造型、性格特征和兴趣爱好上进行的创作和设定。而后该词作为粉丝群体的高频用词，并在互联网中流传开来，指代明星或公众人物通过营造粉丝或大众所期望的外形、喜好和性格来获取流量并从中盈利的营销模式。在其亲身参与、为期两年的民族志研究中，米尔斯(Mears，Ashley)[19]揭示了时装模特在“人设”的创立和经营在时装模特的颜值营销中扮演的重要作用。她尖锐地指出：“‘外形’的实质是一整套意义系统，像是一个语言、或一种符码，它与一个社会评价体系紧密联系在一起。”时尚模特与经理人对模特“人物风格”的设定决定了她们“美丽”的等级和外形的标价。那些有着芭比娃娃一般灿烂笑容的模特虽然能够轻松获得平面广告的拍摄机会，但却也将她们的身体定义为仅属于快餐消费圈层的“橱窗消费品”。而一个有野心的模特是愿意牺牲短暂的吸引力、以建立禁欲、疏离甚至是怪异的形象来获取高端杂志和奢侈品牌的青睐。事实上，由“颜值”向“人设”的转变已经暗示鲍德里亚所说的一种“效益经济程式”对身体的解构与占领，它是有意识的、以身体的“自我解放”为名的“自我编程”[24]。

私人健身教练在这一点上与模特群体非常相似，人设铺陈的本质是教练根据消费能力、健身的象征效用对消费者进行类型化，并拟定与消费者的审美偏好相适应的文化脚本的过程。对于那些消费能力有限、将健身视作改善自身体质和健康生活方式的健身“小白”，健身教练是拥有专业知识、自律严谨的“老师”；对于消费能力较高、将健身视作有闲象征的“大佬”，健身教练则是时尚宠儿、贴心好友，甚至是秘而不宣的亲密伴侣。由于人设的确定在健身教练与消费者的日常互动中形成，“关系”(relations)因而走到劳动过程的中心。佣金制或奖金激励机制一直是被服务业广泛接纳的薪酬体制，劳动者的收入水平高度依赖于他们创建、维护和运营客户关系的能力，施云卿将之总结为“制造熟客”[25]。

健身教练的劳动似乎与所有以销售物品/服务为主的互动型服务业劳动并无二致。然而，与前者不同的是作为审美劳动者的健身教练的关系运营在自主性和消费者的权力关系上存在区别。首先，健身教练并非像美容美发师或空乘公司员工那样，以“制造熟客”为唯一的关系运营法则，而是尝试根据不同消费者的性情与消费目的营造不同强度的关系。例如，健身教练与健身“小白”之间的互动中，专业权威和规范的服务是教练获取这类消费者信任的主要方式。由于公平是这类互动中主要的道德考量，健身教练并不会或很少与特定的消费者产生更深入的私人联结，关系的运营以匿名性为主要特征。在这里，健身教练的身体因承载专业知识和技能而成为享有文化声望的符码，这成为他们在劳动中发挥自主性，甚至是塑造劳—客互动的砝码。对于将健身视作有闲活动的“大客户”，健身教练则尝试建立熟人关系，甚至是依附关系。同时，熟人信任的建立还需要劳动者在规定的劳动时间之外，花费大量时间甚至是金钱对关系进行维护才有可能产生，比如给客户录制专门的运动视频、甚至帮助客户解决情绪和感情困扰。同时，更为亲密的私人关系又会使劳动者与消费者陷入更为微妙的动态关系，双方为争夺互动的主导权产生互助、亲密甚至是敌对等多种关系。

五、结论与讨论

作为推进、丰富情感劳动的前沿概念，审美劳动的崛起与悦己消费与审美消费对服务业劳动者在外貌与形体上产生的影响紧密相连，它回应了情感劳动中一直未被关注的身体实践和建立在此之上的愈加复杂的劳—客互动关系。审美劳动自“斯克莱德学派”(Strathclyde Group)提出与发展的20年里获得了世界各国学者的关注与回应，而其在我国的理论和经验探索仍处于起步阶段。

本文试图从“审美劳动”的视角看待健身教练这一群体的劳动过程，发现作为一线服务者的健身教练的劳动核心内容不是“制造微笑”，而是打造并营销一个完美的外貌。打造外貌的动力来自两方面，一是管理者自上而下的身体规训，它渗透在招募、培训、动员与监督各个环节中。健身教练的身体被塑造成“永远可被改造的”、象征企业品牌形象与核心竞争力的“文化产品”。另一方面，健身教练则在健身知识的加持、消费者的积极反馈之下自觉地展开身体的自我审查与凝视，它体现为来自劳动者自身为改造身体不断投入的时间、金钱和热情，它服务于管理体制对身体商品化的追求，因而以更为隐秘和自然的方式制造了“合意”(consent)的劳动体制，身体的监控因而被永续化与自然化。外形的价值又依靠健身教练对其“营销”而获得。作为专业知识话语和身体资本的持有者，健身教练透过外貌、穿着与习性对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和审美偏好进行分类，并通过灵活地建立和经营与之相适应的“人设”来获得客单并维持客户关系。

在《新的劳动贵族阶层？审美劳动与日常互动服务》一文中，赫斯特与尼克森[26]创造性地提出，随着劳动者的外在形象在企业建立独特的美学文化、打造细分市场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一个以强调精致的外貌、合宜的举止和拥有专业权威的新兴服务业劳动群体正在形成。他们既不同于从事重复工作的传统劳工阶层，又不是有殷实家境和可靠文化资本的白领阶层，他们构成“劳动贵族阶层”，即相较于传统劳工阶层拥有更有竞争力的薪资、更高的劳动自主性和类中产阶层的生活风格。这一判断部分地回答了开篇的提问，即健身教练与传统服务业劳动者的区别在何处。

然而，两人从经济管理角度出发的判断忽略了硬币的另一面，即研究所观察到的“外貌”的规训与人设炮制给劳动者本身与服务业劳动力市场带来的新的不平等。第一，它使劳动者陷入永续且自发的身体规训中。与米尔斯研究中“永远在T台上”的模特一样，健身教练对身体的规训早已不以其是否身处劳动场域为界限。第二，从“外貌”向“颜值”的转化充斥着身体商品化的隐喻。来自消费者的艳羡看似带来了劳动关系的“去中心化”、增强了健身教练的自主性，实际上是使劳动者以新的姿态卷入中产及精英主导的消费话语和文化标准之中，消费者的审美想象与偏好实际上为劳动者提出了更高的“美”的标准。教练与消费者所产生的经济交往关系表面上看是教练运用一系列策略使消费者“上钩”，然而每一笔客单的成功、每一次课程的教授过程都是消费者所持有的消费话语不断占据主导位置的过程，而健身教练则需像“变色龙”一样，为适应消费话语的预期不断进行外形的调试和自我改造。由此，审美劳动创造出了比情感劳动更加隐蔽的霸权形式——“它让审美劳动者认可权力，从而忽略劳动场所中存在的阶级和性别的双重不平等”[27]。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劳动者对“外形”作为符号斗争砝码的承认恰是被他们自身的实践证明的，它同时缔造和深化了“颜值至上”(lookism)作为劳动力市场区隔新面向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