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慧芳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1 引言

当今世界正处于多元文明交融互通的时代，各国之间相互关联和依赖的程度不断加深。在此背景下，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了与沿线国家的交流合作，越来越多中国企业与大学生开始“走出去”，在世界范围内参与国际交往与学习。由此，培养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已成为当代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之一。

跨文化交际学自20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以来，在我国学界引起了广泛重视。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的研究重点由知识与技能等外在能力日益转向思维方式与自我意识等内在因素，发挥好内在因素的根源性作用有助于推动外在能力的良好表现。高职教育为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交流合作提供重要的技术技能人才支撑，培养符合新时代的需求的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人才，而其中，积极的情感倾向是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起点和先决条件。

2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情感层面

关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内涵，国内外学者一致认同跨文化交际能力可归纳为认知、情感和行为三个方面：认知是指跨文化交际所需的跨文化意识，以及对他者文化的理解；情感体现为对文化差异的敏感，个体在与不同文化的人们互动时情绪或情感的变化；行为指的是交际语境中有效而恰当的、用以完成交际目的的能力与策略[1-3]。

跨文化情感层面是连接跨认知和行为层面的核心因素，跨文化敏感度代表跨文化能力的情感面向[4]。虽然2004年之后学者们才逐渐开始关注跨文化敏感度，但到目前，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已经颇为丰富。

许立生（2013）提出，在情感层面上，跨文化人格需要交际者具有文化相对意识，既要学会承认、接受、悦纳异文化，消除文化偏见，欣赏文化差异，同时也要学会批判性地反思本文化，培养积极的交际动机[5]。王宇（2017）通过质性研究中的深度访谈研究外语专业学生短期交换和留学期间主要情感维度的发展变化，讨论主要维度的递进性、可操作性以及相互关联性[6]。黄文红(2017)基于美国文化背景研发的跨文化敏感度量表为基础，通过问卷调查初步构建了一份具有较好结构效度和信度的中国跨文化敏感度量表[7]。

总体而言，高职院校的跨文化研究数量依然相对较少，情感层面的研究则少之又少。基于此，本研究探讨了厦门高职院校在跨文化交际人才培养方面的必然性，以及在跨文化情感层面的现状与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可行性路径，以期高职教育能更好地满足国家和地区对人才培养的需求。

3 厦门高职院校跨文化交际人才培养的必要性

厦门市作为国家确定的海丝战略支点城市，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肩负着特殊的使命。根据厦门市统计局数据，2018年，厦门市外贸依存度高达135.3 %，外贸综合竞争力居全国百强城市第5位；2020年面对新冠疫情的冲击，厦门依然实现进出口增长7.8 %，高于全国5.9 %，对外贸易已成为厦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厦门企业向沿线国家“走出去”，在对外投资金额、单个项目规模和项目数量上都出现了迅猛增长，在东盟国家这样传统的投资区域之外，中东、非洲地区也是厦门企业“走出去”的重要目的地[8]。厦门企业的国际化发展也必然倒逼高职教育的国际化，而跨文化能力是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的目标之一。

厦门还是中国的重点侨乡，具有独特的华侨群体，这是开展跨文化交流的有利条件。厦门如何充分发挥其侨力资源优势和侨乡优势，以侨为桥、引资引智，助力厦门高职教育国际化的进程，也是厦门高职教育必须探索的重大问题。

4 厦门高职院校跨文化交际应用人才培养的发展现状与问题

在情感层面，王宇（2017）提出了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五大维度，包括尊重文化多样性、开放和包容、移情、文化认同和批判性思考能力[6]。黄文红（2017）初步构建的中国跨文化敏感度量表则主要考虑开放度、移情度、交际信心和差异尊重四项因子[7]。虽然学者们对具体情感维度的命名与界定不完全一致，但涵盖面基本一致，包括对异文化的开放态度、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设身处地从他人立场思考处理问题的移情度，其他几项维度如交际信心、文化认同与批判性思考能力亦相互影响、紧密联系：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认同能力不仅要对自己本土文化认同、自信，同时应跨越本土文化的局限，对异文化表现出包容的心态。也就是说，文化认同以文化自信为基础，反过来也受后者影响，而批判性思考能力有助于排除民族中心主义、思维定式等文化干扰，达到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

跨文化情感层面涉及学习者的心理和自我意识，在教学中容易被忽视。总体而言，厦门高职教育学面临诸多挑战。首先，由于长期重视普教的影响，没有形成较好地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的社会环境，高职学生“比本科生低人一等”的心理较为普遍，体现在跨文化交际中，无论与异文化群体的交流意愿上，还是积极应对文化差异产生的挫折感方面，都表现出开放度和交际信心不足。其次，政府提倡的职业教育政策“工匠精神”的内涵有待更深入解读。“工匠精神”不仅是一种敬业精神，更是一种勇于创新的精神；不仅需要技术技能的打磨，还需要人文素养的铸造，需要体现专业精神、职业态度和人文素养和的三者有机统一。然而，目前的厦门高职教育中，专业知识与技能的传授几乎是人才培养的全部内容，各种考核与竞赛也以评估专业技能成果为中心，重技能、轻人文的倾向不利于跨文化能力的培养。再次，厦门高职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传播的重任主要落在英语教师肩上，而英语课堂多为传统教育模式，重视语言技能训练，批判性思维训练缺失。面对网络时代的信息渠道多样化和观点多元化的冲击，批判性思维能力的缺失容易导致消极的思辨倾向，偏激狭隘、人云亦云甚至迷失自我。最后，在文化认同方面，除了个体差异之外，认同部分大都停留在表层文化上，如饮食、服饰、礼仪、音乐等方面，而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方面涉及不足，在如何包容和互鉴文化冲突以达到文化融合等跨文化交往的深层问题上还需深入探索。

值得注意的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核心思想之一是尊重人类不同群体和社会之身份的独特性与多样性，保持开放、包容、平等的心态，然而这样的心态必须立足于足够自信的民族文化和身份认同之上。而厦门高职英语教育不同程度存在“中国文化失语症”现象，体现在跨文化交际中，年轻人能利用课堂所学英语接收他国文化信息，但是却无法用英语把本国的优秀文化传递给对方，对于如何消除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误解及跨文化交流的障碍常常力不从心。

造成以上诸多问题除了由于东西方文化价值取向不同外，教学中长期重视文化知识传授而忽略情感态度的培养也是重要原因。

5 情感层面的跨文化人才培养的可实施路径

5.1 培养目标

跨文化人才的培养目标应明晰，体现层次性和递进性。在情感层面，通过将情感维度细化成具体明确的描述项，构建具有良好效度和信度的跨文化情感能力量表，并以此作为参考确定不同阶段的教学目标、内容和方法，以增强跨文化能力培养的精准性与可操作性。例如，在基础阶段，了解文化多样性和培养开放与包容态度是重点，因此，此阶段可以增加目标语国家社会与文化相关课程，与此同时，进行必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和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培养。在高级阶段，思辨能力是情感能力的最高层次，也是跨文化人才培养的高阶需求。在该阶段，以内容为依托的外语教学而非语言技能训练，有助于其思辨能力的提升。此外，应设计以分析、评价和论证等思维活动为主的课堂内容，鼓励学生有理有据地表达个人观点，提升思辨能力。

5.2 语言层面

跨文化能力框架下的高职外语教学应改变单一的知识性文化教学模式传统，在技能训练基础之上，更应让学生理解目的语文化的价值观，引导学生觉察与反省自身文化的价值观，形成对本族文化与目的文化的良性互动和相得益彰；同时，熟悉中外不同的思维方式，了解他国关于价值观的语言表达和话语传播方式，有助于针对不同受众国家巧妙地讲述中国故事，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

“一带一路”沿线的65个国家中，国家和地区语言繁多，通用语加上区域的民族或部族语言，总计近200种[9]，高职跨文化应用人才应在熟练英语的基础上，学习第二门外语，使用目标国母语与他国民众进行交流有助于增进信任与合作。

5.3 文化层面

高职院校可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跨文化交际”“中西文化比较方法”或“一带一路”小语种和文化系列等选修课，有助于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国别文化选修菜单，促使学生养成开放的语言态度和交流思维，打好跨文化交际所需的文化基础。此外，“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文化、宗教、风俗丰富多元，泛泛的普适性跨文化知识输入在国别差异较大的海外输出土壤中往往“水土不服”，高职院校在教学中适当融合“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语言习惯等相关知识，有助于培养特定国别区域的特色优势，成为企业“走出去”急需的“订制”人才。

此外，重视解决高职院校英语教育中的“中国文化失语症”现象，英语教育应体现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引进来”与“走出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在立足于本国的传统文化基础上，如学习道家、儒家思想的哲学，有助于树立全面的中西文化观，以此提升文化鉴别能力和明辨是非能力，避免在跨文化交际活动中崇洋媚外、迷失自我。

5.4 提高参与度，善用地缘和政策优势

王宇（2017）的研究表明，较丰富的国外旅居经验，在与外国人士的交流活动或跨文化课程中有助于形成多元的文化价值观，修正自身所持有的刻板印象[10]。因此，厦门高职院校应充分利用厦门的地缘优势，加强跨文化交往与沟通。

大约有1 500万闽籍华侨华人分布在世界各地，其中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主，东南亚国家最多（东南亚国家闽籍的华人华侨多达1 200万）。厦门特区应充分发挥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东盟十国等合作上的地缘优势，推动教育国际化发展。

厦门可通过以侨为桥，拓宽学生“走出去”的渠道，在世界范围内与更多机构和学校建立友好合作关系，邀请国外专家学者来高职院校开展讲座，传播知识，帮助学生了解当地风土人情，拓宽视野。与此同时，鼓励厦门高职院校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校联合举办高水平职业技能大赛、职业教育高端论坛等，支持高职院校教学科研人员更广泛地参与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

此外，福建省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具有蓬勃发展的外经贸环境，可以为高职学生提供丰富实践机会。高职院校通过在海内外企业的交流实践场景中的锻炼，亲身体验企业对跨文化交际人才的基本素质要求，灵活调整办学方向和人才培养规格，科学设置教学内容与课程安排，最终提高人才培养的精准度。

6 总结

跨文化交际能力综合了语言能力、交际能力、不同文化内涵的分析领悟力，是经济全球化对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的必然要求。跨文化情感层面是连接跨认知和行为层面的核心因素，由于涉及学习者的心理和自我意识等内在因素，在教学中容易被忽视。本研究探讨了厦门高职院校在跨文化交际人才培养方面的必然性，从跨文化情感层面提出了高职院校在跨文化人才培养方面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可行性路径，以期提高厦门高职院校在跨文化交际培养方面的办学水平，为区域社会经济的转型升级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