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明利

（北京语言大学，北京100089）

千古文人——东坡。苏轼的道德文章，冠冕天下。终其一生，从没离开过文学，其文章体裁多样、个性鲜明、汪洋恣肆，随物赋形、自然天成，既有哲思郁郁、短小精干者，也有洋洋洒洒、纵横捭阖者。

苏轼穷尽生活与中国文化之可能性，达到了生存的广度和深度的极限。一直以来，人们普遍认为苏轼文艺思想的理论根源主要来自庄子哲学，但深入研读苏轼的全部著作可以发现，除了庄学之外，《周易》哲学也是一个重要的理论根源。在《周易》“一阴一阳之谓道”等原理的启发下，苏轼形成了辩证的审美思维模式；在《周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等观念启示下，苏轼认识到，文艺作品的价值能否被发现，主要取决于鉴赏主体的审美素养。

众所周知，苏轼是中国古代文艺史上不可多得的集大成者，其文艺作品不仅众体兼备、无不精通，而且风格多样、各具韵致。苏轼之所以能兼善众美于一身，与他宽广博大、兼容并包的审美态度有直接关系，而这种态度的养成与他自小就诵读并终身研究的《周易》哲学的浸润与滋养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易·系辞下》在警告人们应事接物应顺其自然、不必殚精竭虑地汲汲营求时强调：“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怀念和担心这个世界？天下万物归宿相同而途径殊异，结论一致而所抱的想法则有千百种，天下事何必思念、何须忧虑？《周易全解》阐释说：“做事应顺应自然，用不着营营思虑。尽管天下事物千差万别，所行的路途不一样，而所归则是相同的；尽管人们所应接的事物不同，所发的思虑也各种各样，而所达到的结果则只有一个。”正如高亨所说：“儒墨道法各家同在追求社会治安，而其主张各异。”余敦康则进一步引申说：“实际上，作为一个统一的社会整体，其深层的内在结构与整合的基本原理，就是‘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这是一种理一而分殊、万殊而一本的关系，通过往来屈伸的过程交相感应自然而然形成，并非出于思虑安排主观的设计，所以说‘天下何思何虑’。”

概言之，“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律则，任何人的发展都是“通过往来屈伸的过程交相感应自然而然形成”的，是不以任何人的思虑安排主观设计为转移的。

苏轼对《周易》中所蕴含的这种兼容并包精神深所服膺，在著作中多有阐发。如其《东坡易传》释“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曰：“四海之水，同一平也；胡越之绳墨，同一直也。故致一而百虑皆得也，夫何思何虑？”只要能达到同一目的，那么各种方式都是可以采纳的，有什么值得计较思虑的呢？又如其《和陶神释》说：“平生逐儿戏，处处余作具。所至人聚观，指目生毁誉。如今一弄火，好恶都焚去。既无负载劳，又无寇攘惧。仲尼晚乃觉，天下何思虑。”阅尽了人生的变幻，饱尝了宦海的荣辱，苏轼终于明白，天下事何必思念，何须忧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战斗的结果和我们周围的不一样。为什么要为好恶毁誉？这种态度我们从其《东坡易传》对“恒”这一范畴的创造性阐释中也可看出来。

正因有以上洞见，所以无论是在文艺鉴赏中，还是在生活中，苏轼都能以兼容并包的审美态度去欣赏、接纳不同风格的事物。

由此可见，文艺成就与作家的品量、胸襟是成正比例的。兼容并包的审美态度实可说是成就苏轼集大成文艺地位的必备素养之一。

毋庸置疑，苏轼的文艺创作在中国文艺史上可谓千古独步，但关于苏轼为何能达到这种境地的原因，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研究发现，这与苏轼在研究《周易》的过程中受其“一阴一阳之谓道”原理的启迪，所形成的对立统一辩证审美思维模式有密切关系。

深得《周易》哲学神髓的苏轼在刚柔相济这一观念启示下，形成了他富于辩证色彩的审美思维模式。无论是在学术作品还是文学作品中，苏轼都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文艺创作要达到最佳的审美效果，就必须把各种对立的因素融为一体，不能偏离任何目的。

在苏轼看来，学习书法最重要的不是技巧，而是“理解意义”。那么，书法的“含义”是什么？所谓“”。世界上大多数事物“很难结合两种美德”，文学创作也不例外。但如果“两个美德”可以完全兼容，则必为至品。

这种辩证唯美是苏轼文学批评的最高标准。在这样的规模上，古代和近代只有少数诗人可以看到他。例如，他的《与子由六首》第五首说：

古之诗人，有拟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则始于东坡。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吾前后和其诗，凡一百有九篇。

苏轼平生的文艺创作就确在自觉地把“绚烂”与“平淡”这两种对立审美风格浑然天成地融合到一体。可以说，苏轼的各种文艺作品之所以能够达到永恒独特的状态，与苏轼精湛的哲学理论素养以及这些理论的运用息息相关。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因为苏轼“通其意”，即通达了“一阴一阳之谓道”乃是宇宙万物的普遍构成原理，所以在他的文艺创作中才能始终自觉地贯注着刚柔相济这一辩证审美思维模式，从而使他的文艺创作达到“二德兼备”的千古独步境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只应天眼识天人”的鉴赏主体论。

自古以来，关于文艺作品价值高低的评判，一般都认为主要取决于作品本身的创作水平；但是，精通众艺、识见卓绝的苏轼则认为：文艺作品价值的高低主要取决于鉴赏主体的审美素养。而苏轼这一卓尔不凡的见解的理论根源同样出自《周易》哲学。

苏轼在研《易》解《易》的过程中也深刻体认到，无论是人还是物，能否被发现、被任用、被欣赏，关键取决于鉴赏主体的素养如何。换言之，什么层次的主体会接受和欣赏什么层次的客体。这种观念苏轼在诗文中有更加明确的表露。

如《北寺悟空禅师塔》说：

已将世界等微尘，空里浮花梦里身。岂为龙颜更分别，只应天眼识天人。

本已将世界看成是浮梦微尘的悟空禅师，之所以能识别出沦落卑微中的唐宣宗绝非凡夫俗子，主要在于他具有非同寻常的眼光，所谓“只应天眼识天人”也。根据苏轼的观察，由于鉴赏主体审美素养的不一，对作家、作品的评价就会出现很大差异，有时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评价。

客观事物的价值含义中所包含的水平的发现与客观事物本身无关。客观事物本身是“无法记住的”和“无色的”，并且取决于作者的主观精神水平。作者精神高尚，客观事物的价值和意义也高；作者的精神层面很低，发现客观事物的价值和意义的层面也很低。确定作品价值的最基本标准是作者发现的能力。作者要想有超凡的发现能力，就必须有卓越的精神、必须有卓越的人格修养。

于此可知，鉴赏对象价值的高低，与其说取决于对象自身，毋宁说决定于鉴赏主体主观精神、审美素养的高低。苏轼非凡的鉴赏力主要就应得益于他卓越的精神、人格修养。

综上所论，正是在《周易》“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一阴一阳之谓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等哲学思想的启迪与浸润下，苏轼涵养了兼容并包的审美态度，培养了辩证的审美思维模式，彻悟了鉴赏主体自身素养对文艺作品评价的决定性影响等。在这些卓尔不凡、透辟精湛的审美鉴赏思想指导下，苏轼的文艺创作达到超群绝伦、千古独步之境，应该就是不言而喻的事了。正如徐中玉所说：“一个人真理掌握得越多，胸襟就越阔大，眼光就越准确，待人接物的态度就越公允，因而也就越有创造性。苏轼有意地这样努力做了，他取得多方面成就的‘秘密’就在这里。”

苏轼的魅力是一个永恒的谜，千百年来，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其难望项背的文学成就和独步天下的文豪风范，历经再多磨难，他总是那么潇洒豁达，自有一股豪侠之风，令人荡气回肠。苏轼不仅具有旷古烁今的绝世才华，还有着高贵的人格品质，使他独领风骚：上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甚至外国人都成为他的粉丝，使九世纪的后半叶成为文学艺术上的苏东坡时代，这是一个非文化巨人所不能及的独一无二的现象。

苏轼的人生哲学是建立在自己身上的。生活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 他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乞丐平民。学习他的生活哲学，我们可以得到“清欢”；学习他的艺术哲学，我们可以得到“境界”；学习他的工作理念，可以得到“欣然”；学习他的生活哲学，就可以得到“超脱”；学习他的交往哲学，可得“天真”；学习他的生活哲学可能是“趣意”。

他与你我同在，同悲同喜，丝毫也不刻板，浑是率然纯真的真性情、真品格。与屈原相比，苏轼具有更多的自我意识，没有那么愚蠢和忠诚；与陶潜相比，苏轼经验丰富，闲暇少；与李白相比，苏轼有更多的责任和更少的疯狂；与杜甫相比，苏轼更为慷慨，抱怨也有所减少；与成柱相比，苏轼更加童趣，不那么拘谨。

苏轼本身就是一部宏大巨著，就是一册浩繁长卷，他所拥有的烁耀环宇的恒久光芒，所具有的穿越时空的存在意义，值得我们去用心品鉴、去广为倡扬、去世代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