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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解》中的文化承认

2021-04-08

文艺生活·中旬刊 2021年2期
关键词:部落黑格尔白人

李 远

(云南师范大学,云南 昆明650500)

一、引言

布克奖得主钦努阿·阿切贝的小说《瓦解》自发表以来,受到国内学界的广泛关注,学者们从文化相对主义、女性主义、解构主义、权力与反抗等视角解读了这部后殖民文学的经典之作。有学者将主人公奥贡喀沃之死归咎于他自身性格缺陷,乃至整个非洲文化的缺陷,也有学者认为奥贡喀沃的死因在于,他渴望带领整个部落奋起反抗白人文化入侵,却不被理解、支持,而他选择死亡,是对部落文化传统最后的捍卫。本文基于已有的研究成果,从黑格尔的文化间“承认”的理论视角,分析小说中部落文化和白人文化之间的碰撞冲突,以及奥贡喀沃的个人反抗与自杀的悲剧性文化意义。

二、步步为营的白人文化入侵

阿切贝在小说《瓦解》中生动地再现了西方殖民时代欧洲白人文化与非洲黑人部落文化之间发生的正面冲突。时至今日,这样的文化冲突主题,仍然具有理论价值和参考意义,尤其是小说所展现的这种所谓“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碰撞时所发生的互动过程,更加值得我们寻找适合的理论视角深入分析。

关于两种文化相遇时所发生的冲突和碰撞,黑格尔有过精彩论述。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从哲学的高度,推演德国乃至整个西方文化的合法性与独特性的来源。为此,他引入了个人之间乃至文化之间的“承认”问题。个人或者文化,他或它首先是一种自在的存在,并不一定认识到,或者至少不能真正准确认识到自己是谁,从哪里来,要去往哪里,以及自己的独特性、与他人或其他文化的差异性。这样的人和文化是自在的、自发的,也是迷惘的、不成熟的和无法独立的。但最后,这个人或这种文化要发展演变成自为的、自觉的存在,要变得坚定、成熟和独立于这个世界,也就是变成黑格尔所说的具有自我意识的“概念的实体”。(黑格尔,1961:356)在这个过程中,个人或者文化必须既要保持自己在自我认同和文化根基上的完整性,又要不断吸收异己的、他者的等等外在于自身的东西,来丰富其自我意识和文化内涵。这个过程复杂、曲折,甚至痛苦,但这样做却是为了个人和文化的自我丰富、自我成熟和自我确证,从而终究得到他人或者其他文化的承认。此处黑格尔指出,只有得到他人承认的个人,以及得到其他文明承认的文化,才是严格意义上的实体。换言之,世界历史固然是意识成为自我意识的历史,但意识成为自我意识的路径不在自我内部,而恰恰在自我之外,在于他人和客观环境。(黑格尔,1979:123-124)也就是说,个人和文化的自我意识的真正觉醒和独立,是在一个具体的人和人、社会和社会、文化和文化之间的交往和冲突中展开。

小说中的白人宗教和文化,就是带着这种获得承认的欲望和目的,来到位于现今尼日利亚的乌姆奥菲亚部落。“传教士在那里修建了教堂,赢得了一小群信徒,甚至还派人到周围的市镇和乡村去布道”。(钦努阿·阿切贝,165)。部落居民和领袖起初不以为意,认为可以任其自生自灭,传教士因此获得了生存机会。同时,布朗传教士严厉禁止教徒做出触怒部族的举动,并主动与当地重要人物交流,深入了解和研究当地部落的宗教和习俗,为继续扩大传教服务。布朗得出结论,“对于这种宗教,正面进攻是无济于事的。于是他又办了一所学校和一家小医院,亲自挨门挨户去请求人们把孩子送去他的学校。”(钦努阿·阿切贝,206)布朗牧师自始至终头脑清醒、目的明确:要让基督教和白人文化通过貌似利他性的文化交流,赢得当地部落的承认。

除了教堂,白人殖民者还带来了一个“政府”(government),设立了法庭和监狱,审理各种当地白人之间或者白人与部落黑人之间的纠纷案件,实质上在当地建立了自己的权力体制,而且这个权力体制雇佣当地黑人充当翻译、差役和狱警等职务。可见,在这个文化碰撞过程中,白人主动去了解和研究,并部分吸收了非洲部落文化,丰富了文化自我;在文化实践中,殖民者的基督教和治理权力体制也成功地打入当地非洲部落的日常生活,而人们的日常生活就是最大的文化政治和文化斗争场所——传教也好,开办学校医院也好,雇佣当地人在“政府”就职也好,都是白人文化把部落民众和自身捆绑在一起。白人殖民者的这种文化实践,一方面的确是为了在当地建立自我确证,并得到文化承认;更重要的是,他们谨慎但强势地将自己的宗教、文化和权力制度一步步渗入当地部落,是为了在文化碰撞中取得优势乃至胜势,为文化殖民乃至全面殖民铺设道路。

三、固步自封的部落文化逃避

小说中,布朗传教士向乌姆奥菲亚部落首领索要一块地来修建教堂。首领们把“凶森林”给了他们,那里埋葬着多年来部落死于凶恶疾病的人们,部落人相信那里无处不在的鬼蜮和恶瘴,会在四天之内杀死白人或者逼迫其离开。可事实并非如此,布朗牧师和他的教堂安然无恙。随着时间推移,牧师和教堂在部落居民心中,反而因此有了某种神秘的光环——似乎部落的亡灵和神祗,也容许牧师和教堂存在。不久,布朗牧师赢得了他的首批三个信徒。起初,部落的人们认定这个小小的教会必死无疑,但它又一次活下去了,而且逐渐壮大。部落首领对此虽然忧虑,但又不愿面对、听之任之:“如果一伙埃夫勒夫(小说中当地语“傻瓜”的意思,笔者注)决定住在凶森林里,那是他们自己的事。仔细想想,凶森林正是这种不受欢迎的人最合适的住所。”(钦努阿·阿切贝,179)

可以看出,部落对白人文化的态度是绝对排斥的,没有想过要和白人文化相互比较或者一拼高下;他们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过于自信、不容挑战,例如他们确信自己的神会杀死白人传教士。但在经过事实的强烈反差之后,至少部分部落居民对自己的信仰,就会发生松动和动摇,正如布朗牧师的教会在乌姆奥菲亚慢慢发展壮大。也就是说,部落人的文化自信,其实并没有他们自己所认为的那样确信,因为他们的文化和宗教,没有经历过与异质文化的充分碰撞以及相应的文化吸纳、自我反思和修正提升。面对当地基督教会的逐渐壮大,部落居民和首领仍茫然无措、闭目塞听,这其实是一种文化逃避和自我催眠——他们似乎确信自己的存在,但是不确信或者更准确地说,不愿意确信白人及其文化的存在。这样的结果却是,部落人对自己的确信就没有真理性了。正如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所说:

“自我意识最初是单纯的自为存在,通过排斥一切对方于自身之外,而自己与自己相等同;他的本质和绝对的对象对他说来是自我……对方在他看来是非本质的、带有否定的性格作为标志的存在。但对方也是一个自我意识……每一方虽说确信他自己的存在,但不确信对方的存在,因而他自己对自己的确信就没有真理性了。”

“因此两个自我意识的关系就具有这样的特点,即它们自己和彼此间都通过生死的斗争来证明它们的存在。它们必定要参加这场生死的斗争,因为它们必定要把它们自身的确信,它们是自为存在的确信,不论对对方或对它们自己,都要提高到客观真理的地位。只有通过冒生命的危险才可以获得自由,只有经过这样的考验才可以证明……”(黑格尔,1979:125-126)

文化主体的意义不仅在于抽象的或者孤芳自赏的文化自我意识,更在于具体时空中,通过不同文化主体间的冲突和斗争,最终确认下来的对彼此文化的客观性的承认,以及对自身文化的价值独特性的认同。这意味着一个文化自我的成熟、独立和自我肯定,必须通过另一个同样具有自我意识的文化主体的挑战、竞争和最终承认。简言之,两个文化在相遇时,一定会在竞争和斗争中相互成长、相互承认、相互确立。

部落人起初信仰自己的文化,却一再逃避这场与白人的文化碰撞、这场生死的斗争;部落文化不能借助这场本该有的文化互动和冲突,吸收基督教文化精髓,重新认识定位和修正提升自己,反而渐渐退化成一种盲目自信,或者说文化迷信,这就错过了与白人文化正面交锋,从而在新的高度确认并彰显自身存在的机会,也失去了在自己和白人眼中都获得崭新的客观真理地位的机会。一昧的龟缩只能使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部落文化的逃避,只能带来自身面对白人文化入侵的不战而败和最终瓦解。

四、结语

小说《瓦解》以文化相对主义的视角,较为客观地再现了历史上白人殖民者一步步入侵非洲,从宗教、文化、经济和权力体制各个方面建立自己的主宰地位,而非洲部落文化的固步自封和逃避退让,使其最终落入白人文化和权力体制的主宰之下。《瓦解》以此为典型和隐喻,实际上描绘的是历史上非洲大陆面对白人殖民者文化入侵时的文化上自我瓦解过程。小说《瓦解》高度艺术性地正视与重现了非洲的这个创伤性的历史过程,提醒着小说读者们在不同文化的冲突碰撞中可能存在的陷阱,也引发人们去思考,究竟怎样才是面对异质文化的正确心态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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