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辉, 于丽梅

(辽宁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9)

我国海岸线绵长,海岛众多,具有丰富的海水、海洋生物等资源.随着国家建设“海洋强国”政策的提出,海岛旅游业呈现快速发展趋势.旅游业作为一种新型的快速发展力量,打破了海岛相对封闭的状态,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方式[1].旅游从业者、游客、当地居民等不同利益主体在旅游地对有限资源的博弈,使得旅游地社会经济结构、生活环境均发生重大变革.旅游地居民外迁成为人口流动的一种特殊方式,是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现象[2].在海岛旅游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我国12个海岛县的人口空间过程呈现较为一致的特点,人口流出现象比较严重.如何留住人才、增强岛民幸福感与归属感,对于海岛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人口迁移分为城市间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内部的迁居行为,后者不仅是城市社会与经济活力的主要标志,而且与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形成与变迁具有密切关联[3],因此，历来是备受城市地理学者关注的一个研究方向[4].一般而言,迁居指的是以住宅位置改变为标志的、城市地域范围内的人口或住户移动[5].早期我国的迁居行为主要以城市居民为研究主体[6],由前期以单位分房为主导的被动迁居向由市场导向的自发性迁移过渡[7].柴彦威等利用生命历程研究方法,从微观层面研究中国城市单位居民的迁居历程,认为北京单位居民的迁居导致原本的城市基本单元瓦解[8].杨文越等对广州市保障性住房小区居民迁居特征进行分析,发现不同类型住户在迁居空间上具有显著差异[9].随着城镇化、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农村居民的迁居行为及其动因逐渐引起学者的重视,并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6].彭长生发现农户年龄、地域类型对其迁居选择意愿具有重要影响[10]；李君等发现居民的年龄、家庭总人口、住房更新时间等对居民的迁居意愿有显著影响[11]；刘源等发现易地搬迁农户的迁居意愿受收入预期、政策感知、汉语水平等因素影响[12]；在空间抉择视角下,章国琴等发现城乡迁居过程中,家庭与原居住地之间是否具有紧密联系的生存关联性是乡村家庭是否选择定居城镇的关键[13]；卢一沙等发现欠发达地区孱弱的本地物质生产能力是影响城镇居民择居的关键因素[14].通过相关研究发现,居民收入、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人口属性、家庭属性、邻里关系等社会属性对居民居住区位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15].还有相关学者,对特定群体，如女性[16-17]、流动人口[18-19]、农村劳动力[20]、低收入群体[21]的迁居意愿进行研究.但是从居民角度结合其居住情况分析居民迁居与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何深静等通过研究广州市三类社区居民居住满意度与迁居意愿,发现社区居民居住满意度越高,越不可能产生迁居意愿[22]；王利伟等以农村居民属性特征和城镇综合环境评价为切入点,分析农村居民城镇迁居意愿及其影响因素[23].在研究地域上主要集中于北京[24]、江苏[16,20]、河南[11]、广州[22]、安徽[10]、长株潭[25]、天津[26]、大连[27]等东部地区的城市与农村,较少关注与陆地隔海相望、人口流动具有独特特点的海岛渔村.

海岛远离大陆,存在明显的生态、产业和交通制约,岛民主要以渔为业.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海岛经济迸发新的活力,岛民生活环境空间分异显著,岛民迁移现象十分普遍.以辽宁省长海县为案例地,对岛民的生活环境满意度与迁居意愿进行研究.通过对长海县传统渔村、中心社区、旅游村三类居住地岛民生活环境满意度作对比,切实了解岛民对生活的环境需求及其对迁居意愿的影响程度.不仅可以拓宽居民迁居意愿的研究地区,从侧面反映海岛旅游业对岛民的影响,也有利于更好地了解岛民人口空间过程的动因,为当地政府采取具有针对性的政策,改善岛民生活环境、解决海岛日益显著的人口老龄化、女性化等问题提供依据,并对我国12个海岛县现存的人口问题提供借鉴意义.

1 区域概况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域与对象

长海县隶属辽宁省大连市,位于辽东半岛东侧黄海北部海域,是东北地区唯一海岛县,全国唯一海岛边境县.2018年长海县旅游综合收入15亿元,旅游人数133万人次,海岛旅游业呈现较快发展趋势,是中国北方知名的海岛旅游目的地.2018年海岛迁入人口254人,迁出人口412人,外来人口23 578人,人口空间流动过程频繁,研究海岛居民迁居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研究对象为长海县3个具有典型特征的居住区:传统渔村(以回龙村为例)以水产养殖为主要收入来源,基础设施不够完善,居住环境较差；旅游村(以杨家村为例)依靠其优越的地理环境资源,以旅游业为主要收入来源,交通便利、环境优美；中心社区(以四块石社区为例)位于镇中心,以机关单位、个体经营岛民为主,医院、商城、公园等配套设施比较完善.

1.2 研究数据与方法

课题组于2016—2019年以辽宁省长山群岛为案例地做海岛研究.其中,2017年8月、2018年1月与2019年1月走访长海县有居民海岛进行居民生活环境满意度调查.数据收集方法包括问卷调查与半结构化访谈.共发放问卷450份,回收425份,有效问卷371份，有效率为87.3%.其中,传统渔村143份,旅游村114份,中心社区114份.问卷内容主要涵盖岛民个体及家庭信息、生活环境感知信息、旅游影响感知信息三部分.

利用SPSS19.0对问卷数据进行统计(见表1).在371名调查对象中,女性占样本总量的49.3%,41～50岁年龄段岛民占总样本的31.0%,其余占比较少；在文化水平方面,初中及以下学历岛民占51.2%；在拥有子女方面,有子女的岛民占60.9%；具有迁居经历的岛民占33.4%,其中,岛内搬迁占58.3%,省内迁移占14.2%,省外迁移占27.5%,人口空间过程较为频繁.从整体来看,样本岛民中,以拥有子女、学历较低、没有迁居经历、家庭收入5万元以下的岛民为主.

居民是旅游地发展的核心力量,居民对生活环境的感知直接关系到旅游地人居环境的规划和提升,更为重要的是对居住地环境的主观感受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居民的相关行为决策[1].因此，引入岛民生活环境满意度,将其作为岛民迁居意愿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结合海岛实际和相关研究,本文设计测度岛民生活环境满意度的12个指标,主要包括邻里关系、休闲娱乐、教育医疗、自然环境等.并根据岛民反映的实际情况,设计不满意(1分)、一般/还可以(3分)、满意(5分)3个测量岛民态度的选项,运用单因素方差法对三类居住地的生活环境满意度进行对比分析.

居民迁居意愿的选择往往受个人属性[10]、家庭特征[11]、外部环境[22]等因素的影响.为研究岛民迁居意愿的影响因素，本文提出以下假设：①岛民的年龄、性别、学历等个体属性会影响其迁居意愿的选择；②岛民家庭结构、迁居经历、家庭收入等家庭属性会影响岛民迁居意愿的选择；③岛民对生活区域教育、医疗、自然环境等的满意度感知情况会影响其迁居意愿的选择.

表1 样本人口统计学特征

将岛民的迁居意愿分为愿意和不愿意迁居两类,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岛民迁居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以岛民的迁居意愿为因变量,分析岛民的性别、年龄、文化水平等人口属性(模型1),家庭结构、家庭收入等家庭属性(模型2)及岛民生活环境满意度感知情况对岛民迁居意愿的影响(模型3).

模型形式：

logit(pi)=α1+b11x1+b12x2+…+b1ixi.

(1)

其中，pi代表岛民愿意迁居的概率.在模型1中,自变量x1,x2,x3,…,xi等代表岛民年龄、性别、文化水平等个人属性；在模型2中,自变量x1,x2,x3,…,xi等代表岛民家庭结构、家庭收入、收入来源、搬迁经历、是否拥有子女等家庭属性特征；在模型3中,自变量x1,x2,x3,…,xi代表岛民对生活环境的满意度感知情况，b1,b2,b3,…,bi分别是模型中自变量的回归系数,α1是与自变量无关的常数项(图1).

图1 海岛居民迁居意愿模型构建Fig.1 Island residents’ migration intention model

2 长海县岛民生活环境满意度分析

居民的生活满意度是指社会成员对于社会和社会组织是否满足其个人或群体需求、愿望、目标及其满意程度的情感体验与关系认知,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21].结合海岛实际情况,岛民对生活环境满意度感知主要包括自然环境、医疗、教育、就业等方面.本文结合相关研究将岛民生活环境满意度的测度划分为12个指标,统计各项指标均值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海岛居民生活环境满意度各项指标评价

2.1 岛民生活环境满意度基本特征分析

对岛民生活环境满意度感知的总体情况进行描述性统计,由表2可知,岛民整体生活环境满意度处于一般水平,得分为3.71.在12个指标中,岛民对海岛自然风光、环境条件等情况比较满意,对自然环境的满意度最高,得分为4.37,对娱乐设施感知满意度得分最低,仅为1.41分；其次为邻里关系交往指标,得分为2.77.岛民生计活动比较繁忙,邻里关系较为淡漠,休闲娱乐时间较少,娱乐方式比较匮乏,满意度较低.

2.2 三类居住地岛民生活环境满意度特征分析

海岛中心社区(四块石)、传统渔村(回龙村)、旅游村(杨家村)三类居住地岛民的生活环境满意度感知比较中,中心社区岛民的满意度最高(4.00分).基础设施相对比较完善,岛民对教育、治安、水电供应、网络快递、医疗卫生、公共交通、娱乐设施的满意度均高于其他两类居住地.其次为旅游村的岛民,杨家村南朝大海、背靠青山,自然环境优美,该地岛民对自然环境的满意度最高(4.47分).旅游业使岛民收入增加,促进了该地基础设施建设,除邻里关系外,旅游村岛民对教育水平、医疗卫生等指标满意度均高于传统渔村,说明旅游业的发展能够改善其基础设施条件,提高岛民的生活环境满意度.传统渔村岛民的满意度最低,除娱乐设施外,岛民对就业环境满意度最低(2.75分).经访谈得知,传统渔村岛民除打鱼、赶海等水产养殖职业外,无其他工作可做.而旅游村渔家乐之间的客源争夺、价格竞争使邻里关系较传统渔村淡漠,得分在三类社区中最低.岛民由于生计压力的沉重,邻里关系一般,旅游业更加剧了这种现象.

3 海岛居民迁居意愿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3.1 基于不同属性的岛民迁居意愿特征

居民迁居意愿往往受其人口属性、家庭属性、外部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利用单因素方差法,对不同属性的岛民迁居意愿特征进行分析(表3).

3.1.1 不同人口属性的岛民迁居意愿特征

由表3可知,在人口属性中,愿意迁居的男性与女性岛民分别为62.20%和40.40%,男性岛民迁居意愿略大.在年龄属性中,60岁以上愿意迁居的岛民占比最小,仅占29.40%.可见,随着年龄增长,岛民愿意迁居的比例逐渐降低.在文化水平因素中,本科或大专及以上学历岛民愿意迁居的比例达75.40%.随着文化水平的降低,岛民迁居意愿逐渐减少,说明不同文化程度的岛民在迁居意愿的选择上具有差异性,文化水平越高,其迁居意愿越强烈.

3.1.2 不同家庭属性的岛民迁居意愿特征

由表3可知,在家庭属性中,年收入11万元及以上岛民愿意迁居的比例高达79.60%,5万元以下的岛民愿意迁居的比例仅占41.5%,说明岛民家庭年收入对其迁居意愿的选择具有显著影响,收入越高,生活压力减小,岛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意愿更加强烈.在家庭结构属性中,联合及单亲家庭的岛民愿意迁居的比例最高,达60.00%和65.40%.在迁居经历方面,有迁居经历的岛民愿意迁居的占比较低,仅占39.50%,而没有迁居经历的岛民愿意迁居的比例达57.50%,说明岛民在经历住房条件改善之后,再次迁居的意愿较低.在住房来源中,住房来源为租赁房的岛民愿意迁居的比例最高为70.00%.拥有子女较没有子女的岛民迁居意愿所占比例更高,高达60.60%,说明是否拥有子女对岛民迁居意愿的选择具有一定的影响,子女的教育、工作等是岛民选择迁居的重要原因之一.

3.1.3 基于生活环境满意度感知的岛民迁居意愿特征

由表3可知,岛民的生活环境满意度对其迁居意愿有显著影响.岛民对生活环境整体感知水平较高,感知不满意的岛民仅占样本的0.8%,其愿意迁居的比例达64.30%,在三类评价中比例最高.其次为感知评价为一般水平的岛民,而对生活环境感知满意的岛民愿意迁居的比例仅占37.10%,说明岛民的迁居意愿随生活环境满意度的提升而减少.改善岛民生活环境,提高生活环境满意度,对于降低岛民的外迁意愿具有重要作用.

表3 不同属性迁居意愿交叉表

3.2 长海县岛民迁居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为进一步明确岛民迁居意愿的多重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将上述个人属性、家庭属性、生活环境满意度共同纳入回归方程,利用SPSS19.0对问卷数据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不同因素对岛民迁居意愿的影响程度,结果如表4.

表4 海岛居民迁居意愿回归模型

3.2.1 岛民个人属性特征对其迁居意愿的影响

模型1可知,在其他变量不变的前提下,岛民性别、年龄、文化水平因素对其迁居意愿均有显著影响.其中，性别因素影响最显著,男性岛民迁居意愿是女性外迁意愿的4.254倍,这与海岛女性化的现状相符合.在年龄变量中,其回归系数为负值,说明随着年龄的增长,岛民的迁居意愿降低.在文化水平变量中,高中及中专学历对岛民迁居意愿的产生具有显著影响,是学历为初中以下岛民的0.423倍,且回归系数为负数,说明中等学历岛民更加倾向于留在海岛,而本科及以上学历岛民其回归系数为正数,说明高学历岛民更容易产生迁居意愿.随着岛民文化水平的提高,其求知性、对外界的感知更加强烈,教育可以影响岛民外迁意愿的产生.

3.2.2 岛民个人与家庭属性特征对其迁居意愿的影响

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岛民家庭属性特征,包括年收入、收入来源、是否拥有子女等6个因素.由表4可知,加入6个因素后,文化水平变量显著性降低.岛民在考虑家庭因素后,其文化水平对迁居意愿的影响减弱.在对家庭因素的分析中发现,迁居经历与是否拥有子女2个变量最为显著,显著性均为0.没有迁居经历的岛民外迁意愿是有迁居经历岛民的5.264倍,说明岛民在经历一次或多次搬迁后,居住条件有所改善、居住成本提高,再次迁居的意愿较低.在是否拥有子女变量中,发现拥有子女的岛民容易产生外迁意愿,反映出子女的教育及工作是岛民选择向外迁居的重要原因,与现有大多数结论一致[28].收入变量回归系数为负数,表明岛民年收入越高,其外迁意愿越不容易产生.在住房来源变量中,拥有租赁房的岛民外迁意愿是动迁与自建房的0.456倍,反映出住房产权对岛民迁居意愿产生的影响.

3.2.3 个人属性、家庭属性、生活环境满意度对岛民迁居意愿的综合影响

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岛民生活环境满意度因素,包括娱乐设施、邻里关系、就业环境等13个指标.由表4可知,加入岛民生活环境满意度因素后,文化水平、家庭结构、住房来源显著性均降低,年收入、收入来源显著性增加.说明在考虑生活环境因素后,岛民个体特征的影响减弱,而家庭年收入、收入来源等能显著影响生活环境质量的因素对岛民迁居意愿的影响增强.在生活环境满意度因素中,岛民生活环境满意度总体评价对岛民迁居意愿的产生具有显著影响,回归系数为负数,表明岛民对生活环境越满意,越不容易产生迁居意愿,因此改善岛民生活环境对留住岛民十分重要.在生活环境满意度各项指标中,教育因素显著性水平最高,为0,回归系数为负数,表明海岛教育水平不高是岛民迁居意愿产生的主要原因；其次为就业环境,显著性水平为0.014,海岛就业机会的多少,影响岛民迁居意愿的产生；再次为医疗卫生条件,显著性小于0.05,表现为医疗水平越高,岛民越不容易产生迁居意愿.与大陆城市相比,海岛医疗卫生条件较差,经调查可知老年人出岛主要目的为就医,就医的不便使岛民容易产生迁居意愿.综上可知,海岛教育水平、就业环境、医疗卫生、生活环境是影响岛民迁居意愿产生的重要因素.

4 结论与思考

旅游业的发展促进了海岛与外界的交流,人口迁居现象频繁.探求岛民外迁意愿及影响因素,对于缓解海岛老龄化、女性化现象,切实了解岛民诉求、为相关部门采取措施改善岛民生活环境、留住人口提供依据,为我国其他海岛县解决相关人口问题提供参考.

(1)采用娱乐设施、邻里关系、教育水平等12个指标测度岛民生活环境满意度感知情况.岛民对其生活环境的满意度整体处于一般水平,对海岛自然风光、环境条件等指标的满意度最高.在三类居住地满意度感知比较中,中心社区岛民环境满意度最高,其居住地基础设施相对较完善,岛民对教育、水电供应等满意度均高于其他两地；其次为旅游村岛民,除邻里关系外,其余指标均高于传统渔村.可见旅游业的发展促进旅游村环境条件、医疗卫生等各方面的完善,但渔家之间游客的争夺、价格的竞争会使其邻里关系较传统渔村更加淡漠.

(2)从岛民迁居意愿产生的影响因素来看,岛民个体属性、家庭属性、生活环境满意度均对岛民迁居意愿的产生具有显著影响.其中,男性较女性岛民更易产生迁居意愿,中等文化水平岛民年龄越大,越不容易产生迁居意愿.在家庭属性方面,迁居经历、是否拥有子女、家庭收入等对岛民迁居意愿的产生具有重要影响.没有迁居经历的岛民更容易产生迁居意愿.由于子女教育、工作等因素的影响,拥有子女的家庭更容易产生迁居意愿.在生活环境满意度因素方面,岛民总体满意度越高,越不容易产生迁居意愿,海岛教育水平、就业环境、医疗卫生条件对岛民迁居意愿的产生具有显著影响.

(3)岛民生活环境感知差异反映出海岛建设需要改善的侧面.当地政府应明确海岛未来发展方向,制定相关政策法规,对海岛进行全域、全方位的综合规划,并保持政策稳定性,促进海岛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海岛整体环境.发展旅游相关产业,并对岛民进行技能培训,以丰富当地居民的职业结构.加强市场管理,注重岛民道德素养教育,塑造朴实村风,营造良好的竞争环境.注重挖掘、利用和保护当地渔家文化,融入渔家经营,形成文化品牌.对位置偏远村民进行政策扶持,增强村民在旅游开发中的参与权与利益共享权,增强岛民幸福感与归属感,缓解现存的人口问题，促进海岛社会、经济、文化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