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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的为政之道

2021-04-01张希清

中国民族博览 2021年2期
关键词:宋仁宗文集士大夫

张希清

范仲淹(989—1052)以《岳阳楼记》一文,名传千古;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几为妇孺皆知。但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而且首先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他从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进士及第,到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殉职于赴知颍州(治今安徽阜阳)任上途中的徐州,先后为官从政三十七年。他既历知州县,又数任朝官;既出宋夏戰争前线为将,又入朝廷为相。韩琦(1008—1075)称赞他:“雄文奇谋,大忠伟节。充塞宇宙,照耀日月。前不愧于古人,后可师于来者。”(《增广司马温公全集》卷一○八《代韩魏公祭范希文》)王安石(1021—1086)评论他:“呜呼我公,一世之师。由初迄终,名节无疵。”(《王文公文集》卷八一《祭范颍州仲淹文》)黄庭坚(1045—1105)则称:“范文正公,当时文武第一人,至今文经武略,衣被诸儒,譬如蓍龟,而吉凶成败不可变更也。”(《石渠宝笈》卷二九《宋范仲淹道服赞》黄庭坚跋)在范仲淹的从政生涯中,蕴涵着极为宝贵的政治思想和智慧,也蕴涵着极为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而其为政之道最为突出的,则是“以天下为己任”。朱熹(1130—1200)说:“范公平日胸襟豁达,毅然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又说:“且如一个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无一事不理会过。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许多事业。”(《朱子语类》卷一二九《自国初至熙宁人物》)下面试就他“以天下为己任”的为政之道作一些简要论述。

一、忧患意识:“有忧天下之心”

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首先表现在他“有忧天下之心”。(《欧阳修全集》卷六七《与范希文书》)中国古代士人,历来具有比较强烈的忧患意识。所谓忧患意识,是指人们面临自然、人生、社会所遭遇的苦难而产生的忧虑与思索。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前551—前479)说:“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孔子所忧的是道义。孟子(前372—前289)说:“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孟子·告子章句下》)孟子所忧的是人生。西汉初年,贾谊(前200—前168)多次向汉文帝(前180—前157在位)上书陈述政事,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悖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汉书·贾谊传》)贾谊所忧的是国家的安危治乱,他的忧患意识则是一种忧国、忧民、忧天下的社会责任感。

范仲淹因为以天下为己任,不但像一般士大夫那样:“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章句上》)而且像他在《岳阳楼记》中所说:“进亦忧,退亦忧”,“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是他的思想境界远远超出一般士大夫之处。

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十二月,时任监泰州西溪镇盐仓的范仲淹,即上书尚书右丞、枢密副使张知白(?—1028),渴望有机会“言天下之道”,以便“有益于当时,有垂于将来”。(《范文正公文集》卷九《上张右丞书》)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四月,范仲淹又直接向垂帘听政的刘太后(1022—1033听政)和宋仁宗(1022—1063在位)上了一封《奏上时务书》,直言极谏,“欲倾臣节,以报国恩”。他提出了救文弊、讲武备、选贤俊、抑侥幸、崇圣德、少巡幸、纳远谋、勿独断等八项建议,着重指出要“外防夷狄、内防奸邪”,“防之于未萌,治之于未乱”。(《范文正公文集》卷九)“监泰州西溪镇盐仓”是一个掌管盐税的从八品小官,“泰州西溪镇”即今江苏省东台市,当时尚在海边。范仲淹身在海隅,心忧天下,真可谓“退亦忧”,“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八月,范仲淹入朝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九月,即上《答手诏条陈十事》,奏言:“我国家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范文正公政府奏议》卷上)其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遂提出十项改革措施,绝大多数被宋仁宗采纳,是为“庆历新政”。可谓“进亦忧”,“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又写道:“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噫!微斯人,吾谁与归!”“先忧后乐”正是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的又一突出表现,也是他的思想境界远远超过一般士大夫之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虽然在他五十八岁时才见诸文字,但却是他一贯的思想。欧阳修(1007—1072)在《文正范公神道碑铭》中说:“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欧阳修全集》卷二一)说明“先忧后乐”是范仲淹经常“自诵”的格言;他之所以有“先忧后乐”的思想,正是因为他具有“慨然有志于天下”的“大节”。

范仲淹不但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一生为官清白,富弼(1004—1083)在《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中说:“公天性喜施与,人有急,必济之,不计家用有无。既显,门中如贱贫时,家人不识富贵之乐。”(《琬琰集删存》卷二)范仲淹晚年知杭州,“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间请治第洛阳,树园圃,以为逸老之地”。他断然拒绝,说:“人苟有道义之乐,形骸可外,况居室哉!吾今年逾六十,生且无几,乃谋树第治圃,顾何待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艰退,不患退而无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园林相望,为主人者莫得常游,而谁独障吾游者?岂必有诸己而后为乐耶?俸赐之余,宜以赒宗族。若曹遵吾言,毋以为虑。”(《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七之二《参政范文正公》引《遗事》)于是,“尽余俸买田于苏州,号义庄,以聚疏属”。(《琬琰集删存》卷二、富弼《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范氏义庄历九百年而不衰,为范氏家族的繁衍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远超乎治第洛阳树园圃之上。范仲淹之乐是“道义之乐”,已经远远超出“形骸”“居室”之外。“心忧天下”即是其乐。

二、主体意识: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

随着士大夫主体意识的逐步觉醒,北宋中期出现了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的政治思潮和政治局面。汉宣帝(前74—前49在位)曾说:“与我共治天下者,其良二千石乎!”(《汉书·循吏传序》,《晋书·孙波传》)“共治天下”一词因为避唐高宗李治(649—683在位)的名讳,后改作“共理天下”。范仲淹文集中说到天子与士大夫“共理天下”者,至少有十处之多。在北宋的士大夫中,范仲淹大概是谈论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最多者之一。

北宋的皇帝也大多是认可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如雍熙二年(985)十二月,宋太宗(976—997在位)曾对宰相李昉(925—996)等说:“天下广大,卿等与朕共理,当各竭公忠,以副任用。”(《长编》卷二六)宋仁宗(1022—1063在位)在《戒励臣僚奏荐敕》中说:“朕制临天下,思与贤材而共治之,故开荐举之路。”(《蔡忠惠公集》卷九)

为什么天子必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呢?首先,历史发展到宋代,天子不再是神,而是人。正如五代后晋大臣安重荣(?—942)所说:“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旧五代史·安重荣传》)宋朝以军事政变得国,“天命”说也没有太大市场。天子既然是人,就会犯错误,就不应该一人独裁。其次,由于儒学的复兴,士大夫们认识到在天子之上还有一个儒家的“圣人之道”。要治理好国家,天子的言行必须合于“圣人之道”。而这个“道”往往掌握在宗经学古的士大夫手中。士大夫有责任、也有能力与天子“共治天下”。沈括(1031—1095)《续笔谈》记载:宋太祖(960—976在位)曾问宰相赵普(922—992):“天下何物最大?”赵普说:“道理最大。”宋太祖认为说得很对。南宋大臣留正(1129—1206)说:“天下惟道理最大,故有以万乘之尊而屈于匹夫之一言,以四海之富而不得以私于其亲与故者。”(《增入名儒讲义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四七)这里的“道理”就是儒家的“圣人之道”。范仲淹在《遗表》中说:“伏念臣生而遂孤,少乃从学。游心儒术,决知圣道之可行;结绶仕途,不信贱官之能屈。才脱中铨之冗,遽参丽正之荣。耻为幸人,窃论国体。”(《范文正公文集》卷十八)范仲淹一生都是用“圣人之道”与天子“共治天下”的。天子与士大夫应该“共治天下”,在北宋中期已经形成一种共识。范仲淹的门人张载(1020—1078)所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集·近思录拾遗》),也是要与天子共治天下。“与天子共治天下”这一为政之道是北宋士大夫的一种主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范仲淹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人物。

三、担当精神:“左右天子谓之大忠”

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九月,契丹发兵号称二十万,大举南下,十一月,兵临澶州(治今河南濮阳)城下,直接威胁京城开封。宰相寇准(961—1023)力促宋真宗(997—1022在位)亲征澶州,渡过黄河,登上北城门楼。宋朝将士望见皇帝仪仗,皆呼万岁,声震原野,勇气百倍。此前二日,契丹统军萧挞览(?—1004)被宋军射死,士气大挫。经过多次往返交涉,双方遂订立“澶渊之盟”。副宰相王钦若(962—1025)认为:“澶渊之役,(寇)准以陛下为孤注,与虏博耳。”(《涑水记闻》卷六)范仲淹则认为:“寇莱公(准)当国,真宗有澶渊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动,却戎狄,保宗社,天下谓之大忠。”(《范文正公文集》卷八《杨文公(亿)写真赞》)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与天子共治天下,自然就会把为了“却戎狄,保宗社”而“左右天子”看作最大的忠诚了。而他自己为官从政也正是这样做的。

一是直言极谏,愈黜愈奋。范仲淹认为:“儒者报国,以言为先。”(《范文正公文集》卷十七《让观察使第一表》)“事君有犯无隐,有谏无讪,杀其身有益于君则为之。”(《范文正公文集》卷十《上资政晏侍郎书》)立志要像灵乌一样:“警于未形,恐于未炽。”“虽死而告,为凶之防。”“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范文正公文集》卷一《灵乌赋》)他三次入朝为官,都因为上书言事而被贬黜。例如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八月,范仲淹由知苏州第三次被召入朝,为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判国子监,跻身侍从之列。当时吕夷简(979—1044)为宰相。他三度入相,把持朝政达十一年之久,“进者往往出其门”。(《长编》卷一一八)范仲淹上书言官人之法,人主不宜全委宰相。吕夷简大怒,指责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次年五月,范仲淹被贬,出知饶州(治今江西波阳)。但他却愈黜愈奋,正如他在谢表中所说:“不以毁誉累其心,不以宠辱更其守”(《范文正公文集》卷十八《邠州谢上表》),“徒竭诚而报国,弗钳口以安身”。(《范文正公文集》卷十六《润州谢上表》)

二是出将入相,敢做敢当。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十二月,宋闻西夏主李元昊(1032—1048在位)称帝,遂命知永兴军(治今陕西西安)夏竦(985—1051)、知延州(治今陕西延安)范雍(981—1046)负责抵御西夏。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正月,元昊于延州的三川口大败宋军,主将被俘,几乎全军覆没,延州被围七日,朝野震惊。范仲淹因韩琦(1008—1075)推荐,由知越州(治今浙江绍兴)赶赴宋夏战争前线,与韩琦同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司事,抵御西夏。当时延州新败,人心惶惶,范仲淹主动请求兼知延州。他选将练兵,严明号令,很快稳定了局势。面对西夏,是攻还是守?宋朝大臣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宋仁宗最后决定采用韩琦所画攻策,诏鄜延、泾原两路于庆历元年(1041)正月上旬共同进兵,讨伐西夏。范仲淹请求他所在鄜延路正月不要出兵,先修复城寨,牵制西夏兵马,与出师无异。庆历元年二月,韩琦命环庆副部署任福(981—1041)率兵一万余人深入西夏境内,而在好水川中敌埋伏,主将任福战死,又几乎全军覆没。范仲淹遂提出“近攻久守”之策,被宋仁宗采纳。为了“近攻久守”,范仲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进筑城寨,建立巩固的军事据点。二是招抚属羌,争取宋夏交界处的少数民族。三是征用士兵,屯戍边境,农战结合,大兴营田。经过三年的努力,宋夏战争的局面得到彻底扭转。庆历四年(1044)五月,宋夏以元昊称臣、宋岁赐银绢、双方互开榷市达成和议。

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八月,范仲淹因抵御西夏有功被召入朝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宋仁宗(1022—1063在位)多次赐手诏督促范仲淹等尽心国事,对当世急务提出建议。范仲淹遂奏上《答手诏条陈十事》。其十事一曰明黜陟,二曰抑侥幸,三曰精贡举,四曰择官长,五曰均公田,六曰厚农桑,七曰修武备,八曰减徭役,九曰覃恩信,十曰重命令。这十项建议基本都被采纳,付诸实施,史称“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的主要内容是吏治改革。其一在官员的选拔方面,改革了恩荫制度和科举制度。其二在官员的升降方面,廢除了三年一升迁的制度,改为按政绩选拔官员。其三在官员的待遇方面,定天下职田,以责其廉节。第二项改革内容是富民强兵。一是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二是合并县治,减省徭役。三是存恤孤贫,广施恩信。四是修置武备。第三项改革内容是加强法制。

范仲淹推行的“庆历新政”,可以说是“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也可以说是“左右天子谓之大忠”的一次实践。这次改革虽然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和宋仁宗的始从终弃而失败了,但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应该予以充分肯定;范仲淹等一大批士大夫所表现出来的担当精神,至今仍然闪耀着光辉。

“有忧天下之心”的忧患意识,与天子“共治天下”的主体意识,“左右天子谓之大忠”的担当精神,就是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的为政之道。范仲淹以其先进的思想、宽阔的胸怀、人格的魅力成为当时士大夫公认的领袖,也成为中国古代官员的典范,直至今天,也仍然具有借鉴价值和教育意义。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特别顾问、原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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