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辛丹 陈子涵

摘 要：基于2018年年末足协出台的“工资帽”新政，结合以往足协出台的“工资帽”政策，运用归纳推理法对新时期工资帽政策进行探讨分析。对以往足协出台的“工资帽”政策难以持续开展下去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列举出新时期“工资帽”政策实施的有利因素，通过结合薪酬管理和人力资本理论分析“工资帽”政策持续实施可能给俱乐部、球员、联赛带来的影响，提出了以下三点建议：弥补政策漏洞，进一步细化执行内容;发挥职业联盟在政策制定中的主导作用，给予球员更多的话语权;疏堵结合，多种途径扩大社会资本的投入。最后提出了限薪假设以期政策可以更加持久地推行下去。

关键词：工资帽;职业联赛;中国足协;球员薪酬

中图分类号：G80-0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840（2021）01-0017-06

Abstract：Based on the "salary cap" new policy introduced by the Football Association at the end of 2018， combined with the "salary cap" policy issued by the Football Association many times in the past，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salary cap policy in the new period is discussed and analyzed. First of all， it analyzed the reasons why the "salary cap" policy introduced by the Football Association in the past was difficult to continue， and listed the favorable factor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alary cap" policy in the new period. Based on the combination of salary management and human capital theory， it analyzed the possible impacts of implementation of the "salary cap" policy on clubs， players and leagues and gave three reasons： From the policy itself，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make up for loopholes in the policy and further refine the content of implemen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formulation and targets， professional leagues should be used to play leading role in policy formulation， while giving players more discourse rights; from the purpose and starting point of the policy， we should adopt multiple approaches to further expand investment in social capital through the method of blocking and leading. Finally， based on the above recommendations， the salary limit hypothesis is put forward so that the policy can be implemented more lastingly.

Key words：salary cap; professional league; Chinese Football Association; player compensation

2019年底足协推出了一系列国内联赛新政，总体方向依旧是引导俱乐部理性投资，给市场“降温”。历年 “工资帽”政策，大多数生命周期短暂，很难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关于国内联赛“工资帽”的相关研究较少，现有的研究中提出了“强平衡基金池”的对策，通过征收均衡金的方式，将某家俱乐部母公司的巨额赞助金共享给其他经济实力较弱的俱乐部，以此来缩小俱乐部之间的经济差距。有研究从合法性角度分析了限薪政策可能存在的问题。大部分国家的足球職业联赛都较少采用“工资帽”政策，“工资帽”的国外研究更多见于美国的职业篮球、棒球等联赛中。

运用薪酬管理和人力资本理论的相关知识分析薪酬对人带来的影响，以及界定球员作为一种资本在俱乐部中的作用和地位。在薪酬管理方面，用到了双因素理论和公平理论。双因素理论提到，那些能够提高员工工作满意度，激发员工工作积极性的因素，被称为激励因素;而那些容易引起员工不满，不能激发工作积极性的因素被称为保健因素。公平理论指出，公平的报酬才能让员工感到满意并起到激励作用。人力资本理论中强调，对人力和物力进行恰当的组织协调，便能使二者有机结合，发挥出各自最大效应。

1 “工资帽”政策历史回顾

1.1 足球职业化改革25年来，足协多次出台“工资帽”文件

从1996年第一次出台限薪政策，足协内部对限薪的具体内容和方式经历了自我否定与再否定，由简到繁与由繁到简的交替过程。例如2003年无最高薪酬的限制，只对不同年龄球员设置了最低薪资要求，但是2004年又规定运动员和教练员的最高年薪税前不得超过100万元。随着足球职业化发展，社会资本涌入，球员薪酬逐渐呈现出泡沫化趋势，政策的出台基本上符合时代背景和迫切需要。

1.2 以往“工资帽”政策实施受阻的原因

在过往的“工资帽”政策中，既有足协单方面出台的，也有足协与俱乐部认真商讨后制定的，但政策大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旧的体制机制影响了政策的制定和实行。1995年，国家体育足球运动管理中心成立，作为国家体育总局的下属机构，其与中国足协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机构负责人为总局指派，在政策制定上缺乏灵活自主性，受顶层设计影响较大。相关政策没有考虑到俱乐部的实际情况，不符合客观实际，易遭到俱乐部的抵制。如1996年出台的《中国足协俱乐部工资制度》就是足协单方面出台的政策，因未与俱乐部进行沟通而遭到俱乐部的反对。由于足协经办、管办不分，缺乏对俱乐部必要的监管机制，内部腐败问题严重，政策在实际实施过程中效果大打折扣，对违反规定的俱乐部难以起到震慑作用。

其次，许多俱乐部在足协出台相关政策后采取各种手段应付政策的执行，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如2004年政策规定俱乐部必须使用足协下发的合同文本，导致俱乐部开始大量使用“阴阳合同”的方式与球员签订合同，在足协备案的合同只是为了应付足协检查的“阳合同”，俱乐部与球员真正履行的合同是双方私下签订的“阴合同”。以2014年“刘健案”为例，刘健以自由球员身份转会广州恒大，但是其原东家青岛中能提出刘健的合同并未到期，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合同是否到期，且各自持有一份不一样的合同，最后由中国足协仲裁方才结束了这场纠纷。

最后，政策本身也存在诸多问题及许多不合理之处。在政策的制定上，该政策通常是俱乐部老板们与足协商讨的结果，较少考虑到球员的切身利益。政策出台的内容像具体限制金额并不一定是球员满意的，这可能会引起球员的不满，进而影响球员的积极性。同时政策本身存在一定漏洞，例如现有政策中都没有涉及俱乐部的独立核算，让俱乐部可以将一部分账目转移到注资企业上，足协在审查时无法在俱乐部账目中找到违反规定的支出花销。

1.3 新时期“工资帽”政策实施及有利因素

1.3.1 政策红利的支持

自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以来，我国体育产业蓬勃发展，2017年体育产业增加值达到7811亿元，体育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0.94%。而在国内体育产业中足球仍保持领先地位，2017年国内赞助市场规模达到18.4亿元，说明足球的吸引力仍在不断增加。而如何让国内联赛实现健康持续发展，促进足球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工资帽政策的出台无疑是纠正聯赛畸形发展的重要举措。2015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通过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中就提出：制定俱乐部人才引进和薪酬管理规范，探索实行球队和球员薪金总额管理，有效防止球员身价虚高、无序竞争等问题。工资帽政策的出台就是实现总体方案宏观愿景的具体举措。

1.3.2 体制变革的机遇

足球改革随着《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的出台进程不断加快，管理体制变革已经取得了关键性进展。2017年足管中心正式撤销，足协与国家体育总局完成脱钩，足协拥有了在工作计划制定、财务薪酬管理等方面的自主权。即将成立的中超联盟将取代由足协控制的中超公司，未来中超联赛将完全由联盟自治，足协将不会干预中超联赛的日常运行。这些变革打破了旧有体制机制的束缚，将为工资帽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1.3.3 俱乐部意愿强烈

自2011年广州恒大升入中超联赛后，随之引发的投资热潮持续数年之久。其中绝大多数投入都用来购买球员和支付薪水，2018年中超各俱乐部薪资支出达到了48亿元，而日本J联赛的薪资支出仅为16亿元。广州恒大淘宝足球俱乐部2019年半年年报披露，上半年亏损达到了7.12亿元，年报中也给出了解释：“上半年亏损主要原因是引进球员的薪酬及转会成本仍处于较高水平，导致公司目前仍处于亏损状态。”数年的大量投入不仅给俱乐部带来了巨大的财务风险，也不断加重投资企业的财政负担。同时随着近年来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房地产行业低迷，许多投资企业面临经营难题，对俱乐部的过度投资行为逐渐收敛。此时工资帽政策的出台迎合了大多数俱乐部希望缩减支出、减轻投资人压力的心理。

1.3.4 薪资亟需去泡沫化

近年来国内联赛虚火旺盛，球员身价随着大量资本的涌入水涨船高，球员身价泡沫化严重，球员身价和能力不符。外籍教练对媒体表示：有些中国球员也就是西班牙第三级别联赛的水平，但他们能够得到比西甲球员还高的薪水。工资帽政策的出台正是让投资人回归理性、让联赛回归正轨的必由之路。

1.4 “工资帽”新政的影响

1.4.1 对俱乐部的影响

1）扩大青训方面的投入

2018年出台的“工资帽”政策对俱乐部的人工成本占俱乐部的总支出比例进行了明确规定，如表2所示，按照规定薪酬总额占总支出的比例将逐年下降。薪酬占比的降低对于优化俱乐部支出结构有着重要的作用。俱乐部通过扩大青训支出方面的占比，将以前支付球员高昂薪水的资金用于青训球员的培养，有利于俱乐部进一步减少对外援的依赖，为俱乐部的一线队伍源源不断地输送年轻球员，最终形成良性循环，实现俱乐部人力资本的持续发展。

2）实现俱乐部健康可持续发展

居高不下的薪酬支出占比不仅严重压缩俱乐部的支出空间，让俱乐部难以将更多资金投入到青训球员的发展、俱乐部文化的培养上，过高的薪酬支出还会增加俱乐部的财务风险。根据人力资本理论，如果能将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维持在合理的比例内，才能同时发挥出二者的最佳效应，促进企业的发展。因此，工资帽政策的出台有利于释放俱乐部支出活力，降低人力资源的过高占比，这样可以更加自由地选择支出项目，降低俱乐部财务风险，从而实现俱乐部的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

3）平衡各个俱乐部的财务实力

首先在薪酬总额占比方面，规定要求2019年薪酬总额占比上限为65%，这也是根据各俱乐部实际情况做出的比较合理的规定比例限制，有利于俱乐部的财务管理。从表3中可以看到广州恒大淘宝足球俱乐部在2014到2018年的薪酬占比基本保持在60%到70%的区间内。中超俱乐部薪酬占比基本保持在70%左右，因此俱乐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将占比控制在65%以内。

1.4.2 对球员的影响

1）促进国内球员价值观的转变

根据《2018年全球体育薪资报告》显示，中超球员的收入相当于全国平均工资的160倍，这一数据位居全球各大联赛之首。虽然当前我国人均GDP已经突破一万美元大关，但是国民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基尼系数依然处于高位。依据双因素理论，像工资、福利等都属于保健因素，这些因素只是消除了不满意，不会给人带来积极的态度，很难让人产生积极性去努力工作。因此在满足了工资要求后很难对球员产生激励效果，有些球员也逐渐丧失了拼搏精神，原有的竞技体育精神面貌不复存在。同时过高的薪酬也给年轻球员留洋制造了障碍，曾经中国球员在欧洲五大联赛效力的人数并不逊于日韩两国，但如今国内俱乐部开出的条件待遇让许多球员放弃了旅欧的想法。赫兹伯格在后来的研究中发现，激励因素和保健因素是有重叠现象的，合理的薪酬制度是可以让薪酬变为“激励因素”的。如果能通过限薪控制球员薪酬虚高，那将会逐渐转变球员沉溺于“纸醉金迷”之中的现状，激励有抱负的球员出国锻炼。

2）减少引入外援数量

在俱乐部薪酬支出中，外援薪酬总是各项薪酬项目中占比最大的一部分。2018赛季中超俱乐部球员总薪水为35.4亿元，其中外援的薪资达到了23亿元，占到了总薪资的70%，而国内本土球员的薪酬只有不到30%的占比，这说明俱乐部在薪资支出方面最大的支出人群还是高价引入的外援。通过限制薪酬总额占总支出的比例可以间接促使俱乐部逐渐减少在外援方面的支出，将外援数量控制在保持财政健康的合理范围内，将更多机会留给国内球员。

3）为青训球员提供发展空间

青训球员可以说是从政策中获益的最大群体之一，减少薪酬支出在总支出中的占比，可以起到增加青训建设方面支出并为青训球员提供更多出场机会的作用。为保持俱乐部原有的竞技水平，需要俱乐部在青训球员培养方面加大投入，用输出更多高质量年轻球员的方式减少对外援的依赖，也可以通过转会外租的方式为俱乐部增加收入，实现开源又节流的目标。

1.4.3 对联赛的影响

1）实现竞争均衡，减弱优势循环

从联赛层面来说，对国内球员最高薪酬以及人工成本的限制将会削弱豪门俱乐部在球员、教练员上的投入，使它们在资金上的优势不再明显。联赛的精彩程度并不会因為外援减少而下降，俱乐部之间的实力在缩小后将增加比赛结果的不确定性，这让曾经在英超上演过的莱斯特城奇迹在中超联赛出现成为可能。这种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与北美职业联赛普遍存在的工资帽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特别是NBA的工资帽制度，这是一种软工资帽制度，同时这种工资帽制度也有考虑对球员利益的保障。不过，要想建立符合俱乐部和联赛发展需要的限薪政策，还是要结合本国联赛实际情况，建立在符合客观规律的基础之上。因此，政策从打破优势循环，缩小俱乐部差距，增加联赛竞争性和精彩程度方面可以看到其积极作用，但也应注意考虑球员和俱乐部的权益，对政策不断丰富完善。

2）告别金元时代，转变发展思路

一个联赛的发展进步绝不是靠金钱堆砌而成，而是一步一个脚印，通过俱乐部整体实力的提升，球员水平的提高而逐步形成的。世界上商业化程度最高、吸金能力最强的英超联赛之所以能成为世界第一大联赛是建立在俱乐部一流的竞技水平和联赛的精彩程度之上的。它虽然是金元足球的代表，但是以其悠久的足球发展史、深入社区的足球文化、发达的足球产业体系为基础的，联赛中的俱乐部大都有近百年的历史，同时俱乐部也都拥有完备的青训系统，培养的青训球员可以输送到欧洲其他联赛，这些都是英超联赛有资本迈进金元足球的“底气”。反观中超联赛，完全是近年来大型资本疯狂涌入后导致的联赛市场高度泡沫化，联赛发展模式畸形。当资本大量退出，联赛也将陷入巨大的危机之中。因此，通过限薪作为结束金元时代的一个标志，寻求一个健康的发展模式，对于中超联赛的长远发展至关重要。

3）结束繁荣景象，联赛吸引力下降

金元足球为中超联赛近几年带来的繁荣景象是有目共睹的，大型民营企业的强势入驻给多年来饱受球迷诟病的联赛注入了新的信心和活力。最为明显的改变就是大牌外援的引入，球迷因此前往现场观赛的热情大幅提高，这直接刺激了国内球市的火爆，联赛上座率逐年攀升，球票价格也水涨船高。2018赛季中超联赛的场均上座率为2.41万人，排名全球第六，仅次于德甲、英超、西甲、意甲以及墨西哥超级联赛。而随着大牌外援的引入，联赛的关注度也大幅提升，不仅吸引着国内球迷的眼光，也让国外不少媒体和球迷开始关注起这个“陌生的联赛”。2018赛季，中超联赛电视直播已经覆盖全世界96个国家地区的24亿人口。但是随着包括“工资帽”在内的一系列财务监管制度的出台，资本的投入将逐步减少，引进大牌外援的数量也会出现大幅度下滑，因此联赛对国内球迷包括国外一些媒体的吸引力将大不如前，国内球迷可能也会因为大牌外援数量的减少而丧失一定的现场观赛热情，甚至可能更多将目光投向欧洲赛场，进而逐步丧失对国内联赛的兴趣。

2 “工资帽”政策的发展建议

2.1 弥补政策漏洞，细化执行内容

最新出台的工资帽政策在球员薪酬和俱乐部球员薪酬支出占比方面做出了明确规定，但在具体细节方面还有需要弥补和完善的地方。虽然政策规定了国内球员的最高薪酬，但是如何真正限制球员的隐性收入，足协一直没能想出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所以，除了坚决打击阴阳合同，对违反者进行严厉处罚外，还要对俱乐部背后的企业采取针对性措施。足协应与多部门进行联合、跨行业督查，可以利用2019年6月财政部、税务总局联合出台的对个人所得税应税所得项目的调整，对给予球员为企业进行广告宣传等活动所取得的收入，包括以网络红包、赠送礼品的形式发放的，应该按照“偶然所得”税目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这样企业在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时就会留下纳税痕迹，财税部门在后期审查时就能发现并告知足协，防止企业通过各种手段变相给球员发放薪资。

2.2 以联盟为主导，增加球员话语权

中超联盟按照足协的要求即将在2020年年初完成组建，新成立的中超联盟将由各家俱乐部共同持股，足协不再持有股份，仅在重大事项上享有一票否决权。那么在联盟成立后，像限薪这样的直接影响联赛俱乐部的政策能否由联盟决议推出，毕竟由联盟推出可以确保是根据各俱乐部的真实意愿而做出的决定，性质也与足协出台的带有行政指令色彩的政策完全不同，能够更加符合联盟各俱乐部的共同想法，在实施阶段配合足协的监管才更能产生良好的效果。同时在政策制定时，也应该充分考虑球员的权益，尤其是像工資帽这样的会对球员直接产生影响的政策更应该将球员拉上谈判桌，增加球员的话语权。这样才能让政策不会损害球员利益和打消球员积极性，也更能符合球员真实情况和需求，同时也能为那些在低级别联赛遇到欠薪、只能向社会求助的球员提供可靠保障。

2.3 扩大社会资本投入，疏堵结合

从历次工资帽政策出台的目的和出发点来看，都是为了限制俱乐部在球员薪酬上的高额支出和解决球员薪酬过高的问题，从而实现联赛和俱乐部的长远发展，而这体现的是“堵”的管理理念。这种“堵”的思维方式在减轻俱乐部财政压力、抑制球员薪酬虚高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要想实现俱乐部健康运营、联赛长远发展的宏伟愿景，仅靠“堵”的方式是无法达到的。因此，如何能够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到联赛的发展进程当中，形成政府、企业、个人等主体共同参与的多元投资格局、优化俱乐部股权结构，缩小俱乐部之间的经济实力差距，才是包括限薪在内的政策应该瞄准的真正方向。要鼓励地方政府通过多种方式参与，比如可以用当地的体育场作为资本投资入股，既为俱乐部解决了场地问题，又可以为当地政府盘活存量资源，提升体育场馆的利用率。要进一步推动俱乐部名称的非企业化，逐步改变单一企业投资俱乐部的局面。要让不同行业、领域的企业加入到俱乐部的股权构成中，丰富和优化股权结构，而这就需要足协与财政部门和税收部门联合出台相关的优惠政策来吸引企业入股，让企业能够为俱乐部注入资金的同时也能够及时享受到有利于企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增加企业投资足球俱乐部的底气和信心。

2.4 阶梯定比限薪规则假设

建议将营业收入与工资上限挂钩，由中超联盟制定具体的营收薪酬比例，在暂时保留对国内球员最高薪酬的限制下，总的原则是让薪酬与营收之比呈递减趋势。球队按照分级原则设定差异营收薪酬比，营收水平更高的球队可以获得更高的薪酬营收比，球队通过提高营收来提高薪酬支出限度。

参考欧洲五大联赛近年来营收薪酬比的变化情况。从2013—2014赛季开始正式实施欧足联财政公平法案以来，五大联赛俱乐部的盈亏情况总体趋向好转，薪酬营收比基本维持在50%～70%。结合中超俱乐部的实际情况，将薪酬营收比设定在60%～70%，以三个赛季为一个计算周期，在一个周期内允许单一赛季超出薪酬营收比，但是在一个周期结束之时实际薪酬支出总和不能超过按照薪酬营收比的薪酬总和。

按照不同的营收水平，由高到低将俱乐部分为三类，确定了三级营收薪酬之比（表4中相关数值均为假设，仅供说理）。在实际操作中，可以引入更多的指标调节上限额度，例如反映俱乐部财务状况的指标、青训梯队的建设情况以及类似新冠肺炎这样的突发公共事件等，具体的增减额度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考察后设定，增加限薪规则的灵活性。将原有的限制总支出中薪酬支出的比例调整为营收薪酬之比，在保持营收薪酬之比逐年递减的前提下，刺激俱乐部为了获得更多的薪酬支出额度而努力提高其营收水平，更加积极地引导俱乐部向着良性、健康的方向发展。

为了保证限薪政策的严谨性，应对俱乐部的营业收入作出明确界定，对于来自母公司的赞助或者资金支持，不计入营业收入，营业收入应主要包括转播权收入、门票收入、广告赞助收入、特许产品销售收入、赛事奖金收入等，将球员处置收益计入到营业收入中，拓宽中小球队的营收空间。超过薪酬上限的球队，对其超出的部分征收奢侈税，将奢侈税按照营业收入由少到多的次序分配给没有超过薪酬上限的俱乐部，即让营业收入少的俱乐部分配到更多的奢侈税，从而起到抽肥补瘦的作用，促进联赛的竞争均衡。

“工资帽”政策的出台最终目的还是要实现联赛与俱乐部的健康发展，通过限制薪酬来遏制日益加剧的球员薪资虚高与联赛畸形发展，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堵”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突破的关键在于如何“开源”。假设的限薪规则就是在“堵”中加入了“疏”的思维方式，将限薪方式与营收挂钩，再引入不同的指标增加规则的灵活性，引导俱乐部探索“开源”的各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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