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奇芳

安全合作日益密切

2020年11月17日，日本首相菅义伟与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就《互惠准入协定》原则上达成一致，日澳或将成为“准军事同盟”关系。日澳合作是美日印澳“四边对话”机制中一个不那么引人注目、但又十分重要的部分。两国日益密切的安全合作保持了“四边机制”的发展动力，相似的安全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四边机制”的发展方向，合作深化的限制因素影响了“四边机制”的发展前景。

与“四边机制”一样，日澳密切的安全合作也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早在其第一任期内就倡导启动的：

一是加强高层往来，突出安全议题。2007年，安倍与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互访，此后13年中两国领导人共相互访问了13次，其中澳总理八次访日，日首相五次访澳。尤其2014年以来，双方领导人访问更加密集，并多次将对方作为本年外访首站。此外，日澳领导人还多次在二十国集团（G20）和七国集团（G7）等多边场合举行双边会晤。在这些访问和会晤中，安全议题是最引人关注的内容。2014年，阿博特总理访日时受邀参加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成为参与日本这一最高级别安全决策活动的首位外国领导人。四年后，特恩布尔总理也受邀出席该会议，凸显了双方关系的密切和安全议题对两国的重要性。

二是建立会议制度，进行多样交流。2007年日澳首次举行外长和防长的“2+2”磋商，并将其确立为定期机制，迄今已经举行了八轮。同时，双方防长也通过频繁互访、在多边场合双边会晤和通话等方式密切沟通，推动多样化军事交流。2019年11月，日澳防长会议确定了两个人员交流事项：一是在日本陆上自卫队中设立澳大利亚陆军联络官，二是在日本防卫装备厅与澳大利亚国防部科技部门间设立一个国防科技人员交流项目。同时，双方联合军演也有突破性进展。2019年9月，日澳举行“武士道卫士-2019”联合空中演习。这是两国间首次，并将成为惯例。此外，日本航空自卫队还将参加澳大利亚举行的“Pitch Black”多国联合军演。

三是签署系列文件，奠定法律基础。2007年签署的《安全合作联合声明》是日澳安全合作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的文件，明确了双方安全战略协调的方向，确定了“2+2”磋商等关键内容。2008年签署《军事防卫合作协议》，加强双方舰队支援、秘密情报保护等合作。2010年签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规定日本自卫队与澳军在行动中可分享食物、水、燃料以及相互提供交通工具、住所、保養维护;2017年又对该协定进行“升级”，增加双方相互提供弹药的内容。2012年签署《情报安全协定》，扩大情报共享范围。2014年签署《防卫技术和装备转移协定》，明确双方军事技术合作具体事宜，并就该项目成立联合委员会。此次签署的《互惠准入协定》更被视为日澳间又一里程碑式防务条约，进一步确定了两国军事人员互访、联合演习的行政和法律程序。这一系列文件对日澳安全合作进行了全面而具体的安排，打下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2020年11月17日，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访日，与菅义伟首相举行会谈。

可以看出，双方都具有强烈的合作意愿和连贯的合作政策。双方政府更迭都没有影响安全合作进程。美日印澳“四边机制”虽曾因多种因素停滞多年，但机制倡导者日本与重要推动者澳大利亚之间的安全合作日益密切化、制度化，维持了“四边机制”发展的动力。2017年“四边机制”重启，与日澳加速安全合作升级密不可分。

安全战略高度相似

日澳在多个安全战略要素上具有很高近似性，这是双方安全合作密切化的内在动因。

两国有相近的地缘安全身份。从地理上看，日澳均是靠近亚洲大陆的太平洋岛屿国家（澳大利亚大陆可被看做一个特大型岛屿），有相似的地缘心理和基于“海权论”的强烈的海洋国家意识，倾向于合作甚至结盟以抗衡陆地国家的力量。从文化上看，日澳均存在欧亚二元身份认同的摇摆性。日本是惟一加入西方列强队伍及首个跻身发达国家行列的东亚国家，澳大利亚则是太平洋中惟一以白人为主体的大国，并与亚洲国家形成密切的地缘经济关系。冷战后，澳大利亚将自身定位为亚太国家，强调融入亚洲，但实际并不容易。从政治上看，日澳是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北锚”和“南锚”。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美国在亚太对日澳的倚重从未变化。在拜登政府国内事务优先、加强与盟国联合的政策预期下，日澳的战略重要性将有增无减。对于两国加强安全合作，美国也将保持默许甚至支持的态度。

两国有趋同的安全秩序构想。首先，两国认为亚太（或印太）区域安全秩序要由美国主导。与美国的双边同盟关系是日澳两国的安全战略支柱。两国作为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核心成员，支持美国的主导地位可以保障自身继续获取巨大利益。其次，亚太（或印太）同盟体系要向网络化转型。日澳都认为目前以双边联盟为基础的“轴辐”式亚太同盟体系限制了美国与盟国之间的横向合作，因而积极推动其向多边化和网络化转型。两国认为网络式同盟体系合作领域和活动范围更广，有助于增强自身的地区安全影响力。最后，在美国同盟体系外扩展亚太（或印太）地区安全合作。日澳都支持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等以东盟为平台的亚太多边安全对话，推动建设更具包容性的地区安全秩序。

两国有一致的安全利益诉求。一是成为政治大国。两国在这方面颇有默契地相互支持。二是意图防范中国。日澳均将中国迅速崛起视为战略挑战，担心中国日后重塑区域乃至全球安全秩序。两国政治保守化倾向明显，对政治制度不同国家怀有高度戒备甚至敌意。日澳寄望通过合力制衡，延宕中国全面崛起进程。三是实现对等同盟。日澳在与美同盟中均处于明显不对等地位，必须紧随美国政策，还经常为美国牺牲自身利益。随着特朗普强硬盟国政策出台，日澳更加明确地追求对等同盟地位和安全自主，“抱团取暖”需求更强。

日澳相似的安全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四边机制”的发展方向：一个美国主导下网络化的盟国体系，广泛吸纳价值理念一致的非盟国参与合作，遏制中国崛起，扩大成员影响。

深化合作面临制约

从目前形势看，日澳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安全合作，不排除从目前的“准军事同盟”向真正的同盟发展。然而，这也面临着内外因素的限制。

内部限制主要在于日本。日本国内和平力量依然强大。如果再与一国签署军事同盟条约，公众恐怕很难接受。即便日澳达成同盟协定，其效用也会很有限。例如，当澳大利亚受到“第三国”攻击时，日本国会将其判断为“存立危机事态”的可能性不大，盟约就无法得到履行，可能给澳大利亚造成日本不守承诺的印象。另外，日澳综合国力悬殊，在安全战略和利益上还是有不少差别，要达成同盟协定并非易事。

外部限制主要在于美国。在美国战略收缩背景下，乐见盟国开展合作、减少美国的战略资源投入和战略压力。但美国对日澳安全合作的支持是有严格条件的。两国安全合作的内容和方向必须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配合美国的战略选择，同时又不能完全绕过美国，冲击美国对同盟体系的主导地位。这与日澳所追求的对美自主、与美对等显然是不相符的。

由此可见，美国所鼓吹的以“四边机制”为基础建立“网络化的区域”安全架构，甚至打造制衡中国、俄罗斯、朝鲜等对手的“亚洲版北约”，实际上存在不少限制因素甚至内在矛盾，前景并非一片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