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春豪

2017年底特朗普政府抛出“印太战略”并启动美日印澳“四边机制”以来，外界普遍认为印度是“四边机制”中的薄弱环节。这一方面是因为印度有奉行不结盟政策的传统，且与日澳不同，并非美国的同盟体系成员国，另一方面，印度是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等“缺美”机制的重要成员，并且莫迪总理在2018年6月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阐述的印太政策与美国的印太战略“立意不同”，似乎表明印度不会完全“随美而动”。但从近年来印度政府推行的政策实践上看，印度对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的态度已经从“欲就还推”转变成“投怀送抱”，从“策略性利用”转向“战略性合作”。

从“犹豫谨慎”到“全面参与”

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的想法最初来源于2004年印度洋海啸。当时这四个国家曾联手开展灾害救援和灾后重建工作。2006年，积极倡导“价值观外交”的日本首相安倍到处兜售美日印澳“菱形同盟”（又称“钻石同盟”）的构想。体现在政策层面，四国于2007年5月举行首次司局级高官会，同年9月在孟加拉湾举行“马拉巴尔”联合军演，曾引起中国的强烈关切。为避免过度刺激中国，加上当时亚太地区地缘竞争相对缓和，印澳都对“四边机制”性味索然，因此这个机制也只是昙花一现。此后，各国战略界关于恢复“四边机制”的讨论不绝于耳，但始终未能在政策层面落地。

2021年1月7日，拜登经美国国会正式确认当选美国总统。拜登政府将如何对待特朗普推动建立的美日印澳四边机制，还有待观察。图为1月6日拜登在特拉华州发表演说后离去。

直到2017年底特朗普政府重启“四边机制”，印度还是秉持谨慎态度、刻意保持距离。比如，在2017年底举行的首次“四边机制”高官会上，其他三国都强调“自由、开放的印太”，而仅有印度提及“包容”。再如2018年6月，莫迪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阐述印度对印太的政策，并未如预期的那样提及“四边机制”，而是呼吁“（印太地区）不应回到传统的大国对抗……为了稳定与和平的地区，印度将会以单独或者三方或者多方的形式开展合作。但我们的友谊不意味着构建出于遏制目的的同盟”。显然，虽然印度参与“四边机制”的总体方向是确定的，也与其他三国开展了具体合作，但仍希望淡化“四边机制”的地缘竞争和意识形态色彩。2019年5月莫迪赢得连任后，对华政策趨于强硬，不再如此前那样顾及中国的安全关切，转而加速推进“四边机制”框架下的合作。当年9月，“四边机制”首次部长级对话在纽约举行，意味着印度改变了其此前不愿升级“四边机制”的态度。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印度，但印度对“四边机制”的参与并未受到冲击。相反，对美国在产业链重塑、“数字脱钩”等“借疫制华”的做法，印度或明或暗给予支持。加勒万河谷冲突后印度战略界鼓吹“中国彻底失去印度”，印度政府也加速倒向美日印澳机制。

从“策略性利用”到“战略性合作”

莫迪上台后多次出访美国，强调美国是印度对外战略的重中之重，希望借助美国之力崛起为“世界领导性力量”。特朗普政府强调印度是“印度洋及更广区域的安全事务领导者”“全球性领导力量”，令印度颇为受用。特朗普2020年2月出访印度时，美印关系提升到“全面的全球战略伙伴关系”高度。美印战略合作的深化也带动了印日澳战略合作。印日关系从“特殊的战略和全球伙伴关系”到“共建自由开放与繁荣的印太”再到“新时期日印关系”，日益紧密;印澳自莫迪2014年访澳（印总理时隔28年后首次访澳）后不断深化，2020年更是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显然，印度正在不断深化战略对接，在理念上完全认同“四边机制”倡导的“共同构建基于价值观和法治的印太秩序”，也乐于加入美国主导推进的、以“四边机制”为核心的印太“价值观同盟”。

防务安全领域是印度参与“四边机制”的合作亮点。印美业已签署共享军事设施的《后勤交流备忘录协议》、联通军事通信系统的《通信、兼容与安全协议》和共享地理空间情报的《基本交流与合作协议》，加上两国在海域态势感知、军事情报共享等领域的合作深化，两国防务合作已提升至“准盟友”级。此外，印度与日澳都建立了防长外长“2+2”对话。2020年11月初，印度邀请澳大利亚时隔13年重返“马拉巴尔”联合军演。鉴于日澳本身就是美国同盟国，上述防务合作的深化，意味着美日印澳在印太地区的海域态势感知和情报共享机制趋于闭环。

经济领域是印度参与“四边机制”的重要抓手。美国自2018年即抛出所谓的“印太经济愿景”，日印澳等国积极呼应，独自和联手抛出了相关倡议。但与防务安全领域相比，受制于资金有限，“四边机制”在经济领域短板比较明显，很多倡议都是“虚多实少”。对此，印度积极推进“四边机制”下的经济合作倡议，以此对冲中国“一带一路”及在印度近邻地区不断上升的经济影响力。除前些年启动的与美日澳等国在印太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外，2020年印度对“四边机制”经济合作的兴趣和投入大幅增加。

难以逆转的战略态势

印度对“四边机制”的政策转变，并非权宜之计，而是其基于对国际战略环境变化和自身对外战略调整做出的战略选择。

一方面，“四边机制”是印度顺势推进“印太战略”、完善战略布局的平台。近年来“印太”地缘板块的崛起，为印度提供了将“地理优势”转变为“地缘优势”的重要契机，有助于其扭转此前对亚太事务参与不足的局面。在印度看来，印太将成为印度崛起为世界强国的必然舞台，印度应该在坚持战略自主的同时，最大限度调动于己有利的战略资源、服从服务国家战略。从近年来印度对外政策的宣示和布局来看，印度已经在“印太”框架下推进对外战略。与中俄对美国借“印太战略”裹挟各国的担忧不同，印度将推进印太战略的美日澳视为“同道中人”。特别是美国的“印太战略”将地理范围界定为“从宝莱坞到好莱坞”，实际上是“印度+太平洋”，更是极大地满足了印度的大国雄心。

2020年10月27日，美国防长埃斯珀、国务卿蓬佩奥与印度防长辛格、外长苏杰生（从左到右）在新德里举行2+2会谈。

另一方面，“四边机制”也是印度应对中国竞争的重要抓手。鉴于美日澳在应对中国崛起挑战上存在与印度相似的战略诉求，“四边机制”自然成为印度在难以单独抗衡中国的情况下可以借助的绝佳平台。2020年美国反潜机首次在安达曼-尼科巴群岛降落加油，美国还向印度提供中印边界地区的情报，这些都表明印度并不避讳“借美制华”，对美国军事力量在其周边存在持更开放的态度。此外，印度还可以假借“中国威胁”、抬高自身在各国制衡中国崛起战略中的地位，在军事、经济、地区秩序等方面向美日澳等国争取更多支持。

鉴于中美战略竞争的长期性和中印关系的波动性，印度或在“投美疏华”道路上越走越远，对“四边机制”的战略倚重有增无减。而一旦印度这个“薄弱环节”得以巩固，也将意味着“四边机制”更加稳固。2020年10月在东京举行“四边机制”外长会期间，关于正式将机制升级为部长级、探讨举行四国防长会乃至领导人峰会的舆论声骤起。当然，印度参与“四边机制”也面临诸多牵制。比如，美国拜登政府虽然会延续重视印度和对华竞争的“印太战略”，但也会进行策略性调整，中美回旋空间的增大、美印围绕印国内少数族群权利矛盾的上升，使印度难以对美完全战略托底。再如，中国是印度“搬不走的邻居”，中国希望与印度维系稳定的双边关系，但也具备反制印度冒进政策的足够手段，印度对华全面竞争的代价是其难以承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