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孝明，罗以洪

1.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贵州 贵阳 550002；

2.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 区域经济研究所，贵州 贵阳 550002

中国是世界茶树的原产地和茶叶的祖国，而中国西南地区是中国茶树的原产地和茶叶的故乡，在已有充足的证据下这一结论已成为世人共识。然而，西南茶树原产地的中心在云南还是西南地区其他地方，是“同源”还是“多源”，不同学者考察侧重的对象和取材不一，研究所运用的方法有所不同，得出的结论自然也各有不同。吴觉农先生的结论是茶树最早应为同源，原产地的中心地区是在云贵高原及其边缘地区，由于大地环境的剧烈变化造成同源茶种隔离分居，以后在各自不同的生存条件下向着不同的演化方向发展，具有各自的类型系统的这种设想是基本上可以成立[1]。庄晚芳先生最初认为茶树原产地是以云南为中心的地带，后来又自我否认这一观点，其最后的结论与吴觉农先生基本一致：茶树起源中心说在云贵高原及其邻近的川、桂、湘等边区是比较合理的，至于茶树变异较多的其他地区是否与西南地区同时存在尚待进一步探讨，依照植物起源和分布有“连续分布”和“隔离分布”之说，这些地带似乎可另列为“隔离分布”的一种“演化区域”[2]。与吴、庄两位先生不同，陈椽、陈震古、彭承镒、虞富莲、李一鲲诸先生则坚持中国云南是茶树原产地[3-5]。他们的观点也得到了日本学者乔本实等人的支持[6-7]。此外，前苏联茶叶专家K.M.吉莫哈捷通过他的研究也肯定了茶树原产地是我国的云南省[1]。

历史研究需要“大胆的假设”，更需要“小心的求证”，中国茶史研究与黔茶史研究亦复如是。对于茶树原产地中心的问题，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贵州有关专家学者刘其志、邓乃朋、林蒙嘉、罗庆芳等人在吸取吴觉农、庄晚芳等先生成果的基础上，通过系统深入研究提出茶树起源于云贵高原、其中心地带在黔滇桂台向穴处的论点，并且认为云南西双版纳不是茶的主要原产地，因为它跟茶的起源时间与大地构造相矛盾[8-10]。

在以上探讨中国西南茶树原产地中心所在的主要观点中，我们更倾向于吴觉农、庄晚芳、刘其志几位前辈学者的观点。吴觉农、庄晚芳、刘其志是我国著名的茶学家、茶学教育家和茶树栽培学科的奠基人，他们的茶学理论代表着当时中国茶学的最高水平和权威。但是，这些前辈学者提出或最后确定他们茶树原产地中心理论距今至少已有40年。在这40年当中，随着科学的发展、新材料的发现及更为合乎历史逻辑的推断，他们的理论观点需进一步推进、修正和完善。写作本文的最终目的也即在此。

吴觉农、庄晚芳、刘其志这些前辈学者已将茶树原产地中心确定在云贵高原及其邻近的川、渝、桂、湘、鄂边区，而40年来科学的发展和新材料的发现使我们可以将这一论断大胆地向前推进，将茶树原产地中心确定在更为精确的区域，即由云贵高原广大范围更集中于贵州省域。我们的推论是建立在继承前辈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无需再从古地理、古历史、古气候、古生物学、民族迁移、茶树遗传变异性等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我们所要增加的方法是深化历史的解读、扩展观察的视野和提出新材料三个方面。

1 深化历史的解读，证明贵州是茶树原产地的中心和茶叶故乡

吴觉农先生在论证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时对中国古代茶史文献的运用和解读是非常详尽和透彻的，中国是世界茶树的原产地，具有无可辩驳的历史依据。同样如此，吴先生在研究中国地方茶史时也是非常娴熟的运用了相关文献。吴先生将西南地区茶树原产地中心确定在云贵高原及其边缘地区，又将四川视为云贵高原这一大区域中心的中心，这种倾向在他的《四川茶业史话》一文中表现很明显[1]。但吴先生在这里运用史料时出现了一个问题，他将一些本属于西南地区共有的文献史料独自运用于四川而并没有做古史的分辨和说明，从而对滇黔两省的茶史真相有所遮蔽，进而影响了对贵州在西南茶树原产地中心地位的判断。如他在《四川茶业史话》中引用《史记·周本纪》和《华阳国志》：“当武王出兵伐纣时，有许多友邦和庸、蜀、羌、髳（苗）、微、纑、彭、濮八个南方小国都率兵来会。另据晋常璩所撰的《华阳国志》说，这八个南方小国在参加这次战争的时候，有的曾从巴蜀（四川）把所产的茶叶，作为‘贡品’送给武王。”吴先生以这些史料记载为据，说明“我国特别是四川的茶叶远在三千多年以前已有栽植了”[1]。实际上，吴先生引用的这些史料不只说明远在三千多年以前四川就已栽植茶叶，同样也可以说明远在三千多年以前古黔地也已栽植茶叶了。因为在当时，不仅跟随武王伐纣的巴蜀其辖地包括今贵州境内的道真、务川、德江、习水等地，就是跟随武王伐纣的庸、蜀、羌、髳（苗）、微、纑、彭、濮八个南方小国中，有的也是世居贵州的少数民族部落政权。吴先生引用这些史料，固然能够说明四川茶史的悠久，但同时又在不经意间遮蔽了贵州悠久的茶史。再如吴先生引用战国末年秦、楚两国争夺巴蜀以及西汉初年汉、楚争霸的历史来说明川茶传播到长江两岸主要是南岸地区，对我国茶叶生产作出巨大贡献的情况[1]。实际上，这时四川的管辖之地就包括古黔地的部分地区，川茶传播长江两岸之功，自然也包括黔茶的传播。

产生黔茶被川茶遮蔽情况的主要原因是贵州建制较晚，经济文化不及周边省份发达，历史叙事的话语权重偏向于四川。以汉代故事为论，此时的四川已是经济文化发达的文明奥区，古黔地却比较落后。如夜郎王因为一句“汉孰与我大？”[11]即招致了“夜郎自大”的千年笑谈；牂牁人盛览向司马相如学习作赋，归以授其乡人，文教始盛；毋敛人尹珍，自以生于荒裔，不知礼义，乃从大儒许慎、应奉受学而成为贵州文教的先师[12]。这些都说明当时贵州文化的落后和贵州先贤努力追赶的精神。但这种文化的落后却并不能说明贵州茶史的落后，只能说明贵州茶史叙事的话语权不强。吴先生引用西汉文学家王褒的《僮约》“武阳买茶”的故事，用以说明早在公元前60年左右四川已有贩卖茶叶的市场了[1]。而据《贵州古代史》一书记载有：“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派遣中郎将唐蒙通夷发现在夜郎市场上除了僰僮、笮马、髦牛之外，还有枸酱、荼（茶）、蜜、雄黄、丹砂等商品。”[13]这说明，在夜郎时期古黔地不仅已有明确的茶叶产地，且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茶市。

古黔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大多分属周边政权，也出现过短期的地方政权如且兰、夜郎和地方土司的统治。贵州建省始于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建省之前分属于四川、云南、湖广三省，其茶史的真相往往容易被周边政权或省份所遮蔽，从而影响我们对于贵州作为茶树起源中心的判断。因此，在研究贵州茶史与茶文化时，我们应注意文献的“解蔽”工作，深化对历史的解读，进而弄清贵州茶树的起源地和传播方向，将贵州不同的茶树品种资源加以系统化和科学利用，以证明贵州是茶树原产地的中心和茶叶故乡。

2 扩展观察的视野，证明贵州是茶树原产地的中心和茶叶故乡

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在探讨物种起源的时候，在经过无数次的观察实践后得出结论：“每一个种都有它的起源中心，这一规律是存在的”“这一个中心，就是这一个物种分布区的起源中心。因为每个种最初都只出现于一个中心，然后从这里向四周迁移到分布环境和从前及目前的条件所允许的地方去。”[1]中国西南茶树原产地的中心在云贵高原及其边缘地区，这在中国茶学界已成为共识。但这个范围广及100多万km2，而要作出更精确、更核心的茶树原产地具体在何处这一判断，我们可以根据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中心论，反道而行，先考察西南茶树原产地的边界，再回溯它的中心。

根据吴觉农先生对湖南和四川茶史的考察，在湘西苗族自治州辰溪、溆浦、永顺、龙山等县的茶树，可能是自产的大叶种一类的原始茶种[1]，或者是由四川或贵州的茶树最早传播到这一地区。鄂西山地的大巴山、武当山、荆山、巫山也是茶树原产地之一。贵州、四川与湘西、鄂西东邻，西南原生茶树的边界可以延伸到这两个地区。四川西接西藏，北界陕西、甘肃、青海。青海、西藏的地理气候环境不宜大面积种茶[14-15]，陕西的商洛、安康、汉中和甘肃的陇南市康县、文县、武都区三县区交界处产茶，但茶种都多从四川传入，没有本土茶种，可见西南原生茶树的北部边界并未跨出四川省域。云南省位于中国西南边陲，东部与贵州、广西为邻，北部与四川相连，西北部紧依西藏，西部与缅甸接壤，南部和老挝、越南毗邻。与云南比邻的川、黔、桂都在西南茶树原产地范围，滇藏交界处是茶树原产地的边缘。此外，虽然与云南为邻的缅甸、老挝、越南产茶，但这些国家的茶树多由云南传入，这些国家没有本土茶种，因此西南原生茶树的南部边界也未超出云南本境。贵州南邻广西，桂西北也是茶树原产地之一，可见，西南茶树原产地的东南边界延伸至此。

由此我们可总结，整个西南原生茶树的边界所抵范围：东：湘西和鄂西；东南：桂西北；南：滇南；西：滇西川西；北：川北。如果从天空鸟瞰这一分布范围图，贵州恰好在这一区域的中心。而考察贵州野生茶树的分布，在黔渝、黔滇、黔桂的交界地方尤多，与贵州中心非常一致。此外，吴觉农先生分别从茶树的种外亲缘和茶树的种内变异论证了中国西南地区是茶树的原产地。在西南内部，云南只有大叶种，而四川、贵州则小叶种和大叶种茶树同时存在，也说明贵州、四川比之云南的原生茶树资源更为丰富[1]。

事实上，如果我们扩展观察的视野，将贵州纳入整个西南茶树的原产地这一广阔的视野作全景考察，而不仅仅限于贵州本土一域和已有的成见，就会发现，贵州作为中国西南地区的茶树原产地中心就有更多的比较优势。贵州地处云贵高原，介于东经 103°36′ ～ 109°35′、北纬 24°37′ ～ 29°13′，处于地球最适宜植物生长地带。贵州有广大肥沃的土地，复杂多样的地形，温暖湿润的气候，纵横交错的水系，具有生产茶叶优越的地理生态环境。贵州地处中国西南内陆地区腹地，东靠湖南，南邻广西，西毗云南，北连四川和重庆，处在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上游交错地带，是长江、珠江上游地区的重要生态屏障，具有天然的区位优势，有利于茶树资源向外传播。

3 提出新材料，证明贵州是茶树原产地的中心和茶叶故乡

中国历史研究，在近代之前，传统史家常常只是运用文献记载作为唯一的研究历史的证据材料。二十世纪初，王国维先生提出了“二重证据法”[16]并在汉简和甲骨文的综合整理考释和证史领域取得一系列成果。“二重证据法”就是将“地下发现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材料”二者互相释证，以达到考证古史的目的。“二重证据法”的提出和运用是中国史学研究方法论的重大突破和变革。之后，20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史学界在“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三重证据法”，即文献、考古发现和民族学材料皆可作为史料证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方法已迅速扩展到人类学、民族学、文学及语言学等更多的研究领域。根据不同学术领域和不同学者的不同理解与实践，三重证据法有着不同的解释，举其大端，约有陈寅恪、黄现璠、徐中舒、饶宗颐及近年颇具影响的叶舒宪等诸家[17-18]。

三重证据法也非常适用于中国茶史和茶文化的研究。论证贵州是西南茶树原产地的中心，不惟需要理论的证实和学理的建构，更需要提出和展现考古发现和民族学材料这类“硬核”证据的证明。在这一点上，贵州恰恰具有云南和四川等省所不具备或不完备的条件和优势。

3.1 民族语言

自从茶叶与国人结缘，就有了许多的正名和别号[2,19]。杨雄《方言》记载：“蜀西南人，谓茶曰蔎”；《三国志·吴书·韦曜传》：“曜饮酒不过二升，皓初礼异，密赐荼荈以代酒”；史载南朝琅琊王肃喜茗，一饮一斗，人号为漏卮；陆羽《茶经·一之源》对这些茶的别名有个小结：“其名一曰茶，二曰槚，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20-21]可以说，如果从茶的别名演变过程来考察茶的起源和历史的发展脉络，是可以理出一部中国茶史来，足见语言文字在研究中国茶史和中国茶文化的重要性。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共居的省份，世居的少数民族多达17个，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丰富多彩。在丰富多彩的贵州民族语言中保存了许多关于茶的古音和别名，这些古音和别名是证明贵州茶史和茶文化历史悠久的重要证据，也是贵州作为茶树原产地中心的重要佐证，受到茶学和茶史研究专家的高度重视。庄晚芳先生在他的《茶的始用及其原产地问题》这篇重要的茶学论文中就对贵州称茶的民族方言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在贵州称茶方言：侗族称‘蔎’‘腊’（syj），布依族称‘荈’，苗族称‘槚’（jia）或‘将’，彝族称‘巴饦’，还有称为‘煲熬沏’，其他如‘荈’‘选’和‘游’，均与茶的古音有关”[2]。日本的桥本实教授也在其所著《茶树的起源》中写道：“居住在贵州、湖南山地的少数民族土家族，其发音为‘tujia’与中国茶的古字‘荼’的发音有相通之处,似可以认为中国茶的发源地在这一带”[22]。

实际上，贵州与茶相关联的民族语言远比庄先生和桥本实教授文中列举的要丰富生动得多。今天黔南州的布依族方言中，普遍称茶为“荈”“改”，也有的称茶为 “槚”。长顺、惠水一带的布依族称茶为“者”，与两县接壤的安顺、紫云、镇宁一带的布依族称茶也叫“者”。黔西南州贞丰及周边县的布依族则称茶为“莎”。都匀市摆忙乡甲林寨的布依族称茶为“诘”。黔南的苗族方言中，茶有“吉”“及”等称谓，贵定、龙里、惠水三县交界处云雾山海葩苗称茶为“几”，瓮安、湄潭一带的苗族称茶为“刷”，都匀、三都一带苗族称茶为“无及”。黔东南凯里、台江苗族称茶为“吉”。安顺苗族称茶为“及”，字虽不同，发音与“吉”相同。黔西南州贞丰的苗族称茶为“将”。贵州西部织金的苗族或许受彝族语的影响，称茶为“阿沱”。罗甸边阳镇和罗沙乡周边村寨的布依族、苗族称茶为“蔎”。黔南的水族方言中，三都县东区水族称茶为“節”，西南区水族称茶为“雜（杂）”，北区水族称茶为“银雞切”，独山县水岩乡的水族称茶为“节”。茶在黔南、黔东南的侗族中被称为“谢”。都匀的瑶族分支绕家则把茶称为“檽记”。盘县彝族称茶为“爬拖”[23]。将这些贵州少数民族的茶方言与专家研究结果对比可以发现，相同的“荈”“蔎”“槚”等称谓和贵州少数民族特有的“吉”“几”“及”“诘”“节”“雞”等称谓之间是极具相似性与关联性的。贵州的民族语言与茶的称呼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外学者通过深入研究认为，荼、诧、苦荼、槚、蔎、茗、荈、皋芦等这些代表古代茶的汉字，与贵州山地少数民族的方言有关。这不仅说明了贵州茶的本土化及悠久的历史，同时对于中国的茶史和茶文化也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3.2 独特的饮茶习俗

考察饮茶的习俗，也是中国茶学界论证茶树原产地一种重要的方法。庄晚芳先生甚至将云贵高原少数民族古老的“烤茶”视为茶的始用法的一种“活化石”[2]。在贵州，这种“活化石”般的烤茶法丰富多彩。黔南的布依族用纸烤茶，水族将茶放入小土罐中直接烤；而安顺、平坝一带的屯堡人既用土砂罐烤茶，还用土陶碗烤茶。毕节地区的彝族则先将鹅蛋大小的砂罐烤烫，再放入一小撮茶慢慢烤。此外，贵州苗族的油茶汤，布依族的甜酒茶，侗家的油茶，土家的擂茶，彝族的罐罐茶，仡佬族的“三幺台”茶席，瑶族、藏族的咸油茶，都是名闻遐迩的茶饮[23]。这些古老而独特的民族制茶饮茶习俗，是贵州各族人民一代代传承下来的生活智慧，反映了多彩贵州的民族风情，沉积了悠久的民族历史和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是贵州茶史当之无愧的“活化石”。

3.3 古茶树和茶树种质资源

古茶树与茶树原产地有着密切的关系。英国人贝尔登之所以提出“茶树原产于印度”之说，就是因为他在印度北部发现了所谓的古茶树。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该看到，古茶树并不是茶树原产地铁定的证据。吴觉农先生认为：凡是发现野生茶树的地方，有可能是茶树的原产地，也可能是茶树原产地的边缘，但更有可能是在历史时期由外地传到这里[1]。庄晚芳先生也说过：茶树起源已有几千万年的历史，当前所存在的变种，当然是由原种演变而来，但不能说现在“无原种就无所谓变种”[2]。所以，吴觉农、庄晚芳先生等主张，对茶树原产地的研究，既要针对茶树本身的演化和变异，同时还要注意古地理、古气候、古历史的研究。

记载贵州古茶树的文献最早见于唐代茶圣陆羽的《茶经》。《茶经·一之源》记载，在“巴山峡川”（即今重庆东部、贵州北部）已有“两人合抱者” 野生大茶树[21-22]。贵州最早发现古茶树是1939年我国早期的茶叶专家李联标、叶知水在贵州婺川县老鹰岩发现一株大茶树[1]，这也是我国西南茶树原产地最先发现的大茶树。之后，到1950年苏正先生才在云南勐海糯山发现三株野生大茶树[1]。时至今日，贵州境内发现体量巨大的古茶树已非往昔同日而语，仅从2018年5月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的《贵州古茶树》[22]和2018年6月云南省科技出版社出版的《黔南茶树种质资源》[24]两书可见一斑。

贵州是我国野生古茶树保存最多的省份之一，全省88个县级行政区域中有52个县都有古茶树。全省已发现500余万株（丛）古茶树。据不完全统计，贵州具有一定规模（66.67 hm2以上）的连片古茶园达18处，200年以上的古茶树15万株以上，其中千年以上的古茶树千余株，普安林场茶树王经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专家虞富莲测定树龄在3000 a以上，是目前全国发现的古茶树中树龄最长的古茶树。

贵州古茶树主要分布于黔滇、黔渝以及黔桂交界的地方，东至黎平老山界原始森林区，西至威宁县云贵乡，南至兴义七舍革上村，北至道真县棕坪乡。贵州古茶树数量之多、体量之大、分布之广、树龄之长，在国内是极为罕见的[22,25]。

贵州古茶树不仅仅是珍贵稀缺的资源，其丰富的种质资源也是贵州作为茶树原产地的重要证据。植物学家公认，物种多的地区也就是该种作物的起源中心。目前已知的贵州古茶树物种有大厂茶（原称四球茶）、五柱茶、秃房茶、榕江茶、大树茶等，包含了茶组植物的4个系6个种，同时还有一批尚待定名的茶种。这充分说明，贵州堪称茶树种质资源基因库，“所以贵州属于茶树原产地地理起源中心，是有充分依据的，也是不需要争论的”[26]。

3.4 茶籽化石

1980年7月，在贵州省晴隆县尹家箐发现茶籽化石三枚，经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鉴定，确定为第三纪至第四纪四球茶茶籽化石，距今至少已有100万年。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唯一最早的茶籽化石[27]。这一发现不仅再次有力地证明了中国西南地区是世界茶树的原产地，还以最有力的证据证明了贵州是中国茶树原产地的核心，从而奠定了贵州在世界茶叶起源地的地位。

当然，在贵州大山深处发掘出世界级瑰宝茶籽化石，这对于茶界和世人所产生的震撼和冲击是很自然的事，但这颗茶籽化石的科学性和权威性是不容置疑的。首先，贵州的地质生态环境是具备茶树化石存在的可能性的。根据吴觉农先生的研究，在远古的地理时代，中国西南是非常适宜于茶树类植物生长的，之后经历漫长的地球板块运动和地质变迁，在中国西南的地质构层中留下茶籽化石是完全可能的[1]。刘其志先生则进一步通过对茶树品种资源的调查、搜集、整理工作，根据茶树在植物分类上的演化地位结合古地理气候环境，推断茶树有可能起源于第三纪，原产地的中心在云贵高原[8]。这些研究为晴隆茶籽化石的发现提供了理论预设，而晴隆茶籽化石的发现也最终证明了这一理论推断和预设是极为正确的。其次，茶籽化石的确认是经过专家严格考察、检测和鉴定的，其专业权威是值得信赖的，结论是可靠的及能够作为坚实证明的。

4 结论：贵州是中国茶树原产地的中心和茶叶故乡的深深庭院

随着科学的发现和新材料、新成果的不断出现，贵州作为茶树原产地的中心地位得到越来越多人们的认同。2019年6月27日，“中国古茶树群高峰论坛”在贵阳举行，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致信称贺：“中国是茶的故乡，贵州是中国茶树的起源中心”[28]。这是国家茶叶研究最高权威机构对于贵州茶树发源中心地位的承认和肯定。最近，在贵州某茶区又发现了疑似茶籽的化石，若鉴定属实，贵州作为茶树原产地的中心和茶叶故乡的地位将会更加的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