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熙 湖南师范大学

彼特莱尔一度被誉为象征派诗歌先驱、现代派之奠基者和散文诗的鼻祖，创造了世界闻名的诗集《恶之花》。他的文学作品与创作理论于1919年传入中国，给当时处于五四时期革命中的知识青年带来了文学的一种全新表达手法、思维方式和审美趣味。自此出现了一大批追随者，他们受到波特莱尔文学创作和理论的影响，将其融入到中国新诗当中，创造出具有象征主义的诗歌，从而推动了中国象征主义诗歌流派的产生和发展。文章将从波特莱尔文学思想的传入与发展、波特莱尔文学思想对中国象征派文学的整体影响以及波特莱尔对中国象征主义诗人李金发的具体诗作影响这三个方面来论述波特莱尔对我国象征主义诗歌流派的影响。

波特莱尔文学思想的传入与发展

在1919年，波特莱尔这个名字首次出现在中国文坛。随后中国兴起了一阵研究波特莱尔文学创造和理论的浪潮。首先是周作人在自己的白话诗《小河》的短序中对波特莱尔散文诗歌的开创性进行了肯定。随后田汉从美学的角度出发，在《恶魔诗人波陀雷尔的百年祭》中把波特莱尔称为“恶魔诗人”。而周作人则认为波特莱尔是“颓废派”的鼻祖。对于文坛中抨击波特莱尔的知识分子，徐志摩还进行了相应的文学反击，极力支持波特莱尔的文学创造与主张。由此可见，波特莱尔的传入对中国文坛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并受到诗坛的普遍肯定，这当然与五四时期诗人们寻求新的文学表达形式的文学趋势有关。时代能够创造英雄，也能够毁灭英雄。1937年突如其来的战争使国内的文学活动受到阻碍，波特莱尔的研究也遭到了中断。战争结束后，文学界逐渐活跃起来，对于波特莱尔的讨论，知识分子不再是一边倒的赞同观点，而是出现了争论。当时的《文汇报》则是波特莱尔文学思想是否值得传播的争论主战场。从1949年到20世纪70年代，关于波特莱尔的文学研究工作一度停滞。这当然与中国当时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文革”等政治运动的开展有着紧密关系。20世纪70、80年代，中国学者逐渐恢复对西方文学的研究，波特莱尔也成为重要研究对象。波特莱尔的文学思想和理论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代作家。

波特莱尔文学思想对中国象征派文学的整体影响

波特莱尔开创了诗歌的现代化，对世界影响深远。其作品《恶之花》更是被中国文学家广泛阅读并学习。波特莱尔对于中国象征派文学的影响我们可以从文学主题和艺术表现这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在文学主题方面，波特莱尔提出了著名的“审丑观”和恶魔主义精神。波特莱尔曾说过：“丑恶经过艺术的表现化而为美，带有韵律和节奏的痛苦使精神充满了一种平静的快乐。”波特莱尔跳出传统的诗歌选材，主要选取社会的阴暗面和人性的黑暗，把社会的变态赤裸裸地描绘在纸上。中国当代诗人继承了波特莱尔的审丑观，他们通过描绘鄙陋、黑暗的社会与人性发掘其中美的本质，他们用强烈的情感表达向这个世界表达自己的态度，用现代化的眼光看待社会与世界。诗人们往往通过畸形、怪诞的意象来表达自己的情感或是将自己对世界、人生的苦闷、不满尽情地书写在笔尖。“中国象征主义第一人”李金发的文学创作极大程度上受到了波特莱尔“审丑观”和恶魔主义精神的影响。他的诗歌离不开“生”与“死”的讨论。他与波特莱尔一样，对“生”有着极大的厌恶，对“死”有无限的向往与追求。由此可见，波特莱尔诗歌思想的传入打破了中国以往传统的诗歌创作主题，提供了新的创作思路。

在艺术表现方面，波特莱尔对中国象征派文学影响最深的应该是“应和”思想。“应和观”强调事物与事物之间的隐喻性的关联，强调人的感官和感官之间的相互沟通[1]。该观点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就是象征关系的体现。这一点在中国象征派文学中广泛使用。与之不同的是中国象征派诗人往往用一些晦涩、难懂或是鲜明、怪诞的意象来表达自己内心世界。郭沫若的《女神》中出现的“天狗”“凤凰”等意象象征着狂飙突进的五四精神；《雨巷》中的“雨巷”和“丁香姑娘”分别象征着昏暗的社会和革命中失败的人……

波特莱尔对中国象征主义诗人李金发的具体诗作影响

李金发是中国第一个象征主义诗人。他的大半生都在欧洲漂泊，其诗歌创作深受法国象征主义流派影响。其中波特莱尔对其文学创作可谓是有着巨大的影响。在谈及李金发的诗歌创作历程时，他曾直言不讳地说，他曾手不释卷地吟咏波特莱尔的《恶之花》与魏尔伦的象征派诗歌，最初是“受波特莱尔与魏尔伦的影响而作诗的”[2]。的确，李金发的作品中有着波特莱尔的影子，还被冠以“东方的波特莱尔”的称号。

波特莱尔的文艺观影响着李金发的创作内容，开辟了颠覆传统的写作题材。波特莱尔的恶魔主义精神和审丑观在李金发的诗歌创作中随处可见。李金发认为诗人应该是“一个工愁善病的骚人”。他的《夜之歌》“我以破之心轮/永转动在泥污下”“散布在死草上” “屋后之深黑”“静寂之仇视”让全诗笼罩着极端绝望的气息。诗中死草、朽兽之奇臭、无味之沙石等意象显得怪诞、丑陋，散发着神秘感与诡异感。李金发大部分的诗歌都是描写爱情。但他所描绘的爱情不同于常人所描绘的爱情，甜蜜、青涩不再是其爱情诗的主旋律。他的爱情诗中往往透露出爱情理想与时代现实的矛盾心理，“死”也成为诗中经常考虑的问题。而这极大程度上潜移默化地受到了波特莱尔《恶之花》的影响。正如有人评价道“忽然，有一个唯丑的李金发先生，做了一本《微雨》送给我们”[3]。“审丑”成为了李金发文学创作中重要的一个环节。李金发代表作《弃妇》是其审丑观的体现。作者没有选择“明月”“柳絮”等中国传统唯美意象表达自己的漂泊之感，而是选择塑造一名披头散发、没精打采的弃妇成为其诗歌情感的主要宣泄体。背井离乡的经历和时代的变换，波特莱尔的文艺观适时地走进了李金发的文学中。由于受到了波特莱尔的影响，丑恶、死亡，甚至腐烂、恐怖等一些令传统诗人和读者触目惊心的主题，大量进入了李金发诗歌的艺术表现领域。而这也就造就了文学史上的“诗怪”。

李金发受到波特莱尔的影响，在诗歌中惯用“象征”这一写作手法。李金发说过“诗之需要以image（形象，象征）犹人身之需要血液”[4]。李金发所做的《弃妇》这首诗中“弃妇”这一形象，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学作品中妇女的形象。作者将自己比作诗的“弃妇”，象征了作者漂泊在外，无依无靠的孤独之感。他就像弃妇一样被社会冷落和抛弃，受到他人的歧视。弃妇这一形象是诗人内心世界的对外展示，表达着诗人悲伤、无助、孤独之感。在诗歌《弃妇》中，作者用“长发”“枯骨”“蚊虫”“狂风”等清冷的意象营造出孤独、痛苦之感。诗歌表面上写的是被抛弃的妇女忍受着生活的煎熬与世俗的眼光，内心透露着无尽的绝望与无奈，实则表达的是诗人内心的苦闷与痛苦。作者将自己比作“弃妇”。在异国他乡的李金发饱受四处漂泊、羁旅他乡的孤寂、苦闷之感。再加上丧妻之痛，作者可谓是雪上加霜，内心的情感无处宣泄。正如作者在诗中表达的，“我的哀戚”四处弥漫、飘荡着。这股无处不在的哀愁时而被游蜂听见，时而随着山泉四处流淌，随着红叶前行。可这还不够，弃妇这一情感并非是短暂的、易消散的。她的痛苦、无助都化为无尽的哀嚎“徜徉在丘墓之侧”，而“热泪”也将流干，无声地落入大地。作者的情感是强烈而有安静的，痛苦却又无人诉说。“象征”这一手法不只是在这首诗歌中频繁出现。它也广泛出现在李金发的其他作品中，表现诗人的主观感受，使作品主题呈现出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