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辉

（台州学院 人文学院，浙江 临海 317000）

国内法国象征主义流派研究目前研究对象狭窄，基本关注五位象征主义诗人，他们是波德莱尔、兰波、魏尔伦、马拉美和瓦莱里。这种研究可以简称为五人小组研究。它不但忽略了可以与这几位诗人相媲美的象征主义诗人，比如拉弗格（J.Laforgue），而且割裂了象征主义流派的有机整体，让人无法看到象征主义流派产生、发展、终结的历史。五人小组研究是现在象征主义流派研究的最大困境。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分析这种研究的由来与问题，并思考突破这种研究的出路。

一、五人小组研究的由来与问题

19世纪八九十年代，法国象征主义流派的活动，标志着现代主义大潮的到来。象征主义流派一般指成员比较确定、文学理念相近的象征主义诗人群体。这个概念虽然清楚，但在实际运用中非常棘手。不同的评判者、不同的身份可能有不同的结论。国内主要将象征主义流派等同于上文提到的五位象征主义诗人。这种认识最早可以追溯到1922年，当时刘延陵在《法国诗之象征主义与自由诗》一文中说：“一般人所承认的这个主义底建设者乃是波特来耳、凡尔伦、马拉梅三位。”［1］这里提到的代表诗人，人数还不够5位，但它是五人小组的最初样态，后来的五人小组就是从这基本的3位扩展开的。1935年，穆木天的《法国文学史》问世，书中在刘延陵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位：“象征派的祖师波多莱尔以及其三大中心人物马拉尔梅、魏尔林诺、栾豹都过着贵族的流浪人的生活。”［2］369尽管这里使用了不同的译名，但是从变化不大的发音中，我们还是可以判断所指为何。穆木天将兰波（栾豹）加入进来，确立了四人小组的格局。穆木天的书中当然不限于讨论这四位诗人，但是他们却是象征主义的“中心人物”。

五人小组的最终确立，主要发生在当代。进入新时期后，袁可嘉一系列关于欧美现代派的论著问世。《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就是其中的一种。该书确定了象征主义不同时期的3位代表诗人：波德莱尔、马拉美、瓦莱里。这3位诗人中波德莱尔是象征主义的先驱，马拉美非常关键，袁可嘉发现他“处在这个文学运动承上启下的核心地位”［3］120。瓦莱里则为马拉美的继承人，另外两位诗人，魏尔伦和兰波，在这个谱系中也很容易描述。他们都得到过波德莱尔的巨大影响，其中的魏尔伦与马拉美的关系非常密切。袁可嘉注意到了其他的象征主义诗人，比如古尔蒙（Rémy de Gourmont），甚至他也讨论了美国象征诗人爱伦·坡和艾略特，但是他的法国象征主义这部分的重心是在五位诗人身上，这实际造成了五人小组的认识模式。

袁可嘉的流派观，最早提出的时间是1985年。应该说刘延陵、袁可嘉等人的文章和著作，对于象征主义的介绍是起到过有益作用的。但是必须要注意到，他们著述的目的非常复杂，要么是供中国新文学参考，要么是出于教学的便利，并非纯粹是为了学术研究。这样一来，他们的研究不免以点带面，做了很多抽象工作。可是这种抽象将后来的许多研究带入误区，以至于象征主义的研究通常就等同于五人小组的研究。目前出版的很多文学史类著作，都有袁可嘉研究的印迹。比袁可嘉晚6年出版的柳鸣九主编的《法国文学史》第三卷，可贵地注意到了莫雷亚斯（J.Moréas）、雷尼耶（Henri de Régnier）等人的创作，表现出突破五人小组研究的倾向，但是该书实质上论述的象征主义作家，除去第二卷的波德莱尔外，仍旧是马拉美、魏尔伦和兰波三人。董强2009年出版的《插图本法国文学史》，除去瓦莱里属于20世纪法国文学外，论述的正式的五位象征主义者，仍旧在五人小组范围内。文学史之外，国内目前已有的论文和专著，基本都在这五位诗人身上，尤其是在波德莱尔、马拉美和兰波身上。莫雷亚斯、拉弗格、古尔蒙等人的名字尽管早已出现，但是还没有一篇论文、一部论著对他们做专门研究。五人小组的研究模式并不是国内特有的，英美和法国也不鲜见。法国学者查德威克（C.Chadwick）的《象征主义》一书，讨论的仅有的五位诗人，就是上面五位。美国人福里（Wallace Fowlie）的《诗与象征：法国象征主义简史》一书1990年出版，该书将颓废派也纳入进来，算是扩大了象征主义流派的领域，但是他书中关注的诗人仍然是波德莱尔、马拉美、兰波、魏尔伦四位，新加的只有拉弗格和科比埃尔（Tristan Corbière）。该书的思维仍旧是五人小组式的，很难让人相信这几位诗人基本构成了象征主义的历史。

这种研究表现出两种倾向：第一种倾向是将象征主义文学史缩小为象征主义大作家的讨论，第二种倾向是将象征主义大作家的讨论，又缩小为作家生平、创作、诗风的介绍。经过这两次缩减，象征主义理念的演化、象征主义流派的构成与冲突，便再也看不到了，象征主义的历史就被固化了。流派成员的固定，同时也是诗学思想的固定。这种做法对于教学是有益的，但对于真正认识象征主义有很大的妨碍。康奈尔（Kenneth Cornell）曾指出：“象征主义运动并非仅仅是四五位作家的出名史”［4］vi。想用几位诗人代替极其细致、丰富的象征主义流派研究，就好像用几张照片代替一次旅行一样。在野外旅行时，每一片叶子，每一块石头，可能都会引发情感，人们会发现整个风景没有断裂的地方，人的所闻、所见、所感构成了一个整体的风景。同样，象征主义是由无数细小的诗学思想、试验、冲突等事件构成的流动的风景，它具有复杂的流派归属。之前的研究，忽略了许多“小人物”，使象征主义的流派史，简化为象征主义经典诗人和诗作的排行榜。于是，象征主义思潮的演变、流派的分合，这些更为宏观的问题，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几乎无人问津。对小人物和细小的诗学事件的追踪，不但能弥补象征主义的大历史，而且还会修正许多观念。象征主义的“小人物”虽然就文学地位而言，不少人比不上五人小组的成员，但着眼于流派和思潮史，很多人的重要性不但不亚于他们，甚至还有更高的地位。比如威泽瓦（Téodor de Wyzewa），曾有批评家认为：“他在象征主义运动中的作用，是最重要的。”［5］还有瓦格纳，虽然瓦格纳并不是象征主义诗人，但是他的思想在象征主义流派形成和演变中的地位，丝毫不逊色于波德莱尔。伍利（G.Woolley）曾经评价他“在象征主义美学极其复杂、丰富的观念生成中扮演了特别重要的作用”［6］159。这个名单还不包括象征主义理论的奠基者莫雷亚斯、象征主义理论的总结者古尔蒙，以及颓废主义的旗手巴祖（A.Baju）。甚至在文学创作上也无法忽略于斯曼（J.-K.Huysmans）、拉弗格、雷尼耶等人。选择性地抹去这些名字，既是对这些重要诗人、诗学家的轻视，也是对流派史实的背叛。

象征主义流派的聚散有它自身的力量，这种力量是狭隘的流派观念难以认知的。追踪这种力量，人们就会发现，象征主义的流派就像是地理学上不同的支流一样，既有交汇，又有分离。它复杂多变，完全不是预先规定好的。就上面提到的五人小组来说，他们都被称作象征主义诗人，这是历史开的玩笑。首先看波德莱尔。这位“14或15世纪的巫师”［7］10，最终的理想是一种“现代的艺术”（art moderne），它注重暗示的力量，将客体与主体融合起来，具有形象化的思维方式，而与其相对的是“哲学的艺术”（art philosophique），它重理性，寻求固定的观念。“现代的艺术”与后来马拉美、魏尔伦的诗歌理念有相通的地方，但这是一种美学上的一致性，并不是流派上的一致性。就流派归属而言，波德莱尔更接近戈蒂耶（Théophile Gautier）或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的流派，不管你称这个流派是唯美主义，还是印象主义。波德莱尔从来没有设想他去世20年后，巴黎会出现一个以他为旗号的象征主义流派。所以佩尔（Henri Peyre）曾表示：“称呼波德莱尔为象征主义是让人有一定的疑虑的”［8］21。

魏尔伦是许多诗学事件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但他从未认为自己是一个象征主义者。在接受一次访谈时，魏尔伦表示对象征主义一无所知：“象征主义？不懂。这应该是一个德语词，是吗？这个词想说的意思是什么？另外，我不把这个词放在眼里。”［9］109魏尔伦并非言不由衷。他始终没有参与象征主义小圈子的活动，虽然他的名号经常被一些年轻的诗人借用。他的诗风与巴纳斯派（Parnasse）接近，他早期本身就是巴纳斯派的成员，他还有强烈的浪漫主义元素。尽管在他那里也能找到一些象征主义的成分，但称他为象征主义诗人就像称他为浪漫主义诗人一样武断。他自己也曾思考过自己的流派归属：“我们被分为四个阵营：象征主义、颓废主义、自由诗的拥护者和我所属的其他的主义。”［10］352诗人不但不承认自己是象征主义者，而且也否定自己是颓废派成员。这里不必急于对这四个流派进行详细的区别，但是魏尔伦的话告诉人们，流派的划分很多时候是文学家的暴力，并不符合诗人的本意。诗人的本意，并不是对历史事实的抵抗，相反，它是对诗学研究的抽象的抵抗。如果人们参考一下魏尔伦同时代人的看法，就能发现他的解释是有合理性的。卡恩（Gustave Kahn）曾指出：“他（魏尔伦）既不是颓废者……也不是实际意义上的象征主义者（假如这个词并非完全没有用处）。他首先是他自己，一位哀歌作者，一位自发的诗人，属于维庸和海涅的派系。”［11］

兰波被称为象征主义诗人，也引起不少争议。首先从兰波自身来看，他1875年以后，就离开了文学，成为冒险家和商人，这比象征主义流派的诞生提前了10年左右。因而从流派活动的角度来看，兰波并不是象征主义运动的实际参与者。佩尔还提供了兰波本人的态度，当兰波的诗作在巴黎发表出来，并引发一部分年轻人的追捧时，有人给兰波写信，告诉他，他是象征主义的先驱，兰波的态度是“耸了耸肩”［8］33，兰波不认可这种标签。巴拉基安（Anna Balakian）对这个问题也做过思考。她的结论是兰波在广义和狭义上，都不是象征主义诗人，而将兰波看作象征主义诗人，这“将象征主义运动的历史弄复杂了”［12］56。

如果接受上面的批评意见，那么，象征主义的五人小组，就只剩下马拉美。但不需要再讨论马拉美的流派归属问题，人们也能看到象征主义流派面临的危机。这种危机并不在于五人小组的成员是不是象征主义诗人的问题——上面的一些质疑，并非是为了专门与五人小组说对抗——真正的危机是，我们过于轻信了文学史家的分类，以致我们根本不清楚象征主义流派是如何产生的，经历了何种过程。这种危机促使我们必须寻根究底地思考许多问题：象征主义流派该如何定义？它的成员到底有哪些人？是谁在组织这些人？它的起点和终点如何限定？这些问题并不容易解决。

在象征主义流派的问题上，社团标准与美学标准、习惯分类与实际证据都在斗争。象征主义流派的争论，实际上就是这四种尺度的权力之争。社团标准是看诗人有没有实际加入象征主义诗人的小圈子，并以象征主义者自居。这是一个非常狭小的圈子。美学标准是根据象征主义普遍显示出来的美学倾向来评判，不属于小圈子的诗人也符合这个标准。习惯认识是象征主义诗人以及评论家的看法，在这一点上，批评文章和文学史具有了权力。实际证据则尊重诗人自己的意见，以及他有没有与象征主义流派发生紧密联系，于是象征主义刊物的作用变得关键了。这里无意比较这四种尺度的有效性，它们在一定的范围内都可以是评判的尺度。不同的尺度因为宽严有别，于是产生了韦勒克所说的“同心圆（concentric circles）”［13］18。从这种同心圆出发，对韦勒克的理论加以必要的改造，或者可以发展出历史中存在的大大小小不同的圈子。象征主义流派的圈子随着尺度的变化而变化。最外围的圆，不但能容纳五人组，而且可以包含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诗人，比如英国的叶芝、艾略特，西班牙的希门尼斯（J.R.Jiménez）、纪廉（Jorge Guillén）和萨利纳斯（Pedro Salinas），在日本则有北原白秋、萩原朔太郎，在中国则有李金发、梁宗岱。而最里层的圈子，则只是几位发起象征主义的年轻诗人。

象征主义不同圈子的认识，不但能解决该流派成员组成的问题，也能解决象征主义的定义问题，解决象征主义思潮和流派的演变问题，它为解决目前的五人小组式研究的困境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出路。

二、解决目前困境的出路

目前围绕着象征主义的各种问题引发的争论，主要是批评家们以不同的圈子为标准，互相攻诘。对这些问题的解答，需要结合不同的圈子来进行。将不同的圈子都纳入到视野中，这就涉及象征主义流派的时间特征和空间特征问题。所谓时间特征，是着眼于变的一面；所谓空间特征，是着眼于不变的诗学区域。理解象征主义及其流派，本质上看，就是明确象征主义的时间特征和空间特征。

首先来看象征主义的时间特征。象征主义流派之所以有这么多争论，就是因为人们的时间观不一样，也就是说，选取的圈子不同。韦勒克并没有告诉人们该选取哪一个圈子，他只是指出了多种圈子的存在。象征主义流派的研究应该放弃仅仅从任何一个圈子进行的做法，换言之，它应该考虑所有的圈子。因而，象征主义研究不应固执任何一种圈子，而应该关注不同圈子的存在及其关系。

这里可以借“视野相对主义”的现象来进行分析。随着视野的扩大或者缩小，人们的关注点会发生变化，研究内容也会改变。对于这些不同圈子的研究，明显会发生观察视角的变化。比如以莫雷亚斯为中心的最里层的圈子，由于它维持的时间也就5年左右，涉及的诗人非常有限，因而这个圈子里次要人物的诗学理念也属于考察的范围。而对象征主义国际思潮这最大一个圈子来说，只有重要的诗人、理论家才会成为分析的对象。这不仅是研究对象的取舍问题，它也涉及思潮变化调查上的详略之别。另外还可以将视野相对主义进行新的解释：视野相对主义认为任何一种观察视野，都具有相对的合理性和真实性，并不否定其他的视野。视野相对主义应该将不同的视野都结合起来，从而形成总体的了解。象征主义流派的不同圈子，就是可供分析的不同的视野，它们彼此有别，但并非对立，将这些不同的圈子结合起来，就会不断地调整所需的视野。有鉴于此，本文提出大小不同的五个同心圆的结构说。

这种结构的最里层，即第一个圈子的产生，需要了解作为第二层圈子的颓废派。象征主义流派的历史应该以颓废派开篇，将其看作是莫雷亚斯的小团体成立的重要背景。19世纪30年代就已经有了文学颓废的观念，到了19世纪六七十年代，围绕着雨果和波德莱尔，法国文学杂志也有过不少讨论，但是可以将颓废派的历史的起点放到1881年。这样做有几个好处，第一，可以把颓废文学的时间段限定得更小，更有利于对重要的文学刊物进行文献调查。第二，1881年兴起的文学颓废运动，多为年轻的诗人发起，他们与后来的象征主义小社团有较多的互动，是重要的研究内容。第三，颓废派的美学在很多方面与象征主义小团体相比，具有相同的倾向，是象征主义美学理念的主要来源。颓废文学运动在1883年达到了一个小高峰，其标志是魏尔伦《被诅咒的诗人》的出版。该书迅速在年轻人中传播，持续引发颓废文学的风潮。于是在1884年迎来了于斯曼的《逆流》，并在1885年首次真正形成颓废派作家的名录。他们是马拉美、魏尔伦、莫雷亚斯、塔亚德（Laurent Tailhade）、维涅（Charles Vignier）。

之后，则是瓦格纳主义的小团体。这个团体以迪雅尔丹和威泽瓦为中心，他们创办的《瓦格纳评论》还吸引了马拉美、孟戴斯（Catulle Mendès）、富尔科（Fourcaud）等人。由于将艺术的综合观念引入到文学中，而且提倡自由诗，该流派被看作是象征主义的揭幕戏。比耶特里（Roland Biétry）曾认为：“《瓦格纳评论》以值得注意的方式帮助了新诗的来临。”［14］75这里的新诗指的是象征主义诗歌。在形式以及综合美学方面，如果没有瓦格纳主义的小团体，象征主义会以何种面貌出现，这是一个问题。

然后出现了最小的第一个圈子。莫雷亚斯1886年9月的《象征主义宣言》是一个历史性的标志事件，这个宣言的发布，并不意味着从当月开始，法国进入象征主义时代，也不意味着之前的时代已经结束。最好不把《象征主义宣言》看作是象征主义流派成立的标志。在它之前，1885年，早已经有了不少关于象征的讨论。它们已经涉及《象征主义宣言》的诗学深度，只不过后者提出了一个正式的名称而已。另外，《象征主义宣言》只是莫雷亚斯个人的主张，象征主义群体还未形成。群体形成的标志，是这一年的10月份，这时出现了卡恩、莫雷亚斯、亚当（Paul Adam）合办的《象征主义者》（Le Symboliste）杂志。该杂志加上费内翁（Félix Fénéon）和阿雅尔贝（Jean Ajalbert）等人，就构成了第一批正式认可的象征主义诗人。因为费内翁在《象征主义者》上发表了一篇评论《阿尔蒂尔·兰波的〈彩图集〉》，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兰波也成为最早的象征主义成员。这个成员里不包括马拉美、魏尔伦以及其他诗人。他们的核心人物就是卡恩、莫雷亚斯和亚当。

卡恩虽然是新加入者，但对象征主义流派的贡献很大，他当时是《风行》（La Vogue）杂志的编辑。因为这个杂志，马拉美、魏尔伦、拉弗格、迪雅尔丹、格里凡、维尔哈伦、雷尼耶、莫里斯（Charles Morice）、雷泰（Adolphe Retté）等人也与象征主义流派建立了关系。《风行》杂志在1886年、1889年出过三个系列，大多数成员在前两个系列中就出现过了，雷泰在第三个系列中才开始参与。从某种意义上说，莫雷亚斯发起了象征主义流派，而卡恩重组了它。如果说莫雷亚斯发起的小团体，是象征主义的最内一层的圈子，那么卡恩重组的群体，以及早期的颓废派成员，则是象征主义的第二层圈子。这也是目前法国象征主义流派基本认可的圈子。这个圈子是比较广泛的，它没有共同纲领，没有组织活动，有的仅仅是刊物。在《风行》和《独立评论》等刊物上，因为兰波、拉弗格的诗作的发表，团结了一群文学旨趣相同的诗人，再加上魏尔伦、莫雷亚斯等人的加入，于是给人一个“群体”的印象。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刊物宽泛联合起来的诗人群。不同的诗人主张不同，也并不一定认为自己就是象征主义诗人。这就解释了兰波、魏尔伦否认自己与这个流派有何瓜葛的原因。

之后则是第三个圈子的象征主义流派。新加入的成员与莫雷亚斯和卡恩都没有联系，他们往往在新的刊物上活动，比如奥里埃（G.Albert Aurier），他常在《法兰西信使》（Mercurede France）上发表文章。还有古尔蒙，他曾在《白色评论》（La Revue blanche）上露过脸。这些人都自认为自己是象征主义者，他们诗学中讨论的问题，也基本接着前人的话讲。这个名单远远还没有穷尽，还有一些诗人应该加进来，比如梅特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吉尔（René Ghil）、努沃（Germain Nouveau）。前一位承认自己是象征主义诗人，后两位都自立于象征主义之外。吉尔也曾在《风行》上发表过东西，但是后来离开，想与象征主义分庭抗礼。努沃则是兰波离开魏尔伦后，新找的伴侣，他们在一起有过诗歌的合作。为了简便起见，一些主要在另外的时期活跃的诗人，也可以放到这个圈子里来，比如波德莱尔和瓦莱里。另外，与象征主义流派对抗、以巴祖的《颓废者》杂志为园地的颓废诗人，也联合了魏尔伦、塔亚德、雷诺（Ernest Raynaud）等人。他们虽然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成为象征主义派的敌人，但是在美学思想上仍旧具有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可划入第三个圈子。

然后是第四个圈子。这个圈子的诗人，是用法语之外的语言写作，但直接或间接受到法国人影响的象征主义诗人。叶芝、爱略特、庞德、斯托勒等人是伦敦诗人群的代表，希门尼斯、纪廉和萨利纳斯是西班牙象征主义诗人的代表，李金发则是中国初期象征主义诗人的代表。中国还出现过一些诗人，他们不但受法国象征主义的影响，而且还从日本或者美国拿来象征主义的理念，比如创造社的一些诗人。这些人严格说来，与爱略特、李金发等人的情况是不同的，应该分为另外的圈子。但是为了简便，这里将这些多国影响或者主要不从法国得到影响的象征主义诗人，也看作是第四个圈子的成员。除了创造社之外，还有一些诗人主要从第四个圈子的诗人那里得到了影响，比如中国大陆的朦胧诗诗人，以及台湾诗人覃子豪。他们虽然不提倡象征主义，但是运用许多象征主义的手法，也表现出象征主义的一些风格，可以看作是第五个圈子。

时间特征一旦限定，象征主义的空间特征也就容易调查了。象征主义是不同流派，或者说不同圈子的产物，任何一个圈子，任何一个圈子的作家，都可以提出不同的理论，因而象征主义并没有固定的本质，它有的只是一些变动的特征。甚至同一位诗人、理论家的理论主张前后也有巨大转变，姆罗齐克（Anna Opiela-Mrozik）曾指出：“象征主义思想……在它提出之时，就承受了自己对自己的否定。”［15］姆罗齐克对象征主义诗学转变的原因言之不明，但是他的判断是正确的。这五个圈子并不是稳定的，而是像当代物理学弦理论中不停振动的弦一样。不过，象征主义流派绝对的变动之下，又有相对的不变。这些相对不变的区域，成为承载象征主义及其流派的诗学空间。这里可以将象征主义的空间特征比作移动的车厢。象征主义这个名称只是一个车厢，随着它的前进，不同的人进来，就赋予了这个车不同的方向和任务。不同圈子的人运用象征主义这个词，就赋予了它新的意义。但是车厢仍旧有相对稳定的容纳力。

象征主义的特征可从主体论、美学论、思想论和艺术论这四个方面分析。这四个方面与文学活动的四要素：作者、读者、世界、文本相对应。它们相互又有复杂的联系，比如作为艺术论的通感，就与作者、世界都有关系。通过这四个方面，就可以分析象征主义的不同圈子之间的异同。这四个方面考察的具体内容，有通感、感应、语言音乐、颓废、象征、自由诗、散文诗、内心独白、音乐性、纯诗、迷醉、未知、语言的巫术、非个人性、梦幻、无意识、综合、交响乐、超自然主义、神秘主义、悲观主义、暗示等一系列诗学问题。

怎样确定象征主义空间特征的不易之处呢？可以拿主观性为标准。尽管象征主义流派众多，但是它们都反对现实主义（自然主义），都是为了探索内在的世界。古尔蒙曾经指出：

人们只能认识他自己的理解力，只能认识自己，这惟一的现实、独特的世界；自我根据个人的活动，占有这个世界，承载它，让它变形、衰弱，重造它。在能知的主体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在运动；所有我们思考的东西都是实在的：惟一的实在是思想。［16］146象征主义主要表达的就是这个主体之内的世界。古尔蒙称其为唯心主义，这也是马拉美的主张：“唯心主义否定自然的材料，拒绝直接的、精确的思想组织这些材料；以便只留住暗示。”［17］365不过，在卡恩、莫克尔等人的诗论中，唯心主义被换成了“主观”一词。象征主义并非完全排斥外在世界，其实在一些具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象征主义诗人那里，外在世界还是有一定分量的。但是象征主义强调的外在世界一定是经过内在的情感、感受陶洗过的，已经具有了主观性。因而，无论是内在的梦幻，还是外在的现实，都沉浸在一种主观的情调中。这种主观性于是成为象征主义的第一个空间特征。

第二个空间特征是客体性。象征主义在主观性上与自然主义区别开，并接近了浪漫主义，但是与浪漫主义不同的地方，在于象征主义需要用外在的形象来呈现内在的主观内容。所谓象征，无非是要求一种具体化。卡恩曾经说：

对于作品的内容来说，我们厌倦日常生活，厌倦了经常相遇的、避不开的当代人，我们希望能在某个正好做梦的时刻（梦与生活不易区分）安排象征的发展。我们想用感受和思想的斗争代替个性的斗争，把头脑中的全部或者一部分作为行动的中心，而非是街头、十字路口陈腐的装饰。我们的艺术的根本目的是将主观之物客观化。［18］400这并不是卡恩个人的观点，也是象征主义流派共同的信念。怎样进入某种内心状态，怎样寻求内心的真实，怎样更好地表达心境，这如果不是所有象征主义诗人共同关注的，也是绝大多数诗人关注的。马拉美所说的“暗示”就是客体性的一大特色，因为不直抒胸臆、直言其事，必须要借助形象表达，作品自然就有暗示力。不过暗示力也带来一枚硬币的另外一面，即晦涩。传达个人心境需要借助象征，而每个人对象征的把握又难以取得一致，因而对象征背后的心境或者主题的解释，就是不确定的，甚至是晦涩难懂的。不过，诗人具体化的手段不同，这也带来不同的风格。马拉美喜用与触觉和视觉相关的形象，但冷冰冰，“好像是情感的黑洞”［19］，魏尔伦偏好韵律，吉尔偏好元音和辅音的音色，兰波善用新奇的视觉形象，拉弗格多取无意识中的视觉和听觉印象。

除此之外，象征主义还有一些空间特征，比如综合性，它要求综合各种不同的艺术，以呈现完整的生活；比如无政府主义的意识形态，它要求形式的反叛，其结果是自由诗的诞生。对于这些空间特征，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调查。目前来看，综合性和无政府主义似乎是一个局部空间特征，而非全面的。在法国、英美和中国，都可以看到反对自由诗、忽略艺术综合的象征主义诗人。

三、结语

通过划出象征主义流派不同的圈子，并对象征主义的时间特征和空间特征进行限定，象征主义流派的研究就会摆脱五人小组的困境，象征主义流派、思潮的研究就会打开新的局面。这几种圈子的认识，既能成为研究方法，又能带来新的研究内容。从研究方法上看，通过象征主义的时间特征和空间特征来审视一个作家，更容易看清他的作品的共性与个性，也容易拿他与各种圈子里的作

家比较。就研究内容来看，未来会出现一些新的研究，这至少表现为如下三点：第一，单一圈子内的研究。国内第一个圈子和第二个圈子的研究，目前还涉及很少，这两个圈子中还有大量的话题、代表理论未得到深入研究。第二，不同圈子间的研究。这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前面三个圈子内的关系研究，这属于纯粹的法国文学研究。第二类是前面三个圈子与后两个圈子的关系研究，这属于比较文学研究。第三，象征主义的时间特征和空间特征的研究。上面时间特征的描述，只是一个大的框架，鉴于象征主义的文学期刊目前还未完全梳理完，象征主义的诗学事件还有一些研究空白（比如内心独白问题、罗曼派的问题），新的历史尚待书写。就空间特征来看，除了主观性和客体性两大特征外，是否还存在其他的特征，也值得进一步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