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基于中国知网（CNKI）期刊数据库，借助CiteSpace可视化分析软件，对2012—2020年间我国乡村文化建设领域的高质量文献进行计量分析，客观阐述乡村文化建设的研究现状、热点及演进态势，深层次解读我国乡村文化建设领域的研究进展。研究发现，该领域热点主题为城乡文化一体化研究、乡村文化振兴研究、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乡村文化建设的参与主体研究及乡村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从文化治理视角，提出乡村文化建设所具有的经济、政治、社会和生态等多重价值。

[关键词]乡村文化建设;CiteSpace计量分析;研究评述与展望

[中图分类号]G2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071（2021）03-0080-09

“求所谓中国社会者，不于三十万村落其焉求之。”[1]911在梁漱溟先生看来，乡村是中国文化的根脉所系。在费孝通先生眼里，乡土性则是中国的基础色调。“农村是我国文明的发源地，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2]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3]22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建设，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维度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维度，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升到“文化强国”的战略高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发表了系列重要讲话。新时代乡村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借助CiteSpace可视化分析软件，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乡村文化建设领域的相关文献进行内容挖掘、数据处理以及计量分析，客观展现该领域的研究现状、热点以及演进态势，科学反映乡村文化建设研究的前沿领域和基本走向，以期对我国乡村文化建设的研究工作有更深层次的解读，并对未来我国乡村文化建设的相关研究工作予以展望。

一、研究工具及数据来源介绍

CiteSpace是近几年比较流行的一款文献计量软件。该软件利用可视化手段呈现出科学知识的结构、规律和分布情况，能够比较直观地展示出某学科或知识领域在一定时期的研究热点、演进趋势和基本动向[4]3。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以主题“乡村”并含“文化建设”以及“农村”并含“文化建设”进行高级检索，文献类别为“期刊”，勾选核心、CSSCI和CSCD期刊，时间段为2012—2020年，仅检索中文文献，剔除非相关文献，最终筛选出356篇有效文献作为研究数据。

二、党的十八大以来乡村文化建设的研究热点

（一）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是文献计量研究的重要指标之一。通过对关键词的频次和中心性分析，可以清晰呈现出某领域的研究热点。运行CiteSpace软件，设置时间跨度为2012—2020，时间切片为1年，节点类型为Keyword，前中后三时区的阈值参数（C，CC，CCV）设置为1，2，20;4，3，20;4，3，20，裁剪选项为Pathfinder，并勾选Pruning sliced networks和Pruning the merged network选项。经合理调整之后可以得到关键词共现图谱（见图1）。其中，节点数N=274，连线数E=492，网络密度Density=0.0132。每个圆形节点代表一个关键词，节点越大说明出现的频次越高，高频关键词被视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

导出前30位高频关键词的数据（见表1）。需要说明的是，关键词出现的频次与其中心性并非正相关，一般认为，频次较高且中心性大于0.1的关键词为研究热点主题。

结合图1和表1，可以看到该领域的热点关键词有文化建设、乡村文化、农村、农村文化建设、新农村建设、公共文化、农村文化、困境、公共文化服务、乡村治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内生机制及农民等。

（二）关键词聚类分析

在关键词共现的基础之上继续进行聚类分析，得到12个聚类标签（见图2）。聚类的模块值Q=0.8949>0.3，意味着聚类结构显著，平均轮廓值S=0.8709>0.7，意味着聚类是可信的。

导出关键词聚类图谱数据（见表2）。聚类内容分别是#0农村文化建设、#1新农村建设、#2文化建设、#3乡村文化振兴、#4对策、#5农村、#6传播社会学、#7农村文化、#8公共文化、#9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10影响因素、#11城乡文化一体化及#12价值回归。

三、党的十八大以来乡村文化建设的研究视角

导出每个聚类号有代表性的文献进行精读，可以概括出如下五个研究主题：

（一）城乡文化一体化研究

西方经济学家刘易斯基于古典学派假设提出“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中国的城乡二元对立，有其特殊的历史因素和时代背景，是体制性的，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全面性的城乡二元结构。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的要求，指出“增加农村文化服务总量，缩小城乡文化发展差距，对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具有重大意义”[5]。李丽等认为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是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二是解决城乡文化发展不平衡问题，三是着眼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课题[6]。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文化的发展面临一些困境：在宏观层面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使农村文化的发展依附于农村经济发展;在中观层面上，片面认为城市文化是先进的，乡村文化是落后的;在微观层面上，农村公共文化供给缺失，表现在农村文化传播和教育功能的弱化[7]。高善春则从物态文化、心态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四个层面分析城乡文化二元化问题，并从制度角度探讨城鄉文化二元对立的原因[8]。

如何化解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文化建设的困境？左信等认为在城乡统筹方针指导下，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一定要立足于传统的乡土文化，同时接纳外来的城市文化[9]。胡丰顺等认为城市化进程中农村文化趋向于与城市文化对接融合。城乡一体化不是简单地、单向度地复制城市建设的模式，城乡文化一体化不应该对城市文化全盘接受，当然也不是对农村传统文化的固守[10]。林岩等认为在城乡统筹视域下，农村文化发展可分为内源性动力和外源性动力两种，前者包括农村生产力、农民文化需求、农民文化能力、农民实践活动;后者包括政府推动力、文化发展支撑力、市场拉动力、供给力[11]。周军则把乡村文化建设视作一项系统工程，并从知识与价值系统、文化保障系统、文化管理系统和文化动力系统四个方面构建乡村文化建设的运行系统[12]。沈妉基于马克思主义城乡融合理论，提出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的建议：一是以马克思主义社会整体发展观为指导思想;二是建立以城带乡的文化发展联动机制;三是发展农村生产力，协调城乡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四是加强农村文化人才队伍建设;五是尊重城乡文化多样性，并发挥先进文化的引领作用[13]。

国家越来越重视乡村的文化建设，在政策层面开始向农村倾斜。梁漱溟认为文化是在特定地域中人们的生活样法，文化建设不同于公路、桥梁、网络等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必然要立足于乡土的文化样态。所以，城乡文化在政策制定上可以一体化，但在具体建设实践中一定要考虑农村的实际，更应该因村施策、精准施策，这方面的研究偏少。同时，城乡文化建设的比较研究偏少，只有在理论层面上分析出二者的异同，才能在具体实践中满足农村文化建设的实际需要。

（二）乡村文化振兴的研究

2018年3月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坚持乡村全面振兴，并将文化振兴作为乡村振兴五大布局之一。乡村文化建设的研究范式从“乡村文化建设”转向“乡村文化振兴”。

关于乡村文化振兴与乡村振兴的关系。范建华等分析了乡村文化振兴与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的内在关系，认为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智慧源泉与内在动力[14]。吴理财等也认为乡村文化建设蕴含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等多重价值，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多重目标耦合[15]。关于乡村文化振兴与文化治理研究，严火其等指出乡村文化振兴是基层将软治理嵌入与公共性建构的契合逻辑[16]。吕宾结合乡村文化发展的现状以及乡村振兴战略，构建了政府、农民、市场、自治组织“四位一体”的乡村文化治理模式[17]。

关于乡村文化振兴的构成要素、价值实现及路径选择。田川流认为乡村文化振兴既需要关注产业与审美层面的文化建设，也需要关注精神与社会层面的文化建设;既需要把握显性的、表层的文化呈现，也需要关注隐性的、深层的文化涵育[18]。李明等则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四个方面剖析了“四位一体”的乡村文化振兴路径[19]。孙喜红等指出乡村文化“振兴”从“有”到“优”，需要强调主体性重构和乡村文化的内在驱动力，需要乡村主体的文化自觉、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20]。李少惠等采用扎根理论对历年中央一号文件进行内容分析，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乡村文化建设的本质是“文化服务”[21]。

（三）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文化无论如何定义，它首先是一个公共性的概念。”[22]2公共产品的供给有政府和私人（市场）两种途径，西方经济学理论认为，由于公共产品在使用上具有非竞争性，在收益上具有非排他性，私人（市场）提供公共产品会导致“市场失灵”，公共产品的供给应该由政府或者非营利组织承担。

陈建认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在政策体系上的低效率导致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空心化”，政策实施结果上的失效导致农民公共文化生活“空无化”，也造成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功能性失灵[23]。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或产品到底应该由谁来供给？又该如何高效率地供给？王平总结了国内外有关公共文化供给的模式和经验：一是西方公共文化发展理论，主要有政府主导型、市场分散型、“一臂之距”模式;二是日韩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经验，有日本的“造村运动”模式、韩国的“新村运动”模式;三是我国的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实践，比较典型的是嘉定模式、嘉兴模式[24]。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也需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张小莉等认为现阶段文化贫困不是文化供给的贫困，而是民主参与的贫困，没有参与的供给就会产生新的文化贫困，即“文化参与式贫困”[25]。朱再昱等基于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民参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影响因素，结论表明利益机制驱动是农民参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关键影响因素[26]。由于农民的公共文化需求和政府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27]，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不能只依靠政府一厢情愿的“送文化下乡”[28]，只有构建以农民主体性文化需求为导向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制度，才能够实现农村文化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

农村文化建设的内生驱动力不可小觑。现阶段学界普遍认可“以农民主体性需求为导向的文化供给和农村内生的文化资源参与供给相结合”的观点。吴文平基于“公共治理”理论，提出构建“内生机制”和“外生机制”协调发展的农村公共文化发展长效机制[29]。耿达基于“公共文化空间”理论，提出政府、市场和民间三方需要形成合力，构建“内嵌型”公共文化空间，根植于农村内生性文化资源的农民主体性文化需求[30]。陈波等基于新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场景理论”分析框架，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应该以“休闲娱乐”的内生文化资源为核心，通过优化聚合“道德培育”“知识技能”“心灵归属”三类内生文化资源，创新农村内生公共文化资源供给模式[31]。不难发现，现阶段学者们更加强调“以人民为中心”来推动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融合发展的构建路径。

（四）鄉村文化建设的参与主体研究

可以看出乡村文化建设的参与主体有政府、社会组织、“居乡”知识分子（包括乡村的教师、医生、农技人员、文化工作者、大学生村官）、农业院校以及农民本身。

有学者认为政府应该是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但“以民为本”才能真正满足农民的文化心理需求。吴开松等基于实地的问卷调查，提出农村文化建设中存在“共情困境”，政府在农村文化生活构建和农村文化产品供给方面应该真正考虑农民主体性的文化需求和期望[32]。基层治理中，社会组织的作用越来越被专家学者重视，徐顽强等从宏观视角探析了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现实意义、困境和对策建议[33]。王美文等认为在政府和市场外生机制不足时，非政府组织作为“纯公益人”的角色，主动参与农村文化建设，这可以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内生长效机制[34]。陈志远认为农业院校在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中主要承担着文化引导、人才培养、智力支撑、文化载体的功能[35]。雷家军分析了乡村知识分子与乡村文化建设之间的历史传统、现实困境、理论逻辑关系，提出新时期的乡村知识分子有“孵文化”的作用，“居乡”的知识分子可以从事乡村文化的孵化工作[36]。李风啸等基于问卷调查的方式，研究大学生村官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作用、路径以及对策建议[37]。

汪青松指出现阶段农村文化建设中农民的主体性困境愈发凸显：农民的主体力量弱化、主体地位架空、主体能动性遮蔽化[38]。李祖佩则认为村民中的“中农”阶级因其自身与土地和村庄的关系紧密，是农村政策和公共产品的既得利益者等，能够作为乡村文化建设的主要承接者[39]。总之，农村的主体成员是农民，农村文化建设的主体也应该是农民。浙江温州有一对农民夫妇以《渴望》为舞曲、自编自导自演的舞蹈走红网络，每个舞蹈动作都融入了他们从小到大在农村日常生活和田间劳作的场景。该案例真实反映出农民对文化需求的渴望、对文化创作的渴望、对符合他们自身需求的文化作品的渴望。以前大部分研究是宏观叙述性的政策评论，真正从每一个以农民出发、从农村的每一个场景出发而研究农村以前文化建设的文章较少。“政府主导—市场配置，社会主办—农民主体”的多元参与模式是比较理想的农村文化建设范式。已有的文献资料很少提到市场参与农村文化建设，这也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五）乡村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

游训龙认为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工作要和农村文化建设相结合，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中[40]。吴春梅等指出通过培育农村公共文化、倡导新集体主义、提升农村组织凝聚力等具体路径，增强农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41]。杨青等也认为可以通过形式多样、活泼有趣的文化生活样式，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变为农民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42]。关于研究乡村文化建设的价值意义，韩文军认为农民的全面发展不仅要满足其现实的价值追求，还要促进其理想价值的实现，农村文化建设应该树立以集体主义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43]。唐景成认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在文化建设中的历史经验对新时期我国新农村文化建设、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调动基层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培养农民文化自觉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44]。

总体看来，研究乡村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文献资料偏少，乡村文化建设应该成为农村地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有效路径，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融合培育机制值得学者们持续关注。此外，农村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合培育研究需要深入挖掘。

四、党的十八大以来乡村文化建设研究的演进态势

通过关键词时线图和时区图来分析该领域研究的基本动向和演进趋势。

（一）关键词时线图谱分析

关键词时线图以聚类编号作为纵轴，关键词首次出现的时间点作为横轴，同一聚类的关键词节点按时间顺序排放在同一条水平线上，节点越大代表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越多，每根线条则代表关键词之间的联系。由图3可知各个聚类编号下面的关键词最早出现的时间以及基本的演进动向。

（二）关键词时区图谱分析

关键词时区图，可以呈现出某研究领域各个关键词的变迁过程和演进趋势。圆形节点的位置代表该关键词首次出现的年份，圆形节点越大代表该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越多，每根线条代表关键词之间的联系。需要说明一点，时线图和时区图都是将关键词首次出现的时间点作为标记，也就是说以后出现的某关键词如果在前面已经出现过，则会标注在第一次出现的时间点，那么第一次出现的位置的圆圈就会变化。

结合图3和图4的内容，乡村文化建设研究的演进趋势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12—2014年、2015—2017年、2018年至今。第一阶段是2012—2014年。该阶段的研究内容非常丰富，热点关键词有乡村文化建设、新农村文化建设、城乡文化一体化、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农家书屋、农村文化产业、农村文化事业、文化消费、文化需求、文化供给、文化惠民工程、公共文化事業、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农村群众文化活动、农民主体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认同等。第二阶段是2015—2017年。直观地看这一阶段的研究内容偏少，是因为该阶段的关键词标注在首次出现的地方，只能说明该阶段没有太多新研究热点。第三阶段是2018年至今。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乡村文化振兴必然成为研究的焦点，近年来乡村文化治理研究也日益丰富。

五、研究展望

学者们利用各种理论和方法，从不同的视角对乡村文化建设进行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总体看，乡村文化建设领域利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问题的研究偏多，而中国特色文化理论的提炼及相关体制机制的创新研究偏少。其实，乡村文化建设不应该单纯为了文化建设而进行文化建设。新时代以来，文化建设的边界不断消融，乡村文化建设与其他建设之间的互嵌趋势凸显。基于已有相关文献的CiteSpace计量分析，可以从文化治理视角进一步审视乡村文化建设所具有的经济、政治、社会和生态等多重价值。

（一）乡村文化建设的经济价值

尽管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基于文化批判视角，提出文化工业扮演着资产阶级奴役劳苦大众的罪恶帮凶的角色，但是在世界范围内，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产业结构调整都趋向“文化产业化与产业文化化”。新经济时代，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开始关注到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美日韩都曾提出“文化立国”战略，文化产业作为第三产业，被普遍认为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中国文化的根脉在农村，乡土中国蕴藏丰富的文化资源，发展特色文化产业助推乡村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之义。从文化治理视角来看，资本、市场和消费多重因素裹挟下的乡村文化产业趋于异化。比如民俗表演，一方面，根植于农耕社会劳作场景的民俗活动异化为每天机械化的民俗表演;另一方面，民俗蜕变为展演，民俗文化脱离了孕育其发展的乡村政治经济和社会土壤，也就丧失了其传统的社会治理功能[45]。在政府过于强调农村经济发展逻辑的情况下，资本逐利的本性彰显，本就脆弱的乡村经历了大规模商业化开发之后，“千村一面”的现象也就不难理解;简单复制城市建设的模式，农村地区城市化倾向愈发严重。这种以破坏原生态乡村文化为代价、过于强调商业化开发的农村建设，失去了乡村振兴的意义，也就断了那份乡愁。

（二）乡村文化建设的政治价值

党的十九大提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文化则成为“三治融合”逐步趋于“善治”的最佳契合点。马克思认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46]178。文化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则必定会与政治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主流文化观念也必定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利益并为其统治提供意识形态支撑。乡村治理的理想形态应该是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共治，而文化嵌入乡村治理体系中，成为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动力，乡村文化治理是国家文化领导权延伸到最基层的有力保障。因此，文化既是治理的对象，又是治理的工具。通过挖掘传统文化中的乡贤文化、家风文化来构建新时代乡风文明，是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乡村文化治理的重要载体。新时期，农村基层党组织如何借助文化的价值引领和社会整合功能把农民有序地组织起来？实践证明：政府单方面“办文化”和“送文化”的实际效果远不如“种文化”和“孵文化”。所以，政府既不是撒手不管，也不是无所不管，而是要做好培育、引导工作，将农村文化建设的主体性要求“还文化于人民”。

（三）乡村文化建设的社会价值

新时期以来，文化日益社会化，社会日益文化化[47]。乡村振兴的目的和归宿都是为了使人民共享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成果。“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命题，其实是在实现“物的新农村”之后，重新思考如何真正实现“人的新农村”问题。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民挣脱了与村集体的脐带式联系;农村税费改革后，征税这最后一点常规性联系也被切断了，农民成为“为自己而活”和“靠自己而活”的原子化个体，农村人口的“个体化”与农村社会的“空心化”现象如影随形[48]。从熟人社会走向半熟人社会，甚至是陌生人社会，农村社会的公共性空间逐渐消失。今天中国农村林林总总的社会问题根源于农民的私性文化生活不断张扬，公共文化生活日渐式微[49]。近年来，宽带网络在农村地区逐渐普及，农民也几乎人手一部手机，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开始风靡农村，大量农民自媒体进入人们的视线，不少已经成为吸粉无数的农民网红。2020年疫情之下，农村地区的直播带货做得风生水起。“放下锄头，拿起手机”，手机成为许多农民私性文化生活的一部分，是青壮年农民娱乐生活的重要载体，也成为一部分农民赖以谋生的“新农具”。媒介技术赋能下，农民的文化主体性被唤醒，乡村文化传播的空间转向网络，农村“虚拟公共文化空间”迅速崛起，成为研究的新焦点。但是，五彩斑斓的虚拟网络世界无法替代真实存在的生活场景，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将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新方向。

（四）乡村文化建设的生态价值

人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从“人慑服于自然之下，到人凌驾于自然之上，再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过程，马克思提出的“人化自然观”，基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角度消解了“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二者之间的矛盾，真正实现了“两个和解”。生态文化也是一种生态生产力。农村发展绿色产业被认为是生态文化嵌入乡村产业发展的新理念。在乡村美化工程实施过程中，经常有农民把当地政府栽种的花草拔掉了，因为几千年农耕文明根深蒂固，农夫眼里怎能容得下一根“杂草”？在农村文化治理实践中，伦理文化和法治文化是重要抓手，生态伦理教育和生态法治教育相辅相成。鉴于传统“宣传教育”给人以“自上而下”的说教范式，也许生态文化在民间自发传播的效果会更好。把生态文化理念融入人们生活劳作的场景当中，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载体进行传播，绿色发展的生态理念才能够深入人心。“我们衡量生态文化是否在全社会扎根，就是要看这种行为准则和价值理念是否自觉体现在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50]48必須认识到：只有农民主体建立起生态文化自觉，才能真正实现农村地区的生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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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灵 山）

（校  对：颜 婷）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YJCZH080）;扬州大学科技创新培育基金项目（2019CXJ199）。

[收稿日期] 2021-01-18

[作者简介]钱正元，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扬州大学基地研究员，225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