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瑞贤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

新型肺炎疫情的突然爆发，凸显出新时代中国面临的风险形势和重大挑战。如何高效认知这种严峻现状，开展风险治理工作，日益成为党和政府重点关注的现实课题。风险治理考量的是国家应对现代风险的综合能力，成为审视社会发展、国家进步的新视角。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时代方位，多次召开专门会议论及“防范化解风险”、“抵御重大风险”、“风险防控”等现实问题，提出很多新思想、新智慧和新方案。虽然他并没有明确提出“风险治理”概念，但其针对各种重大风险所论及的问题，终归属于风险治理思考的范围。足可见，习近平总书记对于风险治理有充足的理论思考，这一点毋庸置疑。深入研习这些重要论述，可以深度探究新时代风险治理的内在规律、基本特点与发展导向，对于提高我国综合治理风险能力、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义重大。

一、 习近平关于新时代风险治理重要论述的生成机理

众所周知，任何一种思想论述是多重要素协同支撑下的应时出场。习近平关于新时代风险治理重要论述蕴涵着历史反思与现实诉求、理论指导与实践创新相结合的内在秉性，真正实现了历史、理论与现实逻辑的辩证统一。只有探赜习近平关于新时代风险治理重要论述的孕生要素，才能正确体认其思想内涵，进而以方法论的自觉不断促进理论实践的自觉。

(一) 历史底蕴：汲取中华传统“危机管理”文化的精华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蕴涵丰厚的危机管理智慧和技巧，为习近平关于新时代风险治理重要论述的生成提供了文化土壤。中华民族饱经磨难，在应对各种自然灾害、社会战乱的实践探索中，逐渐形成了对危机管理的规律认知和文化思考。习近平总书记科学审视这些历史遗惠，充分挖掘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忧患意识和应急智慧，引经据典、灵活转化，实现了传统“危机管理”文化与当前风险治理实践的有机交融。

概而论之，这种传统的危机管理精髓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居安思危”的风险防范观。“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绵延不息、赓续繁荣的重要基因，承载着深厚的民族精神、辩证思维和生存智慧。《易经》中“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吕氏春秋》中“虑福未及，虑祸过之”等脍炙人口的格言，都强调要防微杜渐、未雨绸缪，将导致风险的各种隐患消灭于萌芽之中。二是“重德贵仁”的治理价值观。儒家道德是内嵌于封建政权的精神内核，统摄和规约一切危机治理观念、实践的价值导向，孕育出以“德治”为主的运转模式和交往范式。无论是“上位者”应对各种危机的种种决断，还是“下位者”面对灾难的行为选择，都钳制于“仁、义、礼、智、信”的伦理框架、秩序牢笼之中，有特定的道德约束和评判标准，凸显浓厚的人文色彩与生命导向。三是“规范可行”的科学管理观。古代应对风险有专门的政府机构、法律条文和保障措施，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治理轨迹。历朝历代重视灾害调查、上报工作，制定“会典、律例”，设置“司空”等机构，负责农业生产、自然灾害的管理。同时，每逢遇到重大灾害，统治者会采取“减赋”、“给田”、“赉送”等方式进行灾后补救，减轻民众负担，防止出现社会动乱。四是“和生万物”的和谐生活观。“和”文化是表征中华文化的独特意义体系，构成中华民族的价值精髓。“天人合一”的朴素自然观、“以和为贵”的处事理念、“和合”的邦交原则等，是古人处理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关系的智慧结晶，是防止、应对生态恶化、社会动荡以及民族危机的治理良方。

(二) 精神坐标：承接中国共产党风险治理的思想谱系

恩格斯指出：“任何新的学说都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1]，都有其归属的精神脉络与核心构件。习近平关于新时代风险治理重要论述的“根”与“魂”必须回归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中去寻找、建构。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过“风险”、“风险社会”等概念，但现代性的风险视角对于马克思来说，“并不是边缘的存在者，不是碎片化散播的话语，而是贯穿于马克思新世界观变革的思想之中”[2]。现代性内生的风险隐患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已经显露端倪，马克思在塑造唯物史观科学范式，剖析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过程之中，暗含对资本主义社会各类风险的根源性思考、对制度变革与风险规避关联的探讨，蕴含着丰厚的风险智慧。人类“实践二重性”的分裂是马克思剖析资本逻辑孕生风险的基点。“资本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私人利益—社会利益”的对立是资本主义社会风险滋生的物质根源。“资本的全球性扩张、辐射性盘剥、跨国性建构”推动风险的跨时空、高频率爆发。“暴力革命与制度重构”则是防范、化解现代性风险的实存路径。这种分析视野、研究模式洞穿风险的历史本质、社会成因与发展趋势，为习近平总书记审视国内风险、全球危机提供了基本遵循，熔铸于新时代风险治理思想的血脉源泉。

习近平关于新时代风险治理的重要论述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秉持马克思分析社会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传承党在革命、建设、改革中积淀的风险治理的有益经验。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应对挑战、战胜风险、破解危局中踏浪而行，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风险治理实践模式和话语体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内局势动荡、战争不断，民族、社会矛盾激化，党的一切革命策略凸显忧患意识、防范技巧与应对智慧，服务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列举了中国革命可能遇到的17种困难，要求“全党做好充分准备，准备对付非常的困难”[3]。之后，对黄炎培“历史周期律”的民主回答，对党内“两个务必”的高度提倡，都是应对政治、党建风险而提出的良策。建国之后，执政风险、农业灾荒成为党面临的主要问题。党中央夯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导向，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发展民主与法制，保证社会大局稳定，遏制风险萌生。同时，发布救灾、减灾文件，成立相关机构和委员会，开展群众自救，全面抵御风险。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强调：“我们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准备好对策”[4]，提醒全党提高风险意识，做好各种风险的应对工作。在经历了应变局、平风波、战洪水、防非典、抗地震、化危机之后，我国风险治理工作愈发规范，风险治理理论愈发成熟，风险治理工作基本定型。这些实践举措、治理观念凝聚着对中国风险治理规律的科学认知，为习近平新时代风险治理重要论述的话语建构提供了丰厚营养，是其形成、发展不可脱离的政治底色和精神土壤。

(三) 现实根基：凝练新时代重大风险治理的实践经验

“时代是思想之母”。任何科学理论的产生，都必须反映时代形势、契合时代需求、解决时代课题。深处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中国制度”优势充分展现，风险总体可控，但各种社会问题不断涌现，“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挑战依然严峻复杂”[5]。当下中国社会呈现出“风险易发”、“风险共生”、“风险联动”的态势，增加了公共危机的复杂性。首先，风险诱因增多，“合流效应”明显。伴随着我国社会结构深度转型及国际交往加深，影响公共安全的因素日益增多，各种内生变量、外生要素在同一时空汇聚、叠加，形成复杂的世情、国情和党情，催化当代风险的生成与繁衍，风险变得多发、频发。其次，风险共同在场，“叠加效应”强化。在新时代条件下，传统与现代风险、国内与国外风险共同在场，交织感染，以“综合体”的形式存在，体量庞大，拓宽风险治理的面向。最后，风险动态耦合，“联动效应”放大。新形势下“各种威胁和挑战联动效应明显”[6]202，呈现出境内外互动、跨区域联动、跨群体聚合的新动向。各种现代风险变幻莫测，演变、流动速度快，彼此之间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破坏性极大，风险防控难度升级。严峻的风险困境是习近平总书记探究风险治理内在规律的客观依据，承载着整个理论体系建构的现实支撑。

“实践是理论之源”。新时代风险治理思想根生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防范、处置风险的实践之中。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人民直面风险问题，开展“伟大斗争”，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新方针。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总目标，以“五大发展理念、全面从严治党、文化强国、平安中国、美丽中国”为战略部署，以“推动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价值旨向，以“和平共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国际交往范式。这一套框架是为了解决当前风险困境所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所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风险治理。只有从宏观上把中国发展规律规划出来，才是治理各种危机的良策。而在具体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党中央先后成功应对“上海‘12·31’外滩踩踏事件、天津港‘8·12’爆炸、‘新型肺炎疫情’”等一系列风险，及时总结经验和教训，健全相关领域治理条例，建立健全风险预警、应急机制，成立应急管理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推动我国风险治理的常态化、规范化和体系化。这些宏观部署、实践经验共同构建成习近平关于新时代风险治理的重要论述，推动风险治理理论的时代创新。

二、 习近平关于新时代风险治理重要论述的理论意蕴

风险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构成，在不同国家制度、意识形态的涵泳与影响之下，具有不同的结构框架与精神特质。新时代风险治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引领之下形成的实践模式与理解路径，有其独特的思想内涵与价值特色。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全局，有的放矢、精准研判，科学诠释新时代中国特色风险治理的战略地位、基本样态、内在实质与价值归宿，明确“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风险治理”问题，为高效开展风险治理工作提供理论指导。

(一) 战略地位：关系国家大局的“三大攻坚战”之首

风险治理的战略定位是习近平总书记首要考量的问题。作为主动迎接风险挑战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风险治理放在关系党、国家和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突出位置。习近平总书记继承这种宝贵传统，立足新的时代环境和历史使命，多次明确风险治理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意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明确风险治理的时代地位，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与精准脱贫、污染防治并列为“三大攻坚战”，且放在三大攻坚战的首位。2018年1月5，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重要讲话上提出“三个一以贯之”的时代要求，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一以贯之，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要一以贯之”[7]42，防范风险被放置于伟大事业、伟大工程的同等高度，以保证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实现。2019年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上提出：“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大局稳定”[8]的要求，科学部署风险治理的基本方略、主体责任与改善路径，首次全面、系统概括出新时代风险治理的内在规律、基本面貌与改良策略。从党的这些会议、文件可以看出，新时代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风险治理，阐明其对于维护国家安全、深化改革、普惠民生的作用，以高度的政治定位、精准的战略部署、详细的具体规划，推动新时代风险治理工作的有序开展。

(二) 科学意涵：“分析视野”与“实践模式”的效度衔接

对于如何理解风险治理的内涵，坚持马哲的世界观、方法论去审视这个概念是逻辑基点。“风险治理”作为一种反思现代性的视角，是习近平总书记看待新时代国家治理的创新维度。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治国理政实际是规避与化解风险的实践过程，内含应对各种自然、社会危机的主题与线索。习近平总书记认识到新时代各种重大危机的交叠性、泛滥性与并发性，指出新时代中国所面临的严峻风险形势，标明金融风险、党内腐败风险、意识形态风险等的巨大社会危害，诉诸强化风险治理去处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客观自然与社会生活、人民需求与生产发展之间的对冲关系。从理解方式来分析，风险治理实际是用矛盾视角分析国家治理的思维架构，是一种认知现代危机、破解社会风险、推动国家发展的治理视野。

但是，这种治国视角不是纯粹思辨性的，而是具备物质载体与客观结构的完备治理体系。风险治理实则是理论与实践、静态与动态的有机结合，是中国所探索出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独特实践模式。习近平总书记在抗击“疫情”系列讲话中着重从结构要素与过程管理的维度标明对这个概念的理解，显现出浓厚的辩证色彩与唯物立场。中国特色风险治理是党领导人民共同应对风险的治理体系，其内部各个层级的党组织、政府部门与人民单位是风险治理的“物质载体”，规范的风险规避、应急与善后制度是风险治理的“内部骨骼”，浓厚的中国精神与价值底色是风险治理的“思想精髓”，这些要素有机衔接、相互补充，构成风险治理的基本轮廓和内在结构。然则，风险治理不仅仅是静态的治理体系，实质是一种动态的实践范式，风险的发生诱因与事前防范、风险的事中演进与有效控制、风险的化解与事后应对都是理解风险治理的重要内容，表现为适应型、行动性的“无缝隙”治理运动。风险治理绝不是单向环节的发生，而是提前分析与预警、科学评估与应对以及应急化解与处置相贯通、相衔接的循环过程，这一点是习近平总书记重点分析的要义。

(三) 内在规律：“中国制度”规约风险治理的存在样态

中国制度与风险治理不可分割，是开展一切防控工作、应急措施的依据。充分的历史和实践证明，中国制度优势已经内嵌到风险治理的实践之中。尤其经历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考”后，这种制度优势愈发熔炼于风险应对之中，塑造了中国特色风险治理的内在规律，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党对风险治理的集中统一领导。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完成艰巨光荣的历史使命，战胜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从根本上要靠党的全面领导”[10]，党的领导是我国风险治理的独特政治优势，为抵御、化解一切风险提供根本保障。党的组织体系以“嵌入性”领导方式统筹各个内部单元，实现对基层社会的“再组织”，凭借强大的政治领导、思想引领、群众组织和社会感召统筹各方社会力量，调动一切积极要素，保证风险治理的政治方向与前进力量。第二，实施“全国一盘棋”的综合治理模式。“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7]126，行塑中国风险治理的鲜明特色。中国的风险治理彰显“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内含“全国家—全社会”的动员体系与协调机制，以“同心圆”的治理模式实现群体参与、动员和号召，本身是依托协同作战、上下联动、合力秩序去消解与控制风险变量的体系。第三，采用重点统筹、标本兼治的科学治理方法。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既要统筹社会各方面的风险，重点解决金融风险、党内腐败风险、信仰风险、公共安全风险和生态恶化风险等主要矛盾，更要从经济失衡和资源错配寻求治本之策，彻底根除风险发生的内因，防止解决问题留下后患，导致反弹反复。第四，贯彻依法优先的法治管理原则。法治能够为风险治理提供一个确定的操作范式，消除各种潜在风险的不确定性，带给公众稳定的心理预期。我国法律体系“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经受住各种困难和风险考验、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根本法制保证”[7]137，法治所体现出的“静”与公共政策的“动”之间的矛盾协调与良性互动，成为我国风险治理相辅相成的两大机制。中国的风险治理置于法治轨道上，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个环节齐向发力，在各种法律制度、法治框架内有序开展，是具备常态化、程序化和标准化的法制化实践活动。

(四) 价值旨归：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风险与安全息息相关，是威胁人民群众各方面安全的关键要素。经过抗击肺炎疫情的艰难过程，习近平总书记愈发强调：“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11]的价值目标，规约新时代风险治理的发展方向。“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是贯穿于风险治理的中心线索，引领风险治理一切工作的开展。一方面，“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只有紧紧依靠人民，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2]，同人民风雨同舟是我们战胜一切风险挑战的动力之源。中国特色风险治理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是人民群众主动防范、化解风险的能动体系。这次疫情也充分证明，人民群众的共同合力是应对一切风险挑战的根本力量，群防群控的人民防线最大限度、最高效率构筑应对风险的坚强后盾。另一方面，风险治理工作的开展、运行与评价始终围绕人民的现实问题与幸福需求是否实现来审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是新时代国家总体安全观的宗旨，更是防范化解一切重大风险的首要目标和价值旨向。面对自然、社会风险，党和政府统领国家大局、发挥“定海神针”的作用和价值，尽最大努力采取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措施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生活需要。尤其对于受灾严重的群众、地区，给予它们最大的精神鼓励和人力、物力、财力支持，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中国的抗疫之战不仅展现了“中国之治”的治理效能，而且更加凸显出中国特色风险治理所秉持的民本情怀和生命取向。

三、 习近平关于新时代风险治理重要论述的实践向度

习近平关于新时代风险治理重要论述不仅从认识论视角分析了新时代风险治理的实质、特点和规律，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风险治理的独特思想意蕴与精华，而且更是立足于实践层面而提出了高效开展风险治理的基本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树立风险意识、健全防控机制、发扬斗争精神、开展全球合作等方面共同发力，为有序开展风险治理工作指明了发展方向。

(一) 意识坚守：“恪守底线”与“掌握主动”齐头并进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离不开风险意识的培养与建构。面对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强化底线思维，有效防范、管理、处理国家安全风险”[7]202。底线思维是一种积极的风险认知意识，追求“立足最低点，争取最大值”，即在坚持底线的前提下，大力整合各类资源，积极主动作为，化解风险，掌握各项工作主动权，是我们党战胜各种风险挑战、走向胜利的重要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

“守底”是前提，是防止风险爆发的基准。习近平总书记指明风险防范的安全底线，防止出现颠覆性的重大危机。在经济领域，坚持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方向，落实“五大发展理念”、防止出现系统性金融危机是底线。在政治领域，维护党中央领导，不危害社会主义政权、损害人民利益，这是底线。在文化领域，底线是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在社会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确保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秩序安定有序，这是基本要求。在生态领域，“自然资源利用上线、环境质量安全底线、生态功能保障基线”是不可碰触的“红线”，必须严加防守。“有为”是保证，是底线思维更高层次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积极主动、未雨绸缪，见微知著、防微杜渐，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13]，防范风险要有“先手”，打好有准备之仗，掌握主动权。各级领导部门要敏锐观察复杂形势，捕捉风险苗头，及时洞悉风险的萌芽状态，迅速锁定风险，做到早判早知、先防早治，把风险消灭于萌芽，化风险于无形，决不给风险变大的机会与空间，从而赢得风险治理的取胜优势和必胜信心。

(二) 主体锤炼：锻造永葆初心、勇于斗争的党员干部队伍

习近平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会议上强调：“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能不能打好、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是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重大考验”[9]，成事之要，关键在人，关键在领导干部。当前，我们改革发展正处于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迫切需要锐意进取、奋发有为、扛住重大风险的党员干部。为此，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首先，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最近的疫情防控中，党中央多次明令：“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必须牢记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面对重大风险，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走到群众中去，全面了解风险对人民群众造成的危害，了解群众的情绪和困难，化解矛盾、安抚民众，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其次，要冲锋陷阵、争做英雄。英雄是时代的名片，是标注时代方位的精神坐标。当各种灾难、事故发生时，党员干部要身体力行，勇作表率，敢于斗争，在危机关头豁出去、站出来，让党员成为英雄的代名词、党旗在防控风险斗争的前线高高飘扬。最后，要守土尽责、做细做好。一个好的共产主义战士，不仅要有高尚的情操、自我奉献的勇气，更要有化解、应对危机的能力和技巧。领导干部要时刻保持如履薄冰的谨慎、见叶知秋的敏锐，在理论学习、实践锻炼中提高风险驾驭的本领，着重培养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处置危机事件的决策指挥能力、舆情引导能力和群众工作能力，落实、落细党的部署，带领人民有效应对复杂局面、处置各种公共危机。

(三) 制度改革：推进和实现风险治理能力和体系现代化

机制能力是风险治理结构的主要因素，构成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要意蕴。当前风险治理体制的缺席导致风险衍生与秩序失控，与风险本身纠缠互生徒增不确定性。习近平总书记注重健全风险治理体制，强调：“完善风险防控机制，建立健全风险研判机制、决策风险评估机制、风险防控协同机制、风险防控责任机制”[8]，对风险进行全方位、全过程管理。

首先，完善风险研判机制，提升风险识别的敏锐度。风险治理力求以最小的成本最大限度地转移、控制、分散或消除风险。要想达到这样的效果，就要做好风险识别和预警，为化解风险做好准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强风险评估和监测预警，提升多灾种和灾害链综合监测、风险早期识别和预报预警能力”[14]，建立风险清单，准确对各种潜在风险进行辨识和归类，开展全面性的风险排查和评估，重点“加强对危化品、矿山、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的安全风险排查”[14]，及早研判风险的发生缘由、基本趋势和波及范围，做到心中有数、对症下药、综合施策，力争将风险的危害降低到最低限。

其次，健全决策风险评估机制，增强风险治理的精准度。防范风险在前，可是一旦风险的底线被突破，也要有应对、化解风险的高招。科学、全面的决策可以有效防范和制止风险扩大、升级，减少风险防控中应急决策的负面影响。各级政府应着力完善各类风险决策评估机制，充分发挥专家作用，加强政府、民众、社会组织之间的主体沟通，做好信息发布、预防措施、应急救援、物资调度、社会稳控等方面的决策评估，充分预判各类应急决策带来的风险，及时采取配套措施或政策补救，保障决策顺利推进，提高风险防控的精准度。

再次，构建风险防控协同机制，提高风险治理的聚合度。建立健全风险防控协同机制，就是要动员全党、全国人民、全社会力量参与风险治理，形成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合力格局。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15]49，有效整合各种资源，形成“全国一盘棋”的互助格局，共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同时，积极动员公众支持和配合政府的防控措施，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和人人参与的应对危机局面，形成风险防控的整体合力。

复次，建立风险防控的责任机制，强化风险治理的履职度。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各级党政领导要切实承担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稳定’的政治责任”[16]，领导干部要树立社会责任感，“不能把防风险的责任都推给上面，也不能把防风险的责任都留给后面，更不能在工作中不负责任地制造风险”[6]82，坚持做到守土有责、负责和尽责，对那些玩忽职守、不负责任，造成重大社会危害的，做到失责必究，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同时，推动建立健全重大自然灾害和安全事故调查评估制度，完善“纵横交错”的重大风险治理责任体系。在横向上，完善“政—企—社”三大主体的责任分配体系，明确政府的“元治理”责任、企业的“能治理”责任、社会的“协治理”责任，厘清不同主体的法律责任问题，从而实现“分层式”的风险治理责任安排。

最后，运用现代化的科技手段，增强风险治理的精确度。新型肺炎疫情的治理过程，再次凸显出科学技术对于防范化解风险的巨大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类战胜大灾大疫离不开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17]，鼓励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将人力、资源、信息、设备等要素根据需要精准匹配，发挥其在风险感知、隐患评估、辅助决策、资源调度及治理绩效等方面的作用，保障各级政府风险治理的质量，提高风险防控的高效性。

(四) 全球合作：构建抵御世界风险的“命运共同体”

全球化作为不可逆转的时代趋势，制约和形塑新时代任何理论考量和生存实践的基本指向。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性扩张，民族国家向世界历史趋势的演进，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风险不再局限于狭隘的地域限制，也具有了全球性冲动。人类“正日益形成利益交融、安危与共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15]49，不同国家、民族之间休戚相关、不可分割，难以单靠自己的力量去应对风险。早在1994年5月，联合国主办的国际减灾十年中期回顾会议上通过了《建立更安全世界的横滨战略和行动计划》，这个文件强调开展国际合作对于灾害管理的至关重要性。2005年联合国召开的减少灾害问题世界会议指出，必须持续开展国家之间的讨论和对话，建立互惠、信任关系，致力于改善国际灾害预警和管理。2015年的《仙台减灾框架》明确指出，国际减灾合作是支持发展中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的重要前提。当前新冠肺炎的全球性爆发，愈发警示我们务必置于全球变迁的宏观视野开展国际合作，共同应对核危机、全球变暖、恐怖主义等世界性难题。

习近平总书记科学审视世界历史的交融趋势，放眼全球视野，提出各国要相互支持、相互合作，构建风险治理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理念为全球风险治理注入了人文关怀和价值追求，为推动全球风险治理、解决全球风险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它倡导制度创新与共识重构协同推进，既要完善现有的风险治理结构和机制，建立权威、透明、信任的全球风险预警与监测机制、协调和合作机制、监督和制裁机制，更要求各个国家遵从“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和“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全球合作观，实现各国相互合作、患难与共，共同应对人类危机。同时，中国用实际行动勾勒这种理念的治理方案，印证了普惠世界的决心与担当。比如，发起“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世界经济联动式发展；积极参与巴黎气候协定、召开“上合组织”青岛峰会，在解决全球气候问题上发挥引领作用；积极分享中国抗“疫”经验，倡导开展国际联防联控，支持发挥国际组织作用，推动全球性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这些理念与实践立意宽阔，超越了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道路，为完善全球风险治理贡献了中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