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国祥， 肖 昭

(武汉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武汉 430070)

1920年11月，缪伯英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京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位女党员。缪伯英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她以身许党，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用青春、热血乃至生命践行入党誓词，谱写了一曲壮美的共产党人的青春之歌、奉献之歌、生命之歌。缪伯英尽管生命短暂，其光辉业绩却彪炳史册，其精神风范催人奋进。值此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学习与践行缪伯英精神风范无疑是对先烈最好的缅怀与纪念，也是对先烈最大的告慰与回报。缪伯英精神风范主要包括不断求索、追求真理的求真精神，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以身许党、对党忠诚的奉献精神，敢为人先、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心忧天下、勇担使命的担当精神。缪伯英精神风范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是中国共产党集体道德记忆的重要起点，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精神资源，是激励广大青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努力的精神动力。

一、 缪伯英精神风范的主要体现

中共第一位女党员缪伯英精神风范有其丰富的内涵，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不断求索、追求真理的求真精神。近代中国风雨飘摇，在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下，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众多仁人志士都在寻找救国救民道路，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缪伯英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缪伯英起初抱有教育救国之宏愿，立志献身教育事业，缪伯英在报考中等学校、高等学校填写志愿时，首选的都是师范学校，从湖南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又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深造。辛亥革命后，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被推翻了，但新建立的中华民国依旧是“新瓶装旧酒”，民主共和并未实现。从袁世凯称帝到张勋复辟，一场场政治闹局轮番上演，军阀混战不断，民不聊生，广大人民特别是社会最底层的妇女仍旧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缪伯英越来越感到在腐败无能政权的统治下，单纯依靠教育是无法改变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那么，究竟什么道路能够救中国，什么主义能够救中国，缪伯英和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一起不断求索，在摸索中另觅它途。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际，中国出现了诸如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潮，缪伯英受这些思潮的影响，试图借助参加“北京工读互助团”并建立一个互助友爱的“小社会”模式，来探讨与试验一种“社会主义”的理想制度，从而过渡到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自由博爱、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为了实现这个理想，缪伯英不惜中断学业，积极投身于北京“女子工读互助组”的各种实践活动。但好景不长，“女子工读互助组”仅存在三个月就夭折了，它标志着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工读互助组”不过是海市蜃楼。何去何从，再次成为缪伯英认真思考的问题。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缪伯英在聆听李大钊讲授的诸如“唯物史观”“工人国际运动”“科学社会主义”等课程与讲座后，就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兴趣，如饥似渴地学习《共产党宣言》等科学社会主义著作，爱不释手地阅读《新青年》与《前锋》等共产党人的早期读物。通过学习、比较与思考，缪伯英坚信只有马克思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依靠工人阶级才能改造中国，改良主义在中国行不通，必须走革命道路。缪伯英不仅信仰马克思主义，还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改变自己、影响他人和改变社会。缪伯英在坚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由一个工读主义者转变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女党员、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开拓者。

二是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大凡有成就者，既靠聪明才智，更靠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缪伯英能以长沙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除了聪慧外，更多的是靠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缪伯英父亲在当时情况下愿意破费送女儿到北京求学，除了他的开明外，更多的是被缪伯英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所感动。

缪伯英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不仅体现在她的求学生涯中，还体现在她的革命生涯中。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意味着流血牺牲。在缪伯英同时代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中不乏临阵逃脱、叛变失节者，之所以如此，除了信仰不坚定，还在于缺乏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缪伯英在参加并指导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时就明确指出：“大凡人类对于一种制度发生不满足的问题时，由怀疑而至于破坏，由保存而至于改建，纯是人类进化很平常而不可免除的一种现象，故无论怎样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改革风潮，实丝毫没有什么可怕和反抗的价值！”“应顺着人类进化的趋势，大家努力，向光明的道路上走！”[1]“没有什么可怕”“向光明的道路上走！”是缪伯英发出的铿锵誓言，也是缪伯英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的真实写照。正是因为缪伯英具有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无论在建党组党工作中，还是在工人运动以及妇女解放运动中，缪伯英都表现突出、成绩斐然。当时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的李维汉后来回忆道：“伯英同志在妇女解放运动妇女反帝反军阀斗争方面，有显著成绩。她是一位杰出的妇女工作者。”[2]

缪伯英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不仅体现在革命顺境中，更体现在革命逆境中。缪伯英投身革命后既经历了革命顺境，也经历了很多革命逆境。在第一次国共合作顺利、北伐战争取得胜利之时，在工人运动风起云涌、顺利开展之时，在妇女解放运动如火如荼、成效卓著之时，缪伯英工作积极主动、勇于担当、表现出顽强的拼搏精神；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危机四伏时，在工人运动失败、受到镇压时，在妇女解放运动受挫、面临困难时，缪伯英坚如磐石、坚忍不拔，没有丝毫的退缩和动摇；在革命劳累过度导致免疫力严重下降以至染上恶疾不治、生命弥留之际，缪伯英仍在叮嘱丈夫：“孟雄，你要坚决斗争，直至胜利……”[3]182。

三是以身许党、对党忠诚的奉献精神。以身许党、对党忠诚是缪伯英精神风范的最大特色。缪伯英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以身许党的女党员。之所以能够做到第一个以身许党，缪伯英不是一时冲动、心血来潮，而是经过了认真比较、冷静思考、慎重选择。缪伯英比较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区别，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适应中国；缪伯英冷静分析了中国现实、军阀统治现状，对中国向何处去作了冷静思考，认识到军阀统治救不了中国，好人政府也救不了中国，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南的中国共产党才能拯救中国；缪伯英对马克思主义有关书籍进行了认真阅读，对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有了深入了解，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奋斗目标有了深刻认识，先选择加入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继而选择加入北京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

缪伯英一旦以身许党，就始终坚持对党忠诚，把一切奉献给党。能否始终坚持对党忠诚，把一切奉献给党是检验是否真正以身许党、是否为真正共产党员的试金石。缪伯英临终时说：“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3]182缪伯英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缪伯英在建党的开拓性工作中充当先锋，在党领导的工人运动中充当闯将，在参加党领导下的妇女解放运动中担当重任，在践行共产主义者的艰巨使命中义无反顾、奋不顾身。1923年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爆发，受党组织的委派，缪伯英与何孟雄、高君宇、罗章龙等共同领导了京汉铁路北段的总罢工。时任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对缪伯英的工作十分满意，表扬她是“宣传赤化的红党”。

四是敢为人先、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创新是一个国家、民族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和源泉，也是一个国家与民族摆脱困境、改变命运的不竭动力和源泉。要创新，必须要敢为人先、开拓进取。缪伯英的一生是敢为人先、开拓进取的一生。缪伯英开社会新风气之先，打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说教束缚，不仅接受中等教育，还接受高等教育，在高等教育专业上选择众多女生望而却步、难以企及的理化专业。缪伯英率先打破传统知识分子鄙视劳动、不屑劳动的陈腐观念，积极参与北京工读互助组，坚守“工是劳力，读是劳心，互助是进化”理念，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有机结合。陈独秀、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创建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缪伯英率先加入这个组织，是“几位同志通过缜密考察，共同研究决定同意批准加入这个组织的唯一女青年同志”。[4]911920年11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缪伯英是最早入团的成员之一。后来，为了充实党组织力量，李大钊决定吸收优秀团员缪伯英、何孟雄、邓中夏等五人入党。缪伯英不仅成为当时北京地区唯一的女党员，更是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

缪伯英敢为人先、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还体现在她率先领导与参加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缪伯英毕生致力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早在1920年12月，缪伯英就在《家庭研究》上发表《家庭与女子》的战斗檄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阐明家庭演变与妇女解放的关系，号召妇女同胞冲破一切封建罗网的束缚与禁锢，追求自身解放，做新时代的女性。这篇战斗檄文是中共早期组织关注妇女问题少有的几篇文章之一。中共一大召开后，缪伯英担任北方区委妇女部第一任部长，率先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导妇女解放运动，强调以获得政治权力来保障实现妇女权益维护，将妇女解放运动融入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去，以公开运动与秘密工作相结合的方法领导妇女参加革命斗争，并且注意团结各妇女群体的力量。1925年7月，缪伯英到长沙后，担任湘区委第一任妇女书记，其工作成效也可圈可点。

五是心忧天下、勇担使命的担当精神。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民族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当作自己的初心和使命，真正的共产党人具有心忧天下、勇担使命的担当精神。缪伯英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女党员，全身心投入到党的革命事业，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其所作所为证明了她是真正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真正体现了心忧天下、勇担使命的担当精神。缪伯英心忧天下，从小就立下了救国报国之志，先是教育救国，后是工读互助救国，最后选择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革命救国。

缪伯英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女党员，从来没有犹豫过、退缩过，而是勇担使命，敢于担当。缪伯英心忧天下、勇担使命的担当精神首先体现在她的建党实践活动之中。受党组织委派，缪伯英曾负责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党员为主的中共北京城支部的筹建工作，在她的努力工作下，支部于1921年初顺利成立，缪伯英担任第一任书记，成为这两所学校党组织的创始人。缪伯英心忧天下、勇担使命的担当精神还体现在妇女解放运动中。缪伯英勇担妇女解放的历史使命，1922年8月，组建成立“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并帮助全国各地女权运动同盟会成立，大大推动了全国妇女运动的开展。1925年，缪伯英担任中共湘区妇委首任书记，并担任湖南省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改组并领导了湖南省女界联合会。在缪伯英的领导与组织下，湖南妇女运动轰轰烈烈，取得了卓越成绩，得到了中共湘区委员会的认可与高度评价：伯英同志“做得出色，有显著成绩。她对党忠实，对革命负责，诚实朴素，沉着勇敢”[5]。

二、 缪伯英精神风范形成的缘由

中共第一位女党员缪伯英精神风范的形成既有湖湘文化的熏陶、北大校风的浸润，也有开明趋新的家庭教育，更有导师、朋友的引导和帮扶以及个人的觉悟与努力。

一是湖湘文化的熏陶。胡适说过：“大凡一个思想家，他思想体系的建立，总跳不出他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和他智慧成长期中的时代环境，这是他的根。其后树叶茂盛，开花结果，都是从这个根里长出来的。”[6]缪伯英于1899年10月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清泰乡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湖南这块沃土是她成长的根。湖南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湖南人“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即坚忍不拔的精神特质。有学者指出：“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迭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7]湖南独特的历史文化传承造就了湖南人心忧天下、经世致用、敢为人先的精神特质。从古代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忧民，贾谊“国耳忘家，公耳忘私”的忧国，《岳阳楼记》表达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近代左宗棠抬棺西行、收复新疆，谭嗣同舍生取义以求变法成功，黄兴创建华兴会以振兴中华为已任，无不渗透着心忧天下的爱国主义情怀。从南宋时期湖湘学派创始人胡安国提出的“康济时艰”、张栻提出的“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到明末清初王夫之提出的“欲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8]，再到陶澍强调的“有实学，斯有实行，斯有实用”以及贺长龄、魏源主持编纂的《皇朝经世文编》，无不体现出经世致用的精神特质。从周敦颐创建理学，开“三教九流”之先，到岳麓书院“朱张会讲”开不同学派会讲之先河，再到魏源率先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曾国藩成为“晚清名臣第一人”，无不显现出敢为人先的精神特质。缪伯英在湖南生活了近二十年，特别是她的智慧成长期是在湖南度过的，从而深受湖湘文化的滋养与影响，湖湘文化所具有的心忧天下、敢为人先、坚忍不拔、经世济用的精神特质深深植根于她的骨髓中。

二是北大校风的浸润。北大创立于1898年，初名京师大学堂。1912年，更名国立北京大学。1917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支持新文化运动，提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的学术思想，北大由此形成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校风。1919年，缪伯英以长沙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化系就读。她刚到北京不久，就结识了正在北京大学文科政治系学习的湖南籍青年何孟雄。听了何孟雄的介绍，她对北大的学习生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北大对校外人员听课不加限制，这就给向往北大学习生活的缪伯英“蹭课”的机会。缪伯英常来北大听课、看书读报、听演讲。受同乡何孟雄的影响，她对李大钊的课产生了极大兴趣，经常听李大钊讲授“唯物史观”“工人的国际运动”“社会主义”“女权运动史”等课程，成为李大钊的一名忠实编外学生。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倡导下，北大进步学生邓中夏、何孟雄、高君宇、罗章龙、李骏、朱务善等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不久，在何孟雄的介绍下加入该研究会，潜心研究《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书籍。1920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等九人在北京大学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北京早期组织。北京大学一批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创建北京社会义青年团、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为缪伯英成长进步提供了组织阵地。正是在北大校风的浸润下，缪伯英不仅找到了人生知己、人生导师，还找到了真理、找到了组织，完成了从无政府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转变，从普通学生到共产党员的巨大进步，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位女党员。

三是开明趋新的家庭教育。缪伯英精神风范的形成与其父亲缪芸可开明趋新的家庭教育是分不开的。缪芸可本是晚清秀才，却一点也不迂腐。相反，受维新运动影响，他反对八股取士，反对封建礼教，倡导新学。他接管缪氏宗祠私塾，将其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创办宗华学校，开宗明义提出“三民主义立本是吾崇”，旗帜鲜明地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缪芸可后来又赴日留学，悟到了不少“师夷制夷”方法，尤其对日本女子教育有了全新的认识。归国后俭朴生活，却疏财办学，潜心致力于女子职业教育事业。缪芸可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始终保持着崇高的精神境界。缪芸可追求新思想、新主义、新教育的理想深深影响了缪伯英，其榜样示范作用给了缪伯英许多正能量。傅立叶说过，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社会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缪芸可作为一个女子职业教育家，深谙女子教育对于妇女解放、社会进步的作用，并把这一理念灌输给缪伯英，鼓励她好好学习，掌握真才实学，以求得自身解放并推动妇女解放。缪伯英一生最大的成就是从事妇女解放事业，这与缪芸可的家庭教育是分不开的。缪伯英常去参加一些政治活动，缪芸可从不进行干涉，只是提醒女儿要将爱国之情、报国之志与爱国报国本领结合起来，要掌握过硬本领，以便将来造福社会。缪伯英参加北京工读互助团引来一些风言风语，缪芸可给女儿送上“我有心灵能识古，今逾耳顺亦知新”[4]83的诗句，以示勉励。正是由于父亲的开明，才给了缪伯英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最后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

四是导师、朋友的引导和帮扶。缪伯英精神风范的形成与其导师、朋友的引导与帮扶也是分不开的。缪芸可不仅是她的父亲，也是她的导师。缪伯英从小崇拜英雄却因自己是女儿身而抱怨不能驰骋沙场建功立业时，缪芸可便用历史上诸多女英雄的故事来鼓励她，还用近代湖南女革命家唐群英以及秋瑾的事迹来鞭策她。到了北京求学后，缪伯英有幸结识了李大钊，不仅从李大钊所介绍的马克思主义书籍中汲取精神营养，还多次从李大钊所讲授的课程中得到教育与引导，有时还就一些社会问题特别是女权运动、妇女解放等问题向李大钊请教，李大钊的教导使缪伯英豁然开朗，明白今后努力的方向是将妇女运动与工农革命运动相结合，通过推翻封建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来彻底实现妇女的翻身与解放。正是在李大钊的引导下，缪伯英加入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缪伯英与杨开慧既是同乡，又是童年的玩伴，两小无猜，可谓闺密。缪伯英通过杨开慧在长沙结识了毛泽东，多次就“女子解放”“个性解放”“社会解放”和“人类解放”请教毛泽东，从毛泽东睿智的回答中受益匪浅。到北京后，缪伯英认识了湖南同乡、北京大学学生邓中夏、何孟雄等人，并因志趣相投而与何孟雄相知相恋。正是在何孟雄的帮扶下，缪伯英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加入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之后，两人同心立志、携手并肩、共同担当起中国革命的历史使命，全身心投入到共产主义事业之中，共同谱写了一曲“英雄”恋歌。

五是个人的觉悟与努力。缪伯英精神风范的形成主要来源于个人的觉悟与努力。缪伯英自幼聪慧，悟性很高，勤奋学习，善于思考。1919年冬，缪伯英以长沙地区考分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20年12月，缪伯英发表战斗檄文《家庭与女子》，以敏锐的洞察力关注并思考妇女问题，显示其较深的理论修养和扎实的文字功底，这些无疑是其平时博览群书、好学上进的结果。缪伯英参加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后，潜心研读油印本《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逐步认识到斗争的重要性，革命觉悟不断提高，很快摆脱无政府主义影响，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帮助正在与自己恋爱的何孟雄摒弃无政府主义影响，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缪伯英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经常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五卅惨案”发生后，缪伯英在长沙发动成立了“女子宣传队”“女子纠察队”和“女子募捐队”，奔走宣传、游行示威，有力声援了上海工人的正义运动。缪伯英在湖南期间，将湖南妇女解放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提高了女性的自我意识，同时打击了军阀统治。在武汉期间，缪伯英依旧将妇女工作做得如火如荼。“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缪伯英与何孟雄等人根据组织安排前往上海开展地下工作。1929年10月，一心扑在革命工作上且长期过着清贫而不稳定生活的缪伯英积劳成疾，因抢救无效，溘然辞世。缪伯英病危时对何孟雄说：“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奈何因病行将逝世，未能战死沙场，真是憾事！孟雄，你要坚决斗争，直至胜利……。”[4]156

三、 缪伯英精神风范的时代价值

缪伯英，这位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位女党员，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奉献了自己的青春、生命和亲人。她的名字值得我们永远记住，她的精神风范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第一，缪伯英精神风范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孕育而成的优良传统、优良作风和精神气质。红色是革命精神最亮的底色，革命精神也是红色文化的灵魂。之所以叫红色，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希望建立红色中国、红色中华，其政权叫红色政权，其军队叫红军，其根据地叫红色根据地，其土地叫红色沃土，连参加革命的少年也叫“红小鬼”，红色是革命精神的特质。革命精神具有规范导向、教育塑造、感召激励、凝聚向心的功能，具有引导人、教育人、塑造人、感化人的价值取向。缪伯英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女党员，在将近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形成了以不断求索、追求真理的求真精神，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以身许党、对党忠诚的奉献精神，敢为人先、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心忧天下、勇担使命的担当精神为特点的缪伯英精神风范。缪伯英精神风范的形成与中国共产党的培养、教育、引导是分不开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在缪伯英身上的忠实体现与典型体现。缪伯英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份子，其革命业绩、光荣生涯所体现出的缪伯英精神风范彰显了革命精神、丰富了革命精神，是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现在处在和平年代，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已经不搞革命了，因此革命精神、红色精神不管用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极其危险的。不搞革命不等于不要革命精神，何况改革就是一场革命，全面深化改革更是一场革命。所以，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在新时代我们不能抛弃革命精神，不能抛弃红色精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进一步弘扬和培育红色精神，尤其是使青年一代“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9]。

第二，缪伯英精神风范是中国共产党集体道德记忆的重要起点。有学者认为，道德记忆是“人类道德生活经历在其脑海中留下的印记或印象”[10]，是对人类道德准则与规范、道德风俗与习惯、道德思想与精神、道德实践与行为、道德情操与情怀、道德人物与事迹等的记忆。道德记忆可分为个体道德记忆和集体道德记忆。中国共产党集体道德记忆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道德准则与规范、道德思想与精神、道德实践与行为、道德情操与情怀、道德人物与事迹等在人们头脑中留下的印记或印象。中国共产党道德记忆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道德楷模的记忆，是一件又一件中国共产党人道德事迹的记忆，是一个一个鲜活的名字，是一个一个英雄的形象。缪伯英就是这些鲜活名字和英雄人物中的杰出代表，并且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女党员，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集体道德记忆的重要人物，缪伯英精神风范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集体道德记忆的重要内容，还成为中国共产党集体道德记忆的重要起点。令人遗憾的是，作为长沙县开慧镇两名杰出的女共产党员，大家对杨开慧烈士印象深刻，记忆犹新，可对缪伯英却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人们对缪伯英的知晓度、记忆度与缪伯英作为中共历史上第一位女党员的地位很不相称，与缪伯英精神风范应该在中国共产党道德记忆中的地位也不相称。令人欣慰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国共产党杰出人物的挖掘、宣传与纪念。在缪伯英烈士逝世九十周年之际，其故居得以修缮并重新开放。《青春缪伯英》于2017年得以出版发行，电影《英雄之恋》故事片即将开机拍摄。这既是对缪伯英的纪念，也是对缪伯英精神风范的记忆与传承，也是中国共产党集体道德记忆的有力支撑。

第三，缪伯英精神风范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精神资源。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1]1为了这个初心和使命，无数中国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牺牲在革命的道路上，无数中国共产党人舍小家、为大家挥洒汗水、激情与热血在建设的道路上，无数中国共产党人勇于改革与探索、锐意进取建功立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征途中。缪伯英就是其中优秀代表，她为了初心和使命，以身许党，敢为人先，勇于探索，对党忠诚，勇担使命，从她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缪伯英精神永放光芒，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精神资源。中国共产党人要珍视这一精神资源，要时刻牢记中国共产党是怎么建立起来的，革命是怎么取得胜利的，红色政权是从哪里来的，不忘历史，不忘初心。现在，我们正在进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长征，广大党员干部必须牢记党的理想信念和根本宗旨，必须发扬革命战争年代那种敢于战斗、不怕困难的奋斗精神，勇于战胜各种艰难险阻、风险挑战，奋力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

第四，缪伯英精神风范是激励广大青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努力的精神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11]10缪伯英同志牺牲时年仅三十岁，她是中国青年的先进代表。生命不长，她每一天都用心对待；生命有限，她却为革命事业做出了无限贡献。她用生命为我们书写了什么是青年的理想、本领和担当。因此，学习她的精神风范，有助于激励青年一代履行肩负的历史使命。青年一代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要把自身的理想追求与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结合在一起，奋发图强，努力学习，不断提升自身文化素养和思想道德追求，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断奋斗。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际遇，每个人的人生都与自己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作为青年更应该肩负起时代赋予的新使命。新时代标志着新的发展，蕴含着新的起点，催生了新的使命，呼唤着新的作为，时代新人需要立足新时代，珍惜这一难得的历史际遇，创造新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