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伟伟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

人类社会发展是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的统一，社会发展规律有迹可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力图不断揭示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指导理论，在百年奋进历程中科学认识社会发展阶段、社会性质、社会主要矛盾，领导中国人民历经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利。梳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发展阶段理论认知与实践的百年轨迹，可以进一步明晰社会发展规律在中国的独特表现形式，增强党引领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对新发展阶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意义。

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民主革命时期，特殊的时代背景及现实国情决定了其诞生的首要使命及任务就是完成民主革命，推动中国社会摆脱受侵略压迫之窘境。面临重大且艰难的历史任务，为取得革命胜利，党在深刻剖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状况的基础上得出了诸多科学论断。

一是科学分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党的二大对中国经济政治状况进行了准确分析，揭示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自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1]626毛泽东同志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特点作出了系统总结：“一是封建的自然经济被破坏，但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依旧保持着，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勾结。二是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并产生重要影响，但是它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三是专制政权被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统治、大资产阶级联盟所代替。四是帝国主义操纵了中国的财政经济的命脉，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的力量。五是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六是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的广大人民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1]630-631党的六大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重申了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指出现阶段的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矛盾没有得到解决，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从封建社会性质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转变是中国社会发展发生质变的开端，虽然经历社会阵痛的艰难过渡期，但是对落后的中国来说，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下进行民主主义革命是迈向时代新纪元、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经之路。党成立之后对社会性质的正确认识是制定革命目标的依据，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是党制定一切路线、方针及政策的出发点。

二是精准判断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社会基本矛盾在所有社会形态中存在，社会性质决定了具体社会形态中社会主要矛盾的表现形式。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及其特点决定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1]631这两对贯穿于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矛盾的表现形式及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社会主要矛盾在不同时期呈现出此消彼长、相互转化的态势。大革命时期国内主要矛盾为北洋军阀及列强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这就决定了这一时期的革命任务为消灭列强支持下的北洋军阀；土地革命时期国内阶级矛盾占据主要地位，这就决定了革命以反抗敌对阶级即国民党反革命力量为主；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转化为主要矛盾，这决定了革命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主；解放战争时期国内阶级矛盾又成为主要矛盾，这就决定了革命以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为主。不同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具体内容的变化表明社会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导致了发展的阶段性特点，新民主主义革命划分为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等不同的革命阶段，划分的根本依据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性质和内容。精准判断不同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根据主要矛盾、次要矛盾的起承转换规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扩大革命统一战线是党抓住主要矛盾、各个击破敌对力量，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

三是“两步走”暴力革命是夺取政权的历史必由之路。“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经前者转变为后者的革命时期。与这个时期相适应，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2]445马克思将过渡时期看作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经阶段，“共产主义社会形态要想最终彻底取代资本主义社会必须要经过一个整的历史时期，处在这一历史革命过渡时期的国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3]共产主义革命要与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观念进行最彻底的决裂，无产阶级革命要上升为统治阶级后才能取得民主的地位，并且只能是通过暴力形式。革命时期，处于压迫地位的共产党人必须通过暴力革命反对反革命力量，打倒帝国主义是实现民族独立的基础，推翻封建主义的统治是实现人民解放的基础。在社会性质及社会主要矛盾准确判断的基础上，党确立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目标，并提出 “民主革命是为了建立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所没有过的社会制度，即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这个社会的前身是封建主义的社会(近百年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它的后身是社会主义的社会。若问一个共产主义者为什么要首先为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而斗争，然后再去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那答复是：走历史必由之路。”[1]559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临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本国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1]683以暴力革命反对反革命，坚持武装斗争是党和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必由之路。

四是超越社会形态演变一般规律性的特殊阶段。马克思认为，社会形态更替的实质是基于生产力发展基础之上的生产关系特别是所有制的更替，为划分社会发展阶段提供了基本方法。社会形态演变规律的阐释是基于对私有制社会的分析得出，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下社会形态更替依次经历了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属于五大社会形态范畴，按照社会发展运动的一般性规律，其应当属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阶段。由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指导，选择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加之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使得中国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革命胜利后直接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列宁曾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4]中国社会的跨越发展体现了在社会形态演变一般性规律上的特殊性，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领导中国人民通过暴力革命从封建社会过渡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特殊阶段，也是近代中国国情所决定的必经阶段。

二、 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新民主主义社会具有过渡性质

新中国成立后，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得以解决，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仍然存在，党面临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何去何从的关键抉择。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党对社会性质及发展阶段问题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并领导社会发展朝社会主义方向实践。

一是阐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性。新中国的成立并不意味着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从社会性质上讲这段时期不属于五大社会形态的范畴。“现在我们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的，但又是人民大众的，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老资本主义，而是新资本主义，或者说是新民主主义。”[5]110一方面，无产阶级政党取得了执政地位，不能将其归为封建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另一方面，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和旧国家机器仍然存在且发挥着重要影响，也不能将其归为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实现共产主义在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必须要有一个长期的准备过程，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是首要的政治前提，“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称为共产主义的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6]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地位后改变了根本的上层建筑，而后需要变更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与其相适应。新民主主义社会运动是在消灭了现存状况的原有社会中进行，同时又脱胎于旧社会，经济、思想道德等方面仍带有旧社会的痕迹，党在夺取政权后首要任务是处理好当前社会与原有社会的关系，消灭一切资产阶级关系。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基于中国发展的具体实际，党科学分析了国内仍然存留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残余，得出了“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历史阶段”[7]的正确论断。

二是明晰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马克思阐明无产阶级革命上升为统治阶级后的社会“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2]434所以在革命胜利后，“需要一步一步夺取掉资产阶级拥有的一切资本”[8]“首先必须消除阶级差别，从而消除由阶级差别产生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变动必然影响到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变动必然影响到上层建筑的变革，从而最后达到消灭一切旧社会的社会关系和观念。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就是不断革命。”[9]这里所说的不断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争得统治权之后要继续消灭资产阶级的社会关系和观念以达到更高的社会阶段。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表明，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最终的胜利，必须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在获得统治权后，工人阶级不能仅仅运用现成的旧的国家机器对新生的国家进行治理，为了使工人阶级长久地统治下去，无产阶级必须要“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它的压迫机器。”[10]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及借鉴巴黎公社经验教训基础上，深刻认识到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不是革命的最终目标，旧的经济基础和国家机器仍然存在，并且在一定程度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必须予以铲除，代之以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新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具体实际积极探索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深刻认识到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极端重要性，为之后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划定了根本方向。

三是进行“三大改造”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认清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之后，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对新中国成立后存在的经济成分进行了分析，明确提出当前主要任务是认清国情，快速发展生产，同时与企图颠覆人民政权的帝国主义进行斡旋，在不断发展生产中使中国稳步地变为强大的工业国。1952年，党认识到现在就要开始用10～15年的时间向社会主义过渡，而后在1953年提出过渡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渐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1]这条改造路线既坚持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过渡时期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新中国这个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农业大国的具体实际进行了伟大创新。“社会主义革命使用和平方法。”[12]1“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可以改变个体所有制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而且可以改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12]2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平顺利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1956年底三大改造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这一成功过渡，不仅是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同时也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伟大胜利，更是对马克思过渡时期理论的一次成功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三、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初步探索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党对社会发展阶段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分阶段的理论，并在此基础上科学分析了社会主义性质下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内容及其性质的问题，在早期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实现了理论创新，初探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一是生成“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理论。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时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分为两个阶段的经典理论。“建成社会主义也有个边，但这个边不是说不要进一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13]116提出这一结论有其理论依据和现实背景。列宁重申了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这个刚刚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在各方面还带着旧社会痕迹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称之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14]列宁将社会主义看作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毛泽东继承了这一理论，同时对中国的建设实际进行了总结，这对于廓清当时党内存在的关于社会发展阶段问题的左倾冒进思想以及科学认识中国发展阶段具有重要意义。在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理论的基础上，党对于中国现实的社会主义发展有了更为具体的认识、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划分,产生了独创性的理论创造。在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中，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以及对经济建设的原则及发展长期性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理论的时代化、中国化发展，丰富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

二是党的“八大”科学阐释了社会主要矛盾的内涵。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伴随着整个人类社会进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社会基本矛盾仍然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与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形态不同，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有其特定内涵。党的“八大”明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够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5]这是党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对社会主义形态下的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认识，阶级矛盾自党成立以来历史性地从社会主要矛盾的地位消退，生产力和人的发展被置于社会主要矛盾的位置。在正确认识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上，党提出全国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的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在社会主要矛盾运动中，发展工业、积累国民经济基础的生产力追求以及人民经济文化解放的价值追求促使党和人民“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16]44，以苏为鉴，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三是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非对抗性。社会主义社会不是尽善尽美的社会形态，尤其是处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初始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社会的根本矛盾。在社会主义性质下，以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根本矛盾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社会矛盾不再是对抗性的，而是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16]206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性质有着正确认识，但是由于新社会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农业国，生产力极度落后，加之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在实际发展中走了弯路。一方面，过度夸大社会发展阶段，发动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等偏离正确路线的实践。究其根本，在于对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问题上没能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没能够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看到了这一系列运动的弊端，深刻思考了社会发展阶段问题，改正了这种急于求成的思想，逐步认识到社会主义的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积极调整了国家发展政策。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建设要从实际的经济基础出发，调整经济社会发展的“八字方针”在此种情况下被提出来，并在一段时间内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发生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状况。社会主义社会非对抗性的矛盾解决不能以延续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为主要方法，而是要采取民主的方式方法。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由于持续的错误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影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大革命给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现代化进程带来了极大的灾难。

四、 改革开放新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基本国情和最大实际

改革开放是党作出的一次关键抉择，顺利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征程，党在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指导下开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同时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在领导治国理政中愈加深刻。

一是明确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阶段历史发展来说必然的环节。”[17]共产主义的实现是动态扬弃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共产主义的实现要经过两次否定，即第一次对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否定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第二次否定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再次进行否定，是从自身开始的肯定后的更为高级的否定。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18]苏东剧变的深刻教训表明，恪守教条、不懂变通只能面临失败的命运。党及时认识到变革生产关系的重要性，改革开放是对社会主义社会自身的一次否定，是社会主义社会得以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必经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毅然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在社会基本制度不作根本变动的前提下不断调适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从实际国情出发逐渐发展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二是建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党的十三大前夕，邓小平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依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19]252邓小平的这段论述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其不但继承了马克思列宁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分阶段且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理论，而且继承了毛泽东关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同时又在中国发展的实际中做出了理论创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重要论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对我国社会发展有了清晰的定位，是对当代我国基本国情的科学判断，是一切建设发展的最根本的依据。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是仍处在初级阶段，这是中国社会发展基本的国情和最大的实际，党和国家的一切方针政策都要从这一根本判断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不可避免的阶段，同时也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变化、向前发展的阶段。随着改革开放的纵深发展，改革开放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随之产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内的诸多发展节点，证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动态发展性。

三是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再判定。正确认识社会主要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社会主义曲折建设的经历给了党和人民极大的教训。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这一决策后，随即党对社会主要矛盾进行了重新认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重要论断——“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20]。这一社会主要矛盾的内涵既延续了党的“八大”关于落后的生产力和人民发展需要之间的矛盾，同时又在经历了社会主义二十余年建设后，根据最新的生产力发展和人的解放状况创新了话语表达。衡量社会发展一般有两个重要尺度，一个是生产力尺度，一个是人的尺度，两者是统一的关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求、不断实现人的解放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价值追求，党在改革开放初期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认识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时也在中国具体发展实际的基础上产生出中国化表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决定了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积累物质文化基础以满足人的发展需求。

五、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继续不遗余力、大刀阔斧地深化改革，推动社会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等各个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党对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认识表现出新的时代特点。

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宣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社会发展新的历史定位。”[21]10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个静态、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阶段，也不是一个自发、被动、不用费多大气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过的阶段，而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22]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后，关于其时限的问题一直是学界研究探讨的重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阶段性总结，同时也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到全新历史起点的阐述。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新时代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的一个节点，二者既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一方面，新时代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同一层次的概念，其二者属于“大阶段论”和“小阶段论”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相对于社会主义形态发展演变来讲的，属于“大阶段论”；新时代是相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来讲的，属于“小阶段论”。另一方面，新时代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下的发展阶段，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梯式递进至特定节点的规定，证明社会不断发展进步、愈加接近质变飞跃的过程。

二是及时研判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1]11新时代的提出表明社会发展进入全新阶段，相应的前提是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巨大转变，旧的社会主要矛盾基本得到解决，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这是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重要论断的发展基础。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内涵表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再是落后性质，我国生产力水平在诸多领域已经达到世界前列，落后的性质已然不能将其准确概括。同时，地区、行业和产业的发展仍然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诸多问题，特别是在创新领域、城乡协调发展、经济与生态关系等领域。从人的发展来看，人民基本生活需求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但是人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远未达标。在实现基本的政治、经济解放后，人们追求更高层次的文化解放、社会解放、生态解放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趋向愈加明显。社会矛盾的变化是判定社会发展形态和阶段的重要依据，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觉基础上及时研判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内涵，明确了生产力发展和人的发展指向。

三是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新发展阶段是我国社会发展的最新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2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在国家和政党高层会议层面正式开启了新发展阶段的征程。新发展阶段作为我国社会发展的全新历史方位，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最新中国化成果，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最新阶段。新发展阶段的历史定位应理解为作为一般社会形态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并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历史节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贯穿社会发展的基本逻辑，进入新发展阶段这一论断不代表着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结束，更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跃升，而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根本依据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到一个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新时空。

六、 中国共产党研判社会发展阶段的经验总结与发展启示

(一) 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不断生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

中国共产党在把握中国国情、分析社会性质、社会主要矛盾的过程中，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逐步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和阶段性，逐渐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党成立百年来，不管是在对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上还是在引导社会发展的方向和实践上，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相关理论的指导。首先，革命战争时期党在马克思过渡时期理论的指导下领导人民暴力反对反革命力量，使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转变为独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理论和实践是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其次，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正确分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性，在发展的岔路口坚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三大改造”运动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此后又进行了艰辛探索，形成了有关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重要理论成果。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党准确分析了社会主要矛盾的性质和内容，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实现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重大理论创新，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指导下，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跨越发展，相继进入新时代、新发展阶段。可以得出，党在百年奋进历程中对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中国化创新，丰富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

(二) 遵循实事求是方法论原则，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判断社会发展阶段

“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19]146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但不能教条地、被动地接受其指导，关于这一点，党在百年历程中有深刻的经验教训。革命战争时期战略的制定需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以城市为中心还是以农村为根据地，不能完全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做出决断，而是要根据中国革命发展的具体形势，准确判断革命究竟发展到哪一阶段。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犯了严重的机会主义和教条主义错误，没有认清革命发展的阶段，革命遭到重挫。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尽管毛泽东曾指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13]300但是由于新中国工业基础薄弱，党自身建设经验不足，社会主义发展出现了冒进、急于求成的状况，路线、方针政策偏离了社会发展阶段的实际，发展遭受了停滞甚至是倒退。无独有偶，纵观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苏东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夸大了社会发展进程，并且没能及时制止错误政策，最终难逃失败的命运。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方法论原则，深入了解、分析实际情况，遵循客观规律进行发展建设。急于求成、冒进，不能清醒认识社会主义建设长期性的做法只会对社会发展产生消极影响。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党自身建设的成熟和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不断认识，党对我国社会定位的认识越来越清晰，能够紧紧把握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在苏东剧变的严重影响下，保持了社会主义在中国向前发展，并发展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启示了党和人民，发展社会主义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坚决抵制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只有在认清社会发展阶段的基础上，才能有的放矢地制定发展政策，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的阶段性发展。

(三) 重视剖析社会主要矛盾，根据矛盾变化研判社会发展阶段

正确认识不同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是党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胜利的一条重要经验，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伴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准确分析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存在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确立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标。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伴随着反帝反封建革命任务的完成，随之，我国社会性质发生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的转变。经过三大改造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后，党的“八大”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正确的判断，但是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却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错误地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种错误的认识最终导致了阶级斗争扩大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一错误实践。改革开放以后，党对社会主要矛盾进行重新认识，在社会发展阶段问题上也得出了正确的判断——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1]11在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基础上，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可以得出，党关于社会形态、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始终重视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并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和变化情况作出判断。党的十九大指出，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没有改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新阶段必须着力解决好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使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质变，使社会突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入新的更高形态。

(四) 分阶段建设社会主义，引领社会不断实现“台阶式”发展

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注重制定阶段性目标，在逐个解决矛盾中实现社会“台阶式”发展。革命战争时期，党逐渐认识到，鉴于反革命力量强大且复杂，革命发展不同阶段的主要敌人不同，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分阶段取得革命胜利。革命必须分两个阶段，第一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此基础上才可以完成第二步社会主义革命。其次，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党开始独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对社会建设的时间问题作出探索。毛泽东指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13]301党制定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力图以5年发展为一个单位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23]“两步走”战略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成功探索，给后来党制定阶段性目标提供了借鉴。改革开放以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正确认识下，党又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分为若干阶段，从“三步走”战略、“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到“新三步走”战略，再到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两个阶段的安排，社会在一个个目标实现中完成了“台阶式”发展。自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后的六七十年的发展历程，证明了分阶段建设社会主义的科学有效性，“十四五”规划正式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迎来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阶段。

七、 结 语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发展的实践逻辑中，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在百年奋进历程中不断深化，发展出中国特色社会发展阶段理论，并进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中国的发展实践证明了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论的真理性，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也是发展最为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中国所处的发展方位以及对未来发展阶段的研究是当今时代我们研究共产主义发展阶段的直接现实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要求党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不断加强对社会发展阶段及阶段节点和特征的剖析，发展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论，探索在21世纪新形势下发展社会主义的新模式和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