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与践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必须把握其内蕴的方法论价值。马克思研究世界历史的方法凸显了三重维度，它们既彰显马克思在历史观上的变革，也对理解“逆全球化”现象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实践维度上，马克思通过批判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抽象性，指明世界历史是不可逆的物质实践过程，揭示“逆全球化”现象的非历史性。在资本维度上，马克思通过论述资本对世界历史的辩证作用，说明资本逻辑既是世界历史的核心，又是世界历史必须克服的内容，揭示“逆全球化”的本质是对资本全球化内在问题的反映。在价值维度上，马克思通过强调世界历史的价值旨向是实现人类的自由与解放，指明世界历史本身具备实现其价值旨向的基本要素，揭示“逆全球化”的趋向是对人类发展终极价值的背离。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内容丰富，它揭示了人类历史从封闭孤立走向开放融合、从单一民族国家走向全球共同体的发展过程与内在规律。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指出：“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1］学习什么、实践什么的问题，成为研究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根本要义。纵观学界研究，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逻辑、内涵及意义已经得到较多重视，而对其方法论的讨论还不够充分。事实上，马克思图绘其世界历史思想的方法具有多重维度，这些思想维度各具不同的方法论价值。

同时，近年来越演越烈的“逆全球化”现象不仅打破了“全球化”的原有发展逻辑，也再次彰显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方法论价值。可以说，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既是理解“全球化”的理论工具，也是批判“逆全球化”的理论武器。因此，本文以论析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方法论的三重维度为重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逆全球化”特性、本质及趋向的理解，以期深化对“逆全球化”现象的批判性认知。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实践维度与“逆全球化”的特性

考察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必然不能忽略黑格尔对世界历史的研究。从研究成果来看，黑格尔关于历史哲学的观点大部分集中呈现在 《历史哲学》 一书中，该书由其学生爱德华德·干斯（Edward Gans）根据黑格尔在柏林大学的演讲内容整理而成。从研究贡献来看，作为近代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不仅把始于18世纪的近代资产阶级世界历史理论推向了思想巅峰，也暴露了他在认识世界历史过程中的“黑格尔式”缺陷。

具体来说，黑格尔对世界历史的理解主要包括两点。第一，世界历史是合理的过程。黑格尔将研究历史的方法分为三类，即“原始的”“反思的”与“哲学的”。其中，“哲学的”方法是他推崇的。不同于“原始的”与“反思的”方法，“哲学的”方法以“理性”理解和把握历史。黑格尔认为：“‘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2］(P8)也就是说，世界历史是理性的产物及财产，是“绝对精神”展开自身、实现自身的场所。第二，世界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的。黑格尔用太阳自东向西的运动轨迹形容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认为世界历史开始于东方世界，经过古希腊罗马世界，最终进入日耳曼世界。在所有阶段中，日耳曼世界是历史的最高级状态，是世界历史发展的顶峰，也是实现自由的辩证法过程的完成地。因此，恩格斯赞誉黑格尔第一次“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3］(P398)。然而，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来看，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他把“理性”视为世界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一观点使其理论不可避免地掉入唯心主义的陷阱之中，是对历史与思想关系的头脚倒置。这种抽象的历史认知方式，导致黑格尔世界历史思想的简单化与片面化。

马克思不满于黑格尔对世界历史的抽象理解，批判地建构新的历史哲学观。为此，他开展两方面工作。第一，指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批判的不彻底性。在马克思之前，费尔巴哈从唯物主义出发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历史思维方式。他提出，只要将黑格尔思辨哲学中的主客体相颠倒，就可以清算黑格尔在主体问题上的错误认识。但是，马克思却对此批判道，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者在理解对象、现实与感性时，“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4］（P133）。这是旧唯物主义者的主要缺陷，也是导致他们无法进入历史内部的根本原因。第二，彻底颠倒黑格尔以理性为主体的世界历史观。马克思认为，黑格尔谈及的历史是完全抽象的，脱离了现实的人。马克思把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方法继续贯彻到历史研究领域，明确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4］(P169)由此可知，在历史哲学观上马克思与黑格尔、费尔巴哈的根本区别在于，把实践的观点引入对“世界历史”的阐释之中。

理解马克思以实践为基础的世界历史思想，需进一步明确三点。第一，世界历史是一种事实性的存在。总的来说，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研究的是“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这一事实发生的原因及内在规律。因此，把世界历史作为客观事实而不是思维抽象的结果，是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基本前提。第二，世界历史是由现实的人创造的。唯物史观考察历史以人为出发点，“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4］(P153)。第三，世界历史是物质生产实践和生活实践的反映。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经提出：“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5］(P196)同时，可以说，不论是何种意义上的“世界历史”，都与实践具有不可拆分的联系。

那么，实践哲学维度下的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对理解“全球化”能产生什么启迪？对解释“逆全球化”又有什么指导意义？可以认为，以实践哲学为基础的“世界历史”证明全球化决不是先验的存在，而是国家历史、民族历史转向“世界历史”的结果，是生产力不断发展、交往不断扩大、生产关系不断改善的结果。因此，“全球化”必然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内蕴长久的历史逻辑和历史进程。虽然“全球化”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才由西方学者提出，但是，全球化的历史源头实际上可以无限往前追溯。进入21世纪后，全球化已经将世界各地的民族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跨国贸易、跨文化交流、跨区域合作等模式成为各国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发展的常态。所以，不管是回顾过去、考察当下还是展望将来，全球化都是历史的趋势，是历史的必然。相较来看，“逆全球化”的出现从根本上阻碍了全球化的原有进程，扮演着全球化的“减速器”角色。从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到2017年美国宣布正式退出跨太平洋伙伴贸易协定（TPP），再到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的不断升级，这些事件逐渐体现出西方国家在政治方面的民粹主义、在经济方面的贸易保护主义与本土主义、在社会方面的民主主义和排外主义。虽然表面上是不同目的的思想外化，但实质上它们都在与全球化逆向而行，是与全球化理念与实践的一种背离。因此，“逆全球化”是非历史性的，是一种不合乎历史逻辑的现象。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资本维度与“逆全球化”的本质

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反映世界历史的物质实践就是以资本为核心的生产过程。资本与历史发展的关系十分密切，因此资本成为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另一重要维度。就资本与世界历史的关系而言，马克思从两个层面进行论述。

一方面，资本在时间维度上推进世界历史。马克思认为，资本样式实现从等级资本到商业资本，再到工业资本的变迁，历史也随之走向世界历史。最初，在中世纪的城市中，“资本是自然形成的资本”［4］(P186)。不管是在行会关系中，还是在师傅与帮工的宗法关系中，资本都是完全依附于特定劳动的。在这一阶段，不同地域、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交往很少。同时，由于受到不同地域之间封闭性和社会等级制度的限制，资本只能在狭小的范围内运动，马克思将这种资本称为等级资本。接下来，资本样式从等级资本跨越到商业资本的过程是在工场手工业时代实现的。生产关系和交通的进步使人们摆脱原有的行会束缚和地域界限，乡村人口的集中以及不同城市之间的分工刺激了工场手工业的产生。在此过程中，部分资本开始向个人，准确地说是商人手中积聚。马克思指出：“越过自然形成的等级资本而向前迈出的第一步，是由商人的出现所促成的，商人的资本一开始就是活动的，如果针对当时的情况来讲，可以说是现代意义上的资本。”［4］(P189)在这个商业和工场手工业不断扩大的历史阶段，各国在彼此交往中建立联系，甚至开辟“世界市场”的雏形。然而，由于世界市场的被分割、竞争的消除、生产的不灵活以及货币制度的不成熟资本，资本在这一时期的流通速度与后期相比还是缓慢的。推动下一种资本样式产生的是大工业的兴起。大工业不仅具有广泛的分工和普遍化的竞争，而且创造出现代的交通工具和生产体系。这些生产条件使大工业将商业资本转变为工业资本，由此促使资本进一步集中。因此，资本的第三种样式在大工业的刺激下产生。工业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体系运转的基础，是导致社会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矛盾的前提。大工业除了孕育工业资本，还是世界历史的缔造者。在大工业时代，“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4］(P168)。

另一方面，资本在空间维度上塑造世界历史。世界市场的建立是资本在空间维度上塑造世界历史的重要标志。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已经蕴含创造世界市场的总体趋势。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殖民扩张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获得原料和占据市场的主要手段。没有殖民扩张提供的原始资本，资本主义生产难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建立起来。同时，这一切又取决于世界历史的展开。资本家对资本的充分利用和对商业奥秘的把握有天生的优势，因此资本家在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后，又马不停蹄地为扩大产品销路寻找新的需求。为实现此目标，资产阶级必须奔走于世界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4］(P404)，这种联系就是世界市场的最初形式。随着资本的不断涌入，以资本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在世界各地步入正轨，世界市场由此建立。可以说，作为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总和的世界市场规定了世界历史的主导力量和未来走向。

然而，资本不仅为世界历史的发展提供动力，也使得世界历史处在资本逻辑的抽象统治之下。资本逻辑的本质就是不断追求剩余价值，实现资本的增殖。它摧毁所有阻碍世界历史形成的限制，将资本增殖的任务贯彻到世界各个角落，用资本吞噬劳动者的劳动时间，榨取工人的剩余劳动创造剩余价值。因此，资本逻辑下的世界历史受到马克思的强烈批判。

第一，“世界历史”导致民族国家关系的失衡。世界历史首先由资产阶级开创，他们通过建立世界市场和开展国际贸易将世界上不同的民族国家联系成为一个整体。然而，整体内部却存在着严重不平等问题。马克思把资产阶级开创的社会称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现代意义上的资本”“现代工人”以及“现代私有制”等都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性特征。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不同于传统社会，它是文明的、开放的。文明即是抛弃过去传统社会中愚昧、封建的部分，开放即是摆脱封闭的发展状态，这种特质不仅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本身，还使得其他没有进入现代社会的国家以及被束缚于封建生产方式中的农民也被迫做出改变。世界历史越发展，被迫做出改变的民族和国家越来越多，以宗主国和附属国为模式的国际关系体系越来越显著，由资本主义开辟的世界历史从此处在严重不平衡的关系格局中。在不平衡的关系格局下，资本主义国家基于其优势地位在国际贸易中剥削弱国。纵使资本主义国家一味地在国际贸易中鼓吹自由平等交换原则，但在实际交易的背后永远是不平衡的国际关系和残酷剥削。通过世界市场，资本家不仅剥削工人的剩余劳动，还在国际贸易中不断利用不同国家发展不平衡的现状，掠夺他国资源、在国际竞争中获取自身利益的增殖。更为严重的是，资本家们还充当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者，借用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口号阻碍落后国家的发展。

第二，“世界历史”致使世界经济的失调。资本主义时代最重要的成果是基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变革产生的生产体系。资产阶级以机器大生产代替了封建社会落后的生产方式，以雇佣劳动代替了传统的生产关系。机器生产的运用使得劳动者的角色发生转变，他们由具体的操作者变为对机器的管理者，这有效地帮助他们从原先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也激发了工人的内在需求和能力，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表现出更强的活力。但是，劳动者在解放双手的同时，却为资本释放其本性提供了机会。机器生产效率的提高使得资本家可以从工人那里剥削更多的剩余劳动，并利用剩余劳动创造剩余价值。因此，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关系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轴心。同样，世界历史的发展也包含资本与劳动的对立。然而，资本主义本身不能很好地调节其生产方式的矛盾，危机的发生也必然是不可避免的。更严重的是，世界历史的形成使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自身的失调成为“世界性”危机，资本和劳动的对立在世界市场中集中表现为世界各国的连锁反应。以世界市场为基础，“资产阶级生产的一切矛盾，在普遍的世界市场危机中集中地爆发，而在特殊的（按内容和范围来说是特殊的）危机中只是分散地、孤立地、片面地爆发”［6］(P824)。资本主义生产将其内在矛盾通过世界市场带到世界各地，矛盾成为世界性的存在，由此矛盾引发的危机因而也成为“世界性”的了。

第三，“世界历史”引发社会意识的失序。在以资本为中心的世界历史进程中，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政治和文明等方面的发展中具有强烈的优越性和优先性。因此，资本主义国家容易产生“人类中心主义”的社会意识，并以此为原则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肆意宣扬其价值主张。事实上，马克思在建构其世界历史思想时，始终在规避中心主义。对马克思来说，他承认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经济发展中会在一个时期居于中心和领先的地位，但是，这种中心不是历史的中心，更不是人类文明的中心。世界历史的发展没有中心，只有不断被超越的各个历史阶段。

由上可知，“世界历史”就是资本的展开过程，也是理解全球化的根本依据。关于这一点，国内外学者们基本已经达成共识。多数学者认为全球化就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过程，也有学者直接将全球化界定为“全球资本主义”。在他们看来，研究经济、文化方面及社会方面的全球化问题，都无法舍弃对资本因素的考量。资本既是推动全球化形成的必要因素，也为全球化制造了诸多问题。那么，“逆全球化”的出现又意味着什么？其本质是什么？解答此类问题，必须深入理解“逆全球化”的始作俑者们，也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现实困境。一方面，自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发生后，美西方国家在经济方面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击。甚至在十几年后的今天，这些国家依然没有摆脱经济持续衰退的厄运。另一方面，西方国家为发展高科技产业、转嫁生态危机，将国内高耗能、高污染、低技能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虽然因此换来产业的升级换代和良好生态环境，但导致国内失去大量就业机会，国内失业率逐年攀升。两方面的困境导致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中下层民众的生活难以为继，国内矛盾冲突不断激化。

与此同时，新兴发展中国家则试图克服由资本全球性扩张带来的问题，努力追求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平等地位，最典型的国家就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动拥抱全球化，努力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方式，走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四十多年来，经济实力、科技动力及治理能力的突飞猛进使得中国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主动与第三世界国家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他们提供实际的发展经验。这些优异的成绩都在证明中国因全球化而变得更加强大，中国已经成为推动全球化健康、有序、积极发展不可或缺的动力。即便如此，全球化的主导权仍然紧紧攥在少数西方发达国家手中，全球化的资本主导本质没有发生改变。在此背景下，西方国家为了进一步捍卫自身在全球化中的主导权，维护本国、本民族的利益，将国内问题全部归咎于全球化，“逆全球化”的政策举措由此登场。因此，作为面对全球化的另一种态度，“逆全球化”的本质是对资本全球化内在问题的反映。

三、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价值维度与“逆全球化”的本质

资本的发展有其自身不可突破的界限，扬弃资本逻辑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也清晰体现了这一点。在马克思看来，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同样是人类不断超越自我的过程，是人类不断摆脱他人限制、地域限制和物质限制的进程，在其思想内部，孕育了人类不断追求的价值和目标，即自由和解放。

一方面，从思想来源看，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自由”精神影响了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构建。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意识的进展，这一种进展是我们必须在它的必然性中加以认识的”［2］(P17)，进而把自由的实现与世界历史联系在一起。可以说，黑格尔对世界历史运动合理过程的研究影响了马克思，特别是在追求自由方面，马克思和黑格尔具有一定的前后相继关系。与黑格尔把世界历史描述为“无非是‘自由’意识的进展”相类似，马克思把世界历史发展的最终阶段描述为“自由个性”的实现。然而，马克思却不认同黑格尔以“自由”为目的的历史解释方式。他认为，黑格尔把自由的实现作为精神思辨过程，是纯粹抽象的思维运动。通过这种方式发现的历史也只是思维的抽象，不是现实的人的历史。而要获得真正的自由，必须深入历史的经济事实。

另一方面，从历史现实看，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造成个人自由的丧失。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历史的主体应是自由的、有个性的、从事历史活动的个人。作为历史主体的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样子改造世界。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形成之前，个人表现为以人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社会形式。在其之后，个人则改变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社会形式，整个社会形成以普遍物质交换关系为核心的体系。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的纽带不再以血缘和种族为界，这种联系可以把一切关系都转化为交换价值，个人可以以物的形式去占有社会权利、支配别人的活动和社会财富。特别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诞生后，这种以物的占有为目的的交往活动成为世界历史性的。世界历史性的交往活动越多，单个人受到异己力量的支配就越多，受到世界历史力量的支配也越多。在被资本主导的世界市场中，个人丧失了按照自身活动去把握世界、主动且有选择地改造世界的能力。在此过程中，个人被异己的世界市场力量支配，所有的活动都以资本增殖为前提和目的。基于此，马克思认为：“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4］(P169)因此，人类的自由和解放取决于世界历史的进程。

与此同时，马克思分析“世界历史”为人类解放提供的基本要素。第一，推进人类解放的世界历史进程的主体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产物，它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不断壮大起来，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运动中的最具革命性的一方力量。从斗争的目的上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运动不同于以往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要摧毁私有财产，消灭私有制统治下的一切。从斗争的范围上说，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联合。随着大工业和世界市场的迅速扩张，资本的力量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无产阶级的斗争必然也会实现世界范围内的联合。正如马克思所说：“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4］(P419)无产阶级的解放与人类解放紧密联系在一起，各文明国家的联合意味着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世界性的，斗争胜利后建立的新世界将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这种联合体中每个人都可以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因此，无产阶级肩负的是人类解放的世界历史使命。

第二，发达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力是世界历史得以实现人类解放的动力。我们知道，生产力的发展和普遍交往的产生是世界历史形成的关键。生产力的发展是普遍交往建立的前提，因而是更为根本的因素。当社会处在生产力低下的历史阶段，人类往往将寻求解放的愿望寄托于神、宗教等精神存在。但是，宗教解放不是真正的人类解放，真正的人类解放要从应有的东西走向现有的东西，在物质实践中发现现有事物的规律，进而实现个人的自由与解放。生产力越发展，资本的束缚越牢固，人类解放的愿望就越强烈。在此情形下，越来越多的无产阶级自主地结为联合体反抗资产阶级的统治，这种联合体在地域上不断扩大，最终将形成世界范围的大联合。无产阶级在完成反抗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后，世界历史将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历史阶段，人类将迎来真正的解放和自由。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为人类解放的世界历史进程提供了物质基础。

第三，共产主义的世界历史把人类解放作为其价值旨向。马克思把世界历史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存在其自身不可解决的弊病，由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走向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具有必然性。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无法实现人类解放的目标，这是因为它不会把全球人类的价值诉求作为发展趋向，它的目标是把资本主义的生产推向世界的各个角落，完成资本的增殖和扩张。因此，将世界历史的进程与共产主义运动结合在一起是扬弃资本主义的必要手段。在共产主义的世界历史时代，个人的自主活动与“个人向完全的个人的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相适应”［4］(P210)，也就是说，人类获得解放和自由、实现全面发展是世界历史的共产主义阶段的最高表现。

四、结 语

总之，马克思从价值维度理解“世界历史”的方法启示我们，价值问题是全球化当前以及未来发展中都面临的关键问题。多元价值观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为全球化制造了诸多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全球性的治理问题接踵而至。在此背景下，形成全球性的价值共识对全球化具有紧迫性的意义。具体来说，推动全球各国在经济上更广泛的合作、在文化上更深入的交流、在社会上更全面的互鉴是全球化的基本价值共识。为此，多数国家都在积极朝向此目标努力，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同样也不例外。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提出人类“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7］，党的十九大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并写入党章。“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树立对话协商的和平观、共建共享的安全观、合作共赢的发展观、交流互鉴的文明观及绿色低碳的生态观等基本价值观。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针对全球治理困境提出的中国方案，也是中国积极关于全球化价值共识的伟大构想。与此同时，中国也致力于实际行动，“一带一路”的建设标志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真正由思想变为实践。在此意义上，美国、英国等国家对“逆全球化”的推动则完全是对全球化价值共识的蔑视甚至抛弃。他们一味贪恋自身在全球化进程中固有的权力和利益，罔顾其他国家为全球化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更谈不上对人类自由与解放事业等长远价值目标的认同。因此，“逆全球化”的趋向是对人类发展终极价值的背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