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晓娟，娜 央

（1.西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西藏拉萨 850000；2.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 北京 102206）

引言

1980年，中央召开了第一次西藏工作会议，中央针对西藏的具体情况，制定了相应的优惠政策。[1]一直以来，西藏的扶贫问题持续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截至2019年年底，西藏74个贫困县区全部脱贫摘帽，62.8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历年动态调整增加3.8万人）实现脱贫，从2015年建档立卡开始到2019年，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从1499元增加9328元。[2]“两不愁三保障”的全面实现，意味着西藏各族群众彻底消除了绝对贫困问题。2020年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要在巩固脱贫成果方面下更大功夫、想更多办法、给予更多后续帮扶支持，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3]的指导思想。自1980年以来，学术界针对西藏扶贫问题展开大量的研究，截至2021年6月，共有568篇。

当前学术界需要进一步理清的是：“西藏扶贫的影响因素？西藏扶贫的阶段性特征是什么？西藏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之间如何进行有效衔接？西藏扶贫研究的重要文献、热点主题以及特殊性是什么？与全国扶贫研究相比，西藏扶贫研究有没有不一致的地方？

鉴于此，本文利用文献计量分析法对西藏扶贫的研究进行归纳总结，并利用扎根理论对研究内容进行整合，以期形成一个理论框架模型。此外，本文通过比较分析的方法，将西藏扶贫的相关内容纳入到全国扶贫的整体框架中，并将两者进行比较，以厘清目前关于西藏扶贫研究的不足和未来改进的方向。

一、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涵盖的文献比较全面，因此本文所选取的数据主要来源于此。由于本文研究的起点是中央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召开的时间，所以本文所选研究样本的时间跨度是1980-2021年，检索时间为2021年6月1日，以“期刊”作为文献类型，将主题词设定为“扶贫”，同时并含摘要为“西藏”，检索后得到744篇文献。通过对数据比对筛选和清洗后，最终得到可供分析的文献568篇。此外，由于全国扶贫研究的文献体量比较大，本文只选取CSSCI中的文献作为研究样本，通过类似的方式检索，得到可供分析的期刊文献共计4235篇。

（二）研究方法

1、文献计量分析法

CiteSpace是由陈超美教授在2004年使用Java语言开发的一款信息可视化软件，它主要分析文献中蕴含的深层次的知识，并在科学计量学和信息可视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一种多元化、可分时和动态化的可视分析软件。[4]鉴于此，本文将借助CiteSpace软件的可视化来呈现文献知识的模块、分布情况以及趋势规律。主要解决以下问题：一是哪些文献是具有开创性和标志性的；二是某一研究领域的热点主题聚焦；三是研究领域是否存在稳定的核心作者群。

2、扎根理论

扎根理论是由美国学者Glaser和Strauss在1967年出版的合著《扎根理论的发现》中首次提出的。[5]它提供了一套从原始数据中归纳和构建理论的方法和步骤（包括：开放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编码），以便研究人员可以使用系统的分析方法来归纳和分析数据以发展概念和建构理论的质性研究方法。[4]鉴于此，本文主要借助CiteSpace软件所呈现出的核心关键词，并对其进行编码，以寻求现有文献之间的关联，并建立一个比较框架模型。

二、西藏扶贫研究的文献统计分析

（一）研究阶段划分

根据西藏扶贫研究每年的发文量，大致可将之分为以下几个阶段：起步阶段、快速增长阶段以及稳定成熟阶段（见图1）。

起步阶段（1980-2015年）：此阶段，学者开始探索西藏扶贫的研究，处于初始阶段，历时长、发文少。该阶段共计发文114篇，占总体样本的20.07%；平均每年发表论文的数量是3篇，年平均发文量较低。

快速增长阶段（2015-2018年）：经过初始阶段的探索之后，加之国家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该阶段呈现出时间跨度小、文献增长速度快的特点，分布曲线最为陡峭；该阶段共计发文130篇，占总体样本的22.89%，平均每年发表论文的数量达43篇。

稳定成熟阶段（2018-2021年）：在快速增长之后，西藏扶贫研究的成果开始趋于稳定，该阶段的呈现的特点是历时短、年均发文量大。该阶段共计发文324篇，占总体样本的57.04%，已经超过了总体样本的一半，年均发文量高达81篇。

图1:西藏扶贫研究的发展阶段示意图（1980-2021年）

（二）作者群图谱

作者群图谱主要反映核心作者群的分布特征，核心作者群是该领域具有影响力的学者的集中体现。依据普赖斯的理论，进入核心作者群的作者应满足的最低发表论文数为：

其中，N1为核心作者至少应发表的论文数，Nmax为统计年段内最高产作者的论文篇数。[4]

通过再次整理和统计可供分析的568篇期刊论文发现，排在前10名（见表1）发文量最多的作者是张建伟，共10篇。因此根据普赖斯的公式，可得N1=2.36，取整后N1=2，所以在西藏扶贫研究中，只有发文量达到2篇及以上的作者才可以进入核心作者群。统计结果还显示，共有40位作者进入西藏扶贫研究的核心作者群，共计发文149篇，占总样本（568篇）的26.23%。这与普赖斯所提出的核心作者群发文量要达到50%以上的要求还存在比较大的差距，说明关于西藏扶贫的研究还尚未形成良好的科研生态圈。

表1：西藏研究的核心作者群（前10位）

（三）重要文献分析

关于西藏扶贫的文献，本文主要以高被引文献分析为主。该领域的标志性文献是张立群在2012年发表在《红旗文稿》上的《连片特困地区贫困的类型及对策》，被引次数为100次，该文将连片特困地区贫困的类型分为资源性贫困、生产性贫困、主体性贫困以及政策性贫困。[6]其次是闵庆文和成升魁2001年发表的文章《西藏的贫困、生态与发展探讨》，该文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讨论了西藏扶贫开发和生态建设的基本思路与途径。[7]此外，罗绒战堆和陈健生2017年发表的论文《精准扶贫视阈下农村的脆弱性、贫困动态及其治理——基于西藏农村社区案例分析》指出将脆弱性纳入贫困动态理论体系，并建立精准扶贫动态管理机制。[8]被引次数高于30的还有高星等（2016）[9]、李宏（2015）[10]以及杨明洪（2007）[11]关于西藏精准扶贫的研究成果中，分别对西藏的多维贫困、脱贫对策、扶贫模式等方向进行了深入研究。

（四）研究热点：关键词图谱谱系

为了考究西藏扶贫研究的热点和前沿，需要对样本的关键词进行共词分析。

生成的关键词图谱选择的时间跨度是1980-2021年，选择1年为时间切片，选用“Cosine算法”，并在此基础上选择“LLR算法”生成西藏扶贫研究的聚类，通过聚类分析最后提取了6大谱系，得到的模块值Q=0.6772，平均轮廓值S=0.8803。陈超美等（2020）提出，Q〉0.3时就意味着得到的网络社团结构是显著的，S〉0.7时聚类结果是具有高信度的。[4]而Q值=0.6772〉0.3，S值=0.8803〉0.7，说明聚类的效果是稳定有效的。同时，在得到的聚类代码的基础上，运用扎根理论的开放式编码方法进行编码，得到的聚类编码名称（见表2）。

三、西藏扶贫研究：一个比较分析框架模型

本文通过比较分析的方法，将西藏扶贫的相关内容纳入到全国扶贫的整体框架中，以便更直观、有效地观察全国文献对西藏扶贫研究的贡献。本文选取了1980-2021年期间的4235篇全国扶贫的相关期刊论文作为研究样本。同时，借用Strauss等（1998）提出的扎根理论的三级编码（即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及选择性编码）进行模型框架的整合。

表2：西藏扶贫研究关键词谱系

（一）主题词比较

从表3的高频关键词排序来看，西藏扶贫研究词频最高的是“精准扶贫”，其次是“西藏”和“农牧民”，排名前三的关键词有两个词均用于表征研究区域的特殊性；全国扶贫研究词频排在前三的分别是“精准扶贫”“扶贫开发”以及“脱贫攻坚”，这三个词表现出扶贫的三个不同阶段的不同表征。结合全国扶贫研究的关键词，西藏的扶贫研究还有几个地方值得进一步关注：一是对扶贫相关理论的研究关注不足，反贫困理论未成为主题词；二是文化扶贫的研究尚未成为主题词。

（二）全国扶贫研究热点聚焦：开放式编码

通过采取分析西藏扶贫研究生成聚类的方式，运用CiteSpace软件，对全国扶贫研究的4235篇文献进行聚类分析，最后得到8个类别（范畴）。聚类分析时的模块值Q=0.1461〈0.3，说明网络社团结构是不太显著，这是数据量太大而造成的；而平均轮廓值S=0.8507〉0.7，说明聚类结果是具有高信度的。同时，对生成的初始代码进行开放式编码，最后得到8个聚类代码（范畴）（见表4）。

（三）扶贫研究热点的关联分析：主轴编码

要确定主范畴和次要范畴，围绕着主范畴，将各次要范畴组合联系起来，形成主范畴的模型。该阶段的主要目的就是将表2、表4中的开放编码资料再次组合联系起来，从而找出他们之间存在的因果联系。在进行主轴编码的过程中，本文研究范畴按照研究对象（全国/西藏）进行了区分，参见表5。

主范畴1：扶贫研究的指导思想。通过对文献梳理发现，2015年以前扶贫研究的指导思想主要是反贫困理论；2015年以后，指导思想逐渐转变为习近平同志的扶贫观[12]。

主范畴2：扶贫的影响因素。通过对文献进行归纳总结，共聚类出5类影响我国扶贫的主要因素：基础教育水平[13]、公共基础设施[14]、信息化程度[15]、主体功能区战略[16]、扶贫法治屏障[17]。

主范畴3：在扶贫影响因素与扶贫之间起调节作用的是高原特殊环境[18]。由于西藏特殊的高原环境，其他地区影响扶贫的因素可能不适合西藏。

主范畴4：扶贫的重要性。扶贫的持续性依赖于农村反贫困末端治理的可持续性。[19]同时，生态安全与扶贫的关系也是极其重要的。[20]

主范畴5：扶贫的评价指标体系。焦克源等（2014）从公共价值的角度，基于效率、合作、公平和可持续四个方面提出了一整套扶贫绩效评价指标体系。[21]

（四）比较框架模型建构：选择性编码

在选择编码阶段，本文主要是由5大主范畴（即扶贫研究的指导思想、扶贫的影响因素、调节变量、扶贫持续性、扶贫评价指标体系）围绕着扶贫这一核心范畴展开的。通过不断比对和梳理初始代码，本文构建了如下比较框架模型（见图2）：既有研究文献从基础教育水平、公共基础设施、信息化程度三个层面对西藏扶贫的影响开展了研究，在扶贫影响因素与扶贫之间，高原环境特殊性起到关键的调节作用[22]。

通过再次比对西藏与全国扶贫的热点聚类，同时结合图2研究发现，西藏扶贫研究还存在以下几点不足之处：（1）反贫困理论、习近平扶贫观没有形成研究的热点词或主范畴；（2）在对扶贫影响因素研究方面，对扶贫法治屏障、生态主体功能区战略两大范畴的研究关注度不高；（3）对扶贫的持续发展和生态安全两个范畴发挥重要影响的研究还欠缺。

图2：西藏扶贫研究：一个比较框架模型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结论

运用文献计量方法及扎根理论的编码技术，在将西藏扶贫研究文献与全国扶贫研究文献比较分析基础上，凝练出了一个西藏扶贫研究的比较框架模型，主要结论如下：

西藏扶贫研究可分为起步阶段、快速增长阶段以及稳定成熟阶段三个阶段。在西藏扶贫研究中，目前尚未形成核心作者群，也未形成稳定有效的科研生态圈。

目前对西藏扶贫研究主要聚焦在6大范畴：基础教育水平、公共基础设施、信息化程度、高原特殊环境、农牧区扶贫以及扶贫开发模式。

西藏扶贫研究词频最高的是“精准扶贫”，其次是“西藏”和“农牧民”，排名前三的关键词有两个词均用于表征研究区域的特殊性；全国扶贫研究词频排在前三的分别是“精准扶贫”“扶贫开发”以及“脱贫攻坚”，这三个词表现出扶贫的三个不同阶段的不同表征。结合全国扶贫研究的关键词，西藏的扶贫研究还有几个地方值得进一步关注：一是对扶贫相关理论的研究关注不足，反贫困理论未成为主题词；二是文化扶贫的研究尚未成为主题词。

最重要的是，西藏扶贫的研究已经形成相对完整的框架体系。既有研究文献从基础教育水平、公共基础设施、信息化程度三个层面对西藏扶贫的影响开展了研究，在扶贫影响因素与扶贫之间，高原环境特殊性起到关键的调节作用。

（二）研究建议

通过再次比对西藏与全国扶贫的主题词、热点聚类以及比较框架模型，发现西藏扶贫研究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一是重视扶贫理论的运用和习近平扶贫思想的指导；二是要关注扶贫法治屏障的推行方式和扶贫主体功能区战略的构建机制；三是补充扶贫持续发展的具体方案和生态安全的可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