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孝

（西藏民族大学外语学院 陕西咸阳 712082）

在中国西藏对外传播史上，国际著名新闻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1915-2005）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爱泼斯坦1915年生于波兰华沙，两岁随父母移居中国，15岁开始新闻工作生涯，1957年加入中国国籍。在其光辉一生中，爱泼斯坦维护中国国家统一，坚持跟踪报道西藏进步与发展，特别是在担任《中国建设》①执行编辑、总编辑工作期间，以每次间隔约为10年的周期频率，分别于1955年、1965年、1976年、1985年四次赴藏采访调研，撰写文章著作，对外传播真实西藏，在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和塑造中国良好国家形象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曾受到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亲切接见。爱泼斯坦先生曾说：“我写西藏，是为了更多的外国人了解中国。”[1]

一、四次进藏采访调研

（一）第一次进藏

1955年8月至10月，担任《中国建设》执行编辑的爱泼斯坦首次随外国记者访问团进藏采访②。此时距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过去了四年，西藏已彻底摆脱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羁绊。但是西方反华势力仍没有放弃“西藏独立 的企图，歪曲西藏和平解放，抹黑新中国形象，犹如苍蝇碰壁嗡嗡叫。作为致力于全面对外传播新中国建设的国家级外宣期刊《中国建设》的执行编辑，爱泼斯坦坚定认为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一直关心着西藏和平解放签署的重要文件《十七条协议》贯彻执行情况，希望对外传播西藏的进步与发展，维护新中国国家形象。终于在不惑之年，爱泼斯坦先生踏上了从北京辗转重庆、成都的进藏之旅，克服艰难险阻，完成了近三个月的采访调研。这一时期的爱泼斯坦还没有加入中国国籍，但这丝毫没有妨碍他对新中国的热爱，对西藏和平解放的拥护。第一次进藏给爱泼斯坦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看到了农奴制度下西藏人民的艰难生活，更感受到了西藏人民对改革的期盼。此次爱泼斯坦跟随外国记者团进藏访问的时机也颇有意义，因为恰处“西藏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之间的‘承上启下’时期，见证了‘十七条协议’的执行情况和西藏各族群众拥护社会发展进步的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回答了几年后‘为什么会发生民主改革’。”[2]从这点来看，记者访问团新闻作品史料价值非同一般。在此基础上，爱泼斯坦撰写了职业生涯首次西藏对外传播稿件《在康藏公路上》《从康藏公路去拉萨》和《日喀则两姑娘》，分别刊发在外宣刊物《人民中国》和《中国建设》，并在美国《新时代》杂志刊发系列通讯报道三篇：《西藏坚定地走上从十世纪到社会主义二十世纪的道路》《西藏的新方向和新人》和《西藏走向富裕的开端》。20世纪50年代，国际社会反华势力遏制新中国的成长与发展，西藏对外传播的信息渠道和载体很少，国外一些媒体臆想编造，妄下结论，鼓吹“中国入侵西藏”错误言论。爱泼斯坦西藏传播文章在外媒的及时刊发对于当时国际舆论起到了激浊扬清、以正视听的作用，是西藏对外传播的中坚力量。

（二）第二次进藏

1965年夏，爱泼斯坦先生第二次进藏采访。此次进藏喜逢西藏自治区成立之际，距离西藏开始实施民主改革已有六年，距离他上一次进藏采访调研也已过十年。西藏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黑暗的封建农奴制度，是西藏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百万农奴翻身得解放，一步跨入了社会主义制度。民主改革后的西藏有哪些翻天覆地的变化？与上一次见到的西藏会有哪些不同？百万翻身农奴现在的生产生活怎么样了？爱泼斯坦一直想亲身再去西藏看看，也急切想把这些变化传播给外界，特别是国外读者。早在1922年，爱泼斯坦就读的“天津美国学堂”校园张贴着美国总统华盛顿和林肯的画像。爱泼斯坦父母就借此机会给他讲述林肯解放黑奴的思想。“我父母向我介绍说，一位使美国获得独立，另一位取消了奴隶制度，他们都是革命者。在我父母的价值天平上，这是最高的评价。”[3](P63)此时爱泼斯坦年仅七岁，之所以在“天津美国学堂”就读是因为其父母认为“在天津外国人办的学校中，它最民主、最少殖民主义气息和狭隘的地方观念。”[3](P63)由此可见，爱泼斯坦很早就从家庭接受到了民主教育，对林肯总统废除奴隶制度持积极态度。没有亲历美国废奴运动的爱泼斯坦，在中国耳濡目染了西藏百万农奴翻身得解放的民主革命盛况。历经沧桑的西藏在民主改革后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人们的精神面貌积极向上，行进在通向光明和幸福的社会主义大道上。爱泼斯坦也及时把农奴翻身做主人、建设西藏新天地的欢快和干劲写进了新闻通讯作品，向全世界传播报道，有力驳斥了达赖分裂集团和西方反华势力对民主改革的污蔑和攻击，对于提高国家形象起到促进作用。基于此次进藏调研，爱泼斯坦写出《拉萨工人拉珠一家》《农奴出身的藏族干部在斗争中成长》等报道，发表在《中国建设》1965年第11-12期，同时还在香港《东方地平线》期刊上刊出。

（三）第三次进藏

1976年夏，爱泼斯坦先生花甲之年第三次进藏采访调研。此时的中国仍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而爱泼斯坦先生也受到了冲击，期间蒙冤入狱五年③。出狱之后，爱泼斯坦没有停滞不前，而是继续奋斗一生钟爱的对外传播事业。他牵挂着雪域西藏：西藏自治区成立十年又有哪些进步与发展？和二十年前首次进藏又有怎样的转变？特殊时期的西藏是否也受到了影响？此次进藏，爱泼斯坦一如既往地深入到田间地头、草原帐篷和学校工地，与基层百姓面对面，继续跟踪采访前两次进藏接触到的单位和对象，用笔头延续着西藏之约。“我1976年到西藏就记了五六本笔记，第三本我已经编到501页了。”[4]此次进藏，爱泼斯坦先生撰写了《新西藏的战士大扎西》《次仁平措——拉萨的人民警察》和《农奴和奴隶成了庄园的主人》三篇通讯报道，分别刊发在《中国建设》和《东方地平线》。

三次进藏采访，爱泼斯坦收获颇丰，采访笔记装满了一整箱。正如爱泼斯坦曾讲道：“三次访问西藏后，我有了许多笔记本。因为要很快分辨哪本是什么内容，我就在书脊上涂上不同的颜色。”[4]正是基于这三次进藏采访经历和对西藏历史知识的研究，爱泼斯坦撰写了西藏对外传播的经典巨作Tibet Transformed（西藏的变迁）英文著作。《西藏的变迁》全景式记录了民主改革前后西藏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各个方面发生的伟大转变，歌颂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该书最早由新世界出版社于1983年出版发行，主要面向国外读者。2004年和2015年分别由外文出版社和新星出版社再次英文印刷出版发行。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时间不久，国际社会急切想了解刚刚打开国门的东方神秘大国，而此时对外传播媒介类型与平台渠道不够丰富，有关西藏文化对外传播的内容更是少之又少，因此该著作的出版发行可谓独领风骚，所引起的西藏文化对外传播效力不可谓不强。一位研究西藏的学者在书评中对此也给予了很高评价：“多年来，我一直渴望能有一本如实反映西藏情况的书，提供给外国朋友阅读，爱泼斯坦终于完成了这个历史性任务。”[5]爱泼斯坦对这本著作也是倾注了热情，1976年从西藏采访回到北京不久就遇到唐山大地震特殊时期，即使这样，爱泼斯坦也是抓紧时间在中国外文局院内的地震棚里坚持撰写《西藏的变迁》一书，其西藏对外传播执着精神可见一斑。

（四）第四次进藏

1985年夏，爱泼斯坦第四次进藏，此次在藏时间约为五个星期。作为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的见证人，更基于在西藏对外传播领域的杰出贡献和重要地位，1985年爱泼斯坦受邀参加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庆典活动。此次进藏对于爱泼斯坦个人也有纪念意义：这一年他已是古稀之年，也是他首次进藏三十周年，也是其本人最后一次进藏。爱泼斯坦虽是七十高龄，但是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仍使得他很高兴能又一次来到熟悉的西藏，延续着“每十年，进西藏”的雪域高原之约。爱泼斯坦曾说：“我们有责任向世界解释几十年来在那里发生的变化。”[6]如同每次进藏一样，这一次他见到了很多老朋友，其中很多已经担任了自治区的各级领导。此次进藏也是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第七年，改革开放时期的西藏又取得了怎样的进步和变化，这是爱泼斯坦急切想看到的。此次进藏，爱泼斯坦感受到了西藏与祖国内地同步发展的合拍节律，看到了又一个十年之后西藏的发展变化：卫星电视、自行车、西藏大学、现代化饭店、英语教育、援藏项目……改革开放的春风也吹到了雪域高原，20世纪80年代中期，和内地一道，巴西废奴主题电视连续剧《女奴》④译制藏语片在西藏得到了同步热播，因为相似的背景和经历，这部揭示农奴制罪恶的连续剧引起了西藏人民的共鸣。爱泼斯坦笔下写道：“在拉萨地毯厂，我听到一些对坐在织毯机前的女工们热烈地谈论着这部电视剧。在拉萨街头，我还听到一些过路的青年人在谈话中说着‘伊左拉’”。[7]爱泼斯坦内心很是激动，欣然写下了新闻通讯报道《80年代的西藏变革》，刊发在1986年《中国建设》第一期，把西藏与祖国内地紧密团结、一道改革开放、共同发展进步的美景传播给了世界。

二、西藏对外传播理念

爱泼斯坦先生以对外传播中国为己任，笔耕不辍，先后共刊发有15篇（部）西藏对外传播作品，体裁以新闻通讯为主（12篇），也有专文（2篇）和专著（1部）（详见表1）。在刊发媒体中，国家级外宣刊物《中国建设》刊有7篇作品，《人民中国》和《北京周报》分别刊发1篇，美国《新时代》和香港《东方地平线》分别刊发3篇、2篇。唯一的专著《西藏的变迁》则是爱泼斯坦西藏对外传播作品的集大成者和代表之作，也是一部西藏对外传播的经典之作。爱泼斯坦西藏对外传播作品写作原创语言全部是英语，受众以西方国家读者为主，时间跨度从1955-1989年，历时35年，基本涵盖了西藏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包括民主革命、西藏自治区成立、“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内容紧随时代步伐，具有鲜明的历史时效性，体现了一名新闻工作者紧扣时代脉搏对外传播西藏、提高国家形象的历史责任与使命担当。正如爱泼斯坦在其回忆录所讲，“我爱中国，爱中国人民，中国就是我的家，是这种爱把我的工作和生活同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3](P425)

表1：爱泼斯坦先生西藏对外传播作品一览表

坚持一线采访是爱泼斯坦先生西藏对外传播的首要理念。毛泽东曾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现场采访是尊重新闻传播规律的基本体现，其带来的现场感、真实感和信服度有益于传播效果的提升。爱泼斯坦西藏对外传播作品恰好就是建立在其亲赴西藏实地采访调研的基础之上。纵览爱泼斯坦先生四次进藏之行，每次进藏至少一月以上时间，且都会融入西藏生产建设的一线普通群众之中，足迹遍布了西藏拉萨、昌都、林芝、山南、日喀则等地区。同一采访点和采访人物，爱泼斯坦都会尽量每次进藏都去采访，搜集一线资料，开展历时研究。关于坚持一线采访必要性，爱泼斯坦曾讲过：“这不单是为了写稿，更重要的是去摸一摸社会的脉搏，感受一下人民群众的情绪，不掌握这些就做不好工作。”[8]20世纪50-80年代，西藏的自然条件特别是交通条件比较恶劣，很多采访点在偏远地区，但是为了最佳传播效果，爱泼斯坦还是坚持基层采访的理念。《西藏的变迁》一书中关于进藏采访的艰辛和执着有这样的记述：“1955年，我从四川成都乘汽车去拉萨，路上整整用了12天时间。说实话，坐车进藏我骨头都要被摇散架了……1965年我们开着吉普车，沿着上山路蹒跚而行两小时才到达这个村庄，吉普车散热器里的水已经沸腾了。”[9]爱泼斯坦先生珍惜每一次进藏机会，在学校、医院、工厂、农牧场、人民公社、水电站、工地等等，和采访对象坐下来，面对面，促膝而谈。事实上，爱泼斯坦在进藏前也通过报刊、书籍、电视等传统媒体学习了解了不少西藏相关知识。为完成《西藏的变迁》一书，爱泼斯坦阅读了国家图书馆里能找到的外国人所写的有关西藏的书籍。[10]但是他不满足书本知识，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爱泼斯坦深知，Action speaks louder than words（坐而言不如起而行）。作为西藏对外传播的新闻人，只有深入西藏一线，作品才有可能产生好的传播效果。四次进藏的深度采访，使得国外受众如同爱泼斯坦本人身临其境，置身于遥远的雪域高原，作品现场感足，说服力强，从而保证了著作的权威性和真实性，赢得了预期传播效果。

重视人物形象刻画是爱泼斯坦先生西藏对外传播的又一理念。人是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也是新闻报道作品中的灵魂。把人物作为新闻传播的支撑点，由此承载的重要社会信息将会随着人物的确立而传播四方，也许枯燥的政治社会概念，会因为人物的形象活力而被激活。[11]爱泼斯坦任《中国建设》执行编辑、总编辑期间修改其他同事西藏报道稿件就曾多次指出，要重视人的形象。爱泼斯坦四次赴藏共采访了近千人，这些人物形象在其笔下得到了充分展示，对于传播效果有着画龙点睛作用。这些人物形象中既有皮匠、裁缝、铁匠、喇嘛、警察、战士、教师、医生、电影放映员等普通群众，也有天宝、巴桑、次仁拉姆、西罗旺扎、常留柱、龚达希等西藏各级各类干部（含援藏干部），既有正面形象，也有反面形象，既有藏族同胞，也有汉族群众。藏族同胞中来自一线普通群众占有很大比例，很多是农奴出身，是有血有肉的传播主体。这些活跃在西藏各条战线上的普通民众活灵活现地勾勒出了西藏社会的全貌，他们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都有着强烈的人情味，易于与读者产生共鸣，打动读者，说服力强，传播效果好。以《西藏的变迁》为例，爱泼斯坦笔下的1955年旧西藏警察形象是这样的：脚蹬皮靴，头戴阔边毡帽，一只耳朵上戴着绿松石耳坠，肩挎英式来复枪，手持皮鞭。如果有贵族或大喇嘛出现，他们立刻显得既恭敬又顺从；对中央政府的干部、人民解放军或我们这些外国记者，他们露出谄媚的笑容。但是如果是城里的穷人小心翼翼从他们身边经过，他们就立刻变得傲慢不屑，甚至会野蛮殴打，瞪眼威胁，并且粗声谩骂。[9]朴实白话语言中西藏旧警察的骄横淫威形象一览无余。1965年爱泼斯坦见到的拉萨警察次仁平措形象是这样的：次仁平措，25岁，中等身材，体格健壮，栗色的脸上是一双质朴的眼睛，他的手掌既厚实又宽大，是西藏随处可见的那种人。[9]短短几句，新西藏警察的朴实向上形象跃然纸上。新旧西藏的警察形象对比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旧西藏的恶和新西藏的好就这样润物细无声地得到了很好传播。

讲故事是爱泼斯坦西藏对外传播的又一理念。从传播效果看，运用故事化的表达方式是对传统新闻叙述的一种改革和创新。[12]用媒体受众容易接受的讲故事方式来做好对外传播，这是爱泼斯坦推崇的理念，在其西藏对外传播中尤为明显。爱泼斯坦先生让这些亲历新旧西藏感受最深的最基层劳动者说话，因为他们是最有发言权的一线传播者。这一传播理念也受益于其“中西跨文化经历”和丰富的外媒工作经历。从16岁开始，爱泼斯坦就先后担任过《京津泰晤士报》、美国合众社、《纽约时报》《时代》《联合劳动新闻》《国民卫报》记者，为国外主流媒体撰写新闻稿件，在美国也曾居住多年，仅发刊美国《纽约时报》的通讯稿就达到25篇。因此，他熟悉西方媒体传播理念体系，了解西方媒体受众心理，知彼知己。相对于那些口号式、政策宣讲式对外传播中国文章而言，爱泼斯坦新闻作品更容易被西方受众接受，传播效果好。正如爱泼斯坦在其回忆录讲到中西经历对自己从事新闻职业帮助时强调：“不像站在外面的‘观察家’，我们是从中国内部来观察国际风云的。我们熟悉两个世界，我们的感受有助于使别人获得一种比较完整的看法。”[3](P28)无论从国际主义还是到爱国主义，爱泼斯坦一生致力于传播中国。《西藏的变迁》一书中山南地区克松村党支部书记尼玛次仁、日喀则裁缝旦增旺措、皮匠扎西讲述他们自己农奴悲惨生活故事，农奴县长丹巴坚参、解放军战士大扎西的干部成长故事，这些都是受访者的亲口讲述，来自“第一人称”和“直接引语”，是老百姓讲述自己的故事。爱泼斯坦正是通过这些鲜活生动的故事，让旧西藏的残酷和新西藏的进步一目了然，水到渠成，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国家形象于无声处得以很好传播。

结 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指出，西藏工作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西藏对外传播事关国家统一、国家安全和国家形象，在我国对外传播体系大格局中具有重要意义。爱泼斯坦承担了历史使命，视西藏对外传播为己任，笔耕奋斗，正如他在回忆录里写道：“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中，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和更有意义。”[3]对外传播西藏是爱泼斯坦先生矢志不渝的追求，2001年在86岁高龄时，他还表达了这样的梦想：“尽管年事已高，我仍然希望坐火车去西藏一趟，这是我长期的梦想。”[3](P32)鉴古知今，学史明智。作为唯一能在三十年内四进西藏跟踪采访的国际著名记者，作为具备先进对外传播理念的前辈专家，作为“最美奋斗者”⑤，爱泼斯坦知行合一，在西藏对外传播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在西藏对外传播史上的重要地位不可动摇，他留下的西藏对外传播遗产值得今人认真研究学习。

[注 释]

①1952年在北京创刊，中国国家级外宣刊物，主要面向国外读者，旨在宣传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创刊时为英文双月刊，英文刊名China Reconstructs，1955年起改为月刊，现名为《今日中国》(China Today)。

②1955年夏，由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十名记者组成的代表团应邀访问西藏。这是和平解放后首次外国记者团进藏采访。

③爱泼斯坦先生1968-1973年曾蒙冤入狱5年。

④《女奴》是1976年巴西环球电视台出品的一部废奴主题电视连续剧，根据19世纪著名作家贝尔纳多·吉马良斯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1984年，北京电视台专门对这部剧进行了汉语译制，并在全国播映，1985年西藏电视台将《女奴》译制为藏语，《女奴》也因此成为了西藏第一部藏语译制电视连续剧。伊佐拉是剧中女主人公名。

⑤2019年9月，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中宣部、中组部等九部门联合授予伊斯雷尔·爱泼斯坦“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