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信息包括新闻，是人的需要、社会的需要和求真的需要，也是人们收发信息和表达想法的权利。随着信息技术高速发展、信息资源日益重要，信息权也空前重要起来。信息传播自由就是在一定的制约范围内，以各种方式进行信息传播的自由。谣言是非善意地无中生有之传言，对谣言的认识和处理不仅关系到制止有害信息，也关系到整个信息传播能否通畅。应区分谣言和一般的传言。即使是不实之言，也并非都是谣言。谣言止于智者，更止于信息通畅，这需要信息传播的体制和机制保障。

关键词：信息 传播 谣言

信息传播在当今时代空前重要，既需要保护，又需要制约，为此必须科学地认识和把握谣言问题。然而这方面有不少认识误区，如认为信息自由就是不受任何制约地传播，谣言就是不实信息。这不仅关乎媒体及其主办主管机构的生存发展和公信力、影响力，还关乎人与社会的需要，关乎相关权利和社会治理，值得认真探讨。

一、信息传播是一种需要

信息（information）从广义上说，是物质与能量的存在和运动所发出的各种讯号，以及观点、知识、经验等经过大脑处理的产物。狭义上说，信息是减少、消除人们对事物了解、认识上不确定性的东西。新闻也是一种这样的东西，是有新闻价值的信息，即真实、新鲜、传播对象需要的信息。[1]信息的主要存在方式就是传播——信息在时间和空间中的移动与变化。

信息传播是个人生存、发展和幸福的需要，组织机构决策、运行和优化的需要，社会和谐、发展和进步的需要，还是传媒发展与国家形象的需要。

（一）人的需要

人们的生存、发展和幸福，需要获取真实、全面、客观、公正、富有价值的信息，表达思想和情感、意见和建议。如果缺乏必要的信息传播环境，人们需要的信息会被封锁，对人民有利的言论会被压制，正义会难以伸张，邪恶会不受监督。

（二）社会的需要

从系统控制论的视角来看，社会也是一个大系统，其中有政治、经济、文化、信息、监督、安全等子系统，各子系统之下又有层层子系统。社会系统还可分实体存在的部分和无形的部分，后者如新闻系统有组织机构和思想理论、职业规范、管理制度。社会的各个系统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每个系统中的各个部分也是如此，包括实体的和无形的部分，从而形成多维度、多层次的有机关联和运行。这些联系、影响需要各种形式的信息传递交流，包括通过重要的信息工具——新闻媒介。

综合来看，社会的和谐、发展、进步和风险防范，需要充分发挥信息传播的沟通、协调、整合、革新、控制作用，实现瞭望社会、汇集智慧、反映民情民意、监督权力机构和人物，实现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政于民，实现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的构建，以及环保、教育、健康等各项事业发展和需求满足。

民主政治要让人民真正能够参与国家及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为此需要让人民真正能够通过传播媒介掌握信息，反映情况，表达意见，实施监督，从而能够了解、参与政策法规的制定、权力的形成和使用，了解、监督权力机构和人物。如果没有足够的信息传播，没有充分的新闻媒介活动，重要的信息得不到足够的传递，正确的思想观点得不到足够的展现，人民的情况、意见和愿望得不到及时的反映和表达，民主政治就会打折扣。

信息传播还关乎社会和谐与科学发展、风险防控。和是和平、和睦，谐是谐调、谐美，和谐是各方面搭配得当与匀称，不过于突兀与偏激。社会和谐的基本特征有：社会结构合理，关系协调，行为规范，相互理解;社会压力有效释放，矛盾妥善解决，冲突及时化解;为此所需的运筹得当，决策科学。

形象地说，“和”字左边是个禾，可有禾苗、禾草、禾木、草根、草民之意，右边是个口，可有吃和说之意。两边合起来就是吃和说。“谐”字左边是个言，右边是个皆，两边合起来就是皆言。大家都有吃的，能满足物质生活，都可说话，能满足精神生活，换言之，有了较高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社会也就基本和谐了。大家都可说，又能按大家得出的合理意见去做，也即有了较高的制度文明，社会就更和谐了。

社会的科学化发展和风险防范，需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需要充分、及时的信息传递和意见交流，需要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此，也需要大家能说话，需要自由而充分的信息和意见流动。

（三）求真的需要

揭示真相、探求真知、追求真理，既是人的需要和社会的需要，也是思想文化发展和真理发展的需要。而真实、真相、真理的获得，都需要信息的交流，并在充分讨论、越辨越明中显示出来。思想理論也需要在信息交流和意见交锋中进化，不断取长补短、提升自洽性完整性先进性，不断根据新情况推陈出新，与时俱进。

（四）传媒发展与国家形象的需要

信息传播较充分的时期和地方，传媒的发展也相应较快。传媒业壮大与否关系到国家的软实力，影响到能否有效地在国际上树立国家形象。另一方面，作为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和工具，传播媒介本身也成为国家形象的重要代言人。

二、信息传播是一种权利

（一）人的权利

早先人们只论行为的对错，到17～18世纪，权利才成为流行的提法。人的权利可分为绝对权（absolute rights）和当然权。绝对权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保障的。人的生存权就是无条件的绝对权。这种意识也有助于我们对其他生物的尊重。我们每个人、每个社会的基本价值观里，都应有一条“关爱生命”。我们的许多个人品质与此有关，如人文观念、人道精神，如扶残助弱、尊老爱幼，如向善嫉恶、见义勇为，如友善、爱民、爱国。我们的许多社会问题与此有关，包括食品安全、医患矛盾、道德败坏、腐败严重、民生问题、环保问题等。

当然权是不言自明、当然应有的，但在特殊情况下也可被限制。如自由，每个人生而就有权自由地生存、发展、做自己愿做的事情，这是当然的，不言自明、无需论证的。然而在个人自由妨害他人自由或生存，甚至影响社会、国家安全时，就应该受到限制。比如遇到疫情时，就可实行强制隔离等措施。

（二）传播权

传播是人们的生存和发展中必要的、经常的活动，传播权包括收发信息和表达想法的权利，如言论出版权等。传播权属于当然权。对这些权利，在一般情况下都应予保障。1789年法国大革命中诞生的《人权宣言》就宣告：“自由地表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每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但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对滥用此项自由负责。”

如果只有表达权，而没有获得信息的权利，那么表达权也会落空。一则缺乏必要的信息，表达就难以正确，于是“不了解情况就没有发言权”;二则表达的内容不能被接收，就成为自说自话，说了也白说。因此知晓权、接收权又成为表达权的前提和内涵。

知晓权又称知情权、了解权、获知权，指的是公民获知信息的权利。具体可分为政治知晓权、司法知晓权、社会知晓权和个人信息知晓权（如出生情况、亲生父母等），总之是人们了解一切与其利益相关的信息，包括有利其正当活动的公共信息（除了法律规定不能公开的）的权利。

这里的“信息”包括事实性、意见性和情感性信息。重要的意见性信息能否得到发表，或者能否被获知，也都关系到受众的知晓权。鉴于“知情权”在字面上似乎只与事实性信息相关，因此建议使用“知晓权”。

电脑、通讯卫星、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和整合，把人类带进了信息社会，其特征为：信息、知识急剧增长和更新，被以“爆炸”来形容;信息传播的速度快、范围广、方式丰富多样，既广泛普及和共享，又高度系统化和集中化;信息被进行多种多样的整合与利用，并成为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信息产业成为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产业。于是，信息权也空前重要起来。

三、信息传播的自由与制约

信息传播自由就是在一定的制约范围内，以各种方式进行信息传播的自由。[2]

在现实世界中，任何自由都是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和条件下的，受到环境和条件的制约。包括社会大环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等，和小环境——受众、竞争者等，条件则包括物资、技术、设施和资金、人才、能力等。

其中有的制约是必然的，如物质条件和传播能力。这些制约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尽可能减少。有的制约是必要的，主要为他人权益和社会公益的制约，包括他人的隐私权、名誉权、肖像权、姓名权、著作权等，包括组织机构、社会公众的利益——如商业声誉、国家机密等。这些制约要合理化、规范化、法制化。有的制约是利弊相间，或临时短暂、一时一事的，如文化传统，时政局势。还有的制约则是不必要或不应该的，如市场竞争导致的垄断强化了物质条件对大多数人的制约。

在现实社会中，上述制约表现为资金技术、职业道德、政策法规等限制。

科学的制约应是以公共利益为取舍标准，经过法定程序，能得到多数人认同和自觉遵守的;制约条文应是具体明确、自由裁量空间小、可操作性强的;应追求尽可能大的保护、尽可能小的制约。比如规定：限制对他人权益、社会治安、国家安全会造成明显而即刻危害的传播。

制约的方式方法主要为法制和行政管理。

四、科学地认识和处理谣言问题

对谣言的认识和处理不仅关系到制止有害信息，还关系到整个信息传播能否通畅。如果不能准确地认识谣言，就会把许多正常的、乃至重要的信息当作谣言而封闭。

许多人认为谣言就是不实信息，窃以为这是不准确的。信息可分为真实的和虚假的，虚假可分无意的和有意的，有意的还可分善意的和恶意的。谣言应是指恶意虚假的信息。

应区分谣言和一般的传言。即使是不实之言，也并非都是谣言。

明知山上没有狼，放羊的孩子高喊狼来了，这是恶作剧谎言，流传后便成为谣言。然而还有许多善意的谎言。抢劫犯在银行抓住一个五岁的小男孩做人质，谈判未果正要撕票，被狙击手击毙，小男孩吓得号啕大哭，营救者高呼：“演习到此结束！”多年后男孩才知道，那不是演习，只是为了他免受心理创伤，大家一直瞒着他。这样的传言虽然不实，也非谣言。

如果放羊的孩子以为是狼来了，实际上是个豺，便不应被作为恶意的谎言，流传后也不应被作为谣言。转告者不知真假，也没有恶意，只是善意地告知、提醒大家，便也无可厚非，不是故意传谣。

许多谣传之言，乃至新闻报道，虽有不实之处，却事出有因——或因粗心，或因猜想，或因来不及得到更准确的结论。这是人们认识事物过程中的失误。.对同一个事件，接触有迟早，观察角度有差异，用以判断的知识背景有多样，紧急情况下，认知的差异和失误更是难免。在传播中又会进一步变异。

许多传播了谣言的人，也并非故意要传谣，只是一时没得到可靠的信息，善意地提醒别人，或为了寻求真相而求证。例如人们高度关注的事件发生时，权威的信息没有及时跟进或不足以消除人们的疑虑，谣言就会填补这个空白。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张涛甫把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信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已证实其真实性或科学性的，可称为“白色信息”;第二类是已被证实是虚假的或不正确的，可称为“黑色信息”;在这两类之间是模糊不清的“灰色信息”，即暂时还没法验证其真假或科学与否的。[3]

真相不明，事情重要，就容易产生各种猜想，出现不实的传言或谣言。有人说，谣言止于智者，然而再聪明的人，也难以分辨超出其知识和经验的谣言。只有真实、全面的信息，才是谣言的天敌。谣言止于信息通畅、信息公开。正如法国学者卡普费得在《谣言》一书中指出：谣言总是从公众对事件自发地提出问题而未曾找到答案中产生的。如果想减少某个公众事件中的谣言，最好的方法莫过于提供明确的答案。[4]

这需要信息传播的体制和机制条件，包括公民、尤其是第一线专业人士的言论通畅，政府及时充分的信息公开和辟谣，媒体的新闻专业精神和能力。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媒介体制与社会信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9ZDA326

注 释：

[1]谢金文.移动传播中的新闻：概念、特点和真实问题[J].青年记者，2020（4）.

[2]谢金文.新聞媒介与社会[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8：97.

[3][4]曹静.“信息疫情”之下，我们如何应对[N].解放日报·解放周末，2020-02-28.

谢金文：复旦大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导，教育部特聘新闻与传播学科评估专家。主要研究新闻传播和媒介，著作有《新闻传播新探》《新闻学三维新论》《新闻媒介与社会》《新闻学导论》《中外新闻传播史纲要》《中国传媒产业概论》《新闻与传播通论》《新闻·传媒·传媒素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