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社会治理智能化的提出，是立足于数字化技术高速发展现状作出的关键性抉择，是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略。要深刻认识智能媒体应用于社会治理带来的新变化，理解智能媒体对推动社会治理智能化建设的作用，把握智能媒体以及社会治理智能化的基本内涵，结合传统社会治理的特征，更好地利用智能媒体平台进行社会治理，为实现社会治理智能化目标作贡献。

关键词：智能媒体;社会治理;智能化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1.05.015

[中图分类号]D630;G206    [文獻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1）05-0087-06

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在推动社会秩序良好运行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对社会生产关系的影响日益深刻，同时给社会治理带来了机遇与挑战。本文通过对传统社会治理模式在智能媒体时代的不适应性进行分析，结合社会治理实现智能化后的突出优势，分析智能媒体对于推进社会治理进程、解决社会治理问题的重要作用，探讨智能媒体应用于社会治理的有效路径。

一、概念的提出与文献梳理

（一）智能媒体的概念

智能媒体是指随着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的发展，将大数据、超级计算等运用于媒体场景中所形成的新应用形态。智能媒体拓展了媒体的深度，丰富了媒体的内涵，推动媒体不断地走向智能化、数据化、算法化、自动化、定制化[1]。

从技术角度讲，智能媒体是依托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实现对人类能力模拟、加强和拓展的媒体技术;从用户角度看，智能媒体能够迅速且高效地贴合用户需求，识别并且满足用户喜好，让用户获得信息满足、服务满意的综合性媒体。本文中所指的智能媒体，是指通过智能化、数据化、精准化、算法化、自动化的分析应用，为公众提供利益表达诉求、更加方便地参与社会治理事务的社交媒体平台，以及为社会治理提供技术服务的数字化技术平台。

（二）社会治理智能化的文献梳理

在我国，社会治理是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政府主导，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以及个人等多元主体参与，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治理的活动。社会治理是针对国家治理中的社会问题，通过发挥社会力量的治理主体作用，以平等对话、沟通交流、共同协商等方式，依法对相关问题进行规范，最终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2]。随着互联网和数字化技术的发展，社会治理的内涵得到不断丰富和拓展，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的提升也受到高度关注。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 “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3]。“智能化”强调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实现精准、高效、便捷的新型社会治理，尤其在城市治理过程中，“强化智能化管理，提高城市管理标准，更多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手段，提高城市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管理水平”[4]。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5]，这里强调科技支撑的重要作用，凸显了党对于社会治理规律的深刻认识与把握。《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对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提出了明确要求，指出要“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水平”[6]，体现了对社会治理智能化建设一以贯之的重视。

社会治理智能化，顺应了智能化、网络化、数字化的信息科技革命的时代潮流，是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解决社会管理领域存在问题的关键性举措。社会治理智能化是以计算机、互联网等为依托，利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手段，处理社会公共事务，服务更多社会群体，实现最大化社会利益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过程。实现社会治理智能化能有效保证社会治理精细化、精准性、时效性，科学高效地处理社会公共事务，提高社会管理能力，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

二、非智能化时代传统社会治理的特征

（一）以政府为中心的行政思维

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虽然也强调政府、社会组织以及公众等多元化主体的参与，但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在解决社会问题时不能充分发挥公民的主体地位作用，也不能充分调动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和热情;二是社会组织和公众的组织能力受到限制，其积极性和参与度也大打折扣;三是少数部门习惯于“各扫门前雪”，难以形成合力，但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所牵涉的范围、治理的对象以及涵盖的业务等纷繁复杂，往往需要多部门协同工作，实现政策执行效果最大化;四是以政府主导的传统社会管理模式对于有些社会矛盾事件的感应程度没有社会组织和公众及时，存在滞后性。

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以政府为主导，随着科技发展以及人民群众政治参与意识的不断进步，传统社会治理模式需要与时俱进，以社会治理智能化加以改进。

（二）基于传统数据采集的管理形式

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由于数据技术的限制，其收集、分析和处理数据都是采用比较原始的手段，不仅耗费人力、物力、财力，这种采用小规模样本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结论的方式还容易出现以偏概全的弊端，并不能完全反映客观规律。这种简单直接的分析和处理方式，过于重视结果而忽视了数据的完整性和多样性。此外，个别部门出于数据保密性考量，彼此之间难以互通、共享数字资源，专有性的特征导致数据利用空间的有限性，不能实现综合分析，限制了数据的利用率。这在社会治理中的具体表现就是反应迟缓，难以做好事前预警工作。

随着互联网科技的进步，新行业、新业态等新事物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面对新生事物，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已经相对滞后，主要体现为对于新兴的技术和产业等认识理解的不足，加重了工作人员的工作负担，造成了工作效率低、成效不佳等问题。

（三）互联网治理领域的局限性

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社会生活呈现出线上与线下一体化，现实与虚拟相结合的特征，传统社会治理较多的集中于现实社会中的社会事务，对于虚拟网络社会的治理存在缺口，而且互联网以及数字化技术的发展本身有着不稳定性和不可预测性，进一步加大了传统社会治理模式的不适应性。一是数据信息的安全以及隐私保护存在问题。数字化技术带来了全社会性的数据革命。由于数据平台强大的信息收集、分析、处理能力，越来越多的单位部门、企业及个人依赖于数据存储，这隐藏了极大的数据安全及泄露风险。一旦数据平台以及数据库等受到非法侵犯，就可能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风险，损害有关方面利益。二是破坏社会道德建设和扰乱社会秩序良性运行。传统的社会治理并没有广泛涉及互联网及数字化技术的治理，导致在互联网领域冲破道德建设的底线，泄露公众隐私信息的事件频发。

（四）对于潜在风险的低敏感度

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遵循早期预防、中期治理、后期恢复的流程体系，是一种先采取决策后实施行动的推动式体制。但是，社会治理事务中的突发性事件并不一定遵循这一单一流程模式的，事发周期也不一定与之吻合。传统社会治理模式较为刻板，容易忽视社会治理进程中实时趋势的变动性，不能及时全面准确地反映治理需求，而且对于潜在发生的社会风险敏感度与感知力较弱，从而导致社会治理的滞后性，在措施上容易出现缺乏时效性和准确度的弊端。

在智能媒体时代，社会事务存在着不可预测性、不受控制性，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对于社会治理事务的反应存在一定的延迟性，容易导致社会治理措施不到位，对于潜在的社会风险的感知能力有限，不利于预警和提前防控的开展。

三、社会治理智能化的显著优势

智能媒体时代的到来，将会带来新一轮的社会变革和技术革新。智能媒体应用于社会治理，将会极大地推进社会治理智能化的实现进程。社会治理智能化的实现，将会推动既有的社会治理体制新一轮的更新。未来，随着智能媒体广泛应用于社会治理的各个领域，社会治理进程中的理念思维、形式和领域范围将会发生大变革，且进一步提高社会治理的事前预警能力，能有效抵御潜在社会风险的影响，社会治理智能化的显著优势将会不断凸显。

（一）社会治理新思维的发掘

转变社会治理思维是实现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前提条件之一。智能媒体的发展与应用，必将带来新一轮的社会变革。要实现社会治理社会化、智能化、专业化、法治化的目标，更新治理理念与思维势在必行。社会治理智能化是借助智能媒体提供的大数据平台、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应用技术进行的社会体系重构，是一次社会治理新思维的发掘。社会治理智能化的实现，正是通过智能媒体依托的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数字化技术，聚焦智能媒体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产生的强大渗透力，借助智能媒体本身的协同化、智能化、互动化、共享性等优势，实现与智能媒体蕴含的开放互动、合作协助价值理念的共融共通，从而顺应新时代的社会治理的发展要求。

实现新时代社会治理目标，对参与主体的多元化提出了更高要求。智能媒体应用于社会治理，可以为多元化参与主体提供技术平台支持，从而有效提高多元化参与主体的积极性，达到保障社会治理多元主体参与的目的。社会治理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行动逻辑是建设服务型政府。智能媒体通过驱动社会治理思维的更新，把多元化参与主体集中起来，为达成社会共识提供新的场域，为实现社会协同治理，推动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建设提供新的动力支持。实现社会治理智能化能有效改善因信息的非对称性和不平等性阻碍社会治理现代化目标实现的处境。

（二）社会治理新形式的构建

智能媒体应用于社会治理，丰富和扩展了社会治理的内涵和形式。随着人口流动的增加、社交形式的日新月异，人们的活动范围也更多地转变为线上线下相结合，现实社会与虚拟网络相交错，这就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更具难度的挑战，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已不能满足需求。实现社会治理智能化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难题。智能媒体依托大数据平台，通过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可以建立检测追踪系统化体系，帮助社会治理主体实现动态化且具及时性、共享性的社会治理评估监测。这不但可以节省了人力、物力财力，而且这种“用數据说话、用数据治理、用数据监测”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熟人社会”的弊端，弥补传统社会治理社会成员参与度不足，以及时间上的间隔性、空间上阻隔性的弊端。社会治理充分利用作为科技革命产物的智能媒体，是适应当今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发展要求的关键性抉择，是有效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实现精准科学治理的助力器。

（三）社会治理新领域的拓宽

提出社会治理智能化是适应智能媒体时代社会治理的发展需要。随着不断扩大多元化参与主体，社会治理智能化将要面对更为多样化和实时性的治理内容，这要求社会治理主体拓宽眼界，及时关注社会发展变化的动态，不断进行治理体系的调整和治理方式的更新，做到动态监测与体系化建设的完美结合。

建设社会治理智能化与发展智能媒体息息相关。但是，智能媒体更新换代速度迅猛，其本身的发展也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社会治理智能化要想充分利用好智能媒体，实现与智能媒体的协同发展，就需要社会治理主体充分把握和预测社会治理领域的新动向，注意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新变化，及时进行思维和理念更新，深入学习和理解新事物，从而达到利用智能媒体平台推进社会治理智能化的目的。

社会治理智能化能充分应对社会治理进程中的新领域。智能媒体依托先进的数字化技术，为社会创造了众多就业、服务等新的工作机遇和岗位刚需。在不久的将来，线上办公、线上学习、线上旅游等将会更加常态化和普遍化，这些正在进行开发和优化的新领域，对以往的社会治理模式、机制等提出了新的挑战。

（四）社会治理潜在风险的防范

社会治理智能化通过依托的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化技术平台，使得数据资源的获取、分析和处理更加便捷，成本也大幅度降低，可为社会治理提供丰富的数据资源和高效及时的信息。通过智能媒体的数据抓取和分析处理，及时掌握社会治理领域的新动态，可以做到提前预警、及时防控，增强应急处理能力;同时，社会治理智能化可以及时、有效、准确地分析群众的需求，解决群众最关心、最迫切的问题，从而帮助社会治理主体深入基层，了解现实情况，更好地服务群众，将社会治理进程中可能出现的潜在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

在社会治理进程中，系统性或非系统性风险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随着智能媒体的发展和各种线上活动的开发，用户信息的保护以及对于线上健康环境的维护问题更加突出。用户在线上的各种行动，其轨迹若被不法分子窃取并被不当使用，将会给用户以及平台带来恶劣的影响。社会治理智能化根据多元化主体的参与规则和具体的行动方式，进行制度和模式选择的创新，可以有效预防这些问题的发生，降低风险。

社会治理智能化的实现还可以借由智能媒体平台尤其是新闻生产中的触觉雷达机制，对社会治理系统性风险进行预警和提示，对非系统性风险进行监测和评估，从而达到降低甚至避免社会治理风险的目的[7]。譬如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百度研发推出的“AI测温系统”可以实现在公共场所视频监控图像中识别出体温异常对象，从而对人流密集地区进行实时筛查和监控[8]。在复工复产方面，腾讯和阿里分别基于微信与支付宝平台推出“健康码”“通信大数据行程卡”等服务，作为个人出行的健康电子凭证，保障了社区管理及交通出行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通过一体化平台建设，解决了由于多头采集居民健康信息带来的数据标准不一致和跨地区不可用等问题[9]。2020年11月21日，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五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提出，“疫情激发了5G、人工智能、智慧城市等新技术、新业态、新平台蓬勃兴起，网上购物、在线教育、远程医疗等‘非接触经济’全面提速，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路径”[10]。

四、利用智能媒体实现社会治理智能化的路径

实现社会治理智能化的实现面临着一系列挑战，要实现社会治理与智能媒体的有效融合，仍需多方面的努力与建设。

（一）加强数据与隐私信息的法律保护

社会治理智能化是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化平台实现智能治理的创新模式，但由于目前数字化技术发展的不完善，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数据安全与隐私泄露的问题，其解决的主要手段是法治。

法治化建设是保障社会治理有序健康运行的关键。社会治理智能化的建设进程因智能媒体的参与存在着不稳定性和不可预见性，这就使得加强法治化建设变得尤为重要。实现社会治理智能化，首先，要树立法治思维和法治意识，建立健全法治体系，明确“可为”和“不可为”，为智能媒体应用于社会治理提供基本的法治保障，最大程度地保护用户及相关平台的根本利益。有关部门和机构要不断完善对智能媒体引导和管理的法治化建设，根据智能媒体应用于社会治理进程中的步伐，建立相应的规范引导机制。其次，要建立智能媒体应用的规范化体系，明确在社会治理智能化进程中其应用的权利和义务，最大程度保障各方的合法权益。

（二）加强智能媒体资源共享机制建设

实现社会治理智能化共建共治共享，需要多方面的措施与建设并行推进。首先，要转变思维，消除数据共享阻碍。要加强部门内部的协调统一，合理规划地方改革发展与数据资源分配，重视数据资源共享与服务的信息平台建设，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真正做到数据便民利民、均衡服务，让人民群众享受到社会治理智能化的服务红利。其次，要注意服务工作的公正性、精细化和准确性。社会治理智能化伴随着铺天盖地的数据信息，数据资源的抓取更为便捷化，因而社会治理主体要认真辨别数据资源的真伪和可靠性，做到准确把握、及时抓取、精准分析、合理运用，使得社会治理智能化的建设真正服务于民。最后，社会治理智能化建设进程中需高度重视乡村的网络信息技术建设。要完善乡村智能媒体发展的基础设施，鼓励人民群众参与到数据资源的建设与分享机制中来，进而更加及时准确地掌握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需求，从而实现精准服务。

（三）加强技术工具和基础设施建设

实现社会治理智能化目标与完善基础设施以及技术支持息息相关，社会治理智能化的推进对于技术和基础设施的依赖性极大。一要建立社会治理的完整框架体系，健全社会治理机构，完善各种规章制度，做好内部人员任务分配与协调。二要围绕发展需求，建立健全信息基站和大数据平台，为社会治理智能化提供足够的技术支撑平台，尤其是要加强落后地区的基站建设，保证社会治理智能化全面覆盖、均衡发展，增强社会治理智能化区域性发展协调性。三要加强社会治理的技术创新能力建设，推进社会治理智能化领域人工智能、数据平台、软件设施等的发明创造、生产应用，推动社会治理智能化建设全覆盖，将智能媒体融入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

（四）加强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

社会治理智能化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其推进与实现需要强大的人才支撑。一方面，建设专业性技术人才队伍，力求建设一大批既精通智能媒体技术又具备社会治理能力的应用型人才。智能媒体时代，数字化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对工作人员的要求也更高，除了要求有扎实的基本功之外，还需要具备创新思维，及时灵活地应对社会治理平台设施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同时，还要具备必要的社会治理智能化思维。要加大社会治理智能化专业技术人员培养力度，注重专业性与多元化并举，培养全能型技术人员。另一方面，要加强社会治理主体部门以及数字化技术知识普及的人才队伍建设。要加强系统性、专业性培训，从基本技能、治理思维以及智能媒体意识等方面，帮助他们尽快适应社会治理智能化带来的改变，提高职业素养和业务能力。针对最大限度保障社会治理进程中社会公众的参与度问题，应专门培养一批智能媒体平台应用的知识普及人员，建设志愿式服务站，帮助人民群众参与到社会治理智能化建设进程中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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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29.

[5]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9-11-06（01）.

[6]本书编写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0：23.

[7]李明德，蒙胜军.探究智能媒体在社会治理层面的效用[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11-05（03）.

[8]吕瑞瑞.AI筑牢疫情防线铜陵“城市超脑”显成效[J].中国建设信息化，2020（5）.

[9]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疫情防控中的数据与智能应用研究报告1.0版[EB/OL].（2020-03-15）[2021-

06-20].http：//www.199it.com/archives/1016260.html.

[10]习近平.勠力战疫，共创未来——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五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的讲话[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20（34）.

责任编辑：祝远娟

收稿日期：2021-06-21

作者简介：周亚菲，女，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