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 豫 潘剑瑛

（南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天津 30035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话语体系建设。话语体系作为反映一定时代社会经济形态、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的表达系统，承担着提升对内解释力和扩大对外影响力的重要责任。为应对国内外日益多元的思想文化和社会思潮，不断增强我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发言权和话语权，我们党在百年的政治实践中逐步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深入剖析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的建构属性和价值功能，进一步梳理其形成和发展过程，研究其运行机制，有利于深化对党的政治立场、政治态度和政治观念的客观认识，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增强话语意识与话语自信，提升我国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

一、意识形态话语理论概述

（一）话语的属性

“话语”最早是作为语言学概念出现的，随后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将话语理论运用到了政治领域。在他看来，虽然话语是由符号构成的，但是话语所做的不仅是使用这些符号来确指事物，因此他提出“不把——不再把——话语当做符号的整体来研究，而是把话语作为系统地形成这些话语所言及的对象的实践来研究”，[1]（P62）即将话语作为研究对象相关实践的产物加以研究。另外，福柯首次提出“话语权”这一概念，认为话语具有政治属性，是权力的一种表现形式，谁拥有社会权力，谁就掌控了话语，并进一步享有巩固社会权力的资本。当前，学界普遍从话语主体的角度将话语分为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和大众话语，其中政治话语可以理解为政党在领导政治生活中所使用的、用来传递政治信息的言语，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话语就属于这一范畴。

（二）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话语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2]（P151）也就是说，人们的物质生产与交往活动促进了意识形态的产生。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推动了社会分工和剩余产品的出现，阶级的分化衍生出观念的分歧。因此，统治阶级必须要用一定的意识形态作为调节社会矛盾的辅助工具，维系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而“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即使它的统治要求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式和一切统治，就像无产阶级那样，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又说成是普遍的利益，而这是它在初期不得不如此做的”。[2]（P164）可见，意识形态就是一个体现统治阶级政治价值的观念体系，其根本任务是要把“特殊利益”以“普遍利益”的形式表现出来，以达到凝聚共识与维护统治的作用。但由于意识形态的存在是虚体化的，如何能够将其“说”出来且“说”得好则需要借助“话语”这一桥梁，将价值观念的理论表达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话语表达，从而为大众所接受。

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是承载着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的系统符号，是中国共产党对内、对外表达意志主张的重要沟通工具。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话语作为一种集团性的阶级话语，其生成和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动态的、具有规律性的演进过程，进而形成了较为稳定的运行机制。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话语及其运行机制作为一个科学系统，既包括话语主体、话语对象、话语载体等静态要素，也包括话语内容、话语场域、话语效果等动态要素。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的生成和发展过程就是意识形态话语主体在不断变革的话语场域中通过一定的话语载体将话语内容传递给话语对象，并通过一定的调适与创新使话语对象认同与接受话语内容，进而产生积极话语效果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意识形态话语经历了建构、调适和创新阶段，形成了联通生成、传播—反馈、评析—创新的系统性运行机制。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的运行机制就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的各个要素间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作用机理，各要素通过相互作用形成具有联系性的结构，并按照特定的运行方式和演进规律进行相互作用，进而发挥出强大的话语功能。

二、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的建构特征和语言功能

（一）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的建构特征

1.建构属性：政治性与文化性结合。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话语建设工作遵循政治性与文化性相结合的建构原则，体现出政治与文化相交融的建构属性。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2]（P420）可以说，政治性是意识形态话语建构的基本导向与根本指南。意识形态话语建构的政治性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价值、政治实践与政治手段中。首先，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便树立起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这是党的政治价值与理想，也是意识形态话语建构的最高价值导向；其次，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历程中始终践行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形成了一套富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实践方案，这是党的政治实践标准与成果，也是意识形态话语建构的具体导向；再次，任何一个政党都需要通过强化政治操作手段以巩固政治地位，中国共产党亦须通过建构意识形态话语以提升和扩大民众的政治认同与政治社会化程度，这是意识形态话语建构的现实导向。另一方面，意识形态话语建设不能脱离具体的时空与场域，“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是意识形态话语建构在文化层面的具体要求。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建构的文化性体现在话语建构的民族性、地区性与艺术性中。从宏观角度来看，话语建构不能脱离本民族的特定时空条件，语言和文字是一个民族最深厚的文化积淀，意识形态话语同样应遵循民族文化的发展规律与民族精神的情感偏好，用华夏儿女传承千年的语言形式建构新的话语体系；就微观层面而言，意识形态话语建构需要依据不同地区的风土人情与地域文化特征因地制宜进行设计与建构，充分尊重各地区人民群众的文化习俗，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建构意识形态话语；从实践层面来说，意识形态话语建构要在充分考量民族文化与地域风俗的基础上，创新话语建构形式，用艺术化的表现形式为意识形态话语建构提供新载体。

2.建构方向：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并行。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话语建构工作呈现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并行的建构特征，蕴含着传统意识形态培育模式与以人民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培育模式的良性互构。一方面，作为一种国家机器，“意识形态是推动社会再生产的一支重要力量”，[3]（P335）其核心命题在于如何争取和赢得群众。可见，传统意识形态建设是以政党为主体的，意识形态建设过程几乎没有群众的参与，其目的在于掌握和团结群众。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话语建构基本遵循这一过程，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全体党员领导干部以及从事意识形态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的人才队伍都是意识形态话语主体”，[4]他们负责生产和加工意识形态话语，筛选意识形态话语建构的素材和语料，并自上而下将其传递给人民群众，有组织地进行规范化的意识形态教育活动，这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话语建构方式。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话语建构实践中创造性地开辟了一种自下而上的话语建构方式。在中国，意识形态话语主体也“包括普通群众等多个层次”，[5]（P211）人民群众在意识形态话语建构中同样具有发言权和参与权，这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生动体现。民众在接受意识形态话语和观念的作用下，根据自身利益偏好、发展需要、政治追求等内在条件对意识形态话语进行调适与反馈，并身体力行形塑民间意识形态话语，将其自下而上层层传递，与官方意识形态话语发生碰撞融合。这些碎片化的、非体系的意识形态话语在党的主导作用下不断与官方意识形态话语进行互动调适，最终形成既能够反映中国共产党政治价值与政治实践导向，又能够体现人民群众利益诉求与文化情感倾向的，兼具政治性与文化性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

3.建构路径：理论性与实践性交互。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话语建构中采用理论性与实践性交互的建构方式，体现出理论与实践不可分割的基本特征。一方面，意识形态话语建设必须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西方意识形态学说的有益部分中吸收养分，进而发挥指导话语建构的基本功能。首先，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经典观念与学说的基础上进行建构的，马克思、恩格斯对意识形态本质的理解和概括具有超越时代的真理性，为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工作提供了基本指导与遵循；其次，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充分尊重中国国情，结合中国具体实际情况，创新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为解决中国问题提供了指导；再次，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借鉴了西方意识形态学说，西方学者关于意识形态功能与建设的有益部分为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话语建设工作提供了思路与启示。另一方面，由于“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2]（P161）因此，意识形态话语天然地带有强烈的实践指向性。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建构是以中国国情为基础，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的。首先，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建构的实践性体现在历史视域中。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在历史实践中不断对作为政治语言符号的意识形态话语进行改造，使之成为“触及社会各个角落的……庞大的由话语制造、推广、管理和使用所组成的体系”。[6]其次，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建构的实践性体现在时代视域中。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使得话语创新进一步聚焦于人民美好生活的向度。再次，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建构的实践性体现在国际视域中。随着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中国在国际舞台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也承担着越来越重大的责任，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意识形态话语建设，主动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二）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的语言功能

1.巩固党的领导，夯实执政根基。意识形态话语是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建构的传递思想与价值的一套语言系统，其根本作用在于通过生动扼要的话语来传达党的政治主张、传播国家战略思想、传承社会公共价值，使人民群众在建立话语认同的过程中增进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了解与把握，进而自觉维护党的执政地位。意识形态话语是建设意识形态的重要子系统，对于巩固党的领导、夯实执政基础具有重要作用。一方面，意识形态话语是关于社会上层建筑观念表达的集合，使命与价值在于对自身所反映的阶级利益与社会实践产生特定的反作用，即形成政治统治的向心力与凝聚力。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生产者，其设计与建构意识形态话语的直接目的就在于巩固自身的执政地位，为进一步领导政治生活提供思想基础。另一方面，意识形态话语的形成和发展是一套严密的有机系统，具备较为完善的运行机制，是通过对政治主张和社会价值进行话语解构与重组，使意识形态逐步确立并不断调适以匹配社会发展的过程。良性的意识形态话语能够夯实执政根基，扩大群众对于政权的认同。戴维·伊斯顿认为，散布性支持不同于特定支持，它独立于具体的政策输出，是对政治体系的“善意”情感，并构成一个“支持蓄积”，合法性的意识形态主要和散布性支持相关。[7]（P298）这种信念和情感的积累很大程度上需要意识形态建设工作来完成，即意识形态话语建设。

2.形塑意识形态，提升意识形态话语权。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的形成和发展是意识形态建设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意识形态通过兼具政治性与文化性的话语表达、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并行的话语建构过程、吸收理论与实践的经验与智慧，在实现话语建构的过程中不断推动其自身的发展，使意识形态思想与观念实现自我革新。意识形态话语在建构、调适和创新的各个阶段，依照生成、传播—反馈、评析—创新的运行机制不断完善与发展，使主流意识形态更加具有说服力和凝聚力，从而不断提升意识形态话语权。一方面，意识形态在社会发展中通过“批判反动思潮、引领价值方向、整合社会资源、凝聚社会共识”等手段反作用于社会实践，[8]这一过程伴随着意识形态话语的不断进化与更迭。作为意识形态的语言表达形式，意识形态话语在发展过程中使意识形态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元、意蕴更加深刻，推动意识形态领域实现内容与形式的深度发展。另一方面，意识形态话语的建构有助于增进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解与信任；有助于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对各种错误思潮的辨别力和免疫力，坚定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和信仰；有助于向国际社会传递中国声音、弘扬中国精神，向世界人民分享中国价值、展示中国形象，积极回应抹黑甚至唱衰中国的负面论调；有助于在国内国际两个场域不断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解释力与话语权，使意识形态话语更具权威性、生命力。

3.增强价值认同，凝聚共识力量。马克思指出：“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2]（P161）可见，话语的功能之一体现在促进主客体间的交流与沟通，也就是说，主体能够通过话语让客体充分了解自己的想法与意图，引导客体认同主体所传递的信息。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话语始终以宣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核心要义，用贴近大众生活、反映大众意愿的符号、语词、概念等阐述抽象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问题，深化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建设方针政策的认识与理解，提高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接受度与认可度，使党和国家的意志潜移默化地深入人心。回顾党的百年历史，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条件的改善，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党的意识形态话语不仅作为植根于实践的理论表达，还指导、服务于社会实践，因此进一步坚定了对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与实现共产主义的信心，增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动性与自觉性。另一方面，党的意识形态话语作为反映社会主义性质、道路和方向的符号载体，深刻彰显了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理服人和以情感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功能发挥的过程就是把话语力量转化为精神力量以“感召”大众的过程。抓住了人民的“心”，就能赢得人民的“信”，进而将普遍大众的个人认可汇集成整个国家民族的价值共识，为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提供力量源泉。

4.促进国际对话，展现大国与大党形象。相较于学术话语与大众话语，政治话语的特殊性之一在于其话语客体不仅是国内党员干部和普通大众，还包括国外政党及其民众。因此，意识形态话语还具有独特的对话功能。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建设为促进不同国家间的有效对话创造机会、搭建平台。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强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优势在国际社会掌握话语主导权，常常利用其话语霸权无端猜测、指责中国，形成对中国的舆论“围剿”态势。而通过积极建构党的意识形态话语，用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加强对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的宣传与阐释，能够帮助国外政党及其民众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展现出为世界谋大同的大党形象与大国形象。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9]（P17）而中国的理念、主张和方案需要通过话语呈现在世界面前。对比“西方中心论”“普世价值论”“历史终结论”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我们基于“优化全球治理、增进全球信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生成了很多独具中国风格的意识形态话语，如“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大国关系”“新安全观”等，其中所传递出的观念和价值已经获得了许多国家的支持与认同，由此呈现出的正是党和国家愿意与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创造人类美好未来的意愿。

三、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的运行机制

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建设是一个在历史变迁与社会实践中不断完善和革新的过程，经历了建构、调适和创新三个发展阶段，形成了囊括话语生成、传播—反馈、评析—创新机制在内的意识形态话语运行系统，其包含的静态与动态的话语要素在各个机制内充分交互作用，共同推进了意识形态话语建设。

（一）话语建构：意识形态话语的生成机制

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形成和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为话语建构阶段。在这一阶段，意识形态话语主体在一定话语场域内通过话语载体对话语内容进行设计与加工，以形成为话语客体所接受的、能够产生良性话语效果的意识形态话语。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通过培养意识形态专业工作者、优化宣传教育体制机制、广泛利用大众传媒等，对意识形态话语内容进行设计与加工，使人民群众能够充分理解和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并对其发展与创新产生正向反馈。意识形态生成机制是意识形态话语建构的起点，为意识形态话语的调适与创新奠定基础与前提。

首先，意识形态话语生成离不开科学的理论指导。科学的理论指导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意识形态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以及西方意识形态学说的有益部分提供的理论原则，这些理论基础为中国共产党建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提供了不竭的理论源泉，也是保障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科学性与先进性的主要依据。其次，意识形态话语生成离不开先进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话语主体需要凭借善治的政治价值、完善的政策法规、先进的政治体制为意识形态话语建设提供合法性基础。再次，意识形态话语生成离不开完备的话语工具，话语工具是进行意识形态话语创造的基础性条件。具有政治导向，包含文化形态、体现利益价值的语言和文字是意识形态话语建构的必要前提，对语言和文字的运用与加工彰显出意识形态话语的工具性特征。意识形态话语主体通过对科学理论的借鉴、政治体制的推行、话语工具的掌握，对意识形态话语进行设计。总体而言，在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建构阶段，具备崇高政治信仰、掌握先进政治技术、善用科学话语工具的话语主体通过继承与弘扬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将人民利益关切置于意识形态建设工作的重中之重，致力于设计和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话语。这是意识形态话语的生成机制，也是意识形态话语运行机制的重要基础与前提。

（二）话语调适：意识形态话语的传播—反馈机制

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形成和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为话语调适阶段。在这一阶段，已经被意识形态话语主体创造和设计出的话语内容在特定话语场域中通过话语载体进行传播扩散，使话语客体广泛接受意识形态教育，并对其内容与形式进行调适与反馈，这一过程的双向循环形成意识形态话语传播—反馈机制。中国共产党根据科学理论、政治实践、语言工具设计出的意识形态话语，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与社会现实中，运用不同的传播手段，针对不同层次的群众进行传播与教育。而人民群众在受到意识形态话语的影响后，对内会作出适应意识形态导向的自我调适，对外会对意识形态话语效果进行反馈与评价。意识形态传播—反馈机制是意识形态话语建构的关键步骤，为意识形态话语的创新与发展提供动力与保障。

一方面，意识形态话语的传播—反馈需要充分利用形式多样的话语载体。首先，要培养专门的意识形态工作者，将意识形态话语传递和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次，要健全完善宣传教育体制机制，为意识形态话语传播提供制度保障；再次，要充分利用好各类宣传工具为意识形态建设提供全新的场域和媒介。另一方面，意识形态话语传播—反馈要重视评估客体反馈情况的标准。首先，由于公共政策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相关度较高，并且由于公共政策与以理论形态表现出来的价值观相比，具有更多的直观性与可理解性，因此政策导向更能引起他们的注意。[10]意识形态话语只有充分关切民众的利益与需要，才能获得民众的关注与认可，形成正向的反馈机制。其次，意识形态话语的形式与内容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在科学先进的内容设计基础上，意识形态话语形式务必丰富多样，使人民群众喜闻乐见，这是增加话语客体正向反馈的关键途径。再次，只有意识形态话语在国内国际场域产生积极的话语效果，才能使话语客体提升意识形态认同，从而形成正向反馈。简而言之，在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调适阶段，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培养意识形态工作者、健全完善宣传体制机制、充分利用宣传工具等对意识形态话语客体开展话语教育与思想教化活动，话语客体则根据话语内容是否回应其利益关切、话语形式是否为其所喜闻乐见、话语效果能否为其所亲历等原则和标准对意识形态话语进行反馈与评价。这是意识形态话语的传播—反馈机制，也是意识形态话语运行机制的重要桥梁和纽带。

（三）话语创新：意识形态话语的评析—创新机制

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生成和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为话语创新阶段。在这一阶段，意识形态话语主体需要借助科学的手段与方法从多方面、多角度对上一阶段得到的反馈结果进行评价分析，进而依据评析结果对构成话语内容的语言符号进行再加工，这一过程的持续作用形成意识形态话语评析—创新机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许多新的问题与挑战不断出现，中国共产党人需要在纷繁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客观、真实地评析反馈结果，以时代性与人民性为原则把握话语效果，以便准确判断在话语建构过程中生产出的话语内容是否为话语客体所接受以及接受的程度，继而推动意识形态话语实现创新。意识形态评析—创新机制的运行是意识形态话语建构的重要阶段，同时作为新一轮话语建构的起点发挥链接作用，为意识形态话语的创新和发展提供核心动能。

一方面，进行话语评析—创新应坚持时代性原则。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理论，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说，马克思主义的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话语评析的过程就是检验现有的部分意识形态理论是否能够顺应时代发展指导新的实践，部分意识形态话语能否对新的时代课题和实践问题进行阐释的过程。而话语创新则要立足时代用新的意识形态话语宣传中国化、时代化的意识形态理论，要从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实践中积累话语素材，例如将依托时代而形成发展的网络语言与主流意识形态相结合，提炼出适应自媒体社会的网络意识形态话语，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模式与话语体系，推动党的意识形态理论大众化。另一方面，进行话语评析—创新要以满足人民群众需要为根本。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的主要接受者，是否得到群众的喜欢与满意、接受与认可是进行话语评析的重要标准。只有人民群众发自内心地理解和认同党的意识形态话语内容，才会形成良好的话语关系，进而达到良好的话语效果。就话语创新而言，就是要将“关注人民福祉、维护人民利益、回应人民需求”作为主线，紧紧依靠群众，聆听群众新的呼声，了解群众新的思想，用党的意识形态话语反映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要从人民群众的日常实践中积累新的话语素材，将其与主流意识形态相结合，形成易于理解、易于传播的意识形态话语，推动党的意识形态理论通俗化。总体来说，在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创新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将时代性原则与人民性原则运用至意识形态话语的评析和创新中，用是否顺应时代发展和是否满足人民需要作为检验意识形态话语发展程度的标准，并以此为依据，不断推进意识形态话语创新。这是意识形态话语的评析—创新机制，也是意识形态话语运行机制的根本与内核。

四、结语

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话语作为中国共产党政治观念和思想体系的表达系统，是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百年光辉历程中的伟大创造，具政治性与文化性结合、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并行、理论性与实践性交互的建构特征，发挥着巩固党的领导、形塑意识形态、增强价值认同、促进国际对话的语言功能。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的建设过程涵盖话语建构、话语调适与话语创新三个阶段，所形成的生成、传播—反馈、评析—创新机制共同组成了党的意识形态话语运行机制。其中各话语要素间相互连接、相互依靠，环环相扣、循环往复，共同构成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运行的科学系统，确保了顺应时代发展和满足人民需要的新的意识形态话语不断生成。作为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意识形态话语建设关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关乎民族发展方向，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系统工程。因此，我们应该持续不断深入党的意识形态话语研究，实现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话语创新的良性互动，强化话语创新意识，提高话语创新能力，推动党的意识形态话语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